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巨大的肌體內(nèi)部，我卻知道還有一個沒有被完整表達的世界。于阿福而言，世界是1970年代末降生于斯的貴州煤礦，是隨“三線建設”而來的大批礦工和他們的家屬，是因為輟學離家出走而永不知所蹤的礦山少年，是小鎮(zhèn)深夜死于他殺的小賣部老板娘，是終年在煤礦井下匍匐的同班同學，是樓上每個周末為鄰居做大碴子粥的東北老鄉(xiāng)，是初中畢業(yè)后便走上不同命運軌跡的同桌，是把青春歲月永遠埋葬在深山老林里的老黃一家……

如果我不說，你就不知道這些事情。如同我亦不一定知道更多的角落，和那些無力的掙扎。我們在同一個世界上，同一個時代里，卻對彼此的世界一無所知。我與你看似相連，其實是彼此隔絕的。

“文化”之所以超越世俗，在于它包含了了解“月之暗面”的能力。文學或曰文化的力量，就在于這時代復調(diào)式的激蕩樂章，能夠誘惑著探索者一遍又一遍地探尋著它的本質所在。作家寫不出好作品，導演拍不出好電影，責怪審查制度聽起來怎么都像是找借口。這個時代的魔幻程度早已成為文學影視不能承受之重。我們不缺少時代的景觀，卻缺少反思與超越進而轉化的能力。

關于“世界”和時代，早已有不少著名的闡釋與追問。林則徐在洋槍洋炮的進逼之下被迫“睜眼看世界”；茨威格為追緬一戰(zhàn)前尚未被摧毀的歐洲文明而寫下“昨日的世界”；赫胥黎則為人類預測出似乎已近在眼前的“美麗新世界”；中國古人知“天地”而未必知“世界”，當感嘆人生多艱、生活無奈之時，也難免“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所幸在當下， 已有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時代進行審視與反思，并屢屢發(fā)出“警世通言”。就像本書中，野夫說“偉大的作家無法不書寫黑暗”，陳丹青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人還沒醒來”，蘇童懷疑“我們?nèi)匀辉谌诵缘暮诙蠢锾剿鳌?。言雖逆耳卻錚錚。

本書所精選的，是鳳凰網(wǎng)文化頻道《年代訪》欄目的名家訪談?！斑@時代”毋寧說是“我時代”，他們的人生選擇如此不同，但又彼此互為參照。與他們對話的記者、編輯，也都是“80后”和“90后”，在彼此“陌生化”的碰撞中，或許可以一窺時代的真實樣貌。

文學、文藝或許無用。我愿意把時代與文藝比作鋼筋與花朵的關系，如果本書能喚起你一點想象世界和他人的能力，讓你知道還有人這樣記錄時代、思索時代，進而生出些“想與這個世界談談”的心思，便是我們的幸運。

莎士比亞說，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從事這樣的行業(yè)，出這樣的書，也是命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