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的小說形式完全不落俗套，這個形式本身就構(gòu)成小說的內(nèi)容。比如說《日光流年》這樣一部小說，它就從一個人死的那天寫到他生的那天，就是寫他面對死亡，明天就要死掉的時候，從這天開始寫，寫到他重新回到母親的子宮里去，我采取這樣一種結(jié)構(gòu)敘述的時候，本身就是對死亡恐懼、與死亡搏斗內(nèi)容的一部分。這樣一種形式和我想象的內(nèi)容的確是非常契合的。比如說《受活》，這次大家談得特別多的是小說的語言問題，為什么要用方言寫作，為什么這樣一種語言和你以前的小說都不同。我一直講，任何一個好的故事，只有一個好的結(jié)構(gòu)，一套好的語言和它相匹配，這都只有一個，只看你能不能找到。你要相信一點，一篇好小說只有唯一一個好的講述方式。你可能永遠找不到，或者找到一個第三、第四好的講述方法，但是遠遠比你不找要好得多。內(nèi)容和形式是一個問題，如果誰把它們割裂開來，那么小說會存在某種局限。

問：《堅硬如水》這篇小說寫出了人性的惡魔性，但是這篇小說最吸引我的可能是出現(xiàn)了一種對話，這樣一個看起來像是著了魔的語言，和您所描寫的真實有什么樣的關(guān)系?

答：你這個問題恰恰問到了我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最初原因。最初寫《堅硬如水》這樣一部小說的時候，不是任何一個故事，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使我想寫它，而是那種“文革”的語言，當我回頭去想的時候也有種非常著魔的感覺。

我1966年入學，1976年畢業(yè)，讀了十年書，都在“文革”這段過程中。我從一年級開始到五年級升級，都是不考試的，都是背毛主席語錄的。一年級升二年級，老師要求背十幾條毛主席語錄，你會背你就升級了。到二年級就要背50條，再背幾首詩歌，就這樣逐漸地升級?，F(xiàn)在回想這樣的升學過程會覺得很荒唐，而且那種語言已經(jīng)完全滲透著當時的整個中國鄉(xiāng)村，城市更不要講了。全國用一種語言講話，用一種腔調(diào)講話，這樣一種語言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甚至我還聽說，當年一個從澳大利亞來中國訪問的人從飛機場下來就立時背“斗私批修”四個字，會背以后才能檢票過來。農(nóng)村會出現(xiàn)一種情況，就是去鄰居家借東西，你會說“大娘，要斗私批修，我想用你家一個水桶”，那個大娘會回答，“為人民服務，你把水桶拿去吧?！边@是非常真實的事情。甚至你去走親戚，獨木橋下面就有兩個民兵站著，戴著紅袖章，要過橋就必須背毛主席語錄。你會背就可以應付生活，這就是人生的一個通行證。

我回憶這種語言的時候就非常著魔。當年的《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你隨便拿出兩張來看，上面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如果有一天誰能用文學把這種語言記錄下來，至少對于文學語言或多或少還是有點作用吧。我就嘗試尋找一個合適的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找一個故事把這種語言記錄下來。但是恰恰有人說：你這樣一部小說是語言的災難，完全沒有控制。但是我自己讀的時候還是覺得很痛快。

問：想請問您對校園文學的一些評價。

答：我沒看過這些小說，不知道怎么評價。但是有一點，校園文學還是好的，它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今天不要說韓寒寫得好不好，不要說郭敬明寫得好不好，我的孩子就覺得他們寫得很好，我可能說寫得不好，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必須相信，一百個郭敬明這樣的人，或者一千個，真的有一天會出現(xiàn)一個茅盾啊，巴金啊，或者產(chǎn)生一個博爾赫斯，完全有這樣的可能。鼓勵今天的孩子寫作就是鼓勵明天的文學繁榮，不管寫什么樣的東西都應該鼓勵他，不管他寫得怎么不好。我們這一代的確在少年的時候沒有寫作意識，我20歲才開始寫作，21歲才發(fā)了第一篇小說，掙了8塊錢稿費就很高興了，如果我15歲就寫了篇小說，掙了80塊錢稿費，如果我能不斷地寫下去，從18歲開始寫到80歲，18歲就成名，加上你對文學有清醒的認識，不斷地讀書，不斷地改變自己，我相信這樣的人肯定會成為大家的，只要你不中途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