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受到好評的推薦作品有克里斯蒂娜·蘭姆以阿富汗婦女生活為題材的《西拉的縫紉小組》、琳達·坡爾曼以聯(lián)合國維和部隊為題材的《我們什么都沒干》、馬克·圖利和吉蓮·賴特合著的反映印度社會現(xiàn)狀的《緩速的印度》、盧旺達法語作家讓·哈茲費爾德的《在生活的裸體中》等。

在一天多的陳述與討論之后，繁復的投票過程便開始了。投票分成幾輪進行，每個評委在每輪都用數(shù)字對每篇作品加以排名，每一輪只選第一，選出一個名單上就減少一個，直到選出七個為止。就這樣投了七輪的票，入選的七部是坡莉科夫斯卡婭的《車臣：俄羅斯之恥》、法拉赫的《昨天、今天：來自索馬里散居者的聲音》、江浩的《盜獵揭秘》、勒布朗的《隨機家庭》、蘭姆的《西拉的縫紉小組》、圖利和賴特的《緩速的印度》和巴魯馬的《壞分子》。結果出來后，評委們表示滿意，因為這個名單包括了不同語種、不同性別和膚色的作家，當然還有各異其趣的題材。當然，每個評委都對自己推薦的作品是否入選倍加關注，以至于最后入選作品的推薦者們在宣布的時刻大大松了一口氣，甚至握緊拳頭做出勝利的姿態(tài)。作家們畢竟都是性情中人，他們的喜怒哀樂，從言說中、從日常舉止中都顯露無遺。

柏林的夜生活似乎無不延長到午夜以后，因為他們的晚餐是從十點開始的。夜已深，評委中的酒徒們卻仍然不忍離去，趁此國際交流的機會交換酒興和文學。在評獎之外的思想碰撞似乎比評獎本身具有更加純粹的文學性。布赫就住在柏林，曾經(jīng)是馬爾庫塞的學生（和我的法蘭克福學派興趣產(chǎn)生淵源），他認識我的朋友楊煉和多多，我不認識他的朋友格拉斯。瓦貝利和門德斯是評委中比我還年輕的，充滿活力。瓦貝利看上去是個普通的黑人小伙，“祖籍”是非洲小國吉布提，現(xiàn)在巴黎附近教英文，卻用法語寫作，得過不少文學獎項。幾杯黑啤下肚之后，布赫和瓦貝利便起身隱退了。

池澤夏樹對中國讀者來說似乎還有點陌生，但卻是被譽為“日本的馬爾克斯”的大作家，得過芥川獎，目前擔任芥川獎的評委。由于他住在日本最南端靠近臺灣的沖繩島上（最后一次見他的時候，他打算搬到巴黎去住），交通不便，旅途困頓，神色十分疲憊，直到最后一天的早餐時才得以暢談。我們唯一必須先做的是搞清對方的名字用漢字怎么寫，因為從最開始，對他來說我只是Yang Xiaobin，而他對我來說只是Natsuki Ikezawa。

希爾頓是中國問題專家，我的復旦“師姐”，會說漢語，因為她屬于“文革”后第一批來中國留學的西方人，在我之前就進了復旦。她的漢語資源可以喚醒我兒時的記憶，比如她會用快板書說“毛主席領導我們學大寨……”

在第一次評選結束后，評委們應各自閱讀每一部入圍的作品，以便在第二次評委會上做最后的決斷。沒有英文譯本的作品都將全文譯出，以便讀不懂原文的評委能夠整體把握。在此期間有評委提出在討論時對坡爾曼的《我們什么都沒干》評價不夠準確，而其他評委也同意將這部作品納入終選名單，替代蘭姆的《西拉的縫紉小組》。我在回到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前，先從館際借書處預借了這些書（除了電子版的《車臣：俄羅斯之恥》），回來后用最快的速度趕在第二次會議前深入淺出地努力讀出了每部作品的獲獎運數(shù)來。沒想到在會議舉行之前，《我們什么都沒干》又遭遇不測：有評委發(fā)現(xiàn)此書初版于1997年，盡管英譯本做了些許修改，似乎仍不符合評獎的最初標準（2000年后首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