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丹青先生的抱怨，不乏因自身事所發(fā)的牢騷，針刺一下就跳起來老高，屬于個人失意，他這番話才真是點了上海的要害。在回信中，我略略說了一番在上海的情形，日常所接觸的人事、抱怨和讀的書，兼及在此地所經(jīng)歷的失落和無奈，順帶又說了毛尖的《亂來》和我的論評。丹青先生不嫌我叨嘮啰嗦，一日之后又回了一封信安慰，且警示不要成為曾看不起的“長輩”——

東林：

你倒說得不是閑話，只是罵上海與罵上海的文人，要分開。上海是可惜了，給糟蹋了。如今的文人也可憐，地盤弄得很小，互相摸摸弄弄，換取一點舒服。你是外人，上海這點慷慨還是有的，給外人可以待下來，自說自話。你們只是不要以后年紀(jì)大了，忘記年青時看不起這些“長輩”，也變得和長輩一樣。

丹青

2009年9月27日

整個近現(xiàn)代中國的“都市文明和現(xiàn)代文藝”，其實都從上海而始，這氣象和脈絡(luò)我也知道，甚至對九十年代的上海也曾心向往之。惟我那時廁身其間，所失落的是兩相對照之下的反差巨大，它的格局日小、度量日窄，不再能提供全國性的供養(yǎng)，所謂作家，所謂文藝，關(guān)心的也只是自己的小興趣和小情調(diào)，只自己在小圈子內(nèi)玩玩而已，小做派十足，各人掃自家雪，不管他人霜，沒有兼天下的視野和度量。雖然我后來也知道，別處的情形也不過如此，甚至是還不如上海。

丹青先生所說的上海那“給外人可以待下來的慷慨”，終究沒能留我待下來——而我那時也不具待下來的俗世本領(lǐng)？我自忖前路茫茫，野心和抱負也都減以大半，在次年春日未盡時，便迅即離開了那待了不足半年的滬上，投奔了滿地冰雪的帝都——雖然我也并不想那么快就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