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定，中國沒有蕩婦的清平世界是至宋代告終的。

宋代哪些女人是確實的蕩婦，史書中沒有《蕩婦列傳》的正式記載，不宜妄斷。小說《水滸傳》，可確實是把中國首批蕩婦——閻婆惜、潘金蓮、潘巧云，都派給了宋代。中國歷來相信《孔雀東南飛》《上山采蘼蕪》等等著名詩作是反映中國女性之為存在的真實，沒有哪本文學史說，世上哪有這種女人，純是男人不明動機的胡編亂造。以此類推，獨獨懷疑一個叫施耐庵的作家和男人胡編亂造也缺乏道理。說中國的蕩婦史發(fā)端于宋代，至少就文學中的蕩婦史而言，是不該有爭議的。

要是數(shù)一數(shù)《水滸傳》女性人物的總數(shù)，算一算蕩婦在其中的比例，還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蕩婦不出則已，一出驚人。不僅是接踵而至讓中國應接不暇，還“蕩”得無須師承與修煉，自來地精靈老作。哪里像初出茅廬的新手？簡直是“蕩”出了不知多少世紀的寶貴經(jīng)驗，祖祖輩輩留下來似的。

宋代的蕩婦可是好端端的民間和良家婦女，按階級或階層畫線，她們恰是兩漢古詩中那些女性的嫡親姐妹、骨肉同胞。但她們有如天外來客，圣人的千載育化沒觸及她們的靈魂，也沒修正她們半個細胞，她們只管照自己的樣兒，倚著良家的寒門，招蜂引蝶，惹是生非，鬧出人命，似乎一眼也不瞧別人家里活著的貞女節(jié)婦和更多不詳其貞節(jié)卻肯定沒“蕩”出滿城風雨、桃色公案的中國女人。殊不可解的是，在釀出人命之前，社會好像也并不怎么奈何得了這些蕩婦之“蕩”，閻婆惜、潘金蓮、潘巧云沒一個是被人言殺死、唾沫淹死、禮教壓死的。

《水滸傳》里這幾個蕩婦，還只是為中國蕩婦現(xiàn)身民間與良家踩點兒探路的前衛(wèi)。看明清小說，會發(fā)現(xiàn)蕩婦一旦出世，在中國轉眼已遍地開花，發(fā)展成常態(tài)的事物。而且“蕩”得愈來愈得心應手，水平迅速抵達了《金瓶梅》《肉蒲團》和《紅樓夢》中那個多姑娘之輩的蕩婦極致，個個一覽眾山小、江上數(shù)峰青、天下蕩婦誰敵手的樣子。

不奇怪中國蕩婦的適時出世。因為在宋代的中國，有一件和女人緊密相關的事：儒學的一根大神經(jīng)敏銳地感到了封建之夢已越過它的制高臨界點，從上行轉為下滑?！盁o可奈何花落去”，大概是人類心靈最徹骨的惶悚悲涼。那根大神經(jīng)躁動焦灼、分裂變異，于是滋生出一個被命名為“理學”的腫瘤。那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致命癌腫。

理學和女人緊密相關的一句話是：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程、朱兩位理學大師在這里犯的錯誤是：過猶不及。

“節(jié)”之為物，本來是由女人自己把握的一種東西，它和男人之“節(jié)”相似相通。文化對男人說，舍生取義，但從不強求所有的男人都能舍生取義。同樣，文化對女人說，為一個男人守節(jié)，但守了是好女人，不守也不是壞女人。

圣人的文化是深懂中庸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精英和蕓蕓眾生，就有超人和凡人。所以莊子才宣稱：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莊子在說，不樹立一個極端的榜樣和規(guī)范，大眾才能調(diào)動發(fā)揮自身固有的素質(zhì)。中國留骨廟堂的圣人和曳尾涂中的圣人，在中庸命題上居然所見略同、不謀而合。還有一位兼跨朝野的圣人老子，其實也和他們異口同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

圣人就是圣人，一句頂一句。飽讀詩書、滿腹經(jīng)綸的理學家偏偏怎么就給忘了呢？

我不想相信早在中國禮教還十分幼稚的兩漢，中國女性便能自覺能動地俯首甘為沉默的羔羊，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當作時尚，爭先恐后不嫁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