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初唐樂府詩的去聲樂化現(xiàn)象

關于初盛唐樂府詩是否入樂的問題，關于這一點，學者們主要有兩種意見：

一種認為初盛唐樂府詩大多不入樂，如清人徐大椿《樂府傳聲序》說：“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曲?！?sup>1現(xiàn)代學者羅根澤在《樂府文學史》中更明確地說：“初盛唐詩人，率先為樂府，然后以樂府為詩。樂府在漢魏雖有曲譜，而至唐代則久已亡佚，故唐人為樂府，不過效法歌詞，并不能依照樂府曲調(diào)?！錁犯~之所以能放異彩，則多賴于此；以不論古樂府調(diào)，只論古樂府詞，故為極自然，極解放之文學。寢饋于此等文學，則自己發(fā)抒之歌詞，亦易于走入極自然，極解放一途。以故初盛唐人，其樂府新詞固極自然，極解放。其詩亦多自然解放之作。中唐之后，樂府淪亡，詩人無樂府之根基，遂逐漸走入工整雕琢之路矣。”²認為正是由于不入樂，初盛唐樂府詩才取得一定的成就。

另一種意見，則舉出相當多的例證，證明初盛唐所寫的這些樂府詩題是入樂的，如吳相洲先生著《唐詩創(chuàng)作與歌詩傳唱關系研究》，以《全唐詩》和《全唐文》的文獻為例，證明：“鼓吹曲辭中的《朱鷺》 、《思悲翁》 、《巫山高》 、《芳樹》 、《有所思》、《雉子班》、《玄云》”,“橫吹曲辭中的《隴頭》、《隴頭吟》、《隴頭水》、《出關》、《出塞》、《出塞曲》、《入塞》、《入塞曲》、《折楊柳》、《關山月》、《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紫騮馬歌》、《雨雪》、《雨雪曲》”,“相和歌辭中的《江南曲》、《江南》、《江南思》、《度關山》、《關山曲》、《薤露》、《蒿里》、《挽歌》、《對酒》、《雞鳴》、《雞鳴篇》、《雞鳴高樹顛》 《晨雞高樹鳴》 （雜曲歌詞有《雞鳴歌》）、《陌上?！贰ⅰ锻跽丫贰薄扒迳糖o中的《吳歌》、《子夜歌》、《前溪歌》 、《丁督護歌》 、《團扇郎》 、《碧玉歌》 、《桃葉歌》 、《玉樹后庭花》 、《堂堂》 、《采菱曲》……《采菱歌》 、《采菱童曲》 、《烏夜啼》 、《莫愁樂》 、《大堤曲》 、《襄陽塌銅蹄》、《楊叛兒》、《江南弄》、《采蓮曲》、《陽春歌》、《陽春曲》、《鳳臺曲》、《鳳凰曲》”等，³說明這些舊的樂府舊題，到了唐代仍然是入樂的。

此處不厭其煩地長篇摘引，是由于認為這些考辨工作確實是非常有價值的，使我們對于唐前的樂府在唐代仍有傳唱的情況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理解。筆者認為，這兩種意見所說都不差，但說的似乎不是一個問題。吳相洲先生所舉的種種例證，主要是從音樂的角度，特別是從清樂的角度，證明魏晉六朝以來的這些樂府舊題到了初盛唐的時候，還有許多是可以歌唱的，譬如例舉《通典》的資料，說明：

清樂者……大唐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白雪》……《春江花月夜》 、《玉樹后庭花》 、《堂堂》 《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 、《鳳雛》 、《平調(diào)》 、《清調(diào)》……等，沈約《宋書》惡

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diào)猶然。⁴

不錯，從音樂的角度來說，江南清樂還有許多曲目在初盛唐之際仍然很受歡迎。這當然是勿庸置疑的。以外來胡樂為主體的初盛唐燕樂，是比較正式場合演奏的曲目，這種演奏，不僅僅是出于音樂審美、娛樂審美的需要出發(fā)，更為重要的，每一部外來音樂，都象征著對于一個國家、民族、部族的征服，這與聽眾是否喜愛不是一回事。因此，清樂在初盛唐時代的仍然流行，而且仍然受到比較廣泛的喜愛，這是極為正常的，極為合于情理的事情。吳先生所不厭其煩地例舉清樂在唐代的廣泛演奏，正好成為了筆者所論有關玄宗以清樂法曲革新燕樂的補證。

但清樂在唐代的仍然盛行，不能作為初盛唐新創(chuàng)作樂府詩入樂的根據(jù)，清樂和樂府詩不能等同，也就是說，陳后主的《春江花月夜》，根據(jù)《通典》的記載，在唐代仍然可以演唱，但樂工可以演奏《春江花月夜》的清樂曲調(diào)，卻不一定能唱張若虛這位初盛唐之際大詩人寫作的同題樂府詩。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這就是由于中國的詩歌，在詞體產(chǎn)生之前，還沒有建立起音樂藝術形式的規(guī)范，幾乎每一首樂府詩題的第一次創(chuàng)作都是入樂的，否則就不會是樂府詩，譬如像是曹魏時期創(chuàng)作的《短歌行》 、《燕歌行》等，但也就幾乎是從第二位作者使用同題的作品，就難以得到入樂的殊榮，因為模擬的樂府作品，并不對樂府的藝術形式，特別是句數(shù)、字數(shù)、平仄等方面進行模擬，而只是重視對于樂府詩題的內(nèi)容、格調(diào)進行模擬。因此，模擬的樂府詩是難以入樂的，除非進行重新的配樂。

以上古今學者所論，都是將初盛唐視為一體來加以論述的，這是不科學的——初唐與盛唐，雖然在時間上緊密連接，但卻是兩個時期。特別是盛唐之于初唐，是在各個方面都發(fā)生極大變革的時期，因此，初、盛唐不可混為一談。譬如筆者本章所論的新創(chuàng)作樂府詩是否入樂的問題，在初盛唐之際，就有著極大的區(qū)別：

初唐詩人寫作的樂府詩，主要有兩大種類，其一是樂府舊題，樂府舊題其中雖然仍有許多可以傳唱，但并不等于新的文人擬作也可以傳唱；其二、初唐新創(chuàng)作的樂府篇章，大多走向了七言歌行的形式，成為被近體詩精神所改造的一種詩歌形式，這與盛唐樂府歌詩的狀態(tài)是不一樣的。盛唐樂府詩，當然也有對初唐樂府詩的延續(xù)，樂府舊題的擬作，同樣是不入樂的；初唐流行的七言歌行體，在盛唐也有繼承和發(fā)展，也同樣是不入樂的；當時，真正能體現(xiàn)盛唐樂府詩變革精神的，是新興的樂府歌詩，那就是盛唐可以傳唱的七言絕句樂府詩，并且由此建立了所謂“唐聲詩”這一新興的音樂文學品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