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維新改革的光緒皇帝仔細閱讀了張之洞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進呈的《勸學篇》后，不僅做出了“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shù)人心大有裨益”的評價；還以圣諭的形式下令軍機處給諸省督撫學政各發(fā)一部，要求他們“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同時還命令總理衙門排印300部下發(fā)。

在光緒皇帝的親力推動之下，《勸學篇》廣泛流播。

《勸學篇》內(nèi)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所謂“本”，指的是有關(guān)世道人心的綱常名教，不能動搖。所謂“通”，即為工商學校報館諸事，可以變通舉辦。

張之洞的“新學”把“西政”也包納了進來，與早期一些“中體西用”論者把“西學”和“西藝”即西方器物和技術(shù)簡單地等同起來相比，張之洞的思維和視野可以說是更上一層樓，他思想中的西政包括了“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等各個方面，但涉及政治體制的內(nèi)容則未有提及。概而言之，張之洞開出的藥方就是“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勸學篇》包含了很多新學內(nèi)容，所以能夠被名義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光緒皇帝所接受；同時又大力批駁民權(quán)論，也得到了實際獨掌朝綱的慈禧太后的欣賞。

當時西方各國對此書也極為重視，該書先后被譯成英文和法文并正式出版。1900年，《勸學篇》英文版在美國紐約出版時，被冠以一個極具鼓舞色彩的名字：《中國唯一的希望》。足以見得，在那個時代看中國的“第三只眼”里，張之洞代表了至為重要的含義。

二

張之洞所設(shè)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革新框架概括起來就是這樣的：維護固有制度和綱常禮教，采用西方實用科技“興辦洋務，富國強兵”。

正是因為主張維持固有制度和綱常禮教，張之洞至今一直為激進者所詬病。

脫離一個人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及其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去評論一個人的思想、評判一個人本身的得失優(yōu)劣，不啻盲人摸象。

臧否人物者如不能深入一個人的心路歷程，是無法從別人身上發(fā)現(xiàn)人性和智慧的光輝的。

為什么古來很多以月旦人物為擅長者，說起別人可謂刀光劍影，讓人體無完膚，對自己卻惺惺而惜，那是因為他們無法走進別人的世界，只能在自己的窠臼里打轉(zhuǎn)轉(zhuǎn)。

杜維明說過：“用開放的自我和陽明對話，你的自我就越來越豐富，越來越開放；你完全私己地去念，越念就越庸俗，把王陽明念得庸俗，你也自己庸俗?！睂堉匆踩绱?。

“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反思的精神，也不能沒有革新的勇氣，但也絕對不能有蠻干瞎干的莽撞。

這一點在今天也尤其應當引以為戒，動輒言西方、談普世者，應當學學當年的張之洞，如何從一個大言炎炎的清流成長為腳踏實地的實干者。

這樣才是一個民族里有擔當?shù)姆肿?。張之洞以及整個洋務派的學說，有力地沖擊了保守派們以“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的堅持，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為新時局下國人思維、視野的拓展打開了一扇窗口。

1909年10月，累任封疆大吏的張之洞在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任內(nèi)與世長辭。

在張之洞去世兩年之后，辛亥革命在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發(fā)，他給這個世界留下的工業(yè)、學堂和新式軍隊，統(tǒng)統(tǒng)都成了革命黨人用來粉碎帝制的力量，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的帝制自此走進了歷史。

因而，孫中山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澤東也說“研究中國的工業(yè)發(fā)展史，不要忘記張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