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來到貴州工作以后，只要有空兒，我都會看看當天的《貴州日報》。

報道新聞是報紙的職責之一，但有時報紙自身也會成為新聞的主角?！顿F州日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而且因此給整個貴州的農村發(fā)展帶來了福音，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步伐。

1978年11月11日，在《光明日報》刊發(fā)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整整6個月后，《貴州日報》頭版以整版篇幅推出了一組題為《“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頂云公社部分干部座談紀要》的報道。

報頭下黑體加框的“編者按”和“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的通欄黑體大號標題，都讓這次報道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就是這組報道，使得在中國農村改革中具有破冰意義的“頂云經驗”，第一次正式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這篇報道的刊發(fā)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訂大包干協(xié)議書還要早上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也給貴州的各級領導和各族群眾吃了一顆定心丸，有力地推動了全省農村體制改革的步伐。

這篇報道的面世既凝聚著當時貴州各級領導干部和宣傳、新聞工作者的智慧與心血，也反映出了以頂云公社社員為代表的廣大農民的樸素愿望和真實心聲，其過程頗為曲折。

時間回到1978年年初的時候，當時頂云公社八角巖生產隊的副隊長武正才寫了三封信，分別發(fā)給省里、地區(qū)、縣里的主要領導，他在信中大膽地公開提出了八角巖生產隊要搞“包產到戶”或者“包產到組”的想法。

實際上，早在此前，頂云公社、關嶺縣乃至整個貴州的許多地方已經偷偷地搞起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是武正才的幾封信才第一次將這個問題擺到了桌面上，事情的由來還得往前追溯。

20世紀60年代初，安順等地就經常出現農民偷偷搞包產的事情，但因為主導政策的原因，往往都被“糾正”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家經濟實際上已經到了瀕臨崩潰的地步，當時貴州的人均年收入才46元錢，人均占有糧食只有300多斤，百姓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地方又自發(fā)地、偷偷地搞起了包產。武正才認為要搞就光明正大地搞，所以才有了這封信。

接到武正才來信的關嶺縣委書記李清泉感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先是讓當時駐頂云的整黨整風工作隊了解了情況，很快又親自來到頂云公社召集所有的生產隊干部開會。會上，絕大部分生產隊都要求搞包產到組，經過熱烈討論后，李清泉向武正才和所有的生產隊干部表了態(tài)：我認為可以搞。但是有一條，一定要統(tǒng)分統(tǒng)收，也就是集體不能垮，在“五統(tǒng)一”的前提下搞包產到組，我贊成你們試一下。

通過這次開會，李清泉越加覺得農民是純樸的、實際的，他們的要求并不過分，于是他決定以關嶺縣委的名義把這件事做起來。之后，李清泉又到其他公社的30多個生產隊了解實際情況，其間，他驚訝地發(fā)現原來一直被縣里認為最好的生產隊——錫廠大隊，實際上已經暗地里搞了多年的包產到組。

二

李清泉把調研中發(fā)現的情況以及自己的感受都在縣委常委會上講了出來，大家聽完后都覺得應該試一試，于是縣委常委會決定駐頂云公社的工作隊全體轉入幫助這里的16個生產隊搞“包產”試驗，為了慎重起見，李清泉親自把“包產到組”改成了“定產到組”。

于是，這場以縣委名義搞的試驗就堂堂正正地開始了。

在開展試驗的頂云公社的各個生產隊中，常家寨的例子具有很大的說服力。

在當時關嶺縣委政策調研組組長肖輯之的幫助下，常家寨確定了一套分組定產的方案：即把上下隊分成作業(yè)組，把勞力、田地遠近、好壞合理搭配；把耕作質量要求、工分、產量都定到丘塊，定到人頭上；增產有獎，蝕產照罰，秋收分組收割計量，由隊上統(tǒng)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