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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人不是從某塊地域上消失的人，而是從某種語言中被拋出而突然喑啞的人。我們在異國的人群中穿梭，想象著抒情的詞組，想象著謾罵的最惡俗的言辭，想象著雙關(guān)、戲擬或反諷的段落，但對象卻無跡可尋。這種語言的沖動是至為尷尬的，它同肉身的無效的激情正可比擬:它成為表達(dá)的手淫，從自身抵達(dá)自身。

因此，被漢語遺棄比被那個叫作“中國”的空間遺棄更為令人絕望。那個在形式上呈現(xiàn)為空間的國度也許需要“民族”這個范疇才能獲得它的意味，而民族，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斷言的，無非是一個“想象的社團(tuán)”罷了。這個社團(tuán)僅有的紐帶便是語言。作為符號化的文化，語言不僅曾經(jīng)是我們?nèi)粘Ｉ畹男问?，諸如滲透在家族網(wǎng)絡(luò)以及性的關(guān)系下的抽象形式，而且也是維系著整個政治和文化體系的基本形式。同世界上所有的語種相同，漢語，毋庸諱言，是一個龐大的帝國或監(jiān)獄，囚禁著每一個企圖說話或聆聽的人。然而，正是在與之搏斗的意義上，我們混入了其中，并且許久以來成為極為聒噪的人，以至于我們在失去了敵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被敵人拋棄了）之后顯得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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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囚禁來說，放逐畢竟是一種對壓制的解脫。在這個意義上，放逐無疑體現(xiàn)了一種夸張的自由。在這種自由里，興奮和無聊是同義的。在這種自由里，聲音穿越了足夠廣袤的空間，卻無人聽見。

我在另一處談過囚禁與放逐這兩個特定時期的政治母題。從語言意義上說，這兩個母題似乎更令人不安。當(dāng)然，放逐的快樂只有在經(jīng)歷了囚禁的痛苦之后才能獲得。同樣，對于一個深知如何在語言枷鎖中掙扎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比逃離這種枷鎖更快慰的事了。也就是說，對于曾經(jīng)只有將“痛楚”升華為“堅忍”一詞才能說出他肉體苦難的人來說，直接說出“痛楚”是一次極樂的經(jīng)驗。但是，這一次說出卻是沒有聽眾的，正如上一次虎視眈眈的聽眾一樣令人沮喪。

不管怎樣，語言個體的命運永遠(yuǎn)徘徊于囚禁與放逐之間:要么被那個體系捕捉，成為執(zhí)意反抗的或者以徑自的、出軌的游戲來藐視體系規(guī)范的不安分的囚徒而時時遭到懲罰；要么被那個體系忘卻，享受最自由的無限空間，卻因孤獨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