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世紀中期的文學

第一節(jié) 萊蒙托夫

普希金在決斗中負傷后死去后，萊蒙托夫（1814—1841）立即寫出了《詩人之死》一詩，在對普希金之死表達震驚和哀悼的同時，也直接控訴、抨擊了導致詩人悲劇的上流社會和宮廷。這首詩讓萊蒙托夫一舉成名，人們因此而感慨：一位大詩人的死，造就了另一位大詩人的“生”。

萊蒙托夫與普希金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了：他們都出生于貴族家庭，都生在莫斯科，都很早就開始寫詩，都受到過西歐文化的熏陶，都既是大詩人又是杰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都對俄國的鄉(xiāng)村和自然懷有深深的眷戀，都對專制制度持強烈批判的態(tài)度，甚至同樣曾被流放到高加索，最后又都同樣死在決斗中。

萊蒙托夫自畫像（1837－1838年間）

人們常說，像普希金這樣的詩歌天才，一個民族兩百年才能出現(xiàn)一個，可萊蒙托夫卻在普希金之后立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又一個詩歌天才。反過來看，萊蒙托夫的“出現(xiàn)”，較之于普希金就要困難得多了。在普希金奪目光輝的映照下，有多少富有天賦的詩人顯得黯然失色，只好抱怨自己的生不逢時。其實，在普希金在世時，萊蒙托夫早已開始了認真的詩歌創(chuàng)作，其創(chuàng)作歷史已長達十年；到普希金逝世時，先后在莫斯科大學和彼得堡近衛(wèi)騎兵士官學校就讀的大學生萊蒙托夫，已陸續(xù)寫下了幾百首抒情詩，占其抒情詩總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就包括《帆》等名作。然而，他還是默默無聞。普希金為當時文學界的詩友寫了大量的獻詩，卻沒有一首是寫給萊蒙托夫的。但是，普希金死后，在普希金的近朋們大都保持沉默的時候，無名的萊蒙托夫卻大膽地喊出了許多人心底的話，公開點明殺害普希金的劊子手就是沙皇及其制度?！对娙酥馈凡皇侨R蒙托夫的第一首好詩，甚至也不能算作他最好的一首抒情詩，但它卻宣告了一位新的民族詩人的誕生。天賦和機遇，良心和勇氣，共同造就了又一位俄國大詩人。

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生涯持續(xù)得并不長，只有20余年；可萊蒙托夫呢，他在《詩人之死》之后只寫作了短短的4年！而這又是在公務、流放、行軍、戰(zhàn)斗和囚禁等等之中度過的4年！可就在這4年之間，萊蒙托夫最終寫出了《童僧》、《惡魔》等多部長詩，出版了一部抒情詩集，寫作了長篇小說《當代英雄》，完成了一個文學大師的歷史使命。如此之短的時間里如此豐碩的成果，這向人們顯示出了萊蒙托夫超人的天賦。此外，萊蒙托夫還是一位藝術上的多面手，他不僅擅長各種體裁的文學創(chuàng)作，精通英、法、德、拉丁文，還是一位杰出的畫家，他在一個半世紀前描繪出的高加索風情畫，至今仍煥發(fā)著絲毫不亞于其“東方抒情詩”的光彩。

《惡魔》（1841）是萊蒙托夫最著名的長詩，這部作品利用一個宗教形象，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叛逆精神的人物。這便是惡魔的自白：“我是個眼露絕望的人；/我是個誰也不會愛的人；/我是條撻罰眾生的皮鞭，/我是認識和自由國之王，/上天的仇敵，自然的災禍……”這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個性，他憎惡天庭，向往自由，卻又與環(huán)境格格不入，不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自稱沒有愛，卻真誠地愛上了少女塔瑪拉，可他的毒吻最后卻奪走了愛人的生命。萊蒙托夫的天性是孤傲的、叛逆的，有些近似他自己筆下的“惡魔”。據(jù)說，生活中的萊蒙托夫很少言笑，待人比較冷淡，經常嘲笑各種人和各種事，有時甚至會讓人感到他很刻薄、惡毒。除了十二月黨人詩人奧陀耶夫斯基等個別人外，萊蒙托夫在文學界沒有什么親近的朋友；在軍中，他對同事的嘲諷，多次導致了決斗場面的出現(xiàn)；在被流放至高加索時，他與同樣也被流放至當?shù)氐氖曼h人接觸較多，但他們卻認為他屬于“懷疑的、悲觀的、冷漠的另一代”。他回避嚴肅的談話，常以冷漠和嘲笑的態(tài)度面對社會問題，很少向人敞開自己的內心，他的這一處世態(tài)度，甚至使他在1837年與對他評價很高、一直關注他創(chuàng)作的別林斯基等人也逐漸疏遠了。在萊蒙托夫的作品中，“惡魔”的形象也是經常出現(xiàn)的，從兩首同題抒情詩《我的惡魔》（1829；1830—1831）中的抒情主人公，到長詩《惡魔》中的“惡魔”，甚至連劇作《假面舞會》中的阿爾別寧和小說《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也都帶有某種“惡魔”氣質。可以說，具有一定“自畫像”性質的“惡魔”形象，在萊蒙托夫的創(chuàng)作中是貫穿始終的。

比亞季戈爾斯克（萊蒙托夫作，1837－1838年間，萊蒙托夫就是在這里與人決斗后因傷去世的）

《當代英雄》（1837—1839）是萊蒙托夫最著名的一部長篇小說。這部長篇實際上是由5個中、短篇小說組合而成的，它們各自獨立，又互有關聯(lián)。在俄語中，“英雄”一詞又有“主人公”之含義，而“當代”即為“我們的時代”，因此，“當代英雄”又可譯為“我們時代的主人公”。小說發(fā)表之后，正是這一“主人公”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一些人認為畢巧林不是典型的俄國人，而是西方的舶來品；而別林斯基則在小說發(fā)表后立即指出，小說的主人公就是“當今的奧涅金”。作者在小說的序言中這樣寫道：“當代英雄，我尊貴的先生們，誠為肖像，但它不是某一個人的肖像：這是集我們整整一代人瘋長陋習之大成的一幅肖像?！蓖瑫r，這一人物也體現(xiàn)著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抗議，這一形象的出現(xiàn)，本身也證明了那個時代的庸俗和無為，一個健康、智慧的人在黑暗、壓抑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逐漸喪失了精神的追求和生活的目的，喪失了行動的能力，淪落為無用、多余的人，人們該譴責的，首先是造就了這樣一種人物的社會，而不僅僅是這樣的人物本身。這大概是萊蒙托夫寫作《當代英雄》、塑造出畢巧林這一形象的初衷和主旨之所在了，盡管作者在同一篇序言的結尾處聲稱，他“絕不至于那么愚不可及”，“會心存奢望，想成為醫(yī)治人類陋習的良醫(yī)”。

坐著的惡魔（弗魯別爾作， 1890年）

對畢巧林這一形象的塑造，萊蒙托夫主要使用了兩種方法，一是多側面的刻畫。5個故事采用了3種敘述方式（即他人的轉述、作者的敘述和主人公的自述），多方地對人物進行觀察，使讀者能獲得一個立體的人物形象。二是深刻、細膩的心理描寫。在穿插進小說的主人公日記中，作者讓主人公向讀者敞開了心扉，在對人物作描寫時，側重的也多為畢巧林的所思所想，即支配著畢巧林行動的意識和意志；此外，作者還在高加索大自然的映襯下、在激烈的沖突場景中描寫主人公的心理及其微妙的變化。這樣的描寫，使畢巧林成了俄國文學中最為豐滿的人物形象之一。在此之前的俄國小說中，這樣的心理描寫和具有這樣心理深度的文學人物都是鮮見的，因此，萊蒙托夫的小說創(chuàng)作對于俄國文學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古米廖夫認為萊蒙托夫“在散文中高過普希金”，“俄國散文就始自《當代英雄》”；別林斯基認為萊蒙托夫是普希金之后俄國文學新階段中的“中心人物”，理由也主要就在于此。這樣的人物塑造手法，這樣一種心理現(xiàn)實主義小說，后來對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