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之道十分專門，有些題目因其研究難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夠師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為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易事。大家都知道譚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貢獻是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這地圖上一條線、一個點的確定，曾經歷過怎樣的艱辛。嚴格說來，其驤師并沒有專著，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外，他的專門著述就是《長水集》及其續(xù)編，這是譚先生一生論文的結集。如果沒有編纂歷史地圖集這個工作，譚先生個人的學術成果自然會更加豐富，但依我想來也未必會有許多專著行世。因為譚師的寫作方式與別人不同，能用簡短的文章說明的問題，決不將其拉為長篇，能用文章說明的問題也不一定要用專著的形式來發(fā)表。他在擔任《歷史地理》輯刊主編時，經常會在所審閱的稿件上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的問題，為什么要寫這么一大段話？”

由于編纂歷史地圖集耗去了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于其驤師有許多想要寫的東西沒能寫出來，甚至在他最擅勝場的疆域政區(qū)方面也沒有時間留下一部書稿，使后人扼腕嘆息。好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終于撥冗寫出了四萬多字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圖說，才稍稍彌補了這一遺憾。他真正是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集體事業(yè)。其實在歷史地理之外，老師還有許多真知灼見來不及發(fā)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總在想，真正有學問的人是帶著一肚子學問離開的，而不是將墨水全倒光了靠空談度日。

1980年，其驤師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即今院士），我向他表示祝賀，不料他卻出人意料地說：“中科院學部委員舊浙大的人多，所以認識我的人也多。”言下之意是認識我的人多，投我票的人也多，我才成了學部委員。這話給我極深的震動，這是真正有學術底氣的學者才說得出的話，絕不是一般的謙虛之語。同時也教育我，無論什么時候，面對無涯的學術，都要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切勿以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老師除了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以外，也是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所做的研究更側重于技術史學方面，也就是以堅實的考證來建立自己的論點。在詮釋史學方面，他也做了極其重要的工作，其中尤以如何定義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疆界最為重要，現(xiàn)在依然是學術界界定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指導性原則。但是，對于空頭的理論，譚師卻是不以為然。有一次在他家里，因為說到什么事，提及理論修養(yǎng)，他拱了拱手，顯然是敬謝不敏。這個場面我至今記憶猶新。

求真存實一直是老師做學問的基本原則，即使是維護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也必須建立在學術求真的基礎上。講真話既是做人也是做學問的基本原則，這一點過去不大被重視，以為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歷史研究則不妨遷就一點。老師求真存實與不懼壓力的治史態(tài)度，是我們一生最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