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中國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歸國雜感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jīng)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zhèn)€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里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p>

這話并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并不曾懷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勛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這里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布景裝潢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臺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臺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布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臺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臺上布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杰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臺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布景，卻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xiàn)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nèi)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臺”的紙煙，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叭谂_”紙煙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jīng)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臺”那樣中吃罷？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diào)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nèi)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范》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nèi)，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nèi)中蘇蕙的回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nèi)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后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xiàn)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些《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diào)查現(xiàn)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磥砜慈?，都是些什么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麥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nèi)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xiàn)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系的。怪不得我后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ff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xiàn)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xiàn)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xiàn)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系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xiàn)代新思潮有關系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于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并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覍懙竭@里，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guī)缀跻咚懒恕?/p>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xiàn)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倒也罷了。其實并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xiàn)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后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yōu)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c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睍r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伙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wèi)生也不講究，醫(y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茨切┬〉赇伬锖透F人家里的種種不衛(wèi)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潔凈，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yī)病，醫(y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xiàn)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nèi)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xiāng)的小學堂，經(jīng)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處？至于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么不去村鄉(xiāng)里找一個會吹笛子唱昆腔的人來教？為什么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nèi)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guī)程是什么，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們這里最需要的是農(nóng)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yè)常識，衛(wèi)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圣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p>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于那些中學堂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jīng)大詫異了。后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yè)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游民。這都由于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伙計，賬房，警察，兵士，農(nóng)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了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并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并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jīng)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罵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xù)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

廬山游記（節(jié)選）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fā)。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后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后者更鮮艷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宅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為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nóng)業(yè)學校，添有校舍，建筑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nóng)校已遷去，現(xiàn)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筑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錚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后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艷麗可喜。

白鹿洞本無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開后山作洞，知府何浚鑿石鹿置洞中。這兩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歷史上占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升元中（937-942）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初因置為書院，與睢陽、石鼓、岳麓三書院并稱為“四大書院”，為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guī)，遂成后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guī)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于這一種。到乾隆以后，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chuàng)的詁經(jīng)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后，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書院在淳熙己亥（1179），他極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說：

愿得比祠官例，為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于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志》八，頁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為道教宮觀設祠官的制度，想從白鹿洞開一個儒門創(chuàng)例來抵制道教。他后來奏對孝宗，申說請賜書院額，并賜書的事，說：

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shù)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qū)；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同上，頁三）

這都可見他當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規(guī)》，簡要明白，遂成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為慶去庵，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圣中賜名萬杉。后禪學盛行，遂成“禪寺”。南宋張孝祥有詩云：

老干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志》五，頁六十四，引《桯史》）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編者按：指《廬山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jù)。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峰寺。吳氏《舊志》無秀峰寺，只有開先寺。毛德琦《廬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書。我在海會寺買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統(tǒng)二年，民國四年補版。我的日記內(nèi)注的卷頁數(shù)，皆指此本。）說：

康熙丁亥（1707）寺僧超淵往淮迎駕，御書秀峰寺賜額，改今名。

開先寺起于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年少好文學，讀書于廬山；后來先主代楊氏而建國，李璟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廬山書堂，遂于其地立寺，因為開國之祥，故名為開先寺，以紹宗和尚主之。宋初賜名開先華藏；后有善暹，為禪門大師，有眾數(shù)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黃山谷稱“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于千仞之溪，無不如意”。行瑛發(fā)愿重新此寺。

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志》五，頁十六至十八）

此是開先極盛時。康熙間改名時，皇帝賜額，賜御書《心經(jīng)》，其時“世之人無不知有秀峰”（郎廷極《秀峰寺記》，《志》五，頁六至七），其時也可稱是盛世。到了今日，當時所謂“窮壯極麗”的規(guī)模只剩敗屋十幾間，其余只是頹垣廢址了。讀書臺上有康熙帝臨米芾書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黃山谷書《七佛偈》，及王陽明正德庚辰（1520）三月《紀功題名碑》，皆略有損壞。

寺中雖頹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則絕佳，為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峰下，其西為龜背峰，又西為黃石巖，又西為雙劍峰，又西南為香爐峰，都嵚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泉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為一水，迸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水流出峽，入于龍?zhí)丁＠トc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nèi)タ?。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鉤摹作寺門題榜。

徐凝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即是詠瀑布水的。李白《瀑布泉》詩也是指此瀑。《舊志》載瀑布水的詩甚多，但總沒有能使人滿意的。

由秀峰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餓的不得了。歸宗寺為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歸宗寺志》四卷，是民國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錯誤不少，然可供我的參考。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里，雨后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即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nóng)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nèi)里已溫而未熟。田隴間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縣的告示，署民國十五年，中說，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買田十畝，立界碑為記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許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買的地橫跨溫泉的兩岸。今地為康氏私產(chǎn)，而業(yè)歸海會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見識作此事了。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道上是一石碑，有“柴桑橋”大字?！杜f志》已說“淵明故居，今不知處”（四，頁七）。桑喬疏說，去柴桑橋一里許有淵明的醉石（四，頁六）?！杜f志》又說，醉石谷中有五柳館，歸去來館。歸去來館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側。朱子為手書顏真卿《醉石詩》，并作長跋，皆刻石上，其年月為淳熙辛丑（1181）七月（四，頁八）。此二館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莊百俞先生《廬山游記》說他曾訪醉石，鄉(xiāng)人皆不知。記之以告后來的游者。

今早轎上讀《舊志》所載宋周必大《廬山后錄》，其中說他訪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無栗里也?！保ㄊ模撌耍?。南宋時已如此，我們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尋此地了，不如闕疑為上?！逗箐洝酚性疲?/p>

嘗記前人題詩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

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

惜乎不記其姓名。

我讀此詩，忽起一感想：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么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今日從溫泉回來，戲用此意作一首詩：

陶淵明同他的五柳

當年有個陶淵明，不惜性命只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棄官回來空兩手。

甕中無米琴無弦，老妻嬌兒赤腳走。

先生吟詩自嘲諷，笑指籬邊五株柳：

“看他風里盡低昂！這樣腰肢我無有?！?/p>

晚上在歸宗寺過夜。

我的母親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yǎng)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xiāng)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穈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身分！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jiān)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擾，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jiān)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付假胡須，就在村田里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fā)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里“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保ǖ杀闶莵G臉，出丑）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跪罰，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蔽译S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蔽覄傉f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fā)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醫(yī)來醫(yī)去，總醫(yī)不好。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jīng)營調(diào)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shù)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fā)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zhí)，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yè)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fā)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zhì)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深刻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差不多先生傳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只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于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說：“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他說是陜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陜西?！彼f：“陜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后來他在一個錢鋪里做伙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柜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賠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著眼，望著遠遠的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墒腔疖嚬疚疵馓J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總不明白為什么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醫(yī)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牛醫(y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于是這位牛醫(yī)王大夫走近床前，用醫(y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xù)續(xù)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格言，方才絕氣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稱贊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后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shù)無數(shù)的人都學他的榜樣。于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欢袊鴱拇司统蔀橐粋€懶人國了。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里，我曾說過：

現(xiàn)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xiàn)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xiàn)時社會的需要么？

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nèi)菀锥盟疾斓那樾?，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么意義，應該用什么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愿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并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fā)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么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y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F(xiàn)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zhì)。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xiàn)某種不滿意的現(xiàn)狀。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xiàn)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xiàn)在人人嘴里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xiàn)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nèi)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鼻皟商煊幸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xiàn)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xiàn)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tǒng)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lián)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chǎn)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么談主義的人那么多，為什么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由于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據(jù)于一生經(jīng)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y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經(jīng)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么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jīng)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后，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y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

新生活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么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的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里，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的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后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了四兩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可不是糊涂嗎？”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涂，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nèi)币唬闩闼麄兇蚺?。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為什么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涂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涂生活，糊涂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為什么要這樣干呢？”你自己也回答不出究竟為什么。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為什么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為什么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么”上。你到萬牲園里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為什么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出一個“為什么”。

我為什么要干這個？為什么不干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并不十分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為什么這樣做，為什么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為什么”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為什么——為什么不把辮子剪了？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為什么大嫂子臉上搽那么多的脂粉？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化子？為什么娶媳婦也要用那么多叫化子？為什么罵人要罵他的爹媽？為什么這個？為什么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曉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一九一九年八月。

容忍與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的蛢捍髮W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們談到英國史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p>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〇八）曾在《競業(yè)旬報》上發(fā)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游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岐毠址驍?shù)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wèi)道”態(tài)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fā)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記》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jīng)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會很熱心的給《西游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zhí)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jīng)典的根據(jù)。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蔽耶敃r完全沒有想到第四誅的“假于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zhí)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里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里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chuàng)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fā)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游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夢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wèi)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后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shù)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nèi)和國外自由發(fā)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jiān)獄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tài)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于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于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后，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nèi)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1553年10月23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后來繼任高爾文為日內(nèi)瓦的宗教獨裁者）柏時（de Beze）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后，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1554年，高爾文發(fā)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zhàn)斗?！?/p>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zhàn)，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yǎng)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志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tài)度?，F(xiàn)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tài)度是很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tài)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xiàn)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nèi)粝雱e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yǎng)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晨。

1. 八都：胡適故鄉(xiāng)為安徽績溪上莊村，舊屬績溪縣八都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