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家族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基層組織形式，其發(fā)展、演變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甚至是社會變遷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人類學、社會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李大釗曾說：“原來中國的社會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團，個人的個性、權利、自由都束縛禁錮在家組織中，不許他有表現(xiàn)的機會。所以從前的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國家，沒有個人，只有家族的社會?！?sup>(1)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家族文化也便隨之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家族文化是以家族的存在與活動為基礎，以家族的認同與強化為特征，注重家族延續(xù)與和諧并強調(diào)個人服從整體的文化系統(tǒng)。

余姚文化底蘊深厚，人杰地靈，素有“文獻名邦”、“東南名邑”之稱，這自然離不開余姚歷代名門望族所作出的貢獻。邵氏便是其中之一。

余姚邵氏子孫努力學習《詩》、《書》、《易》、《禮》、《春秋》，隨后“隆制科之選，斌斌文學應運而起”⁽²⁾。從永樂辛卯年開始，邵氏子孫登科的“蟬聯(lián)不絕，甲于海內(nèi)”⁽³⁾。邵氏家族中爵位尊顯之人亦不勝指屈，“或宰邑，或治郡，或居翰苑，或屏藩臬，或秉文衡，或提刑憲，或慷慨建言，或巡撫巡按”⁽⁴⁾，為人皆剛正不阿，勤政愛民，為后代樹立了榜樣。清代余姚邵氏家族更是人才輩出，他們居家為孝子，步入仕途則為廉吏，既愛民又忠君，是余姚邵氏族人的驕傲。不管邵氏子孫處于人生的何種階段、何種位置，他們都能在自己的領域內(nèi)多有表樹?！吧凼先宋闹ⅲ茻o負于學術，有益于國家矣”⁽⁵⁾，這是很公允的評價。

容建新曾說：“家族研究是一種基礎性研究，細碎而煩瑣，但對宏觀研究有積沙成堆、集腋成裘之功。”⁽⁶⁾我們只希望通過基礎性的研究，用真實的筆觸記錄下邵氏家族曾經(jīng)的過往，曾經(jīng)的足跡和他們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以景慕前修，志勉后進。

在《清代余姚邵氏家族》中，我們依據(jù)的主要是清代邵曰濂、邵友濂續(xù)編的《余姚邵氏宗譜》(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同時輔以歷史材料(如《思復堂文集》等)，多角度驗證。邵忠是邵氏遷居余姚的始祖，行千八，字誠之，一字克誠，號抑庵，官宋揚州路都巡，自會稽寧桑里遷居余姚通德鄉(xiāng)清風里。生三子，長元誠，行亞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亞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號桂軒，行亞六。而析為亞一、亞三、亞六三房，《余姚邵氏宗譜》即三大房所修。綜合邵宏璧等人輯錄族譜的主張，我們這里討論的“清代余姚邵氏家族”，建立在亞一、亞三和亞六房上，而不再細分三房。

第一節(jié)　家庭與家族

西方語言中的“家庭”(family)一詞源自拉丁語，指居住在一所建筑物里的人們的共同體。而漢語中的“家庭”可有三種含義：其一指家中；其二指以婚姻和血統(tǒng)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單位，成員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親屬；其三指院落、庭院。在家族史的研究中，我們一般所說的“家庭”則取第二義。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是人們最基礎的婚姻、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單位，“就其一般性的特征來說，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態(tài)為紐帶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形式”⁽⁷⁾。家庭既是個婚姻生活單位，也是個經(jīng)濟生活單位。前者需要按照社會既定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生活，孝敬老人，養(yǎng)育子女，加之正常的兩性生活；后者則是家庭成員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chǎn)和消費，以維持家庭正常運轉(zhuǎn)所需，并同時符合同居、共財、合爨的特點。

“族”有“叢集”、“聚集”之義?！肚f子·在宥》：“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薄凹易濉本褪窃S多家庭的聚集。家族是以家庭為基礎，多指同一個男性祖先的后代，他們或者已經(jīng)分居、異財或各爨，形成了很多單個的家庭，但還是世代相聚，按照一定的規(guī)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合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正如徐揚杰所說：

要構成家族，第一必須是一個男性祖先的子孫，從男系計算的血緣關系清楚；第二必須有一定的規(guī)范、辦法，作為處理族眾之間的關系的準則；第三必須有一定的組織系統(tǒng)，如族長之類，領導族眾進行家族活動，管理族中的公共事務。不論哪個歷史階段、哪種具體形態(tài)的家族組織，這三個基本特點都是缺一不可的。⁽⁸⁾

家族又稱宗族、戶族、房頭，其中的個體成員稱為族人或宗人。家族是具有突出中國特色的社會基層組織，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細胞，雖然家族還不是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在地方權力中卻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從根本上說，家庭與家族的關系即是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數(shù)個分別具有同居、共財、合爨特點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具有分居、異財、各爨的群體，于是便由聚集的“家”形成了“族”，也就是“家族”。

本書所指“家族”含義較寬泛，沒有將“家族”和“宗族”加以區(qū)分，反而采取簡單的處理辦法，即“家族”=“家”＋“族”。“家”指“家庭”，是同居并有共同財產(chǎn)的近親血緣團體；而“族”則涵蓋了“家族”與“宗族”的含義。

第二節(jié)　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研究現(xiàn)狀

伴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和家庭家族制度的重大變化，運用近代史學觀念，加以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進行的家族研究也逐漸展開，成果豐碩。從斷代上看，主要集中在宋代⁽⁹⁾、明代⁽¹⁰⁾和清代。清代家族研究多側重于望族研究，如吳仁安《明清時期上海地區(qū)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jīng)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江慶柏《明清蘇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據(jù)統(tǒng)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清代家族研究論文有90余篇，探討的問題多集中在清代家族組織制度(包括祠堂、族產(chǎn)、族譜、家訓等)、清代家族與區(qū)域社會史研究(主要是個案研究及對家族興衰原因的分析)、家族教育與科舉、家族人口與婚姻、家族文化與觀念、家族文學與藝術等方面。

就清代余姚邵氏家族來說，目前所見主要是置于整個浙東史學宏大背景下展開的個案研究，集中于邵廷采的史學、理學研究和邵晉涵的史學、經(jīng)學研究。另有關于政治家、外交家邵友濂的數(shù)篇研究論文，而鮮見邵氏家族其他成員研究。至于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整體研究，目前未見。

第一，關于邵廷采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共有4個國家和地區(qū)展開了對邵廷采的研究，分別是日本，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和內(nèi)地。

研究邵廷采的日本學者是和田歌大學潼野邦雄，其著作《邵廷采的思想形成》(未見)。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始，邵廷采在香港學界受到學者們的關注。1978年，何冠彪完成碩士論文《邵廷采思想研究》，錢茂偉在《浙東史學研究述評》⁽¹¹⁾中對該論文內(nèi)容進行了詳細介紹，但因主要在香港地區(qū)流傳，致使外界鮮有人知。數(shù)年后，《邵廷采思想研究》一文的主要內(nèi)容被獨立為4篇文章單獨發(fā)表，即《跋邵念魯年譜訂誤》(《文史》第22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書全祖望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后》(《清史論叢》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浙東學派問題平議——兼辨黃宗羲與邵廷采之學術淵源》(《清史論叢》第7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和《明末清初思想家對經(jīng)學與理學之辨析》(《九州學刊》1989年第2期)。其中《浙東學派問題平議》對上自章學誠，下至陳訓慈所述的清代浙東史學源流提出了不同見解，影響很大，成為日后挑起內(nèi)地學者展開邵廷采研究的引子。

邵廷采的學術研究也引起了臺灣學者的注意。臺灣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胡楚生專力于清代學術史研究，寫有《邵念魯<學校論>析義》(《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版)。胡楚生學生吳季霏的碩士論文《論邵念魯在清代學術史上之地位》于1987年成稿，肯定了邵廷采在學術史上的承前啟后之地位，后被分成《邵廷采在史學方面之成就》(《“建國”學報》1999年第18期)和《邵廷采對理學發(fā)展之見解》(《“建國”學報》2001年第21期)兩篇文章發(fā)表。1989年臺灣大學吳志鏗發(fā)表《邵廷采的史學》(《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89年第17期)認為邵廷采開辟了“藏理學于史學”的新路徑，啟發(fā)了章學誠的義理史學。

內(nèi)地的邵廷采研究是由何冠彪直接挑起的，緣起于《浙東學派問題平議》。在該文中，何冠彪對邵廷采下啟章學誠表示贊同，卻并不認可邵廷采于黃宗羲的繼承，進而挑起浙東學派譜系之爭，隨后浙江學者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回擊。先是文善常于1988年寫成碩士論文《邵廷采史學思想研究》，隨后沈敏之發(fā)表《關于<浙東學派問題平議>的商榷——兼論邵廷采的史學思想》(《浙江學刊》1990年第1期)，提出浙東學派間的師授關系，除及門親炙外，還存在私淑的重要觀點，因此將邵廷采列為浙東學派的重要成員，也是順理成章的。之后錢茂偉的《也論邵廷采的學術成就》(《浙江學刊》1994年第3期)可以看做是沈敏之文章的繼承與發(fā)展，他從邵氏學術的淵源、邵氏治學的風格和邵氏學術的內(nèi)容傾向三個方面肯定了邵廷采確實是浙東學派的一員，確有承上啟下之用。唐燮軍的《邵廷采史學述略》(《寧波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對邵廷采的史學思想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提出經(jīng)史合一的觀點，并指出邵廷采的思想雖夾雜著陳舊、落后的觀點，但進步仍是其思想主流，其在史學上的地位和影響亦不容低估。2004年王緒的碩士論文《邵廷采學術思想述論》完成，結構與錢茂偉文相近，內(nèi)容仍主要圍繞20世紀80—90年代的爭論展開，指出邵廷采雖與浙東諸學者有著或近或遠的聯(lián)系，但他們之間并沒有形成一個組織嚴密而延續(xù)不斷的學派，因此邵氏所謂承前啟后的作用便無從談起。20世紀90年代初，還有錢茂偉的《姚江書院派和邵廷采的學術成就》(《浙東學術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和丁國順《自稱“姚江末學”的邵廷采》(《浙東學派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外，還有由邵廷采研究進而至姚江書院派研究的。像何冠彪《邵廷采思想研究》、諸煥燦《黃宗羲與姚江書院派之異同》(《寧波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4期)、徐仲力《姚江書院述略》、張克偉《姚江書院與清初王學》(臺灣《中國國學》第21輯，1993年)等都是結合《思復堂文集》研究姚江書院的單篇論文。2005年，錢茂偉經(jīng)長期研究，出版《姚江書院派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強調(diào)將視野置于王學史演變中加以考慮，指出“要搞清姚江書院派的出現(xiàn)及其學術宗旨，必須將它放到晚明浙東王學發(fā)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一目了然”?！兑瓡号裳芯俊芬彩瞧駷橹沟谝徊抗_出版的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姚江書院派歷史的專著。

另外，還有一些圍繞邵廷采著作的零星研究。研究《東南紀事》和《西南紀事》的，如錢茂偉《邵廷采<西南紀事>與<東南紀事>研究》(《寧波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研究《思復堂文集》的，如樓笑笑《邵廷采及其<思復堂文集>的史料價值》(《浙江檔案》2006年第6期)、《試論邵廷采及其<思復堂文集>的史學價值》(《中華文化論壇》2007年第2期)等。

第二，關于邵晉涵研究。

關于邵晉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學上，成果不多。

較早研究邵晉涵的是山東大學黃云眉(1897—1977)，他在1929年完成《邵二云先生年譜》(《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1933年)，為現(xiàn)代人研究邵晉涵提供了豐富的資料。20世紀第一篇系統(tǒng)性論述邵晉涵史學成就的是倉修良的《邵晉涵史學概述》(《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文章肯定了邵晉涵對《舊五代史》的輯佚之功，并論述了邵晉涵的史學思想。隨后，南開大學南炳文發(fā)表《邵晉涵》(《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從更寬的視角討論了邵晉涵的史學成就，包括撰寫《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改編《宋史》、熟悉明清史等，并總結了邵晉涵成材的四個客觀條件。寧波大學朱依群有四篇關于邵晉涵史學研究的文章，即《邵晉涵的學術成就》(《浙東學術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秉公筆存直道史以紀實——淺論邵晉涵的史學思想》(《寧波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文質(zhì)因時——談邵晉涵的史文思想》(《寧波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初探邵晉涵修<宋史>的宗旨》(《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論述了邵晉涵的史學基本思想和價值，還從清前期的文化氛圍和民族政策、浙東學術精神和邵晉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討了其編修《宋史》的宗旨。北京師范大學羅炳良亦在邵晉涵的史學研究方面用力頗多，發(fā)表五篇文章，即《晉涵史學批評述論》(《北方工業(yè)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邵晉涵在歷史編纂學理論上的貢獻》(《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邵晉涵學術述論》(《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邵晉涵對宋史研究的重要貢獻》(《求是學刊》1999年第1期)、《邵晉涵與<宋史>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2期)。

其他探討邵晉涵史學方面貢獻或成就的論文還有：浙江社會科學院王鳳賢、丁國順的《史書纂修專家邵晉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政治大學杜維運《邵晉涵之史學》(《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四川師范大學燕朝西《邵晉涵的生平、著述及其史學成就》(四川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2004年碩士論文)、安慶師范學院鄒斌和方薇《邵晉涵的“良史”觀》(《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等。

側重于邵晉涵文獻研究的，如徐州師范大學楊緒敏的《邵晉涵與歷史文獻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總結了邵晉涵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臺灣師范大學林良如的《邵晉涵之文獻學探究》(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2002年碩士論文)則是目前所見最為詳備的專論。

另外，還有專門針對邵晉涵著作的研究，山東大學張濤的《邵晉涵與<南江札記>》(《浙江學刊》1995年第3期)探討了《南江札記》中文字或史實的真實性問題，條分縷析，多有獨到之處；天津圖書館蘇虹的《關于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圖書館學刊》2005年第5期)通過《分纂稿》和《總目》的對比，充分肯定了《分纂稿》的價值；浙江工業(yè)大學張永紅的《邵晉涵四庫史部提要的目錄學價值研究》(《浙江工業(yè)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針對邵晉涵編纂史部提要的目錄學分析，體現(xiàn)了古代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價值與成就；北京師范大學史學所湯城的《邵晉涵與<史記輯評>》(《東岳論叢》2007年第3期)認為邵晉涵在明代鄧以贊《史記輯評》的基礎上，輯成的新版《史記輯評》，為后來的學者研讀《史記》提供了便利條件。

除史學、文獻學外，邵晉涵經(jīng)學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李嘉翼的《爾雅正義》研究：《論邵晉涵<爾雅正義>的地名訓詁特色》(《漢字文化》2008年第2期)和《論邵晉涵<爾雅正義>因聲求義的訓詁成就》(《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作為清代余姚邵氏家族成員，邵友濂的相關研究成果較少。邵友濂曾任臺灣第二任巡撫、駐俄參贊和談判代表，目前所見研究主要圍繞其所任官職展開。如鎮(zhèn)江市博物館《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書中的沙俄侵華史料》(《文物》1976年第10期)、鄒宇庭和秦鐘權《沙俄侵占中國伊犁的罪行——讀<邵友濂信札、奏稿>筆記》(《揚州師院學報》1979年第7期)、鄧孔昭《試論臺灣第二任巡撫邵友濂》(《臺灣研究集刊》1985年第10期)、王秀俊《張蔭桓、邵友濂赴日求和被拒析》(《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蔣宗偉《試論清末臺灣鐵路的修建——以經(jīng)費籌措為中心的探討》(《臺灣研究集刊》2007年第2期)等。

上述研究成果多為單篇論文，主要側重于清代余姚個別邵氏家族成員在相關領域的成就和貢獻。設想一下，如果能將邵氏家族成員置于清朝這個廣闊的時代背景下，并結合家族環(huán)境、學術環(huán)境等對個體的影響，定能將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家教、家風、政風等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

第三節(jié)　本書的研究思路及基本材料

一、研究思路

歷史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家族的歷史是由家族中的人創(chuàng)造的。

清代是余姚邵氏發(fā)展的鼎盛時期之一，余姚邵氏后裔用他們務實的精神、做人做事的原則續(xù)寫著家族發(fā)展的輝煌歷史。通過家譜，我們看到了邵氏家族的興衰變遷，也進而感悟到人類生生不息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被歷史記錄下的每個鮮活生命的活動蹤影。本書對清代余姚邵氏家族的研究便主要建立在對邵氏家族家譜的細讀上，同時佐以其他歷史資料、文獻語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圖還原出一個較為真實的家族面貌。本書既有像家風、家教、政風這樣面的研究，也有像邵廷采、邵晉涵、邵友濂這樣點的研究。

不過，但凡家譜，總有歌功頌德之嫌疑?？陀^來看，作為私家編纂的家族資料，為敬者諱，家譜中作偽之處在所難免。正如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指出：“一般的族譜總是要為本家族揚善隱惡，夸大以至編造本族的煊赫歷史和優(yōu)良傳統(tǒng)。絕大多數(shù)族譜認同主流文化，按照儒家禮教重新塑造祖先的形象，規(guī)范先人的言行，而將真實掩蓋起來?！?sup>(12)因此，我們在根據(jù)家譜對清代邵氏家族進行具體、系統(tǒng)研究時，定當以此為鑒，以求盡我輩之所能，盡可能地還原一個客觀、真實的清代余姚邵氏家族全貌。

二、基本材料

國有國史，州有州志，家有家譜。

家譜又作譜牒、族譜、支譜、家乘、宗簿、宗譜等，是一個家族曾經(jīng)過往歷史的反映，是一種以表譜形式記載一個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跡的特殊圖書形式，是十分重要又珍貴的史料。歷史上很多文人都曾論及家譜的重要性，像元代詩人陳方說過：

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是祖者，人之天也。不祖其祖，棄乎天矣；祖非其祖，拂乎天矣。非賢者能若是乎？殆見詩書之澤、科第之源，由此而綿衍無窮也。⁽¹³⁾

邵氏子孫向來十分重視宗譜的編纂和保存，他們把編修家譜當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本著嚴謹、求實的態(tài)度，必經(jīng)多方調(diào)查以求客觀真實，“恐不肖者，援別派以亂真，而責各房之賢者遍察”⁽¹⁴⁾。清代余姚邵氏后裔曾有數(shù)人致力于編纂家譜，像邵宏璧、邵維馨、邵宏仁、邵向榮等。

邵宏璧曾著族譜五十卷，他在《譜序》中說：

我聞諸古譜以定昭穆，尤當別異同，以異為同，罪浮于脫略。⁽¹⁵⁾

邵宏璧所編族譜集數(shù)家之大成，可惜尚未付梓，便在洪水中失其大半。所幸部分手稿得以保存，其后邵維馨在編寫家譜時，很多內(nèi)容都取材于邵宏璧。

邵維馨曾輯錄宗譜計55卷。邵維馨從小癡迷讀書，為學博覽古今，品行端方。他非常喜歡閱讀秦漢以前的著作，行文中頗有《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的風韻。20歲時，邵維馨曾用趙國麟的假名字參加科舉考試，“得補博士弟子員”⁽¹⁶⁾。他還拜清代經(jīng)學家毛奇齡和邵廷采為師，“文名遂嘖嘖傳江左”⁽¹⁷⁾。

邵維馨一生篤志力學，卻從未滿足。其精神追求的歸屬，最終落在家族宗譜的編纂和修訂上。邵維馨“十六七歲便以輯錄宗譜為己任”⁽¹⁸⁾，平時更是有意識地搜集宗譜舊本及邵氏宗人收藏的先輩們的誥、敕、傳、狀等，并當做寶貝一樣精心珍藏，期望有一天能把它們錄為成書，繼續(xù)傳給下一代。像邵宏璧所修宗譜，邵維馨都曾仔細拜讀。每每看到同族中的老人，邵維馨都會上前詢問，以完善宗譜內(nèi)容。即便是那些又聾又瞎的，他也百問不倦。要是看見同族中的孩子，邵維馨更是必詢其名。邵維馨還經(jīng)常到書店去，一旦看見有補足邵氏宗譜內(nèi)容的書，就毫不猶豫地買下來。要是身邊沒帶錢，或者錢不夠，邵維馨就把衣服抵押在那，求之若渴。

邵維馨輯錄的55卷宗譜，其內(nèi)容始自先祖邵雍十世孫邵忠，“規(guī)模大而綱目舉，條分縷析、備極詳細，自成一家之書，足以傳后”⁽¹⁹⁾。主要包括：《光裕世表》八、《人瑞世表》一、《俊秀世表》五、《選舉世表》三、《仕宦世表》二、《封贈世表》一、《邱墓世表》二、《祠位世表》二；志有：《大事志》十二、《坊表志》二、《門第志》一、《堂構志》一、《遷居志》一、《官職志》四、《典籍志》一、《藝文志》二、《宗器志》一、《世家志》一、《歲時志》一、《宗祠志》一；書有：《婚禮書》一、《喪禮書》二、《祭禮書》二；列傳有：《孝義列傳》、《儒林列傳》、《文苑列傳》、《方者列傳》、《日者列傳》、《貨殖列傳》、《烈女傳》，以《六敘傳》終。

雖完成宗譜的編纂及修訂，但邵維馨本著審慎、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并沒有立刻拿去付印，而是將校訂的工作交給了邵向榮。他對邵向榮說：“俟余十年，學識有加，筆堅而潔，為更定之，付棗梨可矣?！?sup>(20)在隨后的數(shù)年中，邵維馨一邊充實《醒齋文集》，一邊完善宗譜內(nèi)容，包括《宗支辨》、《貽編》、《外編》等。不想，宗譜還未付梓，常年的勞累便導致邵維馨心臟病突然發(fā)作。當時，邵向榮人在都下，未能及時將邵維馨一生的心血珍藏起來，后來都被非同宗之人拿走，下落不明，著實可惜。

如今我們雖已無法看到邵維馨所修宗譜的全貌，但他持之以恒的態(tài)度及其融入宗譜修訂中的一片尊祖敬宗之志，會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心中，不能忘懷。

另外，像邵氏子孫邵宏仁也曾編修家譜。

邵宏仁，字元朗，住在姚江清風里。邵宏仁從小就隨祖父宦游四方，游覽過江淮、秦晉、閩蜀的美麗風光。凡是沿途所見所聞，邵宏仁都信手將其記錄下來。同時，邵宏仁還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習慣，就是每到一處，“求索者只異書、殘編、斷簡，如是者三十年”⁽²¹⁾。這樣的習慣也為邵宏仁日后修訂邵氏宗譜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支持。邵宏仁“著姓匯，續(xù)聞見，錄越郡賢書、姚江文獻、邵氏宗譜”⁽²²⁾，全部手抄，多次易稿，成書共500余卷，身后還有詩集十卷，為邵氏后代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邵宏仁編修《邵氏宗譜》(余姚)現(xiàn)收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外，邵曰濂、邵友濂主修的《余姚邵氏宗譜》中也有多篇傳記為邵宏仁所作。

不單單是邵氏家族中的男子，即便是女子，她們也有著強烈的保護家族宗譜的意識，張夫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張夫人是邵麈亭的妻子，她從小天性孝敬，嫁給邵麈亭后恪守婦道，對公婆順從服侍，在余姚當?shù)孛曔h播，賢聲夙著。同治元年(1862)四月，西方殖民勢力入我國境。張夫人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想起邵氏十世祖邵富十舊家譜的抄本還放在家里。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萬一遺失，那可是對邵家列祖列宗大逆不道的行為啊！于是，她拖著受傷的身體，在賊人驚擾之下，費盡周折，將舊家譜妥善轉(zhuǎn)移到安全之所，使之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十世祖邵富十本是余姚人，后來入贅到平湖，已有數(shù)百年的歷史。后來邵氏后裔在修訂家譜時，“支派仍得與姚江合”⁽²³⁾，致使世系的先后相承、條理清晰、分明，全賴于此舊家譜。要是沒有張夫人冒著生命危險將其保護起來，很多線索都將中斷而無法銜接。對此，張夫人的確功不可沒，此乃邵氏之福。

本書所論清代余姚邵氏族人的生平、事跡等，其材料來源主要是(清)邵曰濂、邵友濂續(xù)編的《余姚邵氏宗譜》，同時輔以其他文獻資料。《余姚邵氏宗譜》記錄了余姚邵氏的家族世系，通過傳記、墓志銘等形式留下了家族中個體的行動軌跡。不管是淡泊明志的、用心于科舉的，抑或是樂善好施的普通邵氏子弟，還是為浙東學術、甚至中國學術史作出突出貢獻的精英們，透過發(fā)黃的紙背，他們的人格魅力、精神感召力便有如巨大磁場一般將我們籠罩，吸引著我們、鼓舞著我們，同時也凈化著我們。家譜中收錄的如墓志銘、傳、行狀等多為墓主后代邀請親朋好友所寫，撰寫者多是同時代具有一定身份或地位之人。因此受個人感情因素影響，可能較多贊揚、溢美之詞，甚至有隱惡揚善之嫌疑，或者與事實不完全相符，但主要事實的客觀性是不能否認的。

《余姚邵氏宗譜》的主修邵曰濂是同治七年(1868)進士，副主編邵友濂曾任臺灣布政使、湖南巡撫、臺灣巡撫，在當時有一定的聲望。因此，這部家譜“體例嚴謹，編排得體，絕無攀附之風，堪稱良譜”⁽²⁴⁾。正如俞樾在《重修余姚邵氏宗譜序》中所說：“今邵氏以先賢之后，世有達人，為之后者，乃能紹承世德，振起家聲。即斯譜觀之，而其后人之多賢已可見矣。吾是以知邵氏之興，未有艾也?！?sup>(25)該宗譜的書簽亦由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所題。

在這部宗譜中，收錄了很多文人墨客為邵氏家族撰寫的文章，使家譜增色不少。不僅提高了家譜的品位，同時也顯現(xiàn)了清代邵氏家族顯赫的社會地位。單單是為家譜所作的序就有數(shù)十篇，如南宋宰相陳康伯《邵氏宗譜序》、汪徹《邵氏譜序》、張九成《邵氏族譜引》、謝諤《題邵氏宗譜序》、許衡《邵氏家譜跋》、楊溥《邵氏重修族譜序》、王英《邵氏族譜序》、陳方《邵氏譜跋》、張孚敬《邵氏譜序》、陸龍其《邵氏宗譜序》、趙申喬《邵氏宗譜序》、張廷玉《邵氏宗譜序》、叔芳《邵氏族譜世系述》、邵宏譽《邵氏續(xù)修家譜序》、惪容《譜由》、惪容《原譜》、邵洪庚《重修宗譜序》、邵宏仁《重修宗譜序》、邵廷采《邵氏族譜序》、邵承明《重修宗譜世系序》、邵宗銑《余姚邵氏宗譜辨》、邵宗鈗《續(xù)修余姚邵氏宗譜世系序》。

掩卷而思，從歷代眾多學者對邵氏宗譜所作之序，可以想見邵氏家族的深厚淵源。從宋代邵雍的善養(yǎng)其親、憂國憂民，到其作為邵氏儒宗的淵博學識、志豪力雄，邵氏后代子子孫孫的厚積薄發(fā)便不難預見。自南宋以來，邵氏后裔參加科舉、立言立行、立德立功，一直延續(xù)數(shù)百年，這些可為大事者，竟是同族同宗。他們可以千百年如一日、千百家如一家、千百人如一人，這也正是邵氏家族千年來積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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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釗：《由經(jīng)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301頁。

(2)(明)陳有年：《余姚邵氏簪纓題名錄記》；(清)邵曰濂：《余姚邵氏宗譜》，貽編卷二，1888：1。下文注釋所見宗譜與此同，只標卷數(shù)和頁碼，宗譜名稱和年份略。

(3)(明)陳有年：《余姚邵氏簪纓題名錄記》，貽編卷二，第1頁。

(4)(明)陳有年：《余姚邵氏簪纓題名錄記》，貽編卷二，第1頁。

(5)(明)陳有年：《余姚邵氏簪纓題名錄記》，貽編卷二，第1頁。

(6)容建新：《80年代以來魏晉南北朝大族個案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4年第6期。

(7)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8)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9)粟品孝：《組織制度、興衰沉浮與地域空間——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0年第3期。

(10)白寶福：《20世紀80年代以來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中國史動態(tài)研究》2010年第2期；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錢茂偉：《浙東史學研究述評》，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頁。

(12)葛劍雄：《在歷史與社會中認識家譜》，《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fā)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頁。

(13)(元)陳方：《邵氏譜跋》，譜系，第12頁。

(14)(清)邵向榮：《庠賓宏璧公傳》，貽編卷四列傳，第22頁。

(15)(清)邵向榮：《庠賓宏璧公傳》，貽編卷四列傳，第22頁。

(16)(清)邵宏仁：《文學醒齋公傳》，貽編卷四列傳，第55頁。

(17)(清)邵宏仁：《文學醒齋公傳》，貽編卷四列傳，第55頁。

(18)(清)邵向榮：《醒齋公后傳》，貽編卷四列傳，第57頁。

(19)(清)邵向榮：《醒齋公后傳》，貽編卷四列傳，第57頁。

(20)(清)邵向榮：《醒齋公后傳》，貽編卷四列傳，第57頁。

(21)(清)徐葆光：《邵萊園先生傳》，貽編卷四列傳，第61頁。

(22)(清)徐葆光：《邵萊園先生傳》，貽編卷四列傳，第61頁。

(23)(清)邵文驊：《平湖張夫人傳》，貽編卷七淑媛，第47頁。

(24)勵雙杰：《慈溪余姚家譜提要》，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25)(清)俞樾：《重修余姚邵氏宗譜序》，《邵氏宗系匯集》，寧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