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陳代文學的思想傾向

陳代未有專門的文學理論著作留存于世，未有形成比較獨特的文學思想體系，但在陳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和零星的文學主張中我們可以窺見陳代文學的通俗化、審美化、娛情性以及新變意識等思想傾向，這些思想傾向在陳代文學的理論倡導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意義。

第一節(jié) 《玉臺新詠》與陳代文學的通俗化、審美化傾向

陳代文學是在梁代宮體詩成熟和《玉臺新詠》編撰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有關《玉臺新詠》編纂時間和編纂者的論證上還存在著頗多分歧，“在意見沒有統(tǒng)一、學術界尚未公認之前，我們姑且還按以前的共識（即宋人的記載——《郡齋讀書志》：‘昔陵在梁世……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吨饼S書錄解題》：‘陳徐陵孝穆集，且為之序?！?，而認定采編者或輯錄者為徐陵?！?sup>本書也暫從興膳宏、傅剛先生《玉臺新詠》成書于中大通六年（534）的說法。

一 《玉臺新詠》與陳代文學的通俗化

《玉臺新詠》的撰錄標準對陳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傾向具有重要影響?！队衽_新詠》是一部“撰婦人事”，“以給后宮”的女性讀本，其序文曰：“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于百嬈；爭博齊姬，心賞窮于六箸。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新詩?！本唧w闡釋了文學與娛樂的關系，對文學通俗化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玉臺新詠》對陳代文學通俗化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形成了有利于陳代宮體詩創(chuàng)作的文化氛圍，從而形成了頗受詬病的“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的文壇局面?！读簳ば鞊鳌吩唬骸皩傥暮脼樾伦?，不拘舊體……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sup>梁代宮體詩的成熟與帝王及侍從文人的提倡密切相關，《梁書·簡文帝紀》曰：“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粋谳p艷，當時號曰‘宮體’。”唐杜確《岑嘉州集序》曰：“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辭，名曰‘宮體’，自后沿襲，務為妖體?！?sup>“輕艷”、“綺靡”的涵義相近，這也是對宮體詩風格的評價。唐劉肅《大唐新語》曰：“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迫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sup>章必功先生認為：“《玉臺新詠》顧名思義即‘后宮新詠’……乃是徐陵為宮廷婦女提供的一部可資悅目賞心的詩歌讀本。其性質，是服務于蕭梁宮廷文化娛樂生活的工具，是蕭梁宮廷文學的產物……是一本宣傳宮體‘艷歌’，推廣宮體‘艷歌’的范本?！?sup>因此，《玉臺新詠》為陳代文士提供了可資學習借鑒的創(chuàng)作摹本，對宮體詩的傳播和風靡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由梁入陳的文士一旦有宮體詩生成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上之所好，下必隨之”，他們就會樂此不疲地投入到宮體詩創(chuàng)作之中。

其次表現為陳代文人情感抒發(fā)更為綺靡。明代鐘惺、譚元春說：“才人之靡綺，不在詞而在情。”《文心雕龍·定勢》曰：“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sup>認為，“情”與體勢的雅正和庸俗密切相關?！段男牡颀垺ざ▌荨酚终f：“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sup>《文心雕龍·體性》曰：“典雅者，镕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sup>“典雅”顯然是遵從儒家經典的作品，與此對應的“通俗”顯然是“擯落六藝，吟詠情性”，“淫文破典”，“非止乎禮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陳叔寶在創(chuàng)作題材上主張“雅篇艷什，迭互鋒起”，喜用艷麗綺靡之辭寫宴享歡娛之事。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說：“降及陳世，運極屯難，情尤頹放。聲色之娛，惟日不足。于是君臣賡唱，莫非哀思之音。而金陵王氣，亦黯然銷矣?！?sup>陳代宮體詩繼承了梁代“重娛樂、尚輕艷”的基本特點，但主要集于擬作《三婦艷》（相和歌辭）、《雜曲》（雜曲歌辭）、《長相思》（雜曲歌辭）、《烏棲曲》（清商曲辭）、《采?！罚ㄏ嗪透柁o）、《日出東南隅行》（相和歌辭）、《東飛伯勞歌》（雜曲歌辭）、《自君之出矣》（雜曲歌辭）等流傳已久“相和歌辭”和“雜曲歌辭”上。這些詩作注重題材與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聲情益蕩，不斷擴大對女性美的審美表現領域，女性的媚姿柔情、歌容舞態(tài)等外在感性之美在其文學群體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集中體現，詩風越趨綺艷。胡大雷先生認為，陳叔寶文學集團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把南朝樂府的曲調與宮體詩創(chuàng)作結合起來，對宮體詩實施了進一步‘新變’，但這‘新變’再輔以放浪的吟詠方式則把宮體詩作送上了‘末路’”。

二 《玉臺新詠》與陳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

《玉臺新詠序》旨在“撰錄艷歌”，“此序先敘女子之貌，繼敘女子之才，終述女子之思，而以編書宗旨，系之篇末”。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玉臺新詠”條引唐李康成《玉臺新詠序》曰：“昔（徐）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yōu)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sup>

徐陵在《玉臺新詠序》中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編纂目的是為“優(yōu)游少托，寂寞多閑”的后宮婦女們“微蠲愁疾”，表面上看是作為她們娛情遣興、消遣煩悶的文學讀本，其實是在于倡導“緣情綺靡”的詩風，宣揚其審美主張。章培恒先生認為：“創(chuàng)造美就成了文學的首要任務，而美的創(chuàng)造絕不只是用字、駢儷、聲律等問題，首先是內容的問題；也即必須以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來形成美的意境。于是寫自然景色的美、歌舞的美、人體的美等等，就成為一時的風尚，遭人詬病的宮體詩，就是這樣一種致力于創(chuàng)造美的文字?！?sup>

《玉臺新詠》的編纂對梁陳文學的審美表達和審美追求具有深刻影響。由梁入陳的文士是在宮體詩的創(chuàng)作和《玉臺新詠》編纂的文化熏陶下逐漸成長的。如江總入陳后“崇長淫縱”，詩作“麗藻時聞，語多新穎”。其《雜曲》三首艷麗纏綿，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此詩曰：“此與徐陵同賦，并是張麗華初入宮時作”，“妖艷無比”?！睹坊洹菲湟粯O力形容美女的盛裝巧飾，“妖姬墜馬髻，未插江南珰。轉袖花紛落，春衣共有芳”句描繪了一位轉袖搖動、春風拂衣、嬌羞柔媚、妖艷動人的女子的動態(tài)之美。《長相思》“紅羅斗帳里，綠綺清弦絕”、“暗開脂粉弄花枝，紅樓千愁色，玉箸兩行垂”句描繪出了相思時“愁思三秋結”、“望望何由知”的苦悶情態(tài)，“聲調流暢圓美，情韻委婉纏綿，然而詞語失之輕艷”。此外《長安道》“日暮延平客，風花拂舞衣”，《病婦行》“羞開翡翠帷，懶對蒲萄酒”，《七夕》“此時機杼息，獨向紅妝羞”，《東飛伯勞歌》“年時二八新紅臉，宜笑宜歌羞更斂”，《姬人怨》“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結伴”等充斥著“風花”、“紅妝”、“香氣”、“脂粉”等香艷氣息的字詞和“羞”、“懶”、“轉”、“拂”等纖細的情態(tài)描摹，使得詩作越發(fā)細密精巧，綺靡纖弱。又如陰鏗“風格流麗”，其《和〈登百花亭懷荊楚〉》是和湘東王蕭繹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所作，“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是替蕭繹表現思念李桃兒的情思的，“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等句善于構建華美綺艷的外飾之美。再如張正見《采桑》、《艷歌行》、《三艷婦》、《怨詩》、《有所思》、《折楊柳》、《洛陽道》、《采?！罚埦洌?、《山家閨怨》等詩作均顯現出清新流麗的審美情趣。

第二節(jié) 陳代文學的娛情性特征

齊梁重視文學的娛情性功能，就連重視文學政教作用的蕭統(tǒng)也認為：“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sup>重娛樂、尚輕艷是陳代延續(xù)齊梁風尚的重要表現，他們的生活閑適、游樂，在宴飲歡娛之時組織大型的文學競技活動，玩味文學。

首先，陳代文學的娛情性表現在統(tǒng)治階層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式上。陳代君臣多承繼宋、齊、梁以來招納文士的傳統(tǒng)，并有宴樂賦詩的風尚?！蛾悤じ咦婕o》，永定二年（558）三月乙卯，“高祖幸后堂聽訟，還于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群臣”?！蛾悤の膶W·徐陵傳》曰：“世祖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授筆便就，世祖甚嘆賞之。”宣帝北伐成功之后，詔曰：“今月十七日，可幸樂游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陳書·孫玚傳》曰：“后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勛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sup>侯安都功勛卓著以后，“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蛾悤の膶W·徐伯陽傳》曰：“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陳叔寶身邊的文士“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而且對陸琰、岑之敬“尤降賞接”。陳代文人雅聚唱和雖然具有娛樂甚至游戲成分，但它促進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形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利環(huán)境，同時也有一部分藝術性很強的作品問世。

其次，表現在文學創(chuàng)作主張上。文人雅聚不僅促進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而且還帶動了文學批評的產生，特別是陳叔寶和其文學群體一起吟風弄月，其文學主張在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不斷顯現出來。陳叔寶在《與江總書悼陸瑜》中明確提出了“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間以嘲謔，俱怡耳目”等以詩歌為娛樂情性的觀念。這種重娛樂的社會風尚豐富了文藝創(chuàng)作，是對文學娛樂價值的發(fā)掘和贊美，與儒家所強調的文學教化功能截然不同。劉躍進先生認為：“在這種多元化的局面中，就當時文學發(fā)展而言，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回歸文學的非功利性特征。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擺脫政教的束縛，將文學視為抒發(fā)情感的工具，追求藝術的完美，的確是這個時期文學的重要特征?！?sup>

再次，表現在創(chuàng)作成就上，賦韻詩是陳代文學娛情性的重要表現。陳叔寶《五言畫堂良夜履長在節(jié)歌管賦詩迾筵命酒十韻成篇》“復殿可以娛，于茲多延納”；《初伏七夕已覺微涼既引應徐且命燕趙清風朗月以望七襄之駕置酒陳樂》“管弦檐外響，羅綺樹中鮮”；《晚宴文思殿詩》“樂極未言醉，杯深猶恨稀”；《七夕宴樂修殿各賦六韻》“玉笛隨弦上，金鈿逐照回”，“笑靨人前斂，衣香動處來”；《春色禊辰盡當曲宴各賦十韻詩》“得性足為娛，高堂聊復擬”等是其宴飲生活的真實寫照?！渡纤妊琨悤煹罡髻x一字十韻詩》“文學且迾筵，羅綺令陳后”；《祓禊泛舟春日玄圃各賦七韻詩》“置酒來英雅，嘉賢良所欽”；《上巳玄圃宣猷堂禊飲同共八韻詩》“帶才盡壯思，文采發(fā)雕英”；《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賦六韻以次成篇詩》“既悅弦筒暢，復歡文酒和”等是他們宴飲歡娛時詩文相會的最好證明。

娛情性創(chuàng)作使得詠物詩具有游戲與玩賞的審美化傾向，文士們以“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為創(chuàng)作宗旨，在遣詞用字和形式結構上追求新巧形似。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下曰：“詠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征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饾湊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嬌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意之作，裁剪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至盛唐以后，始有即物達情之作。”陳代詠物之風亦承繼齊梁文氣，著意于纖巧等手法，語言雕琢精工，描寫更趨工細，常常單純地圍繞物象的形貌、神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刻畫物象的外部特征，最大程度地追求外在的形似，一定程度上缺乏感情深度。

娛情性創(chuàng)作使得宮體樂府詩不斷擴大對女性美的審美表現領域，女性的歌容舞態(tài)等外在感性之美在其文學群體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集中體現，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美感形式、表現技巧等方面汲取了“齊梁體”以來的聲律和藝術成果，詩體更加精練，語言更為平易明快，描摹越發(fā)細密精巧。

在娛情性創(chuàng)作風尚的引導下，陳代的艷情文涉及表、章等文體，“其駢文也為宮體模樣，也可稱為狎客之文，艷冶露骨”。陳代文章遣詞以纖巧為尚，雕鏤刻畫，日趨講究對偶，在整體風貌上更趨駢儷，注重語言的雕琢，講究詞藻的華美。

第三節(jié) 陳代文學的新變意識

永明時期，始有“新變”的文學思想，蕭子顯則比較明確地提出“新變”之說，《南齊書·文學傳論》曰：“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sup>陳代文學的新變意識主要體現在文學創(chuàng)作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和文體追求上。

首先，陳代文學的新變意識表現在文學創(chuàng)作主張上。《隋書·經籍志》曰：“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蕭綱、蕭繹時期文士以求新變古的精神改變了傳統(tǒng)的詩作形式?！队衽_新詠序》中亦具有強烈的“新變”意識，“無怡神于暇景，唯屬意于新詩”、“新制連篇，寧止蒲萄之樹”、“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中不斷強調“新詩”、“新制”、“新聲”等表達了徐陵對新的詩歌內容與體制的追求，這些新追求和新意識對陳代文學具有重要影響?！赌鲜贰堎F妃傳》曰：“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sup>黃水云《六朝駢賦研究》認為：“至于陳、隋文體，乃承梁代而增華，如陳后主荒于觴色，是以綺靡浪漫之風愈演愈烈……而顧野望、沈炯、江總等大家莫不辭麗韻諧，立意以新奇為高，遣詞以纖巧為尚，雕鏤刻畫，儼然因襲齊梁之遺風。”

與此同時，文士們也表現出對綺靡之風的批判和對“典實”、“不尚雕靡”文風的推崇。何之元《梁典總論》表現出對綺靡文風的批判，他認為蕭綱“文章妖艷，墮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批判宮體詩是“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表現出了他革除綺艷文風的文學主張?！蛾悤肪砣馁濕耀d“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艷靡”；《陳書》卷十六贊蔡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于敘事”。這是對綺艷文風批判的最好例證。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表達了與綺艷文風不同的文學主張，他認為：“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jié)，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主張文學應發(fā)揮“孝篤天倫，義感殊類”等人倫教化功能。姚察、姚思廉父子也表達了對麗靡、清綺文風的批判，指斥蕭綱、陳叔寶等所傾心的輕麗之文為君子不取的小道。如《梁書》卷四評簡文帝蕭綱文則“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詩則“傷于輕艷”；《陳書》卷二十七指斥江總“傷于浮艷”，“多有側篇”。

陳代的史傳文散體單行，風格質樸，與當時盛行的駢儷文風迥異，其散體之文為這一時期的文風注入了較多新鮮的氣息。隋文帝對姚察評價甚高，其文曰：“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sup>隋文帝極為推崇姚察，頗為欣賞其史書?！蛾悤ひΣ靷鳌吩唬骸安焖?、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sup>隋文帝的欣賞與姚察的創(chuàng)作才能不無關聯?！蛾悤ひΣ靷鳌份d陳后主贊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于古，猶難輩匹，在于今世，足為師范。”因此，方北辰先生說：“北周曾經大力提倡古文，后來隋文帝對姚察才學評價很高，大約與姚察文風的質樸有關?！?sup>

姚察、姚思廉父子在《梁書》、《陳書》中顯現了一定的古文革新主張，推揚“有骨氣”、“典而速”文風。《梁書》卷四十贊劉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梁書》卷五十五贊武陵王蕭紀“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梁書》卷三十贊裴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裴子野在沈約《宋書》基礎上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读簳吩u曰：“敘事評論多善?！?sup>沈約慨嘆弗逮也。因此，蒙文通《中國史學史》評裴子野曰：“蓋深疾流俗藻繪之文，故取法經傳質直之筆。雖乖時尚，庶亦獨立不懼耶？”《梁書·文學傳》曰：“文者妙發(fā)性靈，獨拔懷抱。”姚氏父子在提倡風骨的同時也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應具備情感性，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

處于“后三國”時代的陳代文士表現出了比較強烈的傾慕北方文學和南北融合的意識。北周崔彥穆聘陳時，“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為江陵所稱”。柳弘接待陳使者從容得體，又至陳報聘，占對詳敏，為世人所稱道。北齊崔瞻在陳朝更是名聲大揚，其聘陳時“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其見重如此。陳天嘉二年（561），殷不害使陳，將北周李昶的《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篇詩文帶入陳朝，徐陵稱贊其“鏗鏘并奏”、“輝煥相華”、“甘泉鹵藻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給予高度評價和認可。

其次，表現在陳代文士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上。陳初重新把文學創(chuàng)作與社會現實相結合，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生命力，內容真實、感情真摯，在一定程度、較短的時期擺脫了齊梁文風和娛情創(chuàng)作風尚的影響，抒寫侯景之亂后的凄愴之感、悲壯之情和深沉的鄉(xiāng)關之思，表達了以悲為主的文學追求，詩風沉郁蒼涼，顯現出其特有風格和一定的轉型，提升了詩歌的社會價值，體現了新的時代風貌，具有比較典型的文學史意義。

陳代文人突破了賦得詩、邊塞樂府詩、宮體樂府詩的原有體制，并對題辭進行了自己的選擇，表現出了一定的新意。在賦得詩創(chuàng)作上，陳代賦得詩以賦詠古人詩句、詠史為主，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賦得體的詩題形式，這些詩作工于寫景、情景交融，藝術技巧和審美特征進一步增強。在邊塞樂府詩創(chuàng)作上，陳代文人偏好擬作漢橫吹曲、橫吹曲辭所使用的簫、笳、角等多是以“哀”為主要基調的，顯現出濃郁的哀婉情愁和質樸雄健之氣。“群相切磋”的群體性參與使得文士們圍繞同一題材集中而反復地表現，從而形成了一定范式的趨同性的創(chuàng)作手法，給陳代文壇以新的活力和動機。在宮體樂府詩創(chuàng)作上，陳叔寶文學群體多采用模擬樂府古題的創(chuàng)作方式，把南朝樂府的曲調與宮體詩創(chuàng)作相結合，對宮體詩實施了進一步的新變。其宮體擬樂府詩注重題材與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情感表述時見新意，不斷擴大對女性的審美表現領域。

再次，陳代文士的新變意識表現在文體追求上。在詩歌體例上，陳代文學群體的文會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五七言詩創(chuàng)作的興盛與成熟，促使齊梁新體詩向唐人近體詩的轉化。駢文至梁陳而告定型，徐陵文在駢對、用典、藻飾、平仄等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使當時的駢文凝固成一種典型的文體，而成了后來唐宋四六和律賦的先導”。《陳書·徐陵傳》記載，徐陵入陳后“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徐陵“頗變舊體”即是指他后期的文風與其在梁東宮時期的創(chuàng)作有很大不同，“所謂的‘變’，是在保留梁代語言形式美的藝術特質之外，更在本質與氣魄方面彌補梁代駢文藝術的不足”。

總之，陳代文人的新變意識、新變思想沒有非常強烈的表現，但即使是些許的新變意識也給陳代文學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節(jié) 陳代文學的思想局限及其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陳代文人生活條件相對安適，視野狹窄，導致許多文學創(chuàng)作只為消遣玩樂，注重物象外在形態(tài)的描繪和綺靡情感的抒發(fā)，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寓意和寄托，總體上審美價值有限。

一 陳代文學的思想局限

從陳代文學發(fā)展的幾個階段來看，陳代文人思想局限比較顯著，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陳代初期文士們雖然深受侯景之亂的影響抒寫了一些反映現實的作品，對齊梁綺靡文風的藝術缺陷具有反撥。然而，他們入陳后受到較多禮遇，還一如既往地沉湎于佛教、玄學思想之中。梁太清二年，何敬容曾竭力批判梁末社會風尚，“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何敬容看似在批判當時空談玄遠、遠離政治的社會習氣，其實卻真實地道出了梁末士風與文風的現狀?！额伿霞矣枴犯鞔_地指出“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難可以應世經務”。梁末離亂、梁朝覆亡并未改變他們的精神面貌。如周弘正為梁末“玄宗之冠”，入陳后“特善玄言，兼明釋典”；徐孝克入陳后仍然熱衷“與諸僧討論釋典”，“晝夜講誦《法華經》”；江總更是“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生活狀況、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改善導致他們的文風并未有根本性的改變。

其次，陳代文人生活上相對安逸，大部分文士還僅僅局限于宮廷苑囿之中，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以歌詠宴飲享樂生活，描繪女人服飾、儀態(tài)，描寫物態(tài)為主題的文學創(chuàng)作大量涌現，作品視野隨之偏狹。

再次，陳叔寶文學群體經常性雅聚，這種成規(guī)模的、經常性舉行的雅聚活動極大地鉗制了陳代文人的生活空間和抒情言志的表達視野，詩作多以應制、唱和為主，思想表達比較局促。

二 陳代文學的思想局限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首先，陳代文學的抒情功能和實用功能減弱，作品中缺乏遠大理想和志向。特別是在賦得詩、宮體樂府詩等具有趨同性創(chuàng)作特點的詩作中，作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中的真實情感體驗被削弱，普遍缺乏關心國家危亡、民生疾苦和渴望建功立業(yè)的進取精神。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認為：“南朝文學的根本弱點，不在于作品題材的狹窄和細小，也不在于感情的強烈或平和，最致命的還是作家缺乏遠大的理想，高尚的胸襟，致使作品缺乏深厚的內蘊。”

其次，群體創(chuàng)作中對語言的美感追求以及對某種文體形式的偏好嚴重妨礙了文體功能的實現，造成結構上的程式化特征，這樣的程式化的創(chuàng)作氛圍抑制了詩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使得這一時期的作品結構相對較為單調、呆板，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恫奢奶霉旁娺x》卷二一曰：“梁陳之弊，在舍意問辭，因辭覓態(tài)。”陳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重追求詞藻華美的傾向，藝術形式愈益精巧，總體上審美價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抒情功能相對弱化。

1. 關于《玉臺新詠》的編纂時間和編纂者，章培恒先生《〈玉臺新詠〉為張麗華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玉臺新詠〉的編者與梁陳文學思想的實際》（《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樊榮先生《〈玉臺新詠〉“撰錄”真相考辨——兼與章培恒先生商榷》（《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鄔國平先生《〈玉臺新詠〉張麗華撰錄說獻疑——向章培恒先生請教》（《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胡大雷先生《〈玉臺新詠〉為梁元帝徐妃所“撰錄”考》（《文學評論》2005第2期）、談蓓芳先生《〈玉臺新詠〉版本補考》（《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等有激烈爭鳴。
2. 鄒然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137。
3. 興膳宏《〈玉臺新詠〉成書考》（載于《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認為此書成于中大通六年（534）；傅剛先生《〈玉臺新詠〉編纂時間再討論》（《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認為成于梁中大通四年（532）至大同元年（535）之間。
4.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475。
5. 白居易撰：《與元九書》，載《白居易集》卷四五，中華書局1979年版，頁961。
6.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446—447。
7.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109。
8. 岑參撰，廖立箋注：《岑嘉詩詩箋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頁1。
9. 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42。另，吳冠文《關于今本〈大唐新語〉的真?zhèn)螁栴}》（《復旦學報》2004年第1期）認為唐劉肅《大唐新語》已失傳，今本《大唐新語》是明人的偽作。雖為偽作但也必有所本，而且今本《大唐新語》有很多唐劉肅《大唐新語》的材料，而此句話所云其張大宮體詩擴大它的影響則是無可否認的。
10. 章必功：《玉臺體》，《文史知識》1986年第7期，頁108。
11. 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41。
12. 鐘惺撰：《古詩歸》卷十四，《明詩話全編》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7330。
13.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79。
14.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79。
15.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57。
16.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3423。
17. 劉永濟著：《十四朝文學要略》，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188。
18. 胡大雷著：《宮體詩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頁226。
19.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3457。
20. 劉麟生著：《中國駢文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頁59。
21.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頁97。
22. 章培恒：《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頁85。
23.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655。
24. 陸時雍《古詩鏡》，《明詩話全編》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10701。
25. 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頁343—344。
26. 王筱云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類集成》（詩歌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頁409。
27. 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頁327。
28. 趙以武著：《唱和詩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頁175。
29.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3067。
30.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6。
31.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472。
32.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89—90。
33.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21。
34.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147。
35.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469。
36.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49。
37.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462。
38. 劉躍進著：《走向通融：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頁198。
39.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67。
40. 王夫之著：《姜齋詩話》，《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頁18。
41. 于景祥著：《南北朝駢文》，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頁52。
42. 蕭子顯撰：《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908。
43.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1090。
44. 李延壽撰：《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348。
45. 黃水云著：《六朝駢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頁42。
46.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3430。
47.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460。
48.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228。
49.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3488。
50.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109。
51.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47。
52.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52。
53.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54。
54.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53。
55. 方北辰著：《魏晉南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頁170。
56.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574。
57.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825。
58.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443。
59.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442。
60. 蒙文通著：《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45。
61.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727。
62.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中華書局1971年版，頁640—641。
63. 李百藥撰：《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36。
64. 王瑤著：《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頁290。
65.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35。
66. 何祥榮著：《梁陳駢文藝術之演變》，北京大學1997博士論文，頁122。
67. 姚思廉撰：《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533。
68.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317。
69.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09。
70.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37。
71. 姚思廉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346。
72.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17。
73. 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一，《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頁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