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在臺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丶亦l(xiāng)時，我號稱五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里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并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為人詩》，他親筆抄寫了給我的。這部書說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開頭幾行抄在這里：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說五倫。最后三節(jié)，因為可以代表我父親的思想，我也抄在這里：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

名分攸關，不容稍紊。

義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于人倫，

因親及親，九族克敦；

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圣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于學，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書也是我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雖是韻文，先生仍講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抄》，我不記是誰選的了。三十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鼐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冊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的很熟。至今回憶，卻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卻因為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后面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卻常常嘴上愛念著玩，大概也是因為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了《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面：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注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注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注文讀一部分)。

胡傳自撰了四卷《鈍夫年譜》，胡適于1930年抄校完畢。這是首次刊行的《鈍夫年譜》。

(10)《書經》，蔡沈注本(以下三書不讀注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澔注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里只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的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里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學生就增多了。先是五個，后來添到十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里去。最初添的三個學生，有兩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里，寧可睡在田里挨餓，卻不愿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么嗣昭要逃學？為什么一個人情愿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愿念書？后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xiāng)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愿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xiāng)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于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后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么。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后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于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yōu)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xiāng)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后，不覺得艱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xiāng)里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里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于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