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平六年（189），年僅8歲的劉協(xié)在董卓的攙扶下登上皇帝寶座，是為漢獻帝。此時文景之治、光武中興這些大漢王朝的繁華都已落幕，董卓獨攬大權，政治黑暗腐朽，社會矛盾尖銳，東漢王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由于不滿董卓的專權，各路諸侯群起而討之。曹操乘勢而起，于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到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曹操在政治上唯才是舉，打破門閥士族觀念，吸收了一批寒門士人，抑制豪強，加強集權；經濟上采用屯田制，興修水利，恢復農業(yè)生產；軍事上熟讀兵法，治軍嚴整，行軍有方，屢戰(zhàn)屢勝。其為政舉措符合時代潮流，士人紛紛歸附，曹操力量不斷壯大，在建安二十五年（220）的赤壁大戰(zhàn)后與劉備、孫權各據一方，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清人趙翼曾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題遺山詩》）建安時期正是如此。建安時期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士人如四處紛飛的候鳥，找不到可以投靠的明主。曹操順勢而導之，一大批文人紛紛聚集在其周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鐘嶸在《詩品》中描繪當時的盛況時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保ā对娖沸颉罚吧w將百計”，意即以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為中心，形成了多達100余人的文人團體，文學史上稱為鄴下文人集團或鄴下風流。其中，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和劉楨被稱為“建安七子”。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和吳質，則被稱為“建安外七子”。此外還有著名的女詩人蔡琰（即蔡文姬）。他們奮筆疾書，用文學書寫建安歷史，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鑄就了文學史上的輝煌。

建安時期最優(yōu)秀的文學家當屬“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曹操是建安文士的幕主，他網羅到大批文人，雖因戎馬倥傯，無暇顧及文人創(chuàng)作，但卻開創(chuàng)了建安文學彬彬之盛的新局面。曹丕久居鄴城，與文人相互酬唱，切磋鉆研，稱為建安文學的實際領袖?！敖ò财咦印币云鋬?yōu)秀的文學創(chuàng)作，詩、賦、散文的全面發(fā)展，成為建安文學創(chuàng)作的生力軍。曹植筆力雄健、骨氣奇高、詞彩華茂，詩、賦、表等各類文體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是建安文學的集大成者。此外，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丁廙、楊修、吳質、蔡琰等人，或因作品無存，或因不在鄴都，其文學成就很難與“三曹”“建安七子”相媲美，故歸入建安文學余響。

建安文學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像曹操的四言詩、曹植與蔡琰的五言詩、曹丕的七言詩、王粲與徐幹的辭賦、陳琳的章表、阮瑀的書記等無不澤被后世，推動各種文體的發(fā)展。特別是對晉、南北朝的五言詩、七言詩、辭賦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