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潤文管所的條件比較差，安排我們看《遼小字藏》的地方是一間大空房。房中沒有桌子，靠窗戶的地方放了一張光板單人床。文管所的同志找來幾張小板凳，放在床前，然后在床上鋪上報紙。冀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以床為桌，開始工作。當時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房中沒有暖氣，也沒有火爐，加上該房不見陽光，而且長期無人活動，更覺陰冷徹骨。我當時年輕力壯，而且曾經(jīng)在冬天很冷的新疆生活過，也覺得凍得難受。為保護古籍，我們翻書時不能戴手套，時間長了，手指凍得干疼。冀先生裹著大衣，坐在小板凳上，一絲不茍地一葉一葉細致察看。神情那樣專注，那樣投入，可以感覺到，她的全部精力都傾注到面前的書里，旁邊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甚至，我有點問題想請教，都覺得不便打擾。我知道，即便對冀先生來說，遼代典籍也屬于難得見到的珍品。我便注意觀察冀先生是怎么考察古籍的，關(guān)注每本書的哪些方面，著錄哪些內(nèi)容。冀先生看完，我也把該書看一遍。那時我雖然對大藏經(jīng)略懂一些，但善本書的知識非常有限，所以盡管有意看樣學(xué)樣，但由于自己水平太淺，依然沒有學(xué)到什么，不過，至少我知道頂級專家是怎么看書的了，受益匪淺。手觸這些千年前的蝶裝書，看到上面那些其他書籍曾經(jīng)介紹過的卷首絹條，真覺眼界大開。記憶中冀先生對這批典籍除了贊嘆之外，沒有做進一步的詳細評點。不知是否因為遼代的典籍她所見也不多，所以非常謹慎。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大家風(fēng)范。

豐潤那批東西數(shù)量不少，我們早晨離開北京，因為在唐山耽誤了時間，下午才到豐潤，所以當天沒有能夠看完。于是在豐潤住了一夜，旅館的條件也很簡陋。第二天上午接著在那間房子里考察。當年冀先生已經(jīng)年近70歲了，我和陳杏珍都擔(dān)心冀先生身體受不了，數(shù)次勸她休息。但她數(shù)次拒絕，一直堅持工作，直到把所有的典籍（除了幾卷無法打開的卷軸裝）全部看完。至今，我回憶起冀先生，首先出現(xiàn)在腦海中的都是在陰冷徹骨的房子里，冀先生坐在小板凳上埋頭看書的景象。寫這篇文章時，為防止記憶有誤，我特意打電話向陳紅彥核實。她也記得那寒冷的冬天，那陰冷徹骨的房子，那低矮的床。陳紅彥還提到一個細節(jié)：豐潤的同志說，這些東西非常珍貴，我們的保管條件有限。干脆你們給若干錢，由北圖保管好了。冀先生當時回答說，那也不能一平二調(diào)啊。陳紅彥的話引起我的另一番回憶。當時確有此說，回北京之后，我還為此奔走過一陣，向有關(guān)館領(lǐng)導(dǎo)匯報，然后銜命與豐潤方面先后設(shè)想了幾個方案，可惜最后都沒有成功。

最近把《冀淑英文集》又重讀一遍。雖然以前讀過，其中有的文章還多次讀過，但此次重新閱讀，仍時時為其中的真知灼見所打動。我以為貫串全書的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古籍作為中國千年文化的載體，情況極其復(fù)雜，不是用幾個死框框可以框限的。冀先生有名師指導(dǎo)，見多識廣，在實踐中充分把握了古籍的特點和辨析古籍的方法，總結(jié)了一套規(guī)律，又絕不被框框所束縛，一切都按照實際予以評述。套用武俠小說的說法，她已經(jīng)進入無招勝有招的境地。讀到她在書中從宏觀到微觀地對古籍、對善本、對某一本書或某一個問題娓娓道來，就好像她就在面前為我們開講座??

2011年是冀先生逝世十周年。我想，北圖庫中的那些善本書如果有知，一定也在默默懷念這位把一生都獻給它們的老人吧。

方廣锠，教授，著有《中國寫本大藏經(jīng)研究》、《敦煌學(xué)佛教學(xué)論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