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出清官的，可能首先是百姓。這樣的百姓，顯然是被專橫又軟弱的國家機器欺壓得走投無路了，遇上事又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只能企盼一個清官，而一個清官確實也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和拯救。

抬出“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理學家是怎么一種人？

我想他們是一批儒人意識極強，偏又不幸生逢禮崩樂壞之時的儒人。這次可不是春秋年間——中國封建上升期那種血氣方剛的狂歡式的禮崩樂壞了，現(xiàn)在它是緩慢地、不動聲色地、漸進地腐爛衰退，正如老去的生命。理學家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喪鐘已隱隱敲響之際所余無多的一批純種儒人，他們不只為一個朝代，還為一個時代無可逆轉(zhuǎn)的腐爛、衰退憂心如焚，心折骨驚；他們還是沒能擠入廟堂之高，進不上給君主的諫，管不了大政大局的寂寞的儒人。儒人活得累，自孔子已然，但其累到理學家當為最甚，累得登峰造極。前朝儒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面向一個理想，畢竟那時中國和儒都還年輕，理想再迂闊，也不是絕無希望。到了理學家，他們還能真的信什么周禮、克己復禮是永恒的濟世丹方、不二法門？

他們又是家中有妻妾、家外有妓女的日子過得不錯的男人。他們的朝代在這方面比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燈火樓臺，紅巾翠袖，能揾英雄淚，也能揾儒人淚。心里有多少皺折，美人牙板兒輕敲，蘭氣兒微噓，還有什么熨不平丟不下的。

我想，是男人的本性使理學家要妻要妾也要妓女，但純正儒人的根性又讓他們不能如魚得水地放浪形骸、及時行樂。他們面對女人有說不清的障礙。的確，說不清。低眉順眼的女人使他們習慣，又因為習慣而膩煩生厭。他們渴望陌生，可是失去了習慣，他們將以什么樣的方寸面對女人呢？儒人和男人，天生有一些沖突。何況理學家嘴里念叨著“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再去對著“節(jié)”之外的女人，自處也真是艱難。

在一個純正的儒人的人格面具已不合時宜的年代，理學家的夾生之處是不得不繼續(xù)為自己選擇它。選擇什么人格面具不會是偶然的，能成為理學家的人必定原本就是心理性格有點兒各色的男人。缺了文人的才分和智商情商，又缺了政客的通達干練圓融，純正儒人是最適合他們的人格面具了。儒人加才子，錦心繡口寫漂亮文章名滿天下；儒人加政客，仕途通達得高官厚祿封妻蔭子。在中國要想出人頭地路很窄，要是寫不出漂亮文章又走不通仕途，卻不甘心做老百姓的話，唯一能獲得成就感和社會承認的道路，就是使自己成為職業(yè)儒人。這面具愈純正愈能掩蓋心理性格的缺陷。大儒都會有點兒怪怪的，他們是步圣人踵武、不宜以常規(guī)對待的。

職業(yè)化的純正儒人面臨的困境是，圣人和圣人的言論已是頂峰，只允許詮釋闡發(fā)，不允許突破，即所謂“述而不作”。但一味不作，言就立不起來。后世的儒人，便只能在作與不作之間左沖右突，夾縫里求生存，瓶頸中謀發(fā)展了。于是鄭玄有云里霧里的“后妃之德”，董仲舒有神神道道的“天人感應”。江山代有儒人出，宋儒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還能想出什么作與不作之間的絕活兒、奇招來？

這批末世的儒人、有障礙的男人，把理學送給中國和社會，拿它做絕望世道的一劑還魂靈藥；順帶著把“節(jié)”送給女人，拿“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女人當作救世仙丹理學的標配——實際上也是把女人之“節(jié)”送給自己?！安还?jié)”的女人，是理學家的酸葡萄，有了這個“節(jié)”的管束，未必能使她們變甜，但至少能教她們掛得高一些，大家都吃不著算完。

理學家是才分智商情商都不高的一種人，通達干練圓融都欠缺的一種人，他們不可能顧及一個常識：猛藥豈起沉疴？

要女人全都“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無異要男人在大節(jié)上全夠烈士品級，小節(jié)上全是柳下惠。男人能嗎？理學家自己呢？夠不夠？是不是？有了理學和理學家的中國，蕩婦不悍然出世才叫怪事。

匡文立：作家。著有《虞兮虞兮》《奢儉之際》等。

本文刊于《天涯》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