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琛二三事

范寧

三年前的一天，昭琛來我家，談及古代文學研究，認為現(xiàn)在社會上對古代文學研究時有責難，主要是滿足于傳統(tǒng)的封閉的研究方法。由于經(jīng)濟改革與開放，隨之而來的一股潮流沖擊著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被目為保守陣地。其實這是不對的，古代文學研究也同樣有所變革。近一年來古代文學研究也是吸收引進文學的新觀念、新方法，與時并進，不斷更新的。他告我說，他打算編一本能反映近百年來，特別是“五四”以后在這方面做出特殊成績的人，挑選二十位，從他們所走過的道路，可以找出前進的軌跡。在運用馬列主義方法方面，的確古代文學研究落后于古代歷史研究。郭沫若先生是既研究古代歷史，也研究古代文學的。但可以明顯看出來，他在古史研究上的貢獻，是遠遠超過古代文學的。我問他將挑選哪二十個人，他數(shù)了一下，我問他為什么沒有劉師培。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不是至今還有影響嗎？他回答說，劉師培所依托的正是現(xiàn)在社會上所說的封閉式的治學方法，所以沒列入。過后，他要我承擔寫鄭振鐸先生。我說鄭先生文章著作多，方面又廣，不好寫。他說，主要是寫他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還有三年的時間，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還怕寫不出來，就這樣定了。他和我談話往往是不容置辯的，師兄師弟嘛，沒想到這本書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拖到他去世也未能定稿。

回想四十多年前，我們同住在西南聯(lián)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我和歷史系的一位同學合住在一間房里，由于研究工作上的需要我得來往于城內與郊區(qū)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之間。每星期只在研究生宿舍住一天或兩天。一次恰值我進城，他來找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歷史系的同學，我們才得相識。后來他知道我在忙于搜集整理魏晉志怪小說，而他在探討嵇康、阮籍的詩文，有一天談到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我們都覺得對于研究魏晉文學是一本有幫助的書。但我們最崇拜的卻是魯迅《而已集》中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文章把當時社會風氣，文人個性和生活，以及政治環(huán)境對詩文創(chuàng)作的影響，結合在一起來談，既生動而又新穎。我們把這篇文章作模本，把它當作我們研究文學的引導。我們十分敬重魯迅先生，按他所講的話去研究魏晉文學。魯迅先生引用劉勰（彥和）的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接著說“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文章的特色”。由于阮籍《詠懷》詩難以理解，昭琛曾針對其中每一首，探討阮籍如何使氣，這些詩講的究竟是什么，我們也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起討論過，但阮詩托意深遠，向來就令人捉摸不透，我們討來論去，還是留下一些不解之謎。后來他寫了一篇《阮籍詠懷詩八十一首箋注》，企圖作出答案。

魯迅先生又說：“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我們想，陶淵明“不能忘掉死”，是不是他也吃藥，也企望長生？帶著這個問題，我們討論是不是陶淵明也吃藥，只是吃的不是五石散之類而已。我們讀陶的《飲酒二十首》詩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的版本“見”作“望”。我們對于作“見”還是作“望”，反復商討論證，覺得晉人胸襟曠達作“見”似乎好些，但一想到他曾說“世短意長多，斯人樂久生”，“亦泉給我飲，園丘足我糧”，傳說“赤皇之水”，“園丘之糧”，飲吃過后，可以不老長壽，又覺得“見”當作“望”。飲菊花酒可以長壽，這本是當時人的一種誤信和愿望。成公綏《菊頌》說“其莖可玩，其花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魏文帝《九日與鐘繇書》也說：“飧菊可以輔體延年，莫斯之貴?！倍伎梢宰C明這一點?！端螘诽諟Y明的《傳》說淵明九日無酒，坐在宅邊菊叢中，后來友人送酒來，一醉方休。至于《晉陽秋》更說陶淵明“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這就是所謂“采菊東籬下”了。陶淵明《九日閑居》詩也說：“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說明陶淵明也相信飲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壽。所以對南山是有意的“望”，不是無心的“見”。樂府《讀曲歌》也說：“摘菊持飲酒，浮花著口邊。”講的也是一回事。當然，我們?yōu)橐粋€字一句話互相爭論不休，耗費精力，也許有人不以為然，不過當時確是認真的，年輕好勝，往往如此。解放后，他編注的《陶淵明集》只簡單地注明說，“望南山”一作“見南山，非”。沒有作詳細的論證。魯迅先生說：“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太久了?！痹瓉磉@個“飄逸”的形象不是陶淵明的本來面目。

這個時期我們聚在一起時大都談論魏晉詩文和文人的生活。除此之外，有時也涉及時事政治。一次我們在民盟小組會上閱讀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有人問：民盟內有人主張實行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民主和美國的政治民主兩結合算不算新民主？有人附和說：“合之則雙美，分之兩傷?！边@時昭琛接著說：“我看恰恰相反，恐怕是‘合之則兩傷，分之則雙美’，合分要從實際出發(fā)，不能光憑愿望，把政治和經(jīng)濟分割開來，未必妥當。”又有人說：“戈公振先生寫的《庶民的勝利》，可以一看，或者能夠解答這個問題?！蹦菚r我們同在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辦的一所中學兼課。這個學校教員中民盟盟員較多，因此我們經(jīng)常聚會談論時事形勢，而說得最多的是學生運動，那時昆明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單行本如《新民主主義論》《論聯(lián)合政府》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等等。

1946年昆明西南聯(lián)大宣布結束，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各自復校。我們隨同清華復員到北平清華園。這時局勢頗緊張，國民黨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人心浮動。清華園也今非昔比，大不同于抗日戰(zhàn)爭前的清華園了。人們希望安定，等待解放。由于古代文學的語言文學難懂，思想內容也與現(xiàn)實生活有一定的距離，多數(shù)青年都敬而遠之，不愛好。一次我偶然買到李何林先生編寫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他要我借給他看看，后來他感到很有趣味，于是把清華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新文學作品，借閱不足，還將吳征鎰同志去解放區(qū)時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處的小說詩歌等新文藝作品，悉數(shù)閱讀，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十分勤奮。我和他開玩笑說：“你打算改換門庭了?！彼卮鹫f：“做點準備?！北本┙夥藕?，他專心致力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編寫，幾乎兩耳不聞窗外事，花落花開只寫作。有一次，他告訴我，蔣南翔等同志約他進城小聚，事后他說：“哪里是聚合，他們把我批評了一頓?！币驗樗麆偨夥艜r，除教書編書外，不大參加社會活動。蔣南翔等人對他提了一點意見。

從此，他和中國中古文學史研究分手，專心致力于《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編撰。我到文學研究所，本來是協(xié)助何其芳同志所計劃集體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先從《詩經(jīng)》開始，按時代順序，一個一個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集體精讀一過，然后開始寫。由于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受到批評，我們的工作也停了下來。后來因為鄭振鐸先生忙，孫楷弟先生有病，我就改參加《話本選》工作。從此我也放下了魏晉小說研究，書不讀唐宋以上，把重點放在元明清了。由于彼此研究都離開魏晉文學，而且居住又分在城里、城外，見面就不多了，各人只注意各自探討的范圍，研究工作上交換意見也就少了。我在那本他編注的《陶淵明集》上作了一些批注，打算等他再版時交給他參考，不意他突然一病不起，從此永別。緬懷往事，朝夕過從，耳聆雄談縱論，目睹不斷飲水抽煙，神情活躍。而今而后，只能追尋于腦海之中了。

1990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