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1960年春，張大病初愈，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系。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里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大喜，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后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后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并開始重讀《資本論》。張聞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領導集體中唯一通讀過《資本論》的，而且讀有三四遍，研究經濟正是他的所愛。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后，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后向中央報送了《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為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毛說別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對中央工作的缺點別人說得，而他卻是不能置一詞的。到“文化大革命”，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前五朝的總書記當時僅存他一人了，陳、瞿、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當年農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zhàn)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只1968年7、8、9三個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做偽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干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為陳云、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份一再為劉證明和辯護（盡管劉在廬山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上是幫毛整他的）。士窮而節(jié)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jié)，不改其志。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p>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勒令從即日起不得再用“張聞天”三個字，而被化名“張普”流放到廣東肇慶。肇慶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文化大革命”中關押“走資派”或“反動權威”的地方叫“牛棚”，季羨林就專有一本書名《牛棚雜憶》。而現在軟禁張聞天的這個小山坡就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后來張的夫人劉英回憶那段日子說：“沒有熟人，沒有電話，部隊設崗‘警衛(wèi)’我們的住所。從‘監(jiān)護’到‘遣送’，我們只不過是從四壁密封的黑房換進了沒有柵欄的‘鳥籠’。就這樣我們被拋棄在一邊，開始了長達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睆埪勌煜褚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臺下，但他并不急著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里看著天上的流云，聽著耳邊的風聲，回憶著剛才雙方的一招一式，探究著更深一層的道理。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政治家總是把自己作為一種元素放在社會這個大燒瓶里進行著痛苦的實驗。他把魯迅的兩段話抄在卡片上，置于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