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概念的茶鋪歷史其實并不長

不能遠離的塵囂

我們今天的生活習性，有很多是上千年慢慢形成的。喝茶作為中國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著漫長的歷史，正如民諺所稱：“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p>

今日世界飲茶之習源于四川，遠可追溯到西周，秦統(tǒng)一中國后，方傳到其他地區(qū)，這個歷史發(fā)展過程為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所公認。

廣為流傳的陸羽的《茶經(jīng)》，開篇即稱：“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shù)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p>

在中國的文化中，對生活的享受并不一定和豐厚的物質(zhì)條件有關(guān)系，而更多的是一種心境，如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種超然脫世的心態(tài)。

在古代中國，人們追求在幽雅的環(huán)境中飲茶，文人騷客經(jīng)常描寫他們一邊品茗，一邊吟詩作畫的閑情逸致。清代畫家鄭板橋據(jù)稱是“茶竹雙癡”，作畫時茶與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間，新篁數(shù)桿，雪白紙窗，微滲綠色”，然后“獨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

這種情調(diào)給了我們后人無限的想象力，在這樣一個簡單而典雅的環(huán)境下品茶作畫，該是多么地心曠神怡，文思敏捷，靈感如泉！

而在現(xiàn)代社會，人們把優(yōu)雅的生活，似乎與物質(zhì)的條件，聯(lián)系得越來越緊密。其實，對生活的享受，經(jīng)常是取決于內(nèi)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

同鄭板橋一樣，一些喜歡茶的人不喜歡喧鬧，因此茶鋪不應(yīng)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甚至提議遠離茶鋪?？箲?zhàn)時期《新民報晚刊》上一篇題為《吃茶ABC》的文章稱，飲茶應(yīng)該有一個宜人的環(huán)境，干凈、整齊、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這個標準，“茶館絕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潔瓷”。

顯然鄭板橋試圖遠離世俗的塵囂，在大自然中得到創(chuàng)作的靈感。因此，茶鋪不可能營造這樣一種心境。的確，茶鋪對那些喜歡清靜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好去處。

但也恰恰正是那個熱鬧的氣氛，作為一個自由交往的空間，茶鋪才吸引了眾多的茶客。

也就是說生活方式的追求各有不同，清靜和熱鬧也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方面，關(guān)鍵在于個體的不同追求和生活態(tài)度。

茶室、茶坊到茶館

在成都，雖然茶鋪具備了鄭板橋心儀的茶竹兩者，因為茶鋪皆使用竹椅并經(jīng)常坐落在竹林之中，但通常是顧客盈門，熙熙攘攘。人們?nèi)ツ抢锊粌H是喝茶，也追求濟濟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種公共生活之氛圍，這或許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與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調(diào)。

古代中國的各種記載提供了有關(guān)茶葉、茶葉生產(chǎn)、飲茶、茶文化的豐富資料，但對茶館的記載多語焉不詳。茶館歷史悠久，但其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出現(xiàn)的，則不得而知。

歷史資料提到諸多飲茶之處，諸如茶室、茶攤、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園、茶亭、茶廳、茶樓、茶鋪等等，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稱。由于缺乏詳細的記載，我們并不清楚它們與今天所看到的“茶館”有多大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不過，從有限的文獻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謂“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場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為同行同業(yè)聚會以及妓女活動的場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記錄，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揚州等南方城市。

最早的記錄是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說是在從山東、河北到首都長安途中，有許多賣茶的鋪子。另外，在《舊唐書》和《太平廣記》中，也有“茶肆”的記錄。

關(guān)于宋代茶館的記載如《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古杭夢游錄》等。唐代出現(xiàn)了茶師，宋代出現(xiàn)了茶館。茶館一出現(xiàn)便生意興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筍，挑戰(zhàn)酒館的地位。

在宋朝，茶館散布于全國城市和鄉(xiāng)村，人們早晚都待在茶館里，在那里做生意，把那里視為社會中心。到了明朝，茶館更是普遍，周暉的《二續(xù)金陵瑣事》和張岱的《陶庵夢憶》關(guān)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關(guān)于明杭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關(guān)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揚州畫舫錄》關(guān)于明揚州等，都有對茶館的不少描述。

竹枝詞里的茶鋪

成都亦有很長的茶館歷史。元代費著的《歲華記麗譜》，便稱成都有“茶房食肆”，人們在那里喝茶時，有歌妓演唱“茶詞”。

不過，20世紀之前關(guān)于成都茶鋪的資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見者無非是幾首竹枝詞。乾隆時期的成都著名文人李調(diào)元吟道：

秋陽如甑暫停車，

駟馬橋頭喚泡茶。

怪道行人盡攜藕，

橋南無數(shù)白蓮花。

當然，從這首詩所透露的信息，我們也并不清楚客人從一家茶館、還是一個茶攤買茶，但是至少我們知道那時已有賣茶水的生意。

據(jù)說李調(diào)元還寫有一幅關(guān)于茶館的對聯(lián)，不少茶館都喜歡懸掛：

茶，泡茶，泡好茶；

坐，請坐，請上坐。

嘉慶時的一首竹枝詞提到成都的茶坊：

同慶閣旁薛濤水，

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

翠竹清風送昔陽。

這首竹枝詞透露了茶鋪都到薛濤井來取水泡茶，那里有樓閣、翠竹、涼風，外加美人才女的故事，讓人流連忘返。

19世紀初一位自稱為“定晉巖樵叟”的文人，在他寫的《成都竹枝詞》中，則提供了稍微詳細一點的記錄：

文廟后街新茶館，

四時花卉果清幽。

最憐良夜能招客，

羊角燈輝鬧不休。

“文廟后街新茶館”，指的是在文廟后街的“甌香館”，在當時因為環(huán)境優(yōu)雅、里面有各種植物、座位舒適而出名。

羊角燈是指過去用的照明燈，將羊角放在水里煮，煮到變軟后取出，將其撐大，反復(fù)若干次，最后撐出薄而亮的燈罩，薄得像玻璃紙，沒有接縫，里邊點蠟燭。

入夜，茶鋪里的羊角燈點得亮亮的，評書、曲藝、客人的吵鬧聲在周圍回蕩。該詞不僅描述了茶鋪的地點和氛圍，從目前所知的資料中，還第一次看到了“茶館”這個詞在成都的使用。

那個時候茶館也叫茶房，不過后來人們也稱茶館里面的堂倌為茶房。咸豐同治年間，成都文人吳好山寫有《自娛集》《野人集》等十余種書，其中有一本叫《笨拙俚言》，里面收入了他寫的《成都竹枝詞》95首，其中有一首就寫到茶館：

親朋驀地遇街前，

邀入茶房禮貌虔。

道我去來真?zhèn)€去，

翻教做客兩開錢。

就是說街上碰到親戚或者朋友，打了個招呼，就馬上熱情邀請去茶館里邊慢慢聊天。

茶社與茶鋪

有的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有很長歷史的所謂傳統(tǒng)，其實進入我們生活的時間并不長，有許多所謂的“傳統(tǒng)”是現(xiàn)代才創(chuàng)造的。

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xiàn)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蜀海叢談》中說：“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街設(shè)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

也就是說到了晚清，在成都，茶館仍然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并不是很舒服，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初，各茶鋪逐漸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后其他茶鋪群起仿效。

“茶館”是對中國這類服務(wù)設(shè)施最常用的詞。但是在四川，過去人們雖然也稱茶館，但是口語中更習慣叫“茶鋪”。另外，還有其他的叫法，如“茶園”、“茶廳”、“茶樓”、“茶亭”以及“茶房”等等。

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到茶鋪喝茶”，或者“口子上茶鋪吃茶”。這里“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因此在這本書中，除了資料本身稱“茶館”外，在一般的情況下，我都使用“茶鋪”這個詞。

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么“茶社”或“茶社業(yè)”則經(jīng)常指茶館這個行業(yè)。在20世紀初，一些更優(yōu)雅的茶館設(shè)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shè)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

茶館的地域性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其實并不是統(tǒng)一的，而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所組成，一旦這種地方特色的文化消失了，所謂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因此，如果以國家文化來打擊地方文化，其實最終也會反過來傷害到國家文化本身。

從一定程度上講，成都茶鋪和茶鋪生活也可以籠而統(tǒng)之地稱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這即是說成都茶鋪反映了中國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

事實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揚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鋪，都有不少共同點：人們以茶館作為市場、客廳、辦公室、娛樂場所、解決糾紛之地。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它們都是“中國茶館”。

然而，在不同地區(qū)、不同城市的茶館的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

在北方，如北京，戲院在17—18世紀便產(chǎn)生了，北京的茶館多是從演戲的戲院發(fā)展而來，剛好與戲園從茶館產(chǎn)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園里，樹蔭下的圓桌和方桌，鋪有白桌布，上面擺著瓜子、花生和其他點心，也賣汽水和啤酒，賣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

在華北的茶館是用高木桌、長凳子、茶壺，坐起來不是很舒服，茶壺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顧客加開水還得另付錢。因此，人們稱這些茶館為“無茶無座”。

北方人一般喝白開水、冷井水，僅那些老頭或地方士紳去茶館飲茶。人們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陜西、東北等地看到茶館。在許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買開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館里喝茶聊天。

在南方，茶館發(fā)達得多。在《夢粱錄》《儒林外史》等有關(guān)中國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幾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黃炎培、張恨水、何滿子、黃裳等人關(guān)于茶館的回憶也幾乎都是南方城市。

有人觀察，在廣州，老人們稱茶館為“茶室”，這些茶館主要是賣點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們稱是“有座無茶”。廣東一般稱茶樓，表面看起來像四川的茶館，但顯然是為中產(chǎn)階級服務(wù)的，與四川的“平民化”茶鋪不同。這些茶樓可以高達四五層，樓越高則價越貴，因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比較高檔，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不是士紳，就是富商。他們不但喝茶，還買點心小吃，把茶鋪作為會客或洽談生意的場所。

揚州雖然在長江北，還是習慣上被視為南方的一部分。在那里，茶館和公共澡堂經(jīng)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賣茶，下午成為澡堂。南京的茶館比成都少得多，顧客一般只在早晨光顧，茶客多為中下階層。南通則有三類茶館，即點心、清茶館和堂水爐子。所謂堂水爐子，即老虎灶，只賣熱水和開水，都為下層人民服務(wù)。

在上海，性別間的限制較少，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也較成都早得多。在1870年代，越來越多的上海婦女進入茶館、戲院、鴉片煙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年輕婦女也喜歡在茶館約會，當然也會有一些妓女混跡其中。1880年代，中下層婦女也經(jīng)常與男人同處一個公共空間，雖然上層婦女拒絕到這樣的地方。

事實上，茶館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館那么重要，例如原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他的《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中所指出的，咖啡館“在歐洲特別是法國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充滿政治和文化意義”，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聚會地，成為“當代城市生活的象征”。如果說上海人去咖啡館追求“現(xiàn)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則在茶鋪里捍衛(wèi)“傳統(tǒng)”生活方式。

雖然茶是中國的“國飲”，在全國大江南北的城鎮(zhèn)甚至鄉(xiāng)場都有茶館，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人那樣，其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lián)系。人類學家也同意，在華北飲茶不像南方那么普遍，茶館和茶館生活對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

巴波在其回憶中，講到他坐茶館的經(jīng)歷，他發(fā)現(xiàn)茶館的數(shù)量，“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數(shù)四川多，四川境內(nèi)要數(shù)成都多”。在不同地區(qū)產(chǎn)生了不同的飲茶習俗。例如，北方人說“喝茶”，南方人說“飲茶”，四川人說“吃茶”。

成都茶鋪是中國茶館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茶館文化的精華。也可以這么認為，成都的茶鋪是中國茶館的代表，因為它具有中國茶館和茶館文化最豐富的歷史和最有影響的文化現(xiàn)象。它是根植于地域、生態(tài)、生活方式而發(fā)展起來的，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的表現(xiàn)。如果我們想了解中國日常生活文化和公共空間關(guān)系的話，那么成都茶鋪無疑是最典型的觀察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