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無渡河

“名教叛徒”

被林孝恂斥責(zé)為“名教叛徒”的林長民，是林徽因的父親，也是對林徽因一生影響最大的人。這一點，在坊間流傳頗廣的一張父女二人的合影中，可見端倪。鏡頭里的兩個人神情端正地坐在盛大的光陰深處，一樣的面目如畫、姿態(tài)端正，一樣的蕭蕭肅肅、俊美清逸，甚至于，眉宇里的執(zhí)著與驕傲也如出一轍。這一份難描難畫、珠聯(lián)璧合的天然默契，令人不禁好奇它的養(yǎng)成，除了一望而知的家族基因，還有些什么是旁觀者、后來人所不了解的。

作為林徽因父親的林長民，也由此進入人們的視野。

說起林長民，今人只怕大多不甚了了。當(dāng)年，他的名字卻是可以和梁啟超相并提的。他是民初聞名士林的書生逸士，也是倡言憲政、推進民主政治的法政先鋒。他一生志在濟世經(jīng)邦，為官一度至“司法總長”，朝野無人不知，也算達到了傳統(tǒng)士大夫仕途的高位。只是，這樣一位叱咤一時的風(fēng)云人物，卻未能逃脫宿命的安排，最后不但遭遇殺身之禍，喪命關(guān)外，身后更是一片落寞。林長民故去近百年，其人其事，幾近淹沒在歷史的塵埃里，若不是林徽因，人們只怕早已遺忘了他的名字。真真是一抔黃土掩風(fēng)流。從這個角度看，林長民的人生堪稱是一場悲劇。

林長民，生于1876年，字宗孟，自號苣苳子，亦號桂林一枝室主，晚年因門前栽有兩株栝樹，故又號雙栝廬主人。從照片上看，林孝恂的兒子無一例外地繼承了他的輪廓，其中，又以林長民酷肖其父。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描述林長民：“軀干短小，而英發(fā)之概呈于眉宇。貌癯而氣腴，美髯飄動，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語則簡括有力?！?sup>[1]不僅如此，林長民心連廣宇、膽識超人的胸襟也與林孝恂如出一轍。只不過，畢竟又是一代人，林長民走得遠比林孝恂設(shè)想的更遠。他自幼聰慧絕倫，被鄉(xiāng)黨宗族視作神童，少年時在自家的林氏家塾中讀書，受業(yè)于林紓，與教新學(xué)的塾師林白水互稱友朋。家塾的教育是新舊相兼、雙管齊下的，林長民也由此獲取了最初的西學(xué)知識，想做什么雖然還不太清楚，不想做的卻已了然于胸。塾師林紓對自己這位天才學(xué)生的志向頗為了解，曾說過：“長民林生獨未嘗為制舉之學(xué)，然則長民固不愿取決于庸俗之眼，求倖于蒙昧之獲……世變?nèi)掌?，長民不見窘于制舉，長民可語也。”^[2]別人為大志走上了科舉，他為更大的志向放棄了科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林長民中秀才，這是他科舉生涯的開始，也是結(jié)束。這一年，他棄舉業(yè)，在家苦學(xué)英文、日文。1906年，林長民赴日留學(xué)，不久回國，就讀杭州東文學(xué)校，畢業(yè)后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學(xué)大學(xué)預(yù)科及大學(xué)部政經(jīng)科求學(xué)。

留學(xué)日本時期，林長民的各項才能都得到了全面的發(fā)揮。他是留日學(xué)生中的明星式人物，熱心社會公益，一度還擔(dān)任留學(xué)生公會會長。推舉他的人一致認為他身兼數(shù)長：有才，學(xué)識淵博，且“善治事”，尤善應(yīng)付復(fù)雜局面；有膽，遇事肯擔(dān)當(dāng)，絕無畏葸之態(tài)；有口才，善于辭令，滔滔雄辯；有財，“家本素封，交際所需，不匱于用”^[3]，且為人豪爽仗義，樂于為人排難解紛。相傳當(dāng)時中國學(xué)生在日本典當(dāng)衣物換取錢財時，如有林長民介紹，典價必較尋常為高。只因當(dāng)鋪主人知道林長民素來慷慨，即便典當(dāng)者他日無力贖回，林長民也會代為取償。

以一身而兼數(shù)長，林長民可算得上留日學(xué)生里的翹楚。但是，日本的天地并沒有把林長民變成一個激進的革命青年。和林覺民、林尹民不同，林長民希望通過改良的方式實現(xiàn)立憲政治。因此，當(dāng)林覺民、林尹民慷慨陳詞，宣揚革命的宗旨時，林長民則更注重廣泛地交游結(jié)納。他的交際圈里充滿形形色色的人：他認得日本名流犬養(yǎng)毅、尾崎行雄，也熟識中國名人張謇、岑春煊；他和湯化龍、孫洪尹、劉崇佑、徐佛蘇等留日的立憲派志士互相引重，定為深交，也結(jié)交君憲派的楊度，同盟會的宋教仁、黃興。不同政見的各路豪杰，都是他的座上賓。用林長民自己的話來講：“政治家須有容人的雅量，中國前途不可知，尤須聯(lián)絡(luò)異己，為溝通將來政治之助?！?sup>[4]他已經(jīng)開始按一個政治家的標(biāo)準(zhǔn)來塑造自己，規(guī)劃未來了。

1909年，33歲的林長民從日本留學(xué)回國。像當(dāng)初放棄了舉業(yè)一樣，這時他又拒絕了清政府授予的翰林進士身份，只身返回福建老家。因為林長民本身才華出眾，在留學(xué)生界聲名在外，再加上從福建走出的老父林孝恂官聲好、鄉(xiāng)譽佳，因此福建官紳對林長民爭相延納。一肚子西洋政經(jīng)之學(xué)的林長民，慨然于國民教育程度的低劣，以為從事政治教育才是根本之圖，于是推卻四方之聘，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學(xué)堂教務(wù)長。其間，他厘定學(xué)則，革除積習(xí)，大刀闊斧推動變革。他的少年銳氣刺痛了許多同僚上司，他們借口林長民改革失當(dāng)，將他告到了當(dāng)時的提學(xué)使姚文倬那里，林長民遂被罷免。^[5]心高氣傲的他索性自立山頭，斥資在福州設(shè)立法政學(xué)堂，自己親任校長，自詡為“與舊勢力奮斗”。一時聞風(fēng)來學(xué)的，竟有百人之多。在林長民的經(jīng)營下，學(xué)校很快就上了軌道。對林長民來說，私立法政專門學(xué)校應(yīng)該算是他夢開始的地方，也是他始終寄予希望的所在。這以后，他遠赴北京，奔波政治，但仍關(guān)注學(xué)校發(fā)展，“年籌巨費，以滋維持”。各省的私立法政專門學(xué)校成立了又關(guān)閉，只有福建的這一所日漸正規(guī)，后來還擴充為福建學(xué)院。這一切，自然離不開林長民的苦心規(guī)劃。

當(dāng)林長民進行他的法政教育試驗時，清政府迫于時局的憲政改革也在試驗之中。1908年，清政府宣布“預(yù)備立憲”，各省紛紛設(shè)立諮議局。林長民極力推動憲政，先任福建諮議局書記長，與各省諮議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國會請愿同志會”，后與梁啟超、徐佛蘇等組成“憲友會”，希望通過和平請愿的形式迫使清政府開放政權(quán)，轉(zhuǎn)入民主政治的軌道。然而，這溫和的“忠告”并不奏效。“憲友會”成立后，清政府為示對抗，組織了一個名為“憲政促進會”的保守黨。新舊之爭愈演愈烈，立憲派處處受保守派掣肘。面對此景，林長民、梁啟超都失望已極。一向溫和的梁啟超痛心之余，痛斥清政府為“麻木不仁之政府”“誤國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而林長民則表現(xiàn)出了“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清高，他急流勇退，離開了諮議局，辭去書記長一職，前往上海申報館謀差。無官一身輕的滬上歲月，他又恢復(fù)了往日的名士習(xí)氣，整日詩酒文章，揮金如土。據(jù)傳，林長民這時僅月包馬車一項開支就達80塊銀圓之多。如此揮霍，就連同居上海、淡泊金錢的老父林孝恂也認為太過奢侈。^[6]只有林長民自己知道，整日的閑散只是表象，“千金散盡還復(fù)來”，也只是因為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林長民在等待機會。

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如星火燎原，各色人物以辛亥革命為舞臺，紛紛登場。林長民一方面在上海創(chuàng)立《法政雜志》，普及法政，同時以福建省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臨時約法會議。向來主張立憲的他，力薦黎元洪為大元帥，同盟會黨人則推舉黃興。雙方意見相左，爭執(zhí)不下，于林長民，局面已然是殺機四伏。投票數(shù)日后，林長民偕浙江省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于下關(guān)火車站遇刺，多虧他有早年在林氏家塾日夜習(xí)武的底子，身手矯健，槍聲乍響，往地上一趴，子彈從頭頂飛過，方才幸免于難。經(jīng)此一劫，林長民始而明白自己并不見容于革命派，于是漏夜出城，返回上海家中。老父林孝恂又驚又憂，將兒子關(guān)在樓上，“累日不得出”。本來林長民在留日時和黃興、宋教仁頗有交情，立憲與共和于當(dāng)時的中國，也難說先進與后進，而且，林家才有兩位至親為革命捐軀。同盟會對此一概不顧，林家兩兄弟血跡未干，便對林長民痛下殺手，意圖永絕后患。如此心狠手辣，在同盟會，固然是存大義而廢小節(jié)，但在言之鑿鑿的“鐵血共和”的背后，也很難說沒有權(quán)勢之爭的私心私欲。對理想狂熱，對現(xiàn)實麻木，抽象的抒情、具象的冷漠，林長民的遇刺，勾勒出20世紀(jì)初年中國革命的兇險、復(fù)雜。作為個體的存在，一旦被裹挾于狂飆的中心，便是步步行來，步步驚心，再難獨善其身。

不過，面對如此兇險的情勢，林長民矢志不悔。對科舉的放棄并不意味著對仕途的放棄，林長民自認為有政治異稟，因此在政治上有遠大抱負，一心欲做“治世之能臣”。這依然是中國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只不過，在林長民的時代，這“治世”被他理解成了行之有效的、實行民主憲政的政府。在政局詭變的民初，這樣的抱負要想實現(xiàn)，談何容易？較之“民”字輩兄弟中的林尹民、林覺民（后者為革命犧牲），這樣的選擇的確需要勇氣，但死者已矣，還留有精神氣貫人間。林長民浮沉宦海近20年，心力交瘁，最后志向未竟已心灰意冷，他為了政治理想而活著，活得，卻更不容易。

卿本佳人

雖已決定以政治為畢生志業(yè)，但林長民身上并沒有太多政客的圓熟、世故與老到。相反，他在同僚友儕間留下的多是白云出岫、豐神雅淡的印象。

比如他的忘年交徐志摩，撰文提起與他的訂交，無限的感慨是：“我從最初驚訝你清奇的相貌，驚訝你更清奇的談吐，我便不阿附你從政的熱心。”^[7]以“清奇”一詞評騭政界人物，本就不多見，出于詩人之筆，就更是難得。盡管林長民多年來在政壇慘淡經(jīng)營，但他的一生真正讓徐志摩認可并期待的，始終是他的另一重身份——徐志摩以宋代學(xué)者張君房比附林長民，多次諷勸林長民“趁早回航……領(lǐng)導(dǎo)這新時期的精神，共同發(fā)現(xiàn)文藝的新土”。

徐林二人私交甚篤，這一段文字寫于林長民身后，詩人在哀痛中握吊摯友慘變，可說字字肺腑。而由“不阿附你從政的熱心”到“領(lǐng)導(dǎo)這新時期的精神，共同發(fā)現(xiàn)文藝的新土”，徐志摩想表達的絕不僅僅是對林長民才學(xué)的引重和推崇，更是一份沉重的扼腕之憾。

林長民究竟是何等樣人，他的棄學(xué)從政竟令徐志摩感慨如斯而不能去懷？唯一可以作為解釋的理由就是，他們是同類，彼此間有同類的懂得和激賞?！都t樓夢》里有段話，大意是：天地間乖邪之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下，遂凝結(jié)充塞于深溝大壑，值靈秀之氣適過，正邪交葛，搏擊掀發(fā)。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千萬人之下。為情癡情種，奇優(yōu)名娼，逸士高人。

這段知人論世之語，可用于徐志摩，但放在林長民身上也并無不妥。

從林長民的人生軌跡看，無論氣質(zhì)談吐、天賦秉性，還是才情才思，他本人都更接近于文人逸士，而不是一名政客。出任福建官立法政學(xué)堂教務(wù)長時，有人形容他“瘦骨削面，長髯飄拂，雙目炯炯如電”，最為奇特的是“襟袖濃香馥郁”。^[8]這樣神仙般的人物，在軍匪橫行、塵土飛揚的民初政界，除卻林長民，只怕再難找出第二人。林長民在北洋政府的同僚也頗以此為奇。提及林長民，他們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呼朋喚友，雖然他廣于交游，也不是他的急于用世，雖然他一心入仕，而是隱于其后的“其秀在骨”。^[9]一度和林長民關(guān)系頗近的王揖唐就戲稱林長民“色藝俱佳”^[10]。在散見于今的各方評語里，對林長民的氣質(zhì)勾勒最傳神的，自然還是和林長民結(jié)交最深的徐志摩。在記述自己與林長民的交往時，徐志摩有這樣一番話：“你搖曳多姿的吐屬，蓓蕾似的滿綴著警句與諧趣……我傾倒你的語妙，往往含笑靜聽，不叫我的笨澀羼雜你的瑩澈?！?sup>[11]這段文字寫得饒有趣味，以徐志摩的風(fēng)流俊逸、錦心繡口，面對林長民，竟然自覺笨拙生澀，只愿聆聽而不想開口。這場景，恰如大觀園里的寶玉見到眾多鐘靈毓秀的女兒家，立時自覺成了“須眉濁物”，少不得要處處恭敬維護，真心待之。這一份會心和熨帖，再次證明了林長民和徐志摩的氣味相投、惺惺相惜，不是一類人絕說不出這樣的話。而由這樣的視角出發(fā)，一個煙云水氣、風(fēng)流自賞、不滯于物、不拘禮俗的林長民便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他的容貌精神里，“看不見蒼蒼的鬢發(fā)，看不見五十年光陰的痕跡”（徐志摩語），永遠是年輕的明亮與飛揚。在新舊轉(zhuǎn)型，風(fēng)氣尚不算開的民初社會，他敢用“愛情”作題，為青年們演講，他和小自己20歲的徐志摩假扮情人，鴻雁往還，做戀愛游戲，他以半百的年紀(jì)登臺出演泰戈爾的戲劇，他和自己的女兒互稱知己，以友朋相待。凡此種種令時人側(cè)目的行為，他卻私毫不以為意，輕裘緩帶，衣袂飄飄，談笑間，將那些飛短流長的誅心之論統(tǒng)統(tǒng)棄于身后。

那份盡興，那種不給自己留一絲余地的勇氣和銳氣，就好像他從來不會老去。

林長民很清楚自己的這種性情。昔日被福州法政學(xué)堂罷免之際，他曾放言“蹇性窈思，難以諧俗”，這固然是受挫后的負氣之語，言語間的矜持卻也歷歷在目。之所以“蹇性窈思”，一半固然是天生的個性，另外一半，多少也是因為心中有所恃。只不過，他所憑恃的不是權(quán)勢、金錢或者門楣，而是他的才情才氣，這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林長民自成一格的“其秀在骨”，孤高飄逸。以文字而言，林長民好文字，也擅文字。然而他的好，不是勤于修煉、鐵杵磨成針的好，而是隨心所欲、閑情偶寄的好，并不苦心雕琢，閑閑著筆，而自有韻致。其行文風(fēng)格，由“旅歐日記”可見一斑。

余等登岸館于Hotel Splendiol，館面湖背山，而湖自Vevey以東，對岸諸峰，回合漸緊，……雖水天相接，而左右映帶，嵐翠若扉。扉半啟，右辟而左翕也。湖光如練，鵝鶴之屬，飛泳其上，其樂無極。四時半同人出游，盤山而上。山稍稍凹處，不見湖光。亭館無數(shù)，多富人巨室別墅。行數(shù)里后，曠然面水。樹木森蔚，略有松柏，針細而短，其枝橫出，不若吾東方之松干之夭矯。^[12]

羅山名跡，登陸少駐，雨湖煙霧，向晚漸消；夕陽還山，嵐氣萬變。其色青、綠、紅、紫，深淺隱現(xiàn)，幻相無窮。積雪峰巔，于疊嶂間時露一二，晶瑩如玉。赤者又類瑪瑙紅也。羅山茶寮，雨后來客絕少。余等憩Hotel at chardraux時許……七時歸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較迅。云暗如山，靄綠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際尚有微明。^[13]

這兩段散記，錄于旅歐途中，雖屬隨意試筆，且篇幅短小，仍極具神韻地勾勒出一幅青綠寫意山水，字里行間充滿晚明小品文式的精雋清雅，讀之令人回味無窮。

文章而外，林長民還有極深的書法造詣。今日仍懸于長安街的“新華門”匾額即他的手跡。據(jù)福建籍詩人陳兼與記錄，林長民“少即工書，初學(xué)《靈飛經(jīng)》，娟秀無匹。偶學(xué)小歐，亦極凝整；小行草如時花美女，一時無兩。后在北京，不免為風(fēng)氣所趨，亦參北碑”。^[14]這一說法在林長民親屬的回憶中也得到印證。據(jù)林長民親屬言，林氏研習(xí)書法由晉唐人入手，美妙絕倫，中歲習(xí)魏碑，字體一變，秀雅中顯出樸茂遒勁，達到所謂“融碑入帖”的境界。比如，林長民晚年以行草小楷書寫的“旅歐日記”，就被今人評為“疏朗中透著凝練，散淡而不失法度”，置于書家名作行列當(dāng)無愧色。^[15]另一幅與民初畫家姚華合作的書畫作品《佛像》更見其功力。這幅作于“甲子（1924年）夏五”，也就是林長民下世前一年的書畫小幀，在縱11厘米、橫17厘米，如明信片大小的頁面上，由姚華繪紅衣阿羅漢一尊，線條渾厚蒼勁，佛像相貌生動有致。佛像旁輔以林長民手書小楷《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筆力蒼勁，結(jié)字工楷中有行書筆意，豐潤樸茂中見靈動之致，書畫相得益彰，堪稱傳世佳品。^[16]

說起林長民的書法，還有一段佳話。民初，王世澄、黃浚所辦《星報》，蒲殿后、劉崇佑所辦《晨報》常登林長民的詩?！冻繄蟆肥茄芯肯岛砩?，孫伏園、徐志摩先后都曾擔(dān)任過這家報紙的副刊主編。兩家報紙的編輯校對一見有林長民送來的詩稿，必要爭搶到手，將詩謄錄一遍，留起原稿，以抄件付字房排印。原來林長民的詩稿都用特制的箋紙所寫，書法秀逸如不沾人間煙火，見者愛不釋手，一時間洛陽紙貴，文壇藝苑，一致推崇，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康有為?？涤袨樽鳌稄V藝舟雙楫》，縱論天下書法家，曾和伊峻齋（伊立勛）說起：“你們福建書家，卻只有兩位……”伊峻齋以為自己會是其中之一，康圣人卻從容道：“一個是鄭蘇戡（鄭孝胥），一個是林宗孟?！?sup>[17]伊峻齋出身書法世家，家學(xué)淵源，天資過人，真草篆隸無所不能，且功力深厚，在清末民初的名書家中也是數(shù)得上的人物。這樣的大家，在康有為眼里，尚且及不上林長民，由此也可見，林長民的書法功底絕非是浪得虛名。

在民初的士林中，林長民這般的才情、傲世刺世的鋒芒，使他遠遠區(qū)別于一般的風(fēng)流名士。明人張岱曾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绷珠L民就是一個才氣、癡氣并存，有癖有疵之人。一個人攜帶這樣的性情、天賦與才華，固然是極大的幸運，但也未嘗不是兇險萬分的事。這兩者間的轉(zhuǎn)換，全看一路遇見的人，要到達的方向。以林長民的才情，若潛心于學(xué)問文章或者翰墨丹青，成就一番名山事業(yè)并非難事，“蹇性窈思，難以諧俗”放在文壇藝苑甚至于學(xué)界、思想界，也是錦上添花、相映成趣的事，哪一個大家沒有些自己的鋒芒和個性。然而，遺憾的是，林長民并不甘愿安坐在書齋里孤芳自賞，而是一心一意要走一條自己并不十分擅長的路。總體來說，他不是一個有著自己專業(yè)興趣的現(xiàn)代型知識分子，而是一名轉(zhuǎn)型期的士大夫。他用世心切，雖受過西式教育，在憲政領(lǐng)域一騎絕塵，充當(dāng)先鋒，思想深處卻是儒家的生命觀照。在他的觀念里，“學(xué)而優(yōu)則仕”、建功立業(yè)，始終才是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正途，而他自己以西化中、替國家尋出路的憲政理想，也需要通過參與并且實踐政治來推進。這兩重觀念，前者來自古典的廟堂意識，后者取自西方的參政意識，它們一中一西、一舊一新，在林長民的身上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在這雙重價值觀的合力下，林長民實際上很難跳出為官、從政、立功的窠臼。由此，便也注定了他充滿悲劇意味的一生。

書生意氣大王旗

辛亥年的子彈沒有擋住林長民入仕的雄心。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成立，林長民出任秘書長，并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從此正式開始了他參政的歷程。他和梁啟超舊交張謇等人組織統(tǒng)一黨，自任干事，迎回在日本流亡13年之久的梁啟超，意圖在新政府大展抱負。這一年3月，袁世凱經(jīng)多方博弈，出任大總統(tǒng)。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在當(dāng)時的政治格局中，袁世凱政府和以孫中山、宋教仁為首的國民黨兩相對峙。國民黨在國會中占絕對多數(shù)席位。出身于舊王朝的袁世凱，所思所想無非鞏固一己之權(quán)力，對于民主，無論從制度還是理念，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談不上認同和支持。因此，國民黨作為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局面讓袁世凱頗為不安，私底下，他憂心忡忡，對楊度說：“我現(xiàn)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quán)，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quán)，把我擺在無權(quán)無勇的位子上。”^[18]害怕被奪權(quán)的袁世凱思慮再三，決定出資20萬元支持共和黨、民主黨、統(tǒng)一黨三黨合并，而另一廂的梁啟超、林長民為避免出現(xiàn)國民黨一黨獨裁，也在努力推進三黨合并。

1913年5月29日，共和黨、民主黨、統(tǒng)一黨正式合并為進步黨。議會中形成兩黨對峙之勢。林長民以眾議院議員兼秘書長的身份出任該黨最重要的機構(gòu)——政務(wù)部部長一職。進步黨雖以黎元洪為理事，但軍人出身的黎元洪對組織政黨一事不甚了了，也興趣不大，于是梁啟超、湯化龍和林長民就成為進步黨實際上的領(lǐng)袖。他們主張和現(xiàn)政府進行有限度的合作，通過說服引導(dǎo)使中國憲政漸入民主政治的軌道。正像梁啟超所說：“當(dāng)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shè)事業(yè)?！?sup>[19]梁啟超的這番話是功敗后的反省，也間接說出了林長民的心聲。他倆都出生于19世紀(jì)70年代，梁啟超長林長民三歲，他們同屬晚清一代知識分子，兩人都有傳統(tǒng)功名，對西學(xué)都有一定認知，都有相當(dāng)?shù)恼伪ж摗Ｋ麄兊恼伪ж撘泊篌w相同，概言之：“第一是要組織政黨，實現(xiàn)政黨政治；第二是要做‘國務(wù)大臣’，一展個人抱負。”^[20]在帝制已廢的民國，這樣的理想，猶自帶有舊時的士大夫情結(jié)。從晚清走出的林長民、梁啟超二人渴望成為新時代的賢相，以自己的熱血、洞見、智慧，佐明君，定國體，立國基，建設(shè)一個全新的憲政國家，功垂后世。這種想法本沒有錯，新朝初建，悠悠萬事，本來就是制憲建章、厘定法規(guī)、奠定基業(yè)的關(guān)鍵時期。問題在于，梁、林二人以及他們所執(zhí)掌的政壇研究系，把實現(xiàn)這一政治藍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現(xiàn)有政治勢力的合作上。這一策略，固然是審時度勢后的考量，二人走了一條在他們看來雖然保守但是也相對穩(wěn)健的路線——畢竟，辛亥之后，人心思安，唯有北洋集團這個彼時中國最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才有足夠的力量平定亂局。用梁啟超的話來講，“茍能善用之，誠足以致中國于治強”。只是，在制度未定、兵禍頻仍，政治和武力高度統(tǒng)一的政局里，以一己手無寸鐵的書生之能，踐行這樣的策略，實在不啻為與虎謀皮，困難和復(fù)雜程度都毋庸置言，要做到“善用”，談何容易。當(dāng)然，林長民對此也不是全無準(zhǔn)備，他此前的經(jīng)歷——被免、遇刺，一次比一次兇險，都在提示他前路的艱難，但他認為自己已有足夠的智慧應(yīng)對。只是，隨著從政的路途不斷深入，他才發(fā)現(xiàn)，一切遠遠超越了他的想象。這條貌似穩(wěn)健的路不僅危機四伏，而且爭議滿天。他走得辛苦不已。

1913年，林長民被推選為參議院議員。4月，他出任參議院秘書長。1914年，袁世凱設(shè)臨時參政院，副總統(tǒng)黎元洪出任院長，汪大燮為副院長，林長民為秘書長。對于袁世凱，林長民和梁啟超自然心意相通。于公，他們都期望能約束并借助袁世凱的力量，實現(xiàn)“開明專制”，進而使國家走上憲政軌道；于私，他們也都盼著由此實現(xiàn)自己以讀書人之身從政的理想——有效而純正的政治參與。

1912年，林長民和梁啟超便是抱著這樣美好的愿望加入袁世凱的政府。

對林長民而言，1912—1913年的光景應(yīng)該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時節(jié)。有什么比新朝兆始、百廢俱興更能激發(fā)一個從政之人的熱情？更何況還是去帝制、立民國這般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任何言語都不足以形容他此時的意氣飛揚，一如早期留日時的明星風(fēng)采，國會現(xiàn)場的林長民羽扇綸巾，雄姿英發(fā)。他文才俊美，談吐動聽，熟悉議場手續(xù)，諳熟國會事務(wù)，引來一眾關(guān)注的眼光。然而，這種關(guān)注，終究只是場面上的熱鬧。袁世凱看中林長民，并非認同林長民的議會政治、立憲政治的理想，只是期望借助進步黨，和孫中山的國民黨一決高下。袁世凱政府的政治運作也不是除舊布新的制度建設(shè)和健全法制，而是激活傳統(tǒng)黑暗面的權(quán)力的鞏固，收買、暗殺、分化，黑白兩道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及至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取締了國民黨，同時也廢棄了國會。這樣的結(jié)局，絕不僅僅是國民黨的悲劇所在。在民主政治這個平臺上，任何政黨，包括敵對政黨之間，都是唇亡齒寒的關(guān)系。進步黨的價值正是依托國民黨而存在。當(dāng)北洋集團借助進步黨之手驅(qū)逐國民黨，國民黨的愿望固然落空，但進步黨最后也落得和國民黨同樣的下場，中國失去了一次迎接新紀(jì)元的機會。

1913年，眼見著形勢急轉(zhuǎn)直下，梁啟超急行舍去，和弟子蔡鍔聯(lián)手反袁護國。相比梁啟超合則聚、不合則去的快意，林長民的態(tài)度則圓潤轉(zhuǎn)圜得多。他以為，政黨的目的就在于取得政權(quán)，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該自斷前程。緣此，當(dāng)梁啟超已開始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式大筆討袁時，以才華自詡，渴望有所表現(xiàn)的林長民卻并不甘心就此收場，仍舊在和袁世凱苦苦周旋。袁世凱也不失時機地給了他堅持的借口。1914年，林長民的父親林孝恂病危，林長民欲返滬侍奉，到總統(tǒng)府告假，袁世凱“極致殷勤”，命車送人參、鹿茸、皮貨等貴重之物。不久，林孝恂病逝，林長民悲慟不已，撰哀啟文，袁世凱得知，再贈銀三千。最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在治喪結(jié)束之后，當(dāng)林長民返京入新華宮銷假時，袁世凱先是扶起林長民，好言勸慰，接著，他隨口背誦出林長民撰寫的悼詞，自始至終，不落一字，背完淚流不止。

這一幕，隔著一個世紀(jì)的時間往回看，在歲月沉重的油彩和燈光下，充滿了戲劇式夸張、荒誕和滑稽，同時，也充滿了戲劇式劍拔弩張的張力。如同所有登基問鼎的新帝，袁世凱一朝大權(quán)在握，恩威并施，當(dāng)著林長民背誦悼詞至涕淚交加，用心不可謂不苦，也不能說沒有憐才之意，然而，恩的后面，撲面而來的是一片殺氣騰騰。聰明如林長民，自然不會感受不到。私下里，他密告親友：“以日理萬機者而于極不相涉之哀啟，強記而面誦之，其責(zé)望于我已達嚴重之極點，不從之，即取我命矣！”^[21]從此聽命于袁世凱。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林長民也飽受詬病。在這場關(guān)乎中國憲政前途的較量中，袁世凱固然暴露出從舊王朝帶來的專制的底色，林長民也充分顯示了自己作為書生從政的兩面性——理性上追求真理，現(xiàn)實中依附權(quán)力。如果說，林長民最初投身袁世凱政府期待的是純正的政治參與，那么隨著袁世凱的野心日益膨脹，他投身的理由其實已不復(fù)存在。之所以不能及時抽離，不用說，林長民有他的苦衷，但這份苦衷很難用“被動”二字完全開脫。他完全可以像梁啟超一樣，早早掛冠而去。其間的猶疑沉吟，在林長民，有試圖挽回局面的用心，但多少也體現(xiàn)了他性格中的不甘寂寞、自負執(zhí)著，以及由此而生的急功近名的戀棧之心。持同樣政見的二人相比，如果說梁啟超在關(guān)鍵時刻往往能表現(xiàn)出急流勇退的智慧、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清明，林長民的一生則始終難以突破自己，期望“有所為”的時候多，甘心“有所不為”的時候少，于是一再陷入命運的怪圈，以理想主義的初心，一次次重蹈覆轍，成為權(quán)力的附庸和裝點。

1914年8月，進步黨人成立了“憲法研究同志會”，另有一部分人同時組成“憲法討論會”，兩會共同的宗旨都是推進民主憲政。9月12日，進步黨人將兩會合并為“憲法研究會”（又稱“研究系”）。梁啟超、林長民以研究系名義繼續(xù)參與民國政治，參與的路徑一如從前——引導(dǎo)握有實權(quán)者行憲政之路。只不過，他們引導(dǎo)的對象由昔日的袁世凱變成了段祺瑞。

1917年，張勛復(fù)辟，林長民加入段祺瑞的“討逆軍”。7月，段祺瑞挾討伐張勛復(fù)辟獲勝之勢出任總理。研究系一眾成員由此對段祺瑞寄以極大期望，比如梁啟超，早在助段祺瑞馬廠誓師的時候就表達過自己對段祺瑞的支持：“老段反對洪憲，我們不該佩服他嗎？”

自然是有很多人佩服。從力逼清帝退位，反袁世凱復(fù)辟到討伐張勛，段祺瑞儼然已經(jīng)是三造共和的英雄，這樣的光芒使他一時之間備受矚目。1916年，胡適在日記里就寫下這樣的話：“人問今日國事大勢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堅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穩(wěn)健派，即從前的守舊派。這情形大似美國初年的情形。美國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黨鬧起來的。后來革命雖成功，政府可鬧得太不成樣子。那時的美國，比今日的中國正不相上下，怕還更壞呢。后來國中一般穩(wěn)健的政客，如漢密爾頓、華盛頓之類，起了一次無血的革命，推翻了臨時約法（即《邦聯(lián)條例》），重造新憲法，重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憲法?！覈袢盏默F(xiàn)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wěn)健派的人物。”^[22]

當(dāng)然，也有人不以為然。梁啟超的諍友周善培就曾經(jīng)力勸梁啟超，與段祺瑞只能為友而不能共事。梁啟超問：“老段反對洪憲，我們不該佩服他嗎？”周善培答：“我也因為佩服他這一點，所以結(jié)束肇慶都司令部以后，我還同他做朋友?！绷簡⒊址磫枺骸盀槭裁醋龅门笥延植荒芄彩履?？”周善培說：“當(dāng)然是兩回事。做朋友誰也不侵占別人權(quán)利；一共事，權(quán)利問題就來了。你連這種極淺顯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還談什么政治呢？你既認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長嘆一聲下臺就是了。”^[23]

遺憾的是，這樣的忠告在當(dāng)時并沒能阻攔梁啟超、林長民和段祺瑞的攜手。1917年7月，段祺瑞重組內(nèi)閣，設(shè)置9個總長席位的段內(nèi)閣，研究系即占去5席，控有行政、內(nèi)務(wù)等重要部門，其中林長民掌司法，梁啟超掌財政，湯化龍掌內(nèi)務(wù)，汪大燮掌外交，范源濂掌教育，^[24]段內(nèi)閣儼然成為研究系內(nèi)閣。大權(quán)在握的研究系天真地以為，他們已經(jīng)掌控了局面。但事實上，他們的際遇比起此前的袁世凱政府時期，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段祺瑞也只是利用研究系于一時，徐樹錚私下對段祺瑞所說：“梁、湯輩只能利其虛聲，點綴北洋門面，實在事，還要我們自家有辦法。”“我輩沖鋒陷陣，始奏膚功，結(jié)果乃為幾個文人造機會，恐必有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為他人利用?！?sup>[25]就這樣，滿懷壯志的林長民、梁啟超變成了段祺瑞政府的“文案老夫子，不是國務(wù)員”，愿望再度落空。

對于林長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無所成，既非自己的預(yù)期，也令他身后的林家人為他暗暗叫苦。近80年以后，林長民的侄子林宣接受訪談，講到林長民的從政，他援引了林徽因?qū)ψ约焊赣H的評價，這評價只一句話：“他像晉代士大夫，清談?wù)`國?！?sup>[26]

林徽因一生專注學(xué)術(shù)，遠離政治。不僅林徽因，與她同輩的林家后代也無一人從政。

其實，平心而論，林長民雖然是一介書生，但并不是只知空談的清流，他具有超于常人的行政才干，又始終不失終極的價值追求，以及與此追求對應(yīng)的政治品格。他為官清廉，性格剛直，是非觀念極強，任司法總長期間，袁世凱表弟張鎮(zhèn)芳因依附張勛復(fù)辟下獄，被定為內(nèi)亂罪，判處無期徒刑。張鎮(zhèn)芳以10萬巨金籠絡(luò)林長民，希望得到特赦，林長民不惜摔掉烏紗，斷然拒絕。再比如后來的曹錕賄選，林長民堅持拒收5 000元一張的選票，由此見罪于曹錕，不得不往天津避禍，窘迫到要賣字維持生計，好在他素有文名，求字者甚眾，他還因此自題了一首打油詩：“去年不賣票，今年來賣字。同以筆墨換金錢，遑問昨非與今是?！?sup>[27]

這樣的舉動，在烏煙瘴氣的北洋官場當(dāng)然不多見。也緣于此，周恩來曾以“北洋政府也有好人”一語稱譽林長民。然而，對于林長民，這些舉動不過是一再地流露了他身上理想主義者的本色。在他內(nèi)心深處，白玉為堂金作馬從來都不是他的欲求，他只愿出將入相，做一番大事，名垂青史，這是典型的書生報國。至于何為大事，或者說何以報國，早年他在上海主編《法政周刊》時所轉(zhuǎn)的一段話頗能代表他的思想：“國之中有一人明法政，則國之中多一勁旅；有數(shù)十人明法政，則多數(shù)十勁旅；有千百人明法政，有億萬人明法政，則多千百億萬之勁旅；舉全國之人盡明法政，則全國皆勁旅也?！?sup>[28]沒有一兵一卒的林長民，以法政為御侮強國的千軍萬馬，在民智不開、顢頇保守的社會風(fēng)氣下，想當(dāng)然地設(shè)想“全國之人盡明法政，則全國皆勁旅也”，令人驚訝的樂觀、天真反映了他內(nèi)心深處對民主共和、國富民強的現(xiàn)代中國的強烈渴望。他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的激勵下鞭策自己建功立業(yè)，也是在這樣的思想中得出制約和引導(dǎo)“現(xiàn)勢力”，漸進、穩(wěn)定地推動憲政的改良方案。只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法政”藍圖，在握著槍桿子的軍閥和爾虞我詐的政客看來，無疑是對現(xiàn)實政治的嚴酷性、復(fù)雜性嚴重認識不足。在新舊雜陳、南北碰撞的大轉(zhuǎn)型的政治空間里，他們既樂得有人以此為自己正名，裝點門面，自然也不會認真計較它的合理性、現(xiàn)實性、可操作性。

馬克斯·韋伯曾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稟賦是絕對重要的：為自己認定的理想獻身的熱忱，基于熱忱的現(xiàn)實使命感和責(zé)任感，對現(xiàn)實心沉氣靜的判斷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29]出身士大夫家族的林長民從來都不缺少為江山社稷獻身的熱忱、使命感和責(zé)任感，只是缺了一點對亂世中國復(fù)雜現(xiàn)實的深刻理智的判斷和洞察。這也是書生從政的通病。比如，周善培就曾經(jīng)批評梁啟超“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30]。聽聞此言的梁啟超不服氣地回敬說：“你難道不曉得今天不能辦事嗎？”周善培反問：“你難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辦事嗎？”梁啟超聞言嘆息，再無話說。

周善培對于梁啟超的這一番質(zhì)問，放在林長民身上也未嘗不可。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那個群雄并起、軍閥干政，靠武力說話的年代，并不是林長民“能辦事”的年代。然而他仍不自知，仍一廂情愿地將希望寄托在和強權(quán)的合作。結(jié)果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急景凋年里，他的書生意氣無所適從。他理想化的愿景和表達、他極富正義感的個人私德，都顯得不識時務(wù)，迂闊而天真。于是，他的行政才干注定也只能被束之高閣，落得個“文案老夫子”的命運。

1924年2月20日，五四運動的啟蒙者陳獨秀寫道：“張君勱輩鼓吹由國民投票的形式承認憲法，湯漪、林長民輩鼓吹修改憲法，他們都輸在迷信紙上的憲法有治平中國的力量。他們不懂若是沒有一種自身確能遵守憲法的力量來擁護憲法，使憲法得以實施，那全部憲法便等于一張廢紙?！?sup>[31]這一年，他領(lǐng)導(dǎo)的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已有三年。在北洋時代過后，這個政黨成為中國國內(nèi)除國民黨以外唯一擁有裝武力量的政黨。

僅憑一個好人，終究是無法撥亂反正，將國家民族帶入坦途。

1917年11月，馮國璋與段祺瑞失和，段祺瑞因直系等多方勢力的壓力，辭去總理一職，段內(nèi)閣倒臺。早與段祺瑞意見不合的梁啟超、林長民、湯化龍相約退出段內(nèi)閣。一切果然如周善培的預(yù)言，“長嘆一聲下臺就是了”。林長民的司法總長生涯，至此剛滿三個月。下臺后，他自鐫一閑章，上刻“三月司寇”字樣，自嘲之意溢于言表。

1918年3月，辭去總長職務(wù)的研究系柱梁之一、湖北人湯化龍決定暫赴日本和美國考察，以圖再尋民族之出路。臨行前，湯化龍回到故鄉(xiāng)浠水，作詩道：“揮淚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睗M紙凄楚之意。同年9月1日，留下此詩僅僅半年，湯化龍就在溫哥華遭國民黨人暗殺，不幸身亡。國民黨事后控訴他“袁之走狗，段之幫兇”，兇手王昌在遺書中寫道：“我不忍坐視國亡，實行鐵血主義?！?/p>

湯化龍的靈柩被運回北京，梁啟超寫下一副挽聯(lián)：“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為民主憲政疲于奔波，到頭來不過黨同伐異，兔死狗烹。梁啟超痛心已極，對北洋政府心灰意冷，他向研究系同人痛陳：“此時宜遵養(yǎng)時晦，勿與聞人家國事，一二年中國非我輩之國，他人之國也?！?sup>[32]他從此放棄了從政之念，潛心著述講學(xué)，“邈然幾與世絕”。而林長民雖屢經(jīng)挫折，總還是不甘心就此放手。他以為，過往的波折只是因遇人不淑，時運不濟，只要堅持，總有希望在將來，總有當(dāng)權(quán)者能為自己所開化。就是抱有這一線希望，他繼續(xù)留在了風(fēng)浪頻起的北洋政府。

誰點燃趙家樓的火

從段內(nèi)閣請辭后，林長民在走馬燈般更換的政權(quán)交接中勉力強撐。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大總統(tǒng)。徐世昌本是科舉正途出身，他和林長民的父親林孝恂是同年欽點的翰林?；蛟S是念著這一段淵源，再加上期望利用研究系力量擺脫段祺瑞控制，徐世昌獲權(quán)后重新啟用林長民。

彼時，南北割據(jù)、烽煙四起、民生凋敝，舉國上下都對這北洋政府歷史上第一位文人總統(tǒng)抱有極大希望，林長民也不例外。然而，徐世昌對林長民的態(tài)度頗令人玩味。一方面，他誠邀林長民擔(dān)任總統(tǒng)府特設(shè)的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wù)長，參與外交機密。另一方面，他又始終不讓林長民進入權(quán)力中樞。當(dāng)有人舉薦林長民為他的秘書長時，徐世昌以“我的秘書長用不著磐磐大才”為由，斷然拒絕。^[33]如此前拉而后推，徐世昌的私心清晰可見，林長民在他眼里終究是不能信賴的外人，所謂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職務(wù)，在徐世昌眼中，也不過是無關(guān)宏旨的閑差。就此而言，徐世昌和段祺瑞、袁世凱并無分別。對林長民這樣一個以政治為畢生訴求，渴望建功立業(yè)的人而言，長久被排除在樞機決策之外，其內(nèi)心的苦悶、不安是可以想見的。位居京官高位，常有福建同鄉(xiāng)找來求職，他每每“力勸官不可做”，不如回家種田。為何“官不可做”？在林長民，恐怕不僅僅是漂亮的推脫、虛與委蛇的敷衍，它還是一份甘苦自知的酸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深深的無望。

對于書生的人生而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的亂世就是一場追求未果的悲劇，目標(biāo)依舊懸遠，生命卻已耗竭。

關(guān)于林長民晚年的心境，有一件事可以為說明。1922年5月14日，胡適發(fā)文提倡好政府主義。這個名為《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宣言，在當(dāng)時聯(lián)名了蔡元培、李大釗、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王寵惠、羅文干等讀書界代表，達16人之多，卻獨獨漏掉素來和胡適交厚、期望與其攜手并進的梁啟超與林長民二人。多年的苦心，袁世凱、段祺瑞不解也就罷了，如今視作同道的胡適也并不領(lǐng)情，林長民難以壓制心中的不滿，訴苦說：“適之（胡適的字）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愿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元培）先生素來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34]

這番話表面上看是發(fā)泄對胡適的不滿，然而一個一向以清高自詡、才華自負的書生，有朝一日竟會如此自嘲自況，他的胸臆之間未嘗沒有一份“濁比清難”的不平與激憤。這么多年以來的動心忍性，強壓著性情的迎合，周而復(fù)始地由期望到失望，到終于一事無成。從政路途當(dāng)中的種種，于林長民，無一不是耗損，滴水穿石間，曾經(jīng)睥睨萬物的傲氣、經(jīng)天緯地的理想，早已面目全非，遙遠得如同前世。而今世，書不成，藝不成，立功不成，欲罷不能，前行無望，林長民進退失據(jù)，內(nèi)心極為煎熬和痛苦。

1919年1月18日，為解決一戰(zhàn)戰(zhàn)后問題的巴黎和會召開，外交總長陸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會，研究系領(lǐng)袖梁啟超也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趕赴歐洲。日本在對德戰(zhàn)事遠未結(jié)束之前就先與英法密訂，戰(zhàn)后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quán)益直接由日本繼承，同時與段祺瑞安福系國會內(nèi)閣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密訂有濟順（濟南至順德）、高徐（高密至徐州）兩條鐵路由日本出資建筑的密約。巴黎和會上，日本拿出這兩紙密約討價還價。4月30日，巴黎和會置中國利益于不顧，公然將原德國在山東之特權(quán)全部讓給日本。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啟超立即從巴黎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發(fā)動不簽字運動，以抵制賣國條款。得知消息的林長民憂憤不已，國事如斯，個人的遭際如斯，二者重疊交錯，至此已是忍無可忍。他連夜為《晨報》趕寫了一篇題為《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社論，長久以來的郁結(jié)之氣就此宣泄而出。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略謂青島問題因日使力爭，結(jié)果英、法頗為所動，聞將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嗚呼！此非我舉國之人所奔走呼號，求恢復(fù)國權(quán)，主張應(yīng)請德國直接交還我國，日本無承繼德國掠奪所得之權(quán)利者耶？我政府我專使非代表我舉國人民之意見，以定議于內(nèi)折沖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噩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quán)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唯須得關(guān)系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zhí)千九百十五年（1915年）之二十一條及千九百十八年（1918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于脅逼，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徑為應(yīng)屬日本之據(jù)。濟順、高徐草約為預(yù)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35]

林長民向萬千國民揭露這一賣國行徑，文中留下近代史上極慷慨悲壯的一句：“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薄皣鰺o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這篇不足300字的社論一經(jīng)發(fā)表，猶如一顆重磅炸彈，旋即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5月4日下午，北平12所學(xué)校的3 000多名愛國學(xué)生舉行示威游行，火燒趙家樓曹汝霖宅，痛毆章宗祥，這一切迅速匯聚為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親手點燃五四運動導(dǎo)火索的林長民，一旦沖破種種顧慮，“發(fā)其愛國之愚”，熱血任俠之氣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撰文后幾日，他攜一具棺材往北京大學(xué)附近公開演說：“他（曹汝霖）有權(quán)力，可能殺我；我拼一條命，跟他斗到底，故將棺材預(yù)備在此?！?sup>[36]聞訊而來的聽眾向林長民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因為林長民的態(tài)度和立場，以段祺瑞安福系為主的親日派視之為眼中釘，說“這回北京市民的公憤，全是外交協(xié)會林長民等煽動起來的”。^[37]日本政府更是對林長民恨之入骨。5月21日，日本大使小幡酉吉照會中國外交部，專門提到林長民，“外交委員會委員、干事長林長民君，五月二日《晨報》《國民公報》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內(nèi)有‘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负衔宜娜f萬眾誓死圖之’等語，似有故意煽動之嫌。此事與五月四日北京大學(xué)生釀成縱火傷人暴動之事，本公使之深以為遺憾者”，由此威脅中國政府：“若果放置此等風(fēng)潮，不特有釀成貴國內(nèi)治意外之?dāng)_亂，怕有惹起兩國國際重大之事態(tài)。”^[38]從日本人的態(tài)度，足可見林長民之于“五四”的影響力。徐世昌全沒想到，一個為應(yīng)對巴黎和會而設(shè)的臨時機構(gòu)竟會引起這樣一場軒然大波，急召林長民到總統(tǒng)府，呵斥他“放野火”，并表示自己是“愛惜人才，未予嚴懲”。徐世昌、林長民之誼，至此中斷。^[39]

當(dāng)月25日，林長民手書辭職呈文給徐世昌，請求辭去剛?cè)?個月的外交委員會委員職務(wù)，以免政府為難。《晨報》全文照登。林長民在辭呈里一一駁回了小幡酉吉的指責(zé)：“長民憤于外交之失敗，發(fā)其愛國之愚……激勵國民奮于圖存，天經(jīng)地義，不自知其非也……彼日本人絕無可以抗議之理由。且有國者不諱亡，長民措語未為過甚……”并鄭重聲明：“勢力侵凌，利權(quán)日失，空擁領(lǐng)土，所存幾何？山東亡矣，國不國矣，長民尚欲日討國民而告之也。若謂職任外交委員，便應(yīng)結(jié)舌于外交失敗之下，此何說也？”^[40]之后，他又發(fā)表《告日本人書》，奉勸日本不要繼續(xù)其侵華的錯誤政策：“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國人之對君等，實有不可諱言之痛矣，除極少數(shù)之外，不論階級高下，知識深淺，思想新舊，觀察縱有不同，飲恨幾乎一致，經(jīng)一度事變，便增一分怨毒……無論潮流變遷，未容君等悉奏長技，即令人人袖手恣君所為，吾輩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之民族，文化智能又有牢不可拔之根基，一戰(zhàn)而霸，遂足為君等賀耶？”^[41]

因為民情洶涌，1919年6月10日，北洋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徵祥、章宗祥的官職，最終拒絕了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以息事寧人。然而，接踵而來的文學(xué)革命、思想啟蒙、政治抗議，一浪高過一浪，摧枯拉朽，大破大立，一個新的時代終究是無可避免地降臨。

轉(zhuǎn)變的不僅是時代，還有個人的命運。在民初的中國，“五四”就像一部劇情跌宕、蕩氣回腸的大劇，因為其中的精彩演出而暴得大名者，不在少數(shù)。即使對普通的親歷者，“五四”也是持久的榮耀。比如在京的北京大學(xué)同學(xué)會，每逢5月4日必盛宴同學(xué)而捧蔡元培為上座，年年如此。蔡元培頗憊苦之，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42]舉座啞然。

然而，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五四”的光環(huán)于他人，是光環(huán)，于林長民這個親手點燃導(dǎo)火線的人，卻是迥然相異的意味。

1920年4月，辭去官職的林長民出游歐洲。3月12日，國民外交協(xié)會為其餞別，席間，干事張超盛贊：“五四國民運動發(fā)生之后，林理事不避嫌疑，益為本會盡力，國人尤深感激?！绷珠L民也極為感懷地將“五四”視為自己一生的轉(zhuǎn)折?！拔逅摹鼻?，他顧慮到新舊勢力嬗變，“偏于緩進”，總是不想“操之過急”，縱然“有不可告人之隱痛”，也一味“隱忍持重”，和權(quán)力中樞合作，委曲求全，希望引導(dǎo)改造。等到了“五四”，他發(fā)現(xiàn)“無全可求”，也再沒有委曲的必要，只有“披瀝所信，勇往邁進……與諸君呼號奔走，稍盡綿力”，未了感慨，從“偏于緩進”到“勇往邁進”，“長民政治生涯，從此亦煥然一新”。^[43]這一段總結(jié)作于去國之際，林長民大抵也是觸景生情，以壯行色，只是一番話說來，卻是半實半虛。隔著歲月的風(fēng)煙回望，林長民的呼號奔走、推波助瀾固然促就了五四運動的時代洪流，他也因此而到達“一生事業(yè)最光彩的頂點”。^[44]但是，拋開民族的宏大敘事，只關(guān)注當(dāng)時當(dāng)?shù)貍€人的悲喜，則林長民的“五四”既有家國之痛，也不乏仕途多艱的恨。1919年5月的他，因家國之變而憤懣，因個人遭際而不平，不再隱忍的爆發(fā)固然是出于一己讀書人的良知，但多多少少也是為了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氣。這以后，他辭去官職，以在野之身遠赴歐洲，參與“國際聯(lián)盟”的閑差，多年的政治抱負付諸東流，情緒很是消沉。胡適見到的林長民，“終日除了寫對聯(lián)條屏之外，別無一事”^[45]。出國前后，兩相對比，所謂“政治生涯煥然一新”的說辭，實在是強打精神，自欺欺人。從政不足10年，林長民的心境不復(fù)從前，昔日的豪情也再難為繼。

渡不過的巨流河

1921年10月，林長民歐游歸國。他先與蔡元培、王寵惠等聯(lián)合上書，向政府建議恢復(fù)國會，完成憲法。得黎元洪采納后，林長民被任命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長，直接參與制憲工作。游歐之后的他，眼界又自不同。他試圖將自己在歐洲考察所得一一實踐于中國的政治，比如，將勞工制度定入憲法草案以預(yù)防過激社會主義思潮。林長民說：“十九世紀(jì)世界，各國爭憲法，二十世紀(jì)世界，各國爭生活……誰能保證過激社會主義不至泛濫于中國？”

說到底，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他的憲政夢。

不出意料的是，這一次的結(jié)果和以往并沒有任何不同。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tǒng)成功。10月8日，曹錕憲法公布，林長民為之費盡心血的勞工制度、生計制度與地方制度被擱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了鏡花水月。痛心之余，他返回福州，把自辦的法政學(xué)堂改為私立福建大學(xué)，自己擔(dān)任校長。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徐世昌、曹錕，林長民的“國務(wù)大臣”生涯幾經(jīng)更迭，每一次都無一例外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而未來，允許他再敗、再戰(zhàn)的時間已經(jīng)不多了。

1924年10月，段祺瑞復(fù)出，設(shè)國憲起草委員會。林長民隨之復(fù)出，一步步走向不可更改的宿命。

1925年8月3日，國憲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70人在北海頤年堂集會，公推林長民為委員長，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憲法制定。從8月初到10月11日，國憲起草委員會凡開會47次，制定憲法草案5部14章共計160余條。林長民晚年的政治觀點在這中間得到集中的反映。他自己也想把這部凝結(jié)了畢生心血的憲法當(dāng)作從政生涯的終結(jié)，他對徐志摩說，政治生活自己已經(jīng)嘗夠而且厭倦，這50年算是一個結(jié)束，來年起就打算謝絕俗緣，親自教課膝前的子女，用功書法，打磨藝術(shù)的天才，瀝一生的心得，淘成三兩篇不易衰朽的純晶。^[46]

到底是書生。林長民心底固然有強烈的立功意圖，然而立德立言也沒有一日不縈繞在他腦海。不僅林長民，文章與事功，“為往圣繼絕學(xué)”和“為萬世開太平”，二者之間孰輕孰重，素來是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其間的去留取舍，并不是一個令人輕松的話題。徐志摩在林長民身后發(fā)表他當(dāng)年寫給自己的情書時，就曾坦言：

看中國二十四史乏味，看西洋傳記有趣的一個理由，是中國史家只注重一個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而略過他的情感最集中的戀愛經(jīng)驗……

中古世紀(jì)政治史上多大的事情我們都忘了，但只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的情書（The Lov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47]到今天還放著異彩。十五世紀(jì)十六世紀(jì)大多的事情都變了灰，但一個葡萄牙小尼姑寫給一個薄情的法國軍官的情書到今天還有使我們掉淚的力量。誰敢斷定奉直戰(zhàn)爭事實的壽命一定會比看來漫不相干的情書類的文章長久？

這篇文章在我看是可傳的；至少比他手訂的中華民國大憲法有趣味有意義甚至有價值得多。將來雙栝齋文集印出時，我敢保證這封情書，如其收入的話，是最可誦的一篇。^[48]

身為旁觀者的徐志摩尚且如此想，林長民心里的糾結(jié)更可想而知。到底孰輕孰重，幾十年后，以文人之身從政的蔣廷黻做了一個頗為經(jīng)典的回答。蔣廷黻晚年時，李濟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chuàng)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曾一手創(chuàng)立南開大學(xué)歷史系且做過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以外交辭令式語言反問李濟：“濟之，現(xiàn)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49]

若論司馬遷和張騫的后世影響，只怕未必有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答案。蔣廷黻的答復(fù)并不令人滿意，他用這樣一個巧妙而又含混的反問將問題推回給李濟，也可見他內(nèi)心的猶疑和不確定。

在這樣的心理中，除去這個似是而非的反問，實在也沒有更好的回答。

再回到林長民。徘徊在所有的書生大抵都曾經(jīng)面對過的兩難之間，林長民果然也不出人意料地找到了那條大家都曾經(jīng)以為是出路的、最理想?yún)s也最中庸的路：“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惫Τ缮硗?，然后著書立說。

其實，以林長民的性情與個性，混跡官場并不容易。他令人稱道的書生逸士的姿態(tài)、“其秀在骨”的氣質(zhì)，若遇知音，如徐志摩，自然是如沐春風(fēng)，彼此歡喜，但落在政壇，便是一副不合時宜。眾人皆知他絕頂聰明，連一向自負的章士釗也稱譽他：“長處在善于了解，萬物萬事，一落此君之眼，無不渙然?？偠灾松?，吾閱人多矣，惟宗孟參得最透，故凡與宗孟計事，決不至搔不著癢，言情，尤無曲不到，真安琪兒也?！比欢瑏y世里的“參得最透”并不代表游刃有余，只有可能是痛苦最深。唯其如此，他平素常以“厭世人”自稱。人群中，他廣于交游，卻不會逢場作戲、虛與委蛇，對于“虛偽、矯情、頑老以及鄉(xiāng)愿的面目”，從來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厭惡，再加上自負才華、鋒芒畢露，以及愛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的個性，幾乎注定了林長民的處處樹敵，處處受制，難以作為。比如，曹錕賄選之后，一度聯(lián)省自治之說甚囂塵上，福建各界力倡閩人治閩，舉代表進京請愿，推林長民做省長。林長民本人回鄉(xiāng)任封疆大吏的心情也很是迫切，第一時間托人向段祺瑞親信曾毓雋帶話。曾毓雋婉言勸告林長民：“老總素性，宗孟所知也，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謂由中央自行選任），決不肯由下而上（謂由各省情愿或舉人）……勿入旋渦，反致害事。”林長民對此充耳不聞，執(zhí)意向前。孰料此時執(zhí)政府秘書長卻是和林長民不睦的梁鴻志。之所以不睦，只因梁鴻志在此前任段芝貴秘書長期間，所擬通電電文被林長民當(dāng)眾指出諸多問題，結(jié)果自然是此文未得采納，梁鴻志也因此銜恨在心。待到有機會可以報昔日一箭之仇，梁鴻志便百般作梗，致使林長民封疆大吏的愿望最終落空。^[50]類似事端，在林長民一生中，不勝枚舉。所以，徐志摩說：“這世界，這人情，哪禁得起你銳利的、理智的解剖與抉剔？你的鋒芒，有人說，是你一生最吃虧的所在?！?sup>[51]說穿了，還是書生意氣。以這樣的性格周旋于軍閥政客間，能及時抽離、掛印封金已是最好的結(jié)局。只可惜，林長民放手得太晚。再回首，已是回不去的江湖。

1925年秋，北平又起政變。馮玉祥的部下鹿仲麟以衛(wèi)戍京城之名，意圖囚禁段祺瑞。段政府的法制局局長姚震、親信幕僚曾毓雋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擒，秘書長梁鴻志夤夜出走，一時間，京城政界，人人自危。林長民也不例外。他一介書生，除了一肚子憲政學(xué)說和心里的政治理想，別無所有。然而，在軍閥的權(quán)變兵變下，林長民非但不能“撥亂反正”，甚至連自己的性命都難以保全。一天，日本公使請他吃飯，他的朋友、民初名畫家金城也在座。席間有人暗地里對金城說：“像宗孟這樣一把瘦骨，滿臉?biāo)阑疑?，真活該干掉了事?！?sup>[52]金城聽到后又私下告訴林長民，本就恐惶的林長民越發(fā)不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下定決心要盡早離開北平。

1925年，張作霖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兵分四路進攻北平，意圖擊敗華北軍閥，自任總統(tǒng)，統(tǒng)一全國。11月，奉軍將領(lǐng)郭松齡將原奉軍第三方面軍改稱東北國民軍，以“清君側(cè)”之名向全國發(fā)表《反奉通電》，反對張作霖在東北擁兵自立、窮兵黷武。郭松齡起兵后，身邊急需一個有政治謀略的名人相助，他久聞林長民之才，心向往之，于是托幕下和林長民熟識的蕭叔宣、李孟魯兩個福建人前往游說，許諾事成以后，郭松齡主軍，林長民主政。^[53]林長民一則正想擺脫北平困境，二則感念郭松齡知遇之恩，以為萬一能讓郭松齡言聽計從，舉東北之兵力、財力、物力，善為運用，不僅可造福地方，更有可能左右中央的政治局勢，實現(xiàn)多年政治理想，于是順?biāo)浦郏鲎哧P(guān)外，應(yīng)邀做郭松齡的高級幕僚。

1925年11月30日晚，林長民乘郭松齡專車秘密離京。臨行前，他修書一封向段祺瑞辭行，并交代身邊人，此行“實無意于奉天，只望安穩(wěn)出京，不受鹿仲麟部下侮辱而已，出京后自當(dāng)與郭一見”^[54]。在林長民心里，當(dāng)此風(fēng)聲鶴唳之際，出走關(guān)外實在不啻為萬全之計，“見了郭之后，如無可作為，便往天津，郭也無奈我何，這是金蟬脫殼之計。再不然，那里到營口精鹽公司也近，或且去到那邊休息些時候也好”^[55]。因此，出京后兩日，他還托人傳口信給梁啟超，說此行是以進為退，請梁啟超放心。

梁啟超一顆心卻就此懸了起來，事后在給梁思成的信里，他描述了自己當(dāng)時的心情。

林叔叔這一年來的行動，實亦有些反常，向來很信我的話，不知何故，一年來我屢次忠告，他都不采納。我真是一年到頭替他捏著一把汗，最后這一著真是更出我意外。他事前若和我商量，我定要盡我的力量扣馬而諫，無論如何決不讓他往這條路上走。他一聲不響，直到走了過后第二日，我才在報紙上知道，第三日才有人傳一句口信給我，說他此行是以進為退，請我放心。其實我聽見這消息，真是十倍百倍地替他提心吊膽，如何放心得下。當(dāng)時我寫信給你和徽音^[56]，報告他平安出京，一面我盼望在報紙上得著他脫離虎口的消息，但此虎口之不易脫離，是看得見的。^[57]

在梁啟超看來，林長民這一去實在是兇多吉少，他為自己沒能及時勸阻林長民而追悔不已，為其此去生死未卜的前程捏一把冷汗。

結(jié)果果然像梁啟超的預(yù)測，為了這貌似周全的以退為進，林長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郭松齡起兵之初一路凱歌，7萬大軍以銳不可當(dāng)之勢由山海關(guān)殺回關(guān)內(nèi)，奪取綏中、興城，沖破連山防線，占領(lǐng)錦州，奉軍節(jié)節(jié)敗退。12月15日，郭軍前鋒部隊進抵新民屯巨流河畔，已能望見沈陽滿城燈火，只待主力部隊一到即可強行渡河。張作霖卻在這個關(guān)鍵時刻得到日本關(guān)東軍支持，調(diào)集了大批人馬反攻。寒冬的巨流河，風(fēng)云變色，兩軍大戰(zhàn)三日，郭軍腹背受敵，終于兵敗。郭松齡見大勢已去，于12月24日晨攜夫人韓淑秀、林長民以及200多名衛(wèi)士從巨流河西岸亡走，逃到新民縣西南老大房村時，遭奉軍王永清騎兵旅的追擊。和郭松齡同行的林長民毫無戰(zhàn)場經(jīng)驗，眼見追兵殺來，倉皇躲到車底。等到槍聲停止，同行的李孟魯回頭喚林長民，毫無回音，再一看，林長民的胸前早已被血染透，才知他已被流彈擊中身亡。^[58]郭松齡及夫人韓淑秀藏于一居民的菜窖中，被搜出押往遼中縣老達鎮(zhèn)，25日被槍殺，^[59]尸體在小河沿暴尸三日，奉天城為之震動。

林長民之所以離京遠赴關(guān)外，原意只為避禍，卻不料反而倉促遇禍。初抵新民屯，他也曾想按原定計劃，渡巨流河入營口，返天津，然而河水尚未凍合，他不得已自白旗堡郭軍司令部發(fā)電，稱“河水未合，車不得渡”。眼看著近在咫尺卻被一條河隔成天涯的沈陽城，他也曾躑躅樓前，拍遍闌干，口中念著“無端與人共患難”，憂心兵事可能會不利。甚至于，他也做過最壞的打算，設(shè)想一旦兵敗后的遭遇。只是，盡管如此，他仍舊沒有想到，橫亙在他眼前的這條巨流河竟然真的成為永隔，不留一絲余地地截斷了他的去路。往日沉重得壓得他無法喘息的立功廟堂還是歸于江湖的疑問、那些循環(huán)往復(fù)的糾結(jié)與掙扎，在這條嚴寒的大河前，縹緲、虛無得如同輕煙。那一時間，樓前白茫茫一片冰天霜地，綿延到奉天城的滿城燈火，照得他心中雪亮。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在這一起反奉的兵變中，郭松齡為平息內(nèi)戰(zhàn)，推翻軍閥政權(quán)，專力建設(shè)東三省而戰(zhàn)，雖然兵敗身死，也是以身殉志，死得其所。而林長民壯志未酬，功業(yè)未就，“無端與人共患難”，卻是死得不明不白，糊里糊涂。郭松齡兵變之后，贊賞者有之，嗟嘆者有之，更多人是不予諒解的詬病之詞。他們以成敗論英雄，將失敗的郭松齡打入人情世故的討伐。在這個邏輯下，郭松齡是張家父子委以重任的股肱之臣，張作霖提攜他為張學(xué)良的行伍老師，以示托孤，更將奉軍精銳盡數(shù)交予他統(tǒng)率，足見信任。郭松齡身受張家如此大恩而不思回報，“以下犯上”，理由再正當(dāng)，也難逃“叛逆”一詞。

至于林長民，無端投身素不相識、亦非同道的郭松齡軍中，身陷軍閥權(quán)勢之爭，招致殺身的悲劇，時人的評說，更是不盡一致。

有人惋惜。陳寶琛作挽聯(lián)道：“喪身亂世非關(guān)命，感舊儒門惜此才?！闭率酷撛凇都滓芸飞习@，“如此美才，竟死于飛彈之下，傷哉傷哉”，并撰一挽聯(lián)：“處世惟不說假話最難，刻意存真，吾黨之中君第一；從政以自殉其身為了，無端共難，人生到此道寧論?！焙m感慨于林長民風(fēng)流多才，竟而死于非命，遺憾道：“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sup>[60]

有人心痛。早就奉勸林長民“趁早回航”、退出政界的徐志摩聽聞噩耗，急痛大呼“如此靈秀，竟遭橫折”。憑著自己與林長民的相知，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林長民這一步的選擇：“徐佛蘇挽聯(lián)，有‘沖鋒陷陣哪用書生’之句，說得真是，像林先生這樣的才學(xué)聲望，在天津賣字也過得下去，偏給郭松齡看上了……”^[61]這番話，明明白白寫著徐志摩的不甘與不解，林長民未來得及打磨的“藝術(shù)的天才”、未來得及斟酌的“三兩篇不易衰朽的純晶”、未來得及發(fā)現(xiàn)的“文藝的新土”^[62]，也就此成為徐志摩心里再也解不開的心結(jié)。

有人快意。以林長民的性情，宦海多年，見罪之人并不在少。比如曹汝霖，“五四”時因負責(zé)對日外交事務(wù)而大節(jié)有損，此后不問政事，終身茹素，一心向善。抗戰(zhàn)軍興，曹汝霖公開表示要以“晚節(jié)挽回前譽之失”，誓不在日偽政權(quán)任職。然而，對于林長民街頭攜棺演說一舉，他始終不能去懷。站在自己的立場，曹汝霖始終以為，正是林長民挾私報復(fù)，無中生有，蠱惑青年，才使他蒙上賣國的惡名，從此抑郁偷生。對于林長民的意外喪生，他淡淡地說，此君“熱中過度……死于亂軍之中，尸骨無存，自食其果，我亦為之惋惜”。這一副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觀，背后到底是意難平的怨憤。

有人責(zé)難。章士釗為林長民扼腕之際，不忘留下一句：“又恨其死，無過鴻毛。”只此一句，立場立見。梁敬錞做《雙栝行》，全篇凡數(shù)十韻，哀林長民同時，也兼感時傷事，其中“關(guān)外忽傳佛肸使，急足蠟封走千里?；馗瓯緸槊裢刻?，讓政敢從公鞭弭。中車羽幣日數(shù)馳，公今不出蒼生死。主人對客初躊躇，中夜推幾忽長吁。自古陪臣叛大夫，春秋義戰(zhàn)今有無”^[63]隱隱露出責(zé)問之意。與林長民亦師亦友，關(guān)系曾頗親密的福建同鄉(xiāng)林白水更是直截了當(dāng)，他以為林長民的貿(mào)然出關(guān)、為郭松齡所用，既有悖理想，又有違道義。為此，林白水在自己主持的《社會日報》中撰文，痛擊郭松齡所為，更痛惜林長民不自貴重，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位激烈的報人末了毫不原宥地尖銳追問：“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奈何做賊？林長民欲辯無能，已然是面目全非。

幸好還有梁啟超。作為林長民經(jīng)年的同僚、老友，曾與其一起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慘淡經(jīng)營的梁啟超，對林長民顯然多了幾分惺惺相惜的理解與看重。因著這份不足為外人道的甘苦自知，梁啟超在漫天非議、責(zé)難中，在遍地“又恨其死，無過鴻毛”的嘆惋聲里，以一段知己之論替林長民做了回應(yīng)。梁啟超在挽聯(lián)中寫道：

天所廢，孰能興，十年補葺艱難，直愚公移山而已；

均是死，容何擇，一朝感激義氣，竟舍身飼虎為之。

這一副挽聯(lián)，祭故友，悼亡靈，駁眾議，字字千鈞。梁啟超回顧舊事，百感交集，直嘆自己與林長民的過往、那些試圖引導(dǎo)當(dāng)權(quán)者入正軌的努力，恰如愚公移山。十年艱難補葺，卻不知“天所廢，孰能興”。語中的悲涼、無奈，是梁啟超自己久居宦海的寫照，也道盡了林長民一生的苦衷。而對于1925年寒冬林長民的出走關(guān)外，梁啟超壓制著心里的痛楚，提醒那些凡俗的、以己度人的心腸，盡可以猜疑，盡可以討伐，只是別忘了，這世間有一種舉動叫作“感激義氣”。

人世艱難，困頓里的知遇之恩，有時哪怕只是些微，便足夠叫人以身赴險。

至于生死，固然在一念之間。然而這一念，何嘗只存于決斷那一刻。“均是死，容何擇”，出生時的大廈將傾，三千年未有的西力東侵，浸入身心的四書五經(jīng)，撲面而來的海雨天風(fēng)，還有飄搖動蕩的故土山河……這一念，早就埋藏在幼時的家塾、遠渡的重洋、湍急的時事、動蕩的時局。

這一念，于林長民，是救亡圖存、棄學(xué)從政，這半生的宦海，也是耗盡心血、意興闌珊的宦海。以林長民的才華，如逢治世，原不難一展抱負，大有所為。怎奈生于亂世運偏消。兵荒馬亂、黃沙遍野的年代，主義和主張都成為無法施展的屠龍術(shù)。無權(quán)無勢，手無寸鐵，僅僅憑借滿腦袋的政治理想和一己讀書人的力量，如何可能力挽狂瀾，扭轉(zhuǎn)政局于不敗？

早年留日時，有人不解身為立憲派的林長民何以和同盟會的黃興、宋教仁交厚。林長民答：“凡政治家首貴氣度恢宏，黃、宋皆當(dāng)世美材，豈可以政治主張不同，遂并私交而廢之？且現(xiàn)今國中局勢瞬息萬變，安保兩派無殊途同歸之一日，則維系私交，預(yù)留他日彼此溝通折沖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圖?！?sup>[64]這番話自然有他的智慧?，F(xiàn)實中的林長民也一直努力這樣去做，然而總是力小任重，僨事多而成事少，全無想象中的折沖樽俎、制勝兩楹。于是，世人見到的林長民，一次次力圖改造軍閥，盼他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卻一次次反被武力綁架利用，翻覆于股掌。他辛苦經(jīng)營的國會做了當(dāng)權(quán)者的“政治競技場”，他一心要實現(xiàn)的“憲政”成了爭權(quán)奪勢的工具，連他自己也因為和軍閥的合作，久久不為世諒，最后命喪軍閥的權(quán)勢之爭——他辜負了驚世的才華，搭上一己性命、半世清名，于學(xué)于政，卻均未能有大成，以至身后幾近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為世人所遺忘。

就這個結(jié)果來說，還是他生前熟識的一位老先生說得通透：“政治這件東西，是可玩而不可玩的，自清末至今，因為玩政治而送卻老命的，又何止林宗孟一個？不過這回玩得不大高明罷了，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這一念，于他，已是全部。

1923年，梁啟超五十大壽之際，林長民曾專門賦詩一首，筆意倜儻，稱頌一時，詩中道：“西郊矮屋窮研詩，出門一笑看殘棋。殘棋急卻聽生死，畫枰撿子心自怡……我生丙子公癸酉，歲數(shù)相差才幾時。生天成佛孰先后，兩不敢計惟師資。愿公長健作山斗，寸舌椽筆終相追?！?sup>[65]

林長民心里，未嘗沒有一幅“西郊矮屋窮研詩，出門一笑看殘棋”的神仙畫面，也未嘗不盼著“畫枰撿子心自怡”的化外智慧、江湖逍遙。在那里，他和梁啟超一個“長健作山斗”，一個“寸舌椽筆終相追”，快意終老。誰曾想，他自己生年才將屆50，便撒手人寰。

50歲，知天命，渡不過的巨流河，到達不了的彼岸，像未完成的理想、未實現(xiàn)的夙愿，停擺在現(xiàn)實的嚴寒。

莫非，這也是天命。

林長民遇難后，尸骨為當(dāng)?shù)剜l(xiāng)民所焚。林長民的弟弟林天民出關(guān)為兄長收斂尸骸，他自新民縣日本領(lǐng)事館取得骨灰，并取林長民舊衣冠，整理骨骸，扶柩福州。這個曾經(jīng)期望衣錦還鄉(xiāng)的游子、昔日再造共和的功臣、民主憲政的推動者，留給家鄉(xiāng)的，只是一座寂靜的新墳。

林長民一生居官廉正，兩袖清風(fēng)，身后積蓄，寥寥無幾。1926年，梁啟超出面請人為林長民遺屬募集賑款，并計劃林長民生前所任中國“國際聯(lián)盟”會長一職由汪年伯接任，每月兩千的職薪則歸林長民遺屬，接濟家用。（此事后來未成。）

1926年1月，林長民親友在雪池林宅設(shè)奠開吊，吊客數(shù)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