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詩歌”概念探析

耿雨秋

摘要：“工人詩歌”在新世紀被再次提出，創(chuàng)作主體社會身份的復雜性，使其與十七年時期的工人詩歌雖有差異，卻有著深刻的聯系。探究它產生的文化土壤，不免讓人回憶起20世紀末那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激烈論爭，而媒體對“工人詩歌”的介入，以及“工人詩歌”與“打工詩歌”的內在關聯，更使得“工人詩歌”成為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概念。當下對“工人詩歌”的解讀和評價，囿于“工人”的階級性與“詩歌”的文學性，二者的混雜交疊恰恰透露了一些存在的現實問題。我們眼下亟須關注的是“工人詩歌”在之后發(fā)展過程中的獨立性與完整性。

關鍵詞：工人詩歌；階級性；新左派；自由主義；媒體

2015年發(fā)生了兩個不大不小的“事件”：2月份，北京皮村舉行的“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得到數十家媒體的報道，并在網絡上進行了線上直播；另一件是記錄“工人詩人”工作生活的紀錄片《我的詩篇》，在6月份的第18屆上海電影節(jié)上獲得金爵獎。這兩個前后關聯的事件，早在2014年6月就由吳曉波、秦曉宇等人進行策劃，其中包括一本計劃內與之配套的詩集《工人詩典》，數十家媒體以及學界都對此給予了一定的關注。

在這里提到“工人詩歌”，自然會想到十七年時期的工人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當時的一批“工人詩人”。過去的一段歷史使“工人”一詞負載了濃厚的階級意味，但改革開放之后，在對國企實行“放權讓利”的改革、20世紀90年代“一長制”的恢復以及“減員增效”的戰(zhàn)略性改組中，“工人階級”實際上已失去了“新時期”之前的光環(huán)，其經濟地位的快速滑坡，也伴隨著實際領導地位的改變。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城鎮(zhèn)私企的快速發(fā)展帶來的“民工潮”，也給既定意義上所理解的“工人”帶來了新的解釋。當下再來談論“工人”時，它雖然仍具有憲法中規(guī)定的“國家領導階級”這一所指，然而其實際地位的變化卻無法忽略?！肮と恕鄙矸莸淖兓蛷碗s化，使如今所說的“工人詩歌”，成了一個需要討論的關鍵詞。

一、誰是“工人詩人”

以參加“云端朗誦會”的詩人為例。參加此次朗誦會的十余位詩人中，有以工人身份當選鞍山市政協委員的煉鋼廠工人田力、農閑時做鍋爐工的白慶國、14歲開始打工的服裝廠女工鄔霞、失業(yè)不久的薄膜廠流水線工人烏鳥鳥、不久前墮樓辭世的富士康工人許立志（這次詩會上，許立志的大哥許鴻志朗誦了許立志的詩）等。他們中占大多數的，實際上是此前受到頗多關注的“打工詩人”。對“打工文學”的討論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開始，從命名到文類，從創(chuàng)作主題到精神、意象，都存在諸多爭論。這其中，也包括對“打工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分歧?！按蚬の膶W”概念的提出者楊宏海，最初將討論對象定位在深圳特區(qū)，有著建設特區(qū)文化特色的考慮，但隨著“打工文學”受到的關注不斷增加，他已不能再將其限定在廣東地區(qū)，1999年，再次定義“打工文學”為一種由下層打工者自己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與此同時，還有對“農民工”、“底層勞動者”等命名的熱議，對“打工文學”定義的模糊不清，實際上反映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在經歷了1986年“資產階級自由化”和1989年之后提出的“穩(wěn)定壓倒一切”口號之后，新的意識形態(tài)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共同影響著“打工文學”，“‘非打工作家’對打工題材的全面挖掘形成了當代文壇一道紛繁而蕪雜的文學景觀”。

一時間，關于“打工者”究竟是指哪些人，又成了新的焦點。或許，暫且擱置命名過程中的諸多考慮，用“農民工”來指稱這里要討論的“打工者”更為明確。不可否認，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知識界與大眾傳媒都參與了“農民工”身份類別的建構，一方面，城鄉(xiāng)二元的戶籍制度要維護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在社會秩序管理、社會資源配置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文化生產者對這一群體權益狀況保持關注。這一概念的出現，使現有制度的維持成為可能。而“工人詩歌”的提出，隱含著將他們再進一步命名為“工人”的舉動，也反映了他們對自身“工人”身份的接受。由此可見，“工人詩人”群體實際上是以“打工詩人”為基礎的。

基礎之外呢？那就很難將當下的“工人詩歌”和“十七年”時期的工人詩歌創(chuàng)作分離開來。以十七年時期的上海為例，得益于工業(yè)建設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國家掃盲工作的全面開展，在要讓“工農兵”占領文藝陣地的目標和建立工人階級作家隊伍的口號的引導下，上海的工人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繁榮景象。創(chuàng)作主體主要有三種人：產業(yè)工人；在城市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描寫工業(yè)題材的工廠干部或工人文藝活動的組織領導者。從他們的身份來看，與當下“工人詩人”的所指很是類似，特別是第二種——在城市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這里可以借用一下“打工者”概念，這些人便是十七年時期的“打工者”。但占主體的還是產業(yè)工人，主要是鋼鐵、紡織和機器制造業(yè)的工人，且不同的是，強烈的主人翁意識消除了“打工”所具有的被動性。

被評為“新中國第一位工人詩人”的李學鰲，就是十七年時期極具代表性的一位“工人詩人”，其代表性不僅在于身份，還有他創(chuàng)作觀念的時代特征。出身貧苦的李學鰲，在1949年后是一名印刷工人。新生政權奠定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政治地位，像李學鰲這樣的“工人”翻身成為新中國的主人，因而其“工人詩人”身份便具有了“工人”所代表的先進社會地位，以及強烈的政治屬性。創(chuàng)刊于1957年的《詩刊》，以權威的“代言人”形象出現，希望“《詩刊》能發(fā)表出激動千萬人心的氣勢宏偉的詩篇來——傳出時代的高昂的聲音，道出人民的衷曲”，以滿足讀者“讀到好詩，讀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詩”的需求?！对娍返木庍x策略為該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調。與此同時，涌現了一批“工人詩人”，如孫友田、鄭成義、黃聲孝、溫承訓等，他們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體，也是寫作對象——工人或工人的生活——的主體。作為十七年時期的“工人詩人”，他們不同于徐遲那樣的知識分子詩人，明晰的階級劃分使他們的詩歌和這些“下放”詩人創(chuàng)作的“體驗生活”的詩歌區(qū)別開來，創(chuàng)作不是“工人詩人”的目的，而是一種手段，詩歌不再是藝術作品，而是工具，是戰(zhàn)斗的武器，“工人詩人”成了“戰(zhàn)斗隊伍”中的一員。他們用黨給予的“筆”進行創(chuàng)作，而創(chuàng)作的內容則取決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從歌頌新政權到控訴舊社會，從擁護領袖到攻擊“階級敵人”，其目的是要占領思想陣地。“工人詩歌”也成了政策方針的傳聲筒和回聲。

在李學鰲、孫友田等人前后脫離工廠，加入中國作協，獲得“政協委員”、“雜志編輯”等新身份之后，“工人”轉為其新身份的依附形態(tài)，“工人詩人”便成為中國作協這一“文學政府”中的一員。當然，徘徊在“文學政府”之外的“工人詩人”依然存在，實際上，作協也無法完全吸納如此眾多的詩人，但重要的是作協給“工人詩人”帶來的政治認同，以及“工人”身份給詩人帶來的階級認同。若這一時期的工人文學可以稱之為“打工文學”的話，那也算得上是“打工文學”最具有自主性、自豪感的黃金時代了。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做主，不可能出現受苦受難的階級，但現實是原來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脫掉了‘領導階級’的光環(huán)，重新還原為社會底層。這與社會主義的權威話語描畫的歷史圖譜不相協調。”正是因為這種不協調，新世紀的工人開始了對“建國初期”的欣羨，感嘆彼時的“好”與“健康”。田力在《下班途中》寫道：

我多想像建國初期的/勞動模范們那樣/從職工浴池出來穿著人民裝騎上“國防”牌的腳閘自行車/腦袋里想著齒輪或者模具的革新難題/春風迎面吹來了/明天天亮我要第一個站在機器前/精力旺盛/等待著工友們的到來/等待著勞動競賽中產生的愛情/多么好，多么健康//

五十幾年后/我下班途經一片樓群/見到兩個耄耋老人深情地/談論他們的工廠/他們的工廠已經消失了，永遠消失了/但他們仍用拐杖/時不時顫巍巍指指那個方向

“主人翁”的意識被時代大潮削弱的同時，其權利和權力也變得弱化，他們這些昔日的“領導階級”，感到生活不再“有聲有色”、“壯麗燦爛”。“工人詩歌”不僅成為這種情感的承載者，也表現出想要繼承其十七年時期權威性的傾向?！肮と嗽娙恕钡母拍钤谶@里，不僅是直面現實，也包含了其歷史記憶，是對權利訴求的重新喚醒，而對“打工詩人”的合并，不僅源于昔日的慣性——將在城市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通稱為工人，還表現出其在當下特定的思想土壤。

二、“工人詩歌”的土壤

“云端朗誦會”和電影《我的詩篇》中，將“農民工”、下崗工人與已躋身“文學政府”的工人一同置于“工人詩人”的統攝下，強調“工人”的自覺，并將“工人詩歌”作為“時代真相的詩性證詞”進行解讀。作為兩次事件的發(fā)起人之一，吳曉波開始關注“工人詩歌”，源于他在《讀書》雜志上讀到了秦曉宇的關于鹿特丹詩歌節(jié)的文章《共此詩歌時刻》，發(fā)覺到了其潛藏的社會能量。北京師范大學趙勇教授在文章中談論“工人詩歌”時，強調它是一種“底層之聲”，并說道，“在當今的工人詩歌中，我們看到了主體性的蘇醒……他們把自己的歌哭提煉成詩，我手寫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人捉筆操刀?！睍呵覕R置有關“工人詩歌”美學標準的爭議，上述這種對“工人詩歌”重點進行時代寫照、反抗精神的解讀方式，很難不讓人聯想到20世紀末的那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論戰(zhàn)。關心底層民眾，關注弱勢群體，正是論戰(zhàn)雙方共同熱衷的話題。

“新左派”在理論上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為基礎，于90年代在中國興起，他們將社會弊病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在中國泛濫成災。在面對如何處理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時，他們主張去挖掘改革前的“制度創(chuàng)新”，這不僅喚醒了社會主義的歷史回憶，更使得他們開始了一種對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的懷念。論戰(zhàn)的另一方“自由主義”則呼吁政治體制改革，他們認為“引進市場機制后，權力機制并沒有變，而是借市場機制放大特權，尋找到更大范圍的尋租空間”，而現今的社會問題根源皆源于此。“新左派”的一些觀點無疑是有失偏頗的，但由于其表現出的積極為社會弱勢群體發(fā)言的傾向，很快被塑造成工農大眾的代言人。對于那些在經濟和利益分配上處于弱勢地位的人來說，“新左派”的觀點切實地反映了他們在社會底層掙扎的現狀以及對現實的不滿，因此，“新左派”的平均主義公平觀也更容易為他們所接受。

“‘新左派’的底層意識以及批判資本主義，維護工人利益，呼喚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的訴求等觀點和結論也直接作為一種思想資源進入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如曹征路、劉繼明等人就明確表示自己的創(chuàng)作受到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的影響?！?sup>弱勢群體的現實苦難成了一種社會導向收獲了廣大的讀者群。此時，一直在邊緣地帶徘徊的“打工文學”也參與了進來，來自流水線上的聲音迅即擁有了自己的陣地。作為“打工文學”的一個類別，“打工詩歌”的創(chuàng)作相對于“打工小說”來說，更顯示出一種自下而上的關懷，但同時也更多地得到主流期刊的扶植。以1998年第1期中以較大篇幅發(fā)表謝湘南、張紹民等人的打工題材詩歌為代表，《詩刊》在20世紀90年代對“打工詩歌”進行過一系列的推動，還包括2010年和《星星》聯合評選首屆中國十大農民詩人，大多數也都屬于“打工詩人”。新世紀以來，還誕生了第一份“打工詩歌”報《打工詩人》；各大期刊也紛紛推出專欄、報道；面向打工族的“全國鯤鵬文學獎”也于2005年設立。官方的認可、媒體的助力，以及知識界的“選擇”，“打工詩歌”的抒情主體也由“小我”走向“大我”，開始抒發(fā)群體的情緒，成了打工群體的精神坐標。此時，“工人詩歌”對“打工詩歌”進行收編顯得合情合理起來，前者則似乎在依循“十七年”時期形成的策略，通過搶奪媒體等資源，追求主流文化的認可。

“十七年”時期，國家權力干預文學創(chuàng)作，通過文學期刊和編選詩集等傳播途徑，引導并建立“工人詩歌”的合法性。知識分子處于“只有群眾批準了我們的詩歌，我們才和真正的詩人稱號相符”的地位，伴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階級意識對文藝的滲透，工農大眾被看成進行革命的主要力量，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一種接近大眾、崇拜大眾的心理的影響下，知識分子開始通過自己的“權威性”來確立工人文藝的審美趣味。如《詩刊》在1958年開辟“工人詩歌一百首”等專欄時，就曾約請茅盾、老舍等人寫詩評《工人詩歌百首讀后感》和《大喜事——“工人詩歌一百首”讀后》。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期刊也都加入這一隊伍，《人民文學》于1958年8月號推出“群眾創(chuàng)作特輯”（創(chuàng)作者以“工農兵”為主）；《文藝月報》也于1958年7月推出“上海工人創(chuàng)作專號”。

經過思潮的滋養(yǎng)，權力的媒體又捕捉到了市場，原本負載著人們對公共空間希冀的大眾傳媒以相反的方式介入社會輿論與監(jiān)督當中。“云端朗誦會”中有一位特殊的“朗誦者”——已故富士康工人許立志（由其兄長許鴻志代讀），他的詩歌在他去世后得到廣泛關注，不乏有人將他的死亡與海子的臥軌相提并論，并升華到社會文化乃至精神境界的高度。然而正如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次“詩人之死”一樣，許立志的死也在大眾傳媒的引導下，成了一個帶有震驚效應的話題。具體的死亡事件變成了精神象征，苦難與不平得到了暫時的忘卻，使人們進入了精神上的尋求和探索，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誤導，而這種誤導也恰恰反映了社會現實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今文壇的萎靡不振，“純文學”影響力的缺失，以及“新左派”的影響，在知識分子中間喚起了一種對社會主義的歷史記憶，一種使文學由邊緣返回中心的渴望?！肮と嗽姼琛笔艿降年P注及普遍性接納，更讓人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傳統的堅固根基。對“階級”的重新強調，標志著對階級意識的重建，對階級分析法的召回，盡管這二者的實踐在今天的社會恐怕更是難以成立。以“工人詩人”如今的復雜內涵為例，階級關系根本就無法涵蓋全部的利益關系，“相同的階級也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階級也有相同的利益”。實際上，這些被統稱為“工人詩人”的創(chuàng)作主體，其社會身份絕不會因為“工人詩人”的誕生得以縫合，他們的訴求與情感自然也存在差異。

三、當下對“工人詩歌”的評價

艾青在《談工人詩歌》（1950年）一文的開頭引用了一首詩：

太陽出來滿天紅，/毛主席是工人的大救星。/桃花落了杏花開，毛主席領導工人站起來。/光明大道向前走，/毛主席和工人手拉手。/走遍南北和東西，/天下都擁護毛主席。/帶頭的人兒人人敬，/工人都跟毛主席鬧革命。

從這首詩中，基本可以窺探到十七年時期工人詩歌的面貌。沉浸在翻身做主的巨大喜悅中的工人詩人們，在歌頌新政權、控訴舊社會的創(chuàng)作主題上有著自覺自愿的創(chuàng)作沖動，作為領導階級，他們的詩歌也注定要成為“工農文學”的先頭部隊。國家權力通過批判知識分子缺乏戰(zhàn)斗力、充滿知識分子趣味的創(chuàng)作，進一步鞏固工人詩歌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對詩歌的評價也由文學性轉向了階級指認，或者說“文學性”的內容在這一時期遭到了放逐。

以《詩刊》為例，從征稿到評論，都在引領一種新的評價準則：從中聽到強烈的時代聲音。盡管知識分子詩人經歷了“詩人下放”，但他們固有的“為創(chuàng)作而生活”的創(chuàng)作理念，仍使他們在“代言”的過程中存在誤解與隔閡。在組織化的詩歌生產機制中，“專題賽詩會”不但催生了“工人詩歌”在藝術形式上的特征，即向民歌快板體、口語化的自由體和半格律體發(fā)展，更規(guī)范了詩歌的情感與基調，將“知識分子腔調”排除在外?？梢哉f，這一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正處在一個意識形態(tài)和審美功能失衡的境地中。

當下，“工人詩歌”被重新提出，我們從它受到的評價中，再次聽到了對“時代聲音”的強調。但這一次，奮起反擊的知識分子少了那許多顧慮，對“工人詩歌”的批評更因其商業(yè)化運作等因素，從針對語言的粗糙，發(fā)展到對精神內涵的質疑。很難否認，這其中有雙方呈對立態(tài)勢的影響。被邀請參加“云端朗誦會”的“工人歌手”許多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對知識分子，我還是保持一貫的警惕，一是看他們的立場是否真正和工人站在一起，二是看他們是否真的知行合一在做事?！倍缭?007年春舉辦的“打工詩人交流營”活動上，吳季與張杰、陳家坪等人也曾發(fā)生爭論，吳季認為像張、陳等人對詩歌的認識主要是受到“知識分子詩人”的影響，他們的觀念和趣味都是比較純文學的，而“打工詩人的前景不應該是朝著這樣一個方向，也不能用這些觀念來作為他們作品的評判標準”。吳季的話正中雙方沖突產生的根源——詩歌的評判標準。

自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的出現，當代文壇便逐漸形成了“新的美學原則”，這一“精英的、西方的、現代主義的美學原則”首先反對的便是“作時代精神的號筒”。當然，“新的美學原則”的提出負載著特殊的歷史使命，既未能也無法隔絕與權威話語的關聯，于是就出現了一面豎起拒絕做時代傳聲筒的大旗，另一面又進行“并不意味著不要表現時代，而是不要破壞了詩的藝術去表現”的辯解，但終究還是表達了對文學藝術的支持與見解。一邊是“工人詩歌”被詮釋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痛苦見證，著重關注“工人”對時代、對自身的看法和情緒；另一邊是“新的美學原則”對文學性的復興，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文學變革?；谶@兩種不同的美學認識，對“工人詩歌”的評價自然是南轅北轍，借用程光煒的說法，就是“批評與批評對象之間的‘錯位’”。在秦曉宇等人那里，“工人詩歌”的語言粗糙本身并不是問題，它可能正是一種新的“工人美學”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自覺的階級意識和文化立場才更為重要，這便又回到了最初的社會主義主張。

既然主流的美學原則無法支撐“工人詩歌”的解讀，一些人便迅即開始尋求并建立一種更新的屬于“工人詩歌”自身的審美原則，而這樣的審美原則甚至可以找到其理論基礎，即底層美學。支持者們強調被忽略了的“工人詩歌”特有的主題、語言和情感，主張走出“怎么寫”的“藝術門檻”。然而，與之相悖的是，“工人美學”的建構中始終存在欲說還羞、欲迎還拒的姿態(tài)。以已故詩人許立志的詩為例，“云端朗誦會”上，許鴻志朗誦了許立志的詩《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管它叫作螺絲/我咽下這工業(yè)的廢水，失業(yè)的訂單/那些低于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涌而出/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恥辱的詩

2014年9月，許立志在深圳龍華墜樓身亡，留下了最后一首詩《我彌留之際》，寫道：“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當整個社會試圖憑借他的詩來接近“富士康十三連跳”事件時，當許立志的死不斷地被賦予時代意義，更被一些詩評家作為研究“農民工”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紀實文本”時，“工人詩歌”便已達成其去除文體意義、表現特有情感的美學策略。但被普遍詬病的“語言粗糙”似乎沒有在許立志這里顯現，于是，他的詩歌又被解讀出了詩人獨有的孤獨與痛苦。他筆下的“恥辱的詩”，以自己的死亡作為句點，“全詩”的每一個字都浸潤著對夭亡青春的哀憐，與那連同“物質”、“金錢”一起“省下來”的，如今卻再也咽不下的“絕望、悲傷、孤獨和寂寞”。對“工人詩歌”的解讀在這里重又回到了文學層面，這也正顯示出作為一種文體，“工人詩歌”對自身所具有的階級性與文學性的思考，若單純依照十七年時期的解讀策略，則很難達到兼得魚與熊掌的目標。就像謝冕在“第三屆全國打工文學論壇”上，針對“打工文學”的文學性提出的那樣，“既然是文學，就不能寬容粗糙……文學就是一個高度，文學有它的標準”。對“底層文學”，邵燕君也曾提出過類似的要求，即“‘為人生的藝術’首先是藝術，‘底層文學’必須是文學”。文學性與階級性在“工人詩歌”內部的混雜，也恰恰反映了其遮蔽性的一面。

結語

對當下新興起的“工人詩歌”的評價和定位尚處于討論階段，不僅因為詩歌創(chuàng)作主體具有繁復的社會身份，也因為現有的解讀所依附的思想土壤亦相互迥異。眼下，底層問題的凸顯，使“工人詩歌”不再僅是一個關于底層如何被文學性地表述的學術問題，也不僅僅是文學如何擺脫邊緣化地位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處理自身在道德與政治的夾縫中的困境的問題。對于“工人詩歌”，若只關注其傳達的時代精神或階級意識，恐將重蹈覆轍，也會淺化這一名稱統轄下的文體真正的精神內核；而一味追求文體語言的優(yōu)美，又難免流于虛空。既然，“工人詩歌”有其自成一脈的寫作倫理和精神標尺，顯示出了一個群體的情緒宣泄與精神觀照，那不如給予它文學上的引導，為這些詩人們留下一片放置情感的凈土。至于政治討論與制度改革，實在不需要再多一個載體了。嚴復曾在20世紀之初對新進青年做過這樣的預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惡人者淺，成于好人者深?！睂τ凇肮と嗽姼琛钡年P注者們來說，這句話同樣可引以為戒。

1. 作者簡介：耿雨秋，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2. 朱學勤：《“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收入公羊主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頁。
3. 何?。骸墩摦敶袊靶伦笠砦膶W”的興起》，安徽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4. 巫洪亮：《“十七年”詩歌研究》，福建師范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