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徹斯特：理論體驗

恩格斯在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思考過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識還不夠，尤其缺乏系統(tǒng)理論的訓練。他決心補上這一課。他要通過系統(tǒng)學習，充分吸收人類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以便更有效地把握現實，為今后的政治斗爭和理論斗爭服務。

在曼徹斯特期間，恩格斯孜孜不倦地研究古典哲學，研究歷史和民族理論，研究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使恩格斯的視野更開闊、思想更深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迅速成熟起來。

早在不來梅和柏林時期，恩格斯就已經步入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殿堂。特別是對謝林哲學的批判，表明他在哲學思維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賦。來到曼徹斯特后，恩格斯繼續(xù)研讀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著作，并用英國社會發(fā)展和工人運動的實踐進行檢驗，批判性地對待這些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他通過吸收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繼承了費爾巴哈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內核，為創(chuàng)立唯物主義辯證法積累了豐富的思想材料。

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期間理論體驗的又一重要內容，是深入研究英國的歷史和民族特性，在大量涉獵前人著作的基礎上，分析現實材料，透過事物的表象，探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內在規(guī)律和本質聯系。

這一點，實際上反映了恩格斯在理論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特征：對社會生活的充分關注。從1839年的《伍珀河谷來信》，到1840年的《不來梅港之行》，再到1843年的《倫敦來信》，恩格斯對當時當地各個社會階層的詳細而精確的分析，無不鮮明地表現出他對社會問題的濃厚興趣，表現出他在對現實生活進行理論抽象方面的卓越能力。

空想社會主義大師歐文、傅立葉和圣西門的著作，對恩格斯的思想啟迪尤為明顯。這些著作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現存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實質，并對未來社會作出了許多天才性的設想。恩格斯通過研讀這些革命性的文獻，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和歷史過渡性，堅定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羅伯特·歐文（1771-1858）

沙爾·傅立葉（1772-1837）

昂利·圣西門（1760-1825）

幾乎是在馬克思著文批判政治解放即資產階級革命、提出為人類解放即無產階級革命而奮斗的同時，恩格斯也達到了這樣的認識高度：

法國革命為歐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礎。依我看來，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種政體一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一種偽善（或者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神學）。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種政體一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么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

在經濟學說方面，恩格斯大量閱讀了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等人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這些著作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作出了有價值的說明，并在主體方面開始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來研究。它們從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表象入手，探索這種生產關系方方面面的內在聯系。尤為重要的是，它們充分論證了人的勞動在經濟活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肯定并發(fā)展了勞動價值論，進而從中引申出政治經濟學的其他范疇。這為后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分析各階級之間的經濟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和豐富的理論素材。

亞當·斯密（1723-1790）

大衛(wèi)·李嘉圖（1772-1823）

對于恩格斯來說，經濟理論的深入研究，還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他的一個難題：人們的吃穿住行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條件、經濟利益及經濟關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

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期間豐厚的理論體驗，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體驗的成果，積淀為一系列時事評論及關于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的理論著作，主要發(fā)表在英國的《北極星報》《新道德世界》、德國的《萊茵報》《德法年鑒》、瑞士的《瑞士共和主義者》以及法國的《前進報》等刊物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寫作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隨后完成的三篇總題為《英國狀況》的長文。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是恩格斯在日漸成熟的唯物史觀指導下，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并創(chuàng)造性改造的最早的集中性理論成果。他精辟地分析道：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解釋論證方面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但它的科學內容已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的發(fā)展而越來越平庸了，它的一些理論家也越來越墮落成資產階級及其物質利益的純粹的詭辯家和獻媚者。

當然，這種蛻變是逐漸完成的。用歷史的眼光看，蛻變過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各自承擔著不同的責任——

我們所要批判的經濟學家離我們的時代越近，我們對他們的判決就越嚴厲。因為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所看到的現成的原理只不過是一些片斷的東西，而在最近的經濟學家面前卻已經有了一套完整的學說；一切結論都已經做出來了，各種矛盾都表現得十分清楚，但是他們卻沒有去追究各個前提，還總是為整個學說擔負著責任。距離我們時代越近的經濟學家越不老實。時代每前進一步，要把政治經濟學保持在時代的水平上，詭辯術也必須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圖的罪過就比亞當·斯密大，而麥克庫洛赫和穆勒的罪過又比李嘉圖大。

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的發(fā)展都看成一個歷史的過程，典型地體現了他認識問題的深刻性。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說亞當·斯密的學說體現了人類歷史和經濟理論的空前進步的話，麥克庫洛赫和穆勒的學說則代表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一偉大理論體系的衰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無一例外地把“發(fā)財致富的科學”保持在“時代的水平上”，實質是為私有制及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作辯護。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非凡之處，主要不在于它的理論觀點，而在于它的開創(chuàng)性。它站在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立場研究經濟學，被馬克思譽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并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部經濟學著作而載入史冊。

當然，由于恩格斯在寫作過程中充分吸取了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合理內容，無論是術語還是表達方式，都不可避免地直接采用了黑格爾的某些東西。部分理論觀點也不夠成熟，提法不夠準確。他在許多年以后還對朋友說，自己的這些文章完全是以黑格爾的風格寫的，僅僅具有歷史文件的意義。

正是基于這種考慮，1884年葉甫蓋尼婭·帕普利茨建議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譯成俄文出版時，恩格斯拒絕了。他非常坦率地對帕普利茨說：

雖然我至今對自己的這第一本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還有點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現在已經完全陳舊了，不僅缺點很多，而且錯誤也很多。我擔心，它引起的誤解會比帶來的好處多。

這是64歲的恩格斯對24歲的恩格斯的評價。

24歲的才華和勇氣，猶令64歲時心生自豪；64歲的謙虛和坦誠，一如24歲般純樸無瑕。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完稿之后，恩格斯并沒有休息，而是立即投入了新的寫作計劃。在短短三個月內，又連續(xù)寫出了三篇總題為《英國狀況》的長文：《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英國狀況——英國憲法》。

從篇幅上看，這三篇文章的任何一篇都差不多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有著同樣的分量。就內容而言，前后相繼的四篇論文恰好構成了一個相互補充的整體：《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論述經濟問題，《英國狀況》分析政治和社會現象。

闡述英國狀況的三篇文章，在具體內容上又各有側重：第一篇主要是針對英國的社會問題和工人狀況，充分肯定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是1843年出版的唯一值得一讀的歷史哲學著作，同時從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立場，批判了唯心主義史學家卡萊爾的宗教觀和他想建立“英雄崇拜”的企圖；第二篇分析了英國的產業(yè)革命，以及由這個革命所引起的深刻的社會變化和政治變化；第三篇則在前兩篇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尖銳地批判了英國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英國憲法的虛偽性，剖析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階級本質及其局限性。

恩格斯通過對英國狀況方方面面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結論，貫穿其中的是這樣一個歷史邏輯：

產業(yè)革命根本改變了整個經濟生活和一切社會關系，但迅速發(fā)展起來的生產力由于私有制的作祟而成為少數資本家奴役廣大群眾的工具。

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關系都被歸結為商品貨幣關系，人已經不再是人的奴隸，而變成了物的奴隸，金錢貴族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統(tǒng)治者。

財富的加速增長，使上層階級能夠輕而易舉地得到一切，過著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生活，導致整個上層社會喪失進取心，變得萎靡不振；在社會的另一極，無產階級作為產業(yè)革命的直接產物和受害者，盡管看起來一無所有，卻有著遠大的前途，充滿了生機和希望。

由于資本主義社會表面的繁榮中蘊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偉大變革的征兆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社會主義力量目前還很弱小，但它代表著世界的未來。

從恩格斯對自己思想的明確表述來看，曼徹斯特時期的理論活動，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系列文章的完成，表明他已基本克服世界觀中殘存的唯心主義和民主主義成分，轉向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