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修志之難

漢唐方志，今存者鮮；即宋元方志，亦不多見；今所存者，明清方志為多也。然所載之事，則疑信參半焉。志書難修，歷代史家多有論述，即清代如黃宗羲論修志之難曰：“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楊升庵之《四川》、趙浚谷之《平?jīng)觥窞樽睿溆嗖贿^茍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索者，別是一家之學(xué)耶？更不然，則鄉(xiāng)邦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xiàn)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荊楚歲時(shí)》、《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卑更S氏所言“五者之累”，即修他史亦莫不如斯，然以修志書為最；志書之中，又以褒貶難定，語多虛美為最。故黃氏又曰：“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64]存之則為褒，去之則為貶；然即存之者，亦與事實(shí)違背乖謬焉。如黃氏曰：“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志也，氏族之譜也?？たh之志，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哃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為之。掇拾訛傳，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詒嗤笑。嗟乎！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span >[65]此可見子孫為褒美先人，無所不用其極矣。

又錢泳論志書難修曰：“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也。書因革之變，掌褒貶之權(quán)，發(fā)幽潛之光，垂久遠(yuǎn)之鑒，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難焉：非邑人則見聞不親，采訪不實(shí)，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則又親戚依倚，好惡紛沓，必至濫收。沒其所有則不備，飾其所未則不實(shí)，此其所以難也。凡修府州縣志，無論文章巨公、縉紳三老，總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叢謗也。蓋修志與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難，評(píng)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惡習(xí)，試觀諸史如《史記》、《漢書》，雖出馬、班之手，尚不能無遺議，況他人邪！”[66]非邑人參編，則不能周悉史料；若邑人纂集，則易于虛美濫收。又王應(yīng)奎以為，修志之難，最難于人物一門。其曰：“《汪堯峰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dāng)僅以前志為藍(lán)本，須遍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于集中者，悉當(dāng)補(bǔ)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為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數(shù)之君子也，同時(shí)官于畿輔，風(fēng)節(jié)治行，見于公文，確乎有據(jù)者二十余人，而郡縣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于人物也?！?span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