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其流者懷其源
——追憶董蔡時教授

從1985年攻讀碩士學位算起，我一直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在研習太平天國史的過程中，祁龍威、王慶成兩位恩師對我悉心指導，關懷備至，令人沒齒不忘。而最早引導我認識、揣摩太平天國史的，當是我大學時代的啟蒙老師董蔡時教授。

蘇州大學是我的母校，其前身東吳大學由美國傳教士創(chuàng)立于1900年，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大學。以鐘樓、紅樓圖書館為標志的原東吳大學西式建筑群十分雅致，校園內古樹婆娑，小亭、方塔、河水錯落有致，東側為葑門護城河，環(huán)境甚美。入學之初，混沌未開的我對治學門徑一無所知，對歷史系老師全無了解，只是聽高年級的學兄介紹，本系在中國近代史教學、研究方面師資較強，分別有專攻太平天國史的董蔡時教授、主治近代經(jīng)濟史的段本洛教授。這使我從一開始便對董先生懷有敬意。時值董先生的《太平天國在蘇州》一書問世不久。該書利用翔實資料，詳細考察了太平天國營建蘇福省的具體舉措，太平軍蘇州保衛(wèi)戰(zhàn)的梗概及其失敗原因，并分析了蘇福省之得失與太平天國存亡之間的關系，是太平天國區(qū)域史研究的一個標志性成果，引起學界關注。我從書店買來此書仔細閱讀，從中領略到董先生學識，并由此對太平天國史萌生最初的興趣。在某種意義上，董先生這本書影響了我日后的學術道路。到了1984年，董先生新著《左宗棠評傳》出版。記得早餐時間，校園廣播站重點播出這條新聞，說董先生這本書有新意，對左宗棠作了新評價，認為左宗棠既是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反動派，又是洋務運動中的愛國派，肯定了左宗棠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的確，這突破了以往人物研究臉譜化、簡單化的局限，是思想解放、學術發(fā)展的體現(xiàn)。

董先生與相對年輕的段本洛教授都比較胖，體態(tài)有點像彌勒佛。段先生是云南白族人，講課聲如洪鐘、抑揚頓挫，興頭起來時更是聲情并茂。有次講自己當年剛到蘇州，平生第一次見到下雪，興奮得在戶外手舞足蹈，我們聽了大受感染。某次講晚清吏治，談到現(xiàn)實中的一些不正之風，長吁短嘆，末了說“我真想寫一部新的《官場現(xiàn)形記》”。話音剛落，教室里掌聲一片。董先生講課，語氣平緩。記憶當中，他第一次給我們講課，是應邀來給一年級新生講如何治學。董先生結合自己治學經(jīng)歷，談如何閱讀史料，如何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全班同學正襟危坐，凝神聽講。其情其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大學四年級時，董先生正式給我們講授“太平天國史”選修課。選修的同學十分踴躍。董先生在講課時條分縷析，并不時介紹學術界的最新研究動態(tài)，信息量十分豐富。記得在講到“天京事變”時，董先生先讓我們以小組為單位，就楊秀清逼封“萬歲”一說是否能夠成立進行討論，然后再由他作總結。這種循循善誘、別開生面的教學方式使我們感到很新鮮，同時也頗受啟發(fā)。時至今日，我仍然保存著一本厚厚的聽課筆記。

董先生待人和藹，言語詼諧幽默。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給我們上第一堂課時，他提出先按照花名冊點名，與大家熟悉一下。當叫到陳情同學時，董先生贊許這個名字很好聽，認為可能采自西晉李密的《陳情表》篇名，并揣測他大概來自知識分子家庭；叫到陸益民同學時，他風趣地加了個注腳，說“益民”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意思；當叫到我名字時，董先生沉吟片刻說：“嗯，這個名字比較有詩意?！贝蠹也粫r發(fā)出會意的笑聲。這種獨特的開場白一下子拉近我們與董先生的距離。我們原先多少有些拘謹，很快就變得放松起來。沒過多久，董先生便能脫口叫出絕大多數(shù)聽課學生的姓名，使我們不由得暗自欽佩他那驚人的記憶力。

20世紀80年代初的校園生活十分單純；“左”的影響仍觸摸可見，但已然擋不住思想解放的大潮。記得剛入學，我們就被鄭重告知，男生不得穿喇叭褲、留小胡子，女生不得穿高跟鞋、留披肩發(fā)，更不用說是穿西服——所有這些都被視為崇尚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是必須引起警惕的苗頭。但僅過一年，西裝便被指定為校服的統(tǒng)一款式，其變化之快，連我們都覺得有點驚訝。西裝用廉價布料做成，不分性別均為黑色。某日，在操場列隊出操，黑壓壓一片，冷不丁從一墻之隔的蘇州衛(wèi)校宿舍樓飄出一句“天下烏鴉一般黑”，操場頓時哄笑不已。大家總體上比較保守，感情生活單純。當時，在校談戀愛屬違反校紀，就連異性之間正常的交往也得小心翼翼，否則就會成為“新聞”，招來周圍異樣的眼光。鄧麗君的歌被斥為“靡靡之音”，但大家都愛聽。周末跳交誼舞很快成為校園時尚。校園里不存在今天的學生經(jīng)商現(xiàn)象，也沒有視歌星、影星為青春偶像的追星族。大家手頭普遍比較拮據(jù)，沒有攀比，沒有貧富分化現(xiàn)象。而貧困絲毫不影響莘莘學子放飛理想、憧憬未來。記得1981年11月中國女排在第三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中七戰(zhàn)七捷，首次勇奪世界冠軍。當晚校園沸騰了，一片歡呼聲，接著大家走出校園舉行慶祝游行，從十梓街1號一直走到人民路蘇州市委大門前。女排教練袁偉民、隊長孫晉芳都是蘇州人，因此大家顯得格外興奮和狂熱。這是一個激昂向上、充滿理想和信念的年代，“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成為校園主旋律，學習氣氛十分濃厚，每晚圖書館座無虛席，教學樓燈火通明。正因為懷有強烈的求知欲，大家平素對像董先生這樣的老師格外敬重。

董先生大學時代曾投筆從戎，作為譯員赴湘西前線參加抗日戰(zhàn)爭，當年一定滿是英武之氣。我們入校時，董先生年過六旬，可能是積勞成疾的緣故，身體不算太好。仲秋時節(jié)，當我們穿絨線衣時，董先生已穿上厚厚棉衣，捂得嚴嚴實實。蘇南濕度大，陰冷時節(jié)不好受。至今我還能回憶起董先生在研究生簇擁下緩步從文科樓前走過的場景。我們臨近畢業(yè)前夕，董先生因心臟病猝發(fā)，住進毗鄰校園的蘇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某日，我獨自去醫(yī)院探望董先生。恰好他正在樓下散步，見到我很高興，唏噓不已地說：“鬼門關終于闖過來了。”當時，我已被歷史系免試推薦到揚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董先生關切地問起此事，并表示即使此事不成，系里在畢業(yè)分配時也會為我安排一個合適的工作，因為老師對每位同學平素表現(xiàn)還是比較了解的。聽到這番話，我頓時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我的畢業(yè)論文是在董先生指導下撰寫的。他建議我以亨利·喬治對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的影響為題，介紹我到本校紅樓圖書館查閱《萬有文庫》等資料。論文完稿后，董先生給予鼓勵性評價，同時也指出文中的幾處錯別字。前者寄寓著董先生對后學的一種期望，而后者則是一種鞭策，使我更加體味到“嚴謹”二字的含義。

離校前夕，我與某同學結伴到董先生府上辭行，并請他在畢業(yè)紀念冊上留言。董先生笑瞇瞇地題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八字。于是，帶著董先生的臨別贈言，帶著一絲難以言狀的惆悵，我離開令我魂牽夢繞的東吳校園，踏上新的求學之路。

此后十余年間，每當與來自蘇州的老同學見面，剪燭話舊之余，我總會問起董先生近況。董先生新著《曾國藩評傳》《胡林翼評傳》問世后，我逐一認真閱讀。董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國對立面上別樹一幟，側重從人際關系角度，剖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見到報刊上不時發(fā)表董先生的論文，加之聽說他的身體較為穩(wěn)定，我頗感欣慰，猜想董先生的健康狀況一定已有改善。

1997年10月，母校王建華教授一行來北京出差，我這才得知董先生已于月前病逝，享年77歲。聞此噩耗，我先是一愣，隨即感到不解——為什么不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呢？我原本至少可以發(fā)去唁電。后據(jù)解釋，社會學院（原歷史系）給我發(fā)了電報，可我確實沒有收到這份電報。不過，無論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差錯，我都為自己的失禮而自責、懊悔。

次年8月，我如約寫出《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一書。在該書“后記”，我開頭就寫道：

細說起來，我對太平天國史最初的認識始于在蘇州讀大學時。蘇州曾是太平天國蘇福省的首府，在城內及周圍的縣城鄉(xiāng)鎮(zhèn)，至今仍保存著不少太平天國的遺址、遺物，民間也流傳著許多有關太平軍的傳說。我利用地理之便，常去憑吊古跡。眼前的一磚一瓦似乎在向我展示著太平天國盛衰興亡的軌跡，訴說著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不時勾起我的懷古之幽情。當時，董蔡時教授（年前駕鶴歸仙）開設“太平天國史”選修課，使我得以粗涉太平天國史?！?/p>

北周庾信《征調曲》有云：“飲其流者懷其源。”飲水思源，董先生無疑是引導我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啟蒙老師。因此，我希望借助這一段文字來寄托哀思，表達一份敬意。

想象當中，董先生在撒手人寰時一定十分安詳，因為他給他的學生留下一份溫馨回憶，給后世留下350余萬字著述。世間唯有精神的東西才是不朽的。身處北國，我時常會回想起姑蘇校園春季的綿綿細雨，秋日的幽香桂花，以及文科樓前那棵樹冠很大的合歡樹，回想起董先生的音容笑貌。我想，董先生所有的學生都會抱有類似的情懷。董先生在天之靈倘若有知，一定會頷首微笑的。

（1999年2月初稿，2019年12月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