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早在進入權力關系之前，他在想象中已經把自己當作權力游戲中的一方了，他就生活在某種想象之中，把想象當作入口，從而進入一個想象的世界。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滿腹經綸、出口成章，和歷史上的那些圣賢對話，替逝去的和當今皇帝著想，頭腦中考慮的都是國家社稷大事，為之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心里唯獨沒有他自己。借用馬克思的表述，這種人把一些完全不屬于自己的思想感情當作了自己“真實的出發(fā)點”，而作為真實的個人、有血有肉的個人的存在，在一片云山霧罩的高詞大語中，被一筆勾銷了。而且這種勾銷越徹底，將個人掩埋得越深，便仿佛離某個目標越近。在這個意義上，某種屈辱不是實際上卑微的社會地位造成的，而是他對自己的如此懲罰，將自己放在一個需要自我隱匿的位置上，把自己當成了需要銷毀的對象，如同罪犯一般。他臉上始終掛著的罪犯般的表情，時時在提醒人們，這個人還有尚未來得及藏起來的東西。他繼續(xù)像耗子一樣匆匆掠過人群，驚恐地尋找安身之所。同時這種隱藏的行為，也是需要深深地隱匿起來的。最成功的隱匿是替換、置換，把各種各樣遙不可及的、與自己沒有切身關系的東西，說成恰好是自己所想的、所擁有的、所投入的。用普魯斯特的《在斯萬家那邊》開頭的話來說：凡不是我自身的東西，土地、事物，在我看來都更寶貴、更重要、具有更真實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交了出去，他和那個神秘的最高意志之間便有了一份看不見的契約，他和它之間休想有誰能夠插進腳去。他每次上香供飯，別人都不得插嘴或者插手。他后來的生活分為明和暗兩個部分，后者指的是耐心地等待那個神秘意志垂青于他，前來召喚他、重用他，把他推到某個關鍵的位置上去，將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交到他的手中。盡管這項等待漫無盡頭，但是他毫無怨言，他不能對那個至高無上的意志說什么。在明確了這一點之后，他感到輕松起來，他的生活從此可以變成一樁樁權宜之計、一個個大大小小找得出來的借口，而且理由都充足得很，振振有詞，落地有聲，如同在陽光下一樣明亮耀眼，經得起推敲——我沒有什么個人意志，我所做的無非就是替你們服務，我替你們著想，替大家和每個人著想，這有什么過錯？他把他自己弄成了一個“代理人”。他每天打開大門，迎接每一位前來求助的人，他把他們每一個人都當成了來自那個最高意志身旁的不同使者，是前來詢喚他、支使他，也是拯救他的。這讓他的生活充滿意義。于是他整天像陀螺似的被抽得飛轉，忙忙碌碌，事無巨細，且走到哪里都像個欽差大臣，帶著某個最高指示，而不遠處還有別人正等著他去傳達。他必須場場出席，以完成必要的手續(xù)和儀式。他永遠生活在某種“不得已”“不由自主”當中，左也是為難，右也是為難。他這個人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別人手里，是別人手中已經上好了的發(fā)條，他只是將它們如期釋放出來。每次替別人完成一件事情，他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身變成一個越來越難以承受的重負，于是他只有把自己更徹底、更迅速地推出去。但問題是，如果這個人不習慣了解自己的欲望，他怎么可能把握別人的欲望，知道那就是真實的、別人正好需要的？他只是以一種想當然的方式去迎合和替別人包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