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獨必群”何以必要？
——《明獨》篇發(fā)微

近代中國面臨著極大的國家與民族危機，這種時代危機固然讓一部分人對國家前途倍感黯淡，奉域外諸列強為新主。⁽¹⁾但更為明顯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許多人出于強烈的國家、民族、文化情感，奮不顧身地投身于救亡運動中去，把國家富強、民生充裕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如果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生命力取決于這個共同體的擔綱者階層具有怎樣的政治德性，擔綱者階層的品質是國家的政治存在關鍵”，⁽²⁾那么這一情感（或曰“理想”）為何能如此持續(xù)且強烈？按照當代流行的學理分析，或許會認為這是由于肇始于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得不少中國人受此熏染。但關于“主義”的流行，正如章太炎所論：

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見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³⁾

作為近代一系列政治與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章太炎十分清楚，各種“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流行，關鍵還在于此“主義”提供了人們思考近代中國最根本的政治、社會、文化矛盾的視角，并啟發(fā)人們按照此“主義”所揭示的路徑去解決這些近代基本矛盾。否則，即便“主義”的內涵再華美絢麗，也難以真正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fā)芽。這正如周恩來在回憶自己投身救亡運動的心路歷程時談到的：

一般的人開始最容易有一個民族觀念、民族立場。因為中國是一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所以容易使我們產生愛國的民族觀念。例如，我小的時候讀章太炎先生發(fā)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太懂，卻啟發(fā)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⁴⁾

猶有進者，在各種政治與文化上的解構主義頗為流行的今天，或許更值得進一步思考，為何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或曰“民族主義”）會如此興盛，如此綿延不斷？這背后是否有更為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基因，使得人們對中國身處危局的現狀尤為敏感？將個人與一個廣闊的共同體（國家、民族）聯系起來的很大程度上不證自明的內在邏輯是什么？這些因素或許是時人能夠有巨大動力去思考與解決各種時代矛盾的基本前提。

在研究中國的“公”“私”觀念時，溝口雄三指出，中國文化里的“私”，“不會是一般的個人的‘私’，而必須與‘中國的私’，或以中國為‘我的中國’這種和公民或民族的多數或全體的‘公’相符合。也就是說，民權不是個體民的私權，即所謂市民性權利，而是公民乃至整個民族的公權”⁽⁵⁾。這一判斷對于理解近代中國的救亡思潮無疑極有助益，順此邏輯可以更為細致地分析這樣的思想特征在近代中國如何具體展開。而作為近代中國一系列政治與文化變遷參與者的章太炎，所撰寫的同時收錄于初刻本與重訂本《訄書》中的《明獨》篇，無疑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繹讀對象。

一

《明獨》最早的版本是撰寫于1894年的《獨居記》，章太炎借此文來表彰與自己有姻親關系的錢塘汪曾唯。后者長期在湖北為官，曾任湖北咸豐縣知縣，1890年以后，罷官返浙。⁽⁶⁾此文個別字句經過一些修改與增訂后，被章氏收入出版于1900年的初刻本《訄書》與出版于1904年的重訂本《訄書》，在兩個版本之間僅有少許改動，但未被收錄于《訄書》第三次修改的版本《檢論》之中。因此，這篇文章可以被視為章太炎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品。

在那一時期，章太炎的思想特征與內容是怎樣的？在《菿漢微言》中他回憶：

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字器數之間。雖常博觀諸子，略識微言，亦隨順舊義耳。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于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自余閎眇之旨，未暇深察。⁽⁷⁾

在“自述年譜”中，章太炎回憶自己17歲時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18歲時讀歷代解經之作，然后“壹意治經，文必法古”；21歲時“紬讀經訓，旁理諸子史傳”；23歲（1890年）時“肄業(yè)詁經精舍。時德清俞蔭甫先生主教，因得從學。并就仁和高宰平先生問經；譚仲儀先生問文辭法度”。⁽⁸⁾這一時期是他奠定自己學術根基的重要階段。

當然，章太炎在青年時期的知識積累并非只局限在中國傳統之內。在求學于詁經精舍時撰寫的《膏蘭室札記》中，章太炎“廣泛利用了他當時所能接觸到的西學著作所提供的近代科學知識，對許多前人一直疑竇難解或眾說紛紜的文字作出了新的解釋”。他借助通過閱讀科學普及讀物時所了解的“天體運動學說、星球演化學說、生物進化學說、分子原子與物質結構學說、光的運動學說、化合與分解學說、底層與考古學說等，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冥冥在上的天的存在，將人類的形成確定為自然發(fā)展的結果”。⁽⁹⁾在給譚獻的書信中，他也直言寫作這本札記的方法論是“歷實訓算，傅以西學”⁽¹⁰⁾。

聯系到章太炎自己曾提及的“自從甲午以后，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近來”，⁽¹¹⁾可以判斷，在青年時代，章太炎所了解的西學基本局限于普及性讀物中所介紹的自然科學知識，最多旁涉當時流行的“時務”“洋務”之學，并且其理解的方式也停留在當時士人圈中頗為流行的運用西學知識來比附中國舊籍。因此，在那一時期，章太炎的整體知識結構、思維方式、政治意識基本是中國傳統式的，即誦讀中國歷代史籍與政書，熟識諸子遺言與經學義理。雖然在他那里，所謂的“傳統”已經不再局限于長期處于官學地位的程朱理學，而是擴大到中國歷史流變中出現過的許多學說與著作。

另一方面，根據晚清江浙知識界的整體氛圍，在那一時期，章太炎肯定感受到了中國所面臨的巨大危機，包括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列強橫行。更有甚者，既然在《膏蘭室札記》中體現出章氏對于先秦諸子的熟悉，那么他肯定也會注意到諸子著作的基本主旨就是思考如何解決當時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難題，此即《漢書·藝文志》中強調的諸子之學“皆起于王道衰微，諸侯力政”，于是他們“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經世致用之意至為明顯。因此，順著一脈相承的知識特性，章太炎必然會思考如何在新的變局之下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章太炎在當時才會堅信“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

認識到這些背景，對于理解《明獨》尤為重要?！百Y產階級向封建主義展開攻擊，總伴隨著個性的呼喊，近代歐洲如此，近代中國也如此。章太炎的《明獨》，就是近代中國提倡個性解放的早期作品之一?！?sup>(12)從帶有普遍意義的近代民族國家興起與國民意識高漲的角度而言，這樣來解讀《明獨》自有其思想意義。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¹³⁾。包括章太炎在內的近代士人在思考“世界之中國”（梁啟超語）時，中國傳統對他們的影響非常之大，往往成為他們不證自明的思考前提、思考邏輯與價值立場。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繹讀《明獨》，特別是深入辨析其中的一些關鍵論點，或許能夠看到一些在先前論述中未能被足夠重視的面向。

在《明獨》篇中，章太炎指出：

夫大獨必群，不群非獨也。是故卓詭其行，虓然與俗爭，無是非必勝，如有捲勇，如不可敔者，則謂之鷙夫而已矣；厚其泉貝，膏其田園，守之如天府之宲，非己也，莫肯費半菽也，則謂之嗇夫而已矣；深溪博林，幽閑以自樂，菑華矣，不菑人也，觴鳥矣，不觴賓也，過此而靚，和精端容，務以尊其生，則謂之曠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獨，惟不能群，故靳與之獨也。⁽¹⁴⁾

在這里，他運用一系列類比式的論說方式來論證“大獨必群，不群非獨也”這一命題。這里的“群”字，不禁讓人想起晚清時期十分流行的用“群學”二字來翻譯源自近代西方的Sociology，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探討如何有效整合社會，形成良性的組織與動員機制的制度安排。但《明獨》源自撰寫于1894年的《獨居記》，而1895年嚴復方在天津《直報》上發(fā)表《原強》一文，首次向國人介紹斯賓塞的社會學。⁽¹⁵⁾1898年章太炎與曾廣銓合作翻譯《斯賓塞爾文集》，隨后嚴復也翻譯了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并希望用“群學”來對抗源自日文譯名的“社會學”，這一學科及其政治想象在庚子以后也開始在中國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¹⁶⁾由此可見，章太炎所強調的“群”，其意涵與其說是源自近代西方，不如說與中國傳統觀念更為相關。

章太炎自言青年時期對荀學與法家尤為青睞?！盾髯印ね踔啤吩疲?/p>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為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¹⁷⁾

在荀子看來，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就是由于人能夠有效組織起來一個互相分工、互相協作、共同生活的共同體，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基本民生，倡導社會倫理，讓人們能夠較為安定的生活下去。如果把“君”視為首腦的象征的話，那么有資格成為首腦者，必須要“善群”，讓生活與生產能夠正常的進行?？傊叭骸钡淖罱K目的并非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維系一個大的共同體，是為了讓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安頓。當然，雖然荀子對這一觀點闡釋得較為詳盡，但它其實是儒家學說的基本內涵之一。比如《禮記·禮運》篇中描述的“大同”之世便是“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¹⁸⁾。這些論點作為民族文化心理積淀的一部分，對歷代士人有著極大影響，往往成為人們思考理想社會的基本模板。

此外，法家之學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強調權謀法術，但在韓非看來：

其治國也，正明法、嚴陣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孤幼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¹⁹⁾

可見，在法家的政治觀里，一個好的秩序也離不開“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孤幼得長”這些與儒家義理極為相似的內涵，漢代以后中國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儒法合流”的局面，至少在對于“良政”的認知上，二者之間是有共性的。對于這一點，對章太炎影響極大的顧炎武曾有頗為精當的分析。他強調秦雖然以法家立國，但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各地刻石，其內容多為儒家倫理。因此，

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于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²⁰⁾

而聯系到法家的興起與戰(zhàn)國時期政治轉型，特別是官僚制的普遍流行之間的緊密關系，或許就更能體會韓非為何呼吁“明主治吏不治民”⁽²¹⁾，批判“中飽”所造成的“府庫空虛于上，百姓貧餓于下，然而奸吏富也”的現象⁽²²⁾。正如姜義華老師所論，包括了儒法學說在內的中國傳統，“形成了一種以家國為中心的普遍化的倫理共同體，形成家庭、鄉(xiāng)鄰、社會、國家、天下緊密相連的社會倫理結構，貫穿于這樣一種社會倫理結構的，是一種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使個人與家庭、社會、國家、天下彼此相互負責的普遍化的責任倫理”⁽²³⁾。

如果說儒法傳統所形塑的作為政治與文化共同體的中國在歷史上曾經較為有效地實現了“群”的理想，那么到了章太炎生活的年代，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割地賠款、商品傾銷、租界林立、傳教無礙，行之已久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tài)還能否實現“群”所要求的內涵，就成為一個答案可能并不樂觀的事情，于是章太炎便有“大群之將渙”的危機感。⁽²⁴⁾因此，章氏呼吁“大獨必群”，其目的就是秉持由中國傳統所形塑的“責任倫理”，重建一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夠保證“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的共同體。“大獨必群”中的“必”字更是十分明顯地體現了這種訴求。可以說，章太炎的這一觀點，既充分繼承了中國傳統思想的要義，又是他后來如饑似渴地閱讀西學的基本動力。甚至可以假設，如果沒有前者作為根基，那么后者是否會出現，其實是值得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