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概要

就像一個人要神完氣足，必須骨骼勁健、血肉豐滿、精神旺盛一樣，盛唐文學要創(chuàng)造藝術的巔峰，也必須具備這些要素。通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基本可以說，初唐詩歌從“宮體”邁向“宮廷”，就如同病態(tài)的美人走進陽光，是精神上開始走向旺盛；格律派詩人的嘗試，使其骨骼勁?。弧八慕堋?、陳子昂、張說等人的努力，使其血肉豐滿。就這樣，唐詩邁向繁榮的頂峰必須準備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只需要天才詩人出現(xiàn)，將三者兼一身而有之，便可以創(chuàng)造出奇跡。

真是上天對盛唐特別眷顧，這樣的天才詩人竟然出現(xiàn)了：一個叫李白，另一個叫杜甫。用紅花綠葉作比也好，以眾星拱月為喻也罷，總之，以李白、杜甫這兩個偉大的詩人為中心，周圍還有一批成就很高的詩人，這些詩人，按照思想傾向、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等的不同，大致分為三派：一派是抒發(fā)豪縱之情的詩人，李白可以作為這一派的最大代表；一派是寫山水田園閑適生活的詩人，王維可以稱作是這一派的典型代表；一派是圖畫邊塞風光、描寫征戍生活的詩人，高適、岑參是這一派最優(yōu)秀的代表。后人分別稱之為豪縱詩人、山水詩人和邊塞詩人。至于偉大的杜甫，可以說兼三派而有之，卻又非三派所可束縛者。下面分別作簡要介紹。

第二節(jié) 豪縱情懷

一提到盛唐的豪縱詩人，李白當之無愧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李白的青少年時期，是在四川隱居讀書、漫游求仙和仗劍任俠中度過的。后出蜀東游，在今湖北安陸成婚，并以此為中心，開始了十年漫游與干謁的生活，到頭來大失所望，入長安求仕也以失敗告終。之后，舉家遷居山東任城，與孔巢父等隱居，號“竹溪六逸”，想借東山高蹈引起注意，獲得入仕的捷徑。果然，天寶元年，奉召入長安，一度頗為玄宗賞識，終因性格狂傲、行為放誕觸怒權貴，由玄宗“賜金放還”，悵然離開長安，開始第二次南北漫游。安史亂發(fā)，入永王幕府。永王勢敗，受牽連長流夜郎，于流放途中遇赦放還。仕途幾次大起大落，到手的機會也沒有抓住，卻仍熱衷仕宦，后流寓南方多年，竟不能得其所愿，打算去投靠李光弼，又因途中生病作罷，改道當涂，投靠縣令李陽冰，次年病逝。

李白的思想十分駁雜，儒、道、俠兼而有之，雜糅相處，共同熔鑄了李白獨特的精神氣質。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想要“濟蒼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別是莊子那種遺世獨立的思想，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蔑視世間一切。此外，他還深受當時盛行的游俠思想的影響，敢于打破傳統(tǒng)偶像，輕堯舜、笑孔丘，平交諸侯，長揖萬乘。這三種思想，原本異質，很難兼容，李白卻以其浪漫的氣質，將之凝練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任俠，使他敢于正視現(xiàn)實，蔑視權貴；仙道，為其排遣政治打擊所帶來的抑郁與悲憤、擺脫種種世俗煩擾返歸自然奠定基礎；俠膽、仙趣，與豪縱狂飲，使其精神意識常常處于一種膨脹的狀態(tài)，從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浪漫狂放、倨傲達觀、飄逸灑脫的秉性氣質，也決定了他的詩風飄逸俊朗、想落天外，同時，還影響到他的詩歌不太受格律的約束，而以樂府歌行和絕句最為擅長。

李白——南薰殿舊藏《圣賢畫冊》

他的樂府歌行，一是借古題寫現(xiàn)實，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如《丁都護歌》、《俠客行》），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在這些詩中，變幻莫測的想象，與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壯美意象交織錯綜，與詩人特有的狂放精神相融無間，意象銜接的大跨度，給人迷離惝恍、縱橫變幻之感，造成極大的跳躍性。這樣的審美追求，與簡潔、鮮明而極具氣勢的詞匯相結合，呈現(xiàn)出透明純凈、絢麗奪目的意象，形成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特征。一是用古題寫己懷，借舊題樂府所蘊含的主題和曲名本事，在某一點引發(fā)感觸和聯(lián)想，抒寫自我情懷。詩人那脫去羈絆的氣質、傲世獨立的人格、易于觸動而暴發(fā)的強烈感情，彼此呼應，共同構造出詩歌的鮮明特點：側重抒寫豪邁氣概和激昂情懷，很少對客觀物象和具體事件做細致的描述。如那首《行路難》，即以噴發(fā)的激情，抒寫志士失意的悲憤，用抑揚頓挫的語調和不斷變換的節(jié)奏，追摹情緒的沖動、情感的噴發(fā)，至于這種情緒背后的寓意，卻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既可謂之有所寄托，也可稱為純是感慨，全由讀者去心領神會：可聯(lián)系詩人的人生經歷，索解他狂放的情懷；可聯(lián)系讀者的情懷意緒，別作會解；可沉醉于詩情之中，任情感起伏跌宕，純作藝術審美。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會令讀者感到大氣磅礴、慷慨激昂，讀之使人心靈震撼。

總體上講，李白的樂府詩，都是“借題發(fā)揮”式的，是在全面繼承基礎上的膨脹式的發(fā)揮，從文學史上講，它完成了從漢魏古體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轉變。首先，這些歌行貌似擬古，卻處處有“我”在，展現(xiàn)出無法摹擬的個性特色。其次，詩人在選擇樂府舊題時，常據(jù)古辭寓意和情感傾向，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生發(fā)和聯(lián)想，運用大膽的、夸張的、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觀感受，借縱橫的文筆形成磅礴的氣勢。其三，詩人將浪漫的氣質融入詩中，賦予古題樂府以新的生命，將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最后，雜言錯彩，句式多變，韻律跌宕，給人奔騰回旋的動感。這種動感，其體制、格調，儼然便是當時流行的歌行。因此，我們說李白的樂府，是將他之前的樂府傳統(tǒng)作了全面的梳理，并發(fā)揮到了極致，將之推至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樂府之外，李白又擅絕句，以自然明快、清新俊逸為主要特色。如《獨坐敬亭山》，片刻的超然意趣，人與自然相近的溫暖，與山川靈性的相通，在兩不厭的冥會中，默默地交融，無限的情思，蘊藏于簡潔的語言當中，給人涵泳不盡的意味與情趣。還有他那些漫游江南時所寫的小詩，也都體現(xiàn)出這一特色。

李白［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除了李白，豪縱詩人還有王昌齡、崔顥、王之渙等人。這些人多數(shù)是身懷大才卻疏于細謹之人，處事往往不為社會所容，故而生平多艱。這使得他們作品中，常常有超脫凡俗的情緒爆發(fā)出來，雖然作品留存的數(shù)量不多，卻幾乎篇篇都是精品。

王昌齡性格豪爽，以七言絕句見長，號稱七絕圣手。因為出身孤寒，加上受道教虛玄思想影響，詩思深刻，蘊有一般豪俠詩人所缺乏的深沉，無論什么題材，表達什么感情，格調或高昂開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渾跌宕，或爽麗自然，卻總有一種清剛之美。他作詩講究詩法，于豪爽俊麗之外，另有“緒密思清”的特點。被貶江南后，與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人交往，受南方文化氛圍的影響，詩風轉向清逸明麗，但清剛爽朗基調不改。而且，為了避免受七言絕句體制篇幅的限制，還創(chuàng)造性地采用聯(lián)章成組的形式反映復雜的詩情，通過一組七絕，去完整地表達起伏的詩思。如歌詠邊事的連章組詩《從軍行七首》，就是如此。這組詩由七首組成，前后意脈貫穿，清而剛，婉而健，被譽為七絕聯(lián)章的神品。

明皇欲得李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魅f歷年間（約1615年）《酣酣齋酒牌》，黃應伸刻

另一位豪縱詩人是崔顥。此人早年有俊才卻無士行，名陷輕薄，南游武昌后，忽變常體，風骨凜然，南方的人文景觀、自然風物，洗練其狂俠之氣，其詩便憑添了一層清麗空遠的韻味。后來又入河東軍，寫了一些邊塞詩，都是凜然有風骨。他那首《黃鶴樓》詩，甚至被后人稱為唐人七律的壓卷之作。詩中，作者以搖曳生姿的古歌行入律，前四句豪爽俊利，顯得大氣磅礴，氣勢雄渾。五六句對仗工整，給流走的氣勢以頓蓄之勢，潛氣內轉，余勢鼓蕩，為末尾二句的斂勢余韻作好鋪墊。嚴格地按照七律的標準來看，這首七律并不完全合于規(guī)范，但古體峭健，律熟易弱，這樣亦古亦律，大巧若拙，便多了高唱入云的雄健氣格和清拔隱秀的律對韻致，反而成就了寄情高遠的超妙詩境，將之視為唐代七律的壓卷之作，也是當?shù)闷鸬摹?/p>

還有李頎，也走豪縱一路。其詩中常常蘊含著狂生末路的郁勃不平之氣，透出蒼涼悲愴的赤子情懷。

第三節(jié) 山水情趣

山水田園詩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然興起，謝靈運、陶淵明堪稱其中的佼佼者。寄情山水，有作家的主觀因素，也有社會、文化方面的原因。古代士子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價值觀念，構成了“獨善”時寄情山水的深層心理機制。但是，盛唐時王維、孟浩然等人的寄情山水，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的寄情山水，又是有些差別的。簡單地說，魏晉亂世，社會心理的壓抑，傳遞到詩人身上，是無“達”的指望且處身“窮”途時的“獨善”，被動“獨善”的色彩比較濃；唐為盛世，國力強盛，政治相對清明，社會心理的開放，消解了外在的壓力，是在有可能“達”甚至已“達”的情況下，內在價值觀卻處在“窮”的狀態(tài)而采取的“獨善”，主動“獨善”的色彩比較濃。

盛唐時期山水田園詩派的主要作家有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祖詠、裴迪等人，其中以王維最具代表性，留存至今的詩有四百多首。王維多才多藝，能詩之外，還精通書畫、音樂，藝術素養(yǎng)很高。由于自身個性、家庭環(huán)境以及仕途變故的原因，大約四十歲以后，就開始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這種背景下詩人鐘情山水，其實是“兼濟”至“窮”而主動采取的“獨善”。王維思想上的這種轉變，在創(chuàng)作上也有明顯的表現(xiàn)，前期具有向往開明政治的熱情，對一些不合理現(xiàn)象曾有所不滿，寫過一些游俠、邊塞類的詩篇，或是少年的豪邁，或是大將的英武，或敘征戍之苦，或寫凱旋之樂，表現(xiàn)出那個時代的英雄氣概和愛國熱情，如《少年行》、《老將行》、《濟上四賢詠》等。這些作品，充分展示出王維善于構圖，長于寫景的才能，是詩歌藝術與繪畫藝術完美結合的產物?！妒怪寥稀芬辉姡瑲鈩萘鲿?，“大漠”兩句寫景，詩中極富畫意，有強烈的層次感、色彩感，壯麗里見逸氣，山水中隱豪俠，不是一般詩人能寫得出的。

經過安史之亂的大變故后，王維感到仕途“既寡遂性歡，恐遭負時累”（《贈從弟司庫員外球》），于是，開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的生活，到后來儼然成了一個“以禪誦為事”的佛徒。王維這時的詩，主要是從一個深于佛理者的眼光，折射出慧生相外的愉悅。如《渭川田家》、《終南別業(yè)》、《鹿砦》、《竹里館》、《辛夷塢》、《漆園》等，在詩人看來，是體悟到景外之趣的愉悅，對一般讀者而言，是看到了山水的清幽、詩人的悠閑，以及清幽與悠閑相融匯所形成的美感：在“空山不見人”、“深林人不知”、“澗戶寂無人”等“無人”的環(huán)境中，山水美景的真趣活潑搖曳，詩人外在的幽冷、孤獨，卻包含著內心的自在、得意。

對佛教的信奉，使王維習慣于把寧靜的自然作為凝神觀照和息心靜慮的對象，將禪的靜觀默照與山水的審美體驗合而為一，在對山水清暉的描繪中，折射出清幽的禪趣，這么做，使他的山水詩別具靈氣，往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達到“氣和容眾，心靜如空”那種“無我”的境界。由于他的詩歌中傳遞出至性佛理，又以清寂省練為特色，后人便依著稱杜甫為“詩圣”、李白為“詩仙”的例子，稱他為“詩佛”。

王維是一個有著很高藝術素養(yǎng)的文人，他有詩人的敏感，卻絕不沉迷；有藝術家的感覺，卻絕不張揚，他有著高超的觀察能力，能夠敏銳而巧妙地捕捉到妙趣的關鍵所在，并恰到好處地表達出來，悄然構成獨特的意境。在他的詩中，無論雄奇壯闊的景物，還是細致入微的刻畫，總是那么和諧，聲、光、景、色和諧交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極富層次感，形成空靈之境和寧靜之美，如一曲恬靜優(yōu)美的抒情樂，如一幅清新秀麗的山水畫?！稏|坡志林》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钡莱隽送蹙S山水詩最突出的藝術特色。

王維還寫過一些著名的贈別友人的抒情絕句。如著名的《渭城曲》，以清新的語句，道深摯的友情，在當時即廣泛傳播，并被譜成《陽關三疊》，作為送行樂曲而廣為傳唱，直到宋代曲調猶存，而且唱法還不斷翻新，可見其感人之深、影響之廣。

另一位著名的山水詩人是孟浩然。跟王維身居廟堂卻寄情山水不同，孟浩然是身處山水卻意存廟堂。孟浩然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家鄉(xiāng)鹿門山閉門苦學，灌蔬藝竹，過著閑散的生活。可是，他這種閑散，卻有高隱的意思，在隱逸得名之后，四十歲時便北上長安，力求有所作為，但求仕失望，只好再續(xù)高蹈前緣，漫游江淮吳越后重回故鄉(xiāng)。張九齡為荊州長史時，入贊其幕，不能滿足夙愿，最終再次歸隱，老死于家。

王維［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張九齡

孟浩然一生經歷簡單，生活于開元承平時代卻不曾入仕，很少有生活風波。隱居的生活，漫游的經歷，使他對山水有著特別的情感和審美。但是，與王維不同的是，他有入世思想，存“兼濟”之心，卻又無其實，因此同樣是作山水詩，他能做到跟王維一樣省練明麗，卻做不到如王維那般寧靜通透，能看到山水樂，卻參不透山水趣。他的多數(shù)山水詩，是寫故鄉(xiāng)襄陽的鹿門山、萬山、峴山、魚梁州、高陽池等處的景物。如《秋登蘭山寄張五》、《夜歸鹿門歌》等，詩中描繪襄陽一帶的景物，歷歷如畫，平凡而親切。另外一些漫游秦中、吳越等地時所作，如《江上思歸》、《與顏錢塘登障樓望潮作》等，與前期的淡遠又不一樣，由于求仕不成，山水變成了排遣的工具，壯麗之景與思歸之情交織出闊大的景象，隱然透露出身世落拓之慨與憤激不平之情。

孟浩然［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雖然寓情山水的詩歌都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但是，畢竟詩人生活經歷有限，對山水的參悟便不能透徹，其詩往往篇幅簡短，所長在五古、五律，枯瘦勁健，卻沒有七言詩的旖旎婉麗。山水之外，他還有些田園詩，生活氣息很濃厚，如著名的《過故人莊》，雖然達不到陶詩那種超然境界，但繪農家生活，簡樸而親切；寫故人情誼，純樸而深厚，讓人難忘。他的一些寫景小詩，于平凡的詩句中，透露出親切之感，有孟浩然式的好處，如《春曉》一詩，只用寥寥數(shù)筆，看似全不經意，卻從“不覺”春，到“聞”春，到憶“春”，到問“春”，層層翻進，詩人對春天特別的熱愛，對生活的敏感，便透露了出來。這種因“眠”問“春”的構思，在宋人李清照《如夢令》一詞中，化成“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對答，唐宋兩朝，成呼應之勢，都稱得上是嘆為觀止的妙作佳構。

王維、孟浩然二人的山水詩，將謝靈運的靈動敏感、陶淵明的淡遠悠閑都發(fā)揮到了極致，雖然不如謝、陶二人超逸，但章法趨于緊湊，筆法更顯勻稱，不僅后世山水詩人難以企及，當時其他的山水田園詩人也都不如，如儲光羲，多作田園詩，或以為得陶淵明之質樸，但往往有好句而無佳篇。如常建，寄意山水，但意境往往孤僻，如《題破山寺后禪院》：“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仿佛荒山野寺之景，雖得禪趣，卻很枯寂。如祖詠，吟詠山水雖然不少，卻只有《終南積雪》一首應試詩傳誦較廣。如裴迪，與王維在輞川唱和頗多，詩歌成就卻全不相侔，藝術造詣上有王維作參照，就更加相形見絀，竟無一詩能膾炙人口。

第四節(jié) 邊塞風光

盛唐國力強大，勇于開邊，邊境戰(zhàn)爭頻繁。與軍事行動相伴而生的，便是與軍事后勤相關的商業(yè)活動和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邊塞因此不再荒涼，反而成了見新獵奇、建功立業(yè)、實現(xiàn)人生抱負的重要舞臺。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邊塞生活便成為一部分詩人關注的主題，邊塞詩也不斷增多，并涌現(xiàn)出一批重要的詩人，其中，高適、岑參是代表。他們從各方面表現(xiàn)邊塞生活，藝術上也有新的創(chuàng)造，大大地促進了盛唐詩歌的繁榮。

高適

高適是個“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jié)義”的人，二十歲時到長安求仕不遇，便北上薊門，漫游燕趙，“常懷感激心，愿效縱橫謨”，對邊事表示深深的憂慮。他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便創(chuàng)作于此時。從詩序來看，這首詩與唐朝東北守將張守硅有一定的關連，據(jù)《舊唐書·張守硅傳》記載：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御史大夫兼河北節(jié)度副大使張守硅部將與叛變的奚族人作戰(zhàn)，戰(zhàn)敗后，“守硅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如何看待這次失敗呢？詩人有自己的看法，詩以錯綜的筆墨，將荒涼絕漠的自然環(huán)境，跟如火如荼的戰(zhàn)爭氣氛、兵卒們復雜多變的內心活動交織在一起，用激蕩多變的感情，構成雄渾、悲壯的藝術氛圍，在跳蕩的情感抒發(fā)中，揭示戰(zhàn)敗的原因不在軍力，而在唐軍將領的腐敗，軍心的渙散。聯(lián)想到安史之亂時，叛軍一起便橫掃天下，詩人對唐軍痼疾的揭露，無疑是深中肯綮的。詩歌采用四句一轉韻、平仄韻交替的方式，使詩情跳躍起伏，于錯綜變化中顯和諧，極具氣勢，很好地補充了對偶的呆板，堪稱是唐代邊塞詩中的杰作。

邊塞詩之外，高適還有一些豪俠浪漫之作，如《邯鄲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寫得豪情四溢。即使是贈別朋友的詩，也是豪邁動人。如《別董大》：“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全然是大丈夫氣概，毫無臨別的傷感。由于志在功名，所以高適在浪游梁宋和任封丘尉時，作品多關心現(xiàn)實，內容相當豐富，是比較早接觸到士卒、農民疾苦的詩人，映襯出詩人所懷的王霸大略。如《自淇涉黃河途中作》、《東平路中遇大水》等，讓我們看到了“開元盛世”的另一面。安史之亂以后，高適官位日高，但好詩漸少。詩窮而后工，在高適的身上體現(xiàn)得很明顯。

跟高適齊名的另一位邊塞詩人是岑參。岑參的詩，原本題材廣泛，也不以邊塞見稱，除一般感嘆身世、贈答朋友之作外，他還寫了不少山水詩，詩風頗似謝朓、何遜，但意境新奇的特征卻初露端倪。后來，為了謀求仕進，岑參先后兩次身歷邊塞，共達六年之久，“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邊塞苦，豈為妻子謀”（《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邊塞生活為他的詩歌注入了獨特的審美特性。在他的詩中，安西、北庭等地邊疆的新天地，鞍馬風塵的戰(zhàn)斗生活，為他的詩境開拓出了空前的境界，尚奇的一面有了更加突出的表現(xiàn)，成為其主要特征。如《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一詩，是岑參邊塞詩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此詩寫封常清的一次西征，詩的重點放在突出大軍拔寨“西征”時的場景，回避了戰(zhàn)斗場面的殘酷與慘烈，但黑夜遠征的緊張氣氛和惡劣氣候，烘托出“漢家大將西出師”的特有聲威，向讀者傳達出強烈的戰(zhàn)斗信號：朔風夜吼、飛沙走石、惡劣的氣候暗示著敵人的來勢逼人。軍情的緊急、軍紀的嚴明，在大軍夜行“戈相撥”的聲音里，得到了很好的渲染。這種類似側面描寫的處理方法，避免了直接描繪戰(zhàn)斗場面的質實感，為讀者留下了更加廣闊的想象空間。有意思的是，因為軍情險惡，士卒情緒難以穩(wěn)定，為了將這種感覺表現(xiàn)出來，詩人創(chuàng)造性地選用三句一轉韻的方法，使節(jié)奏顯得更加促迫，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出軍情的變化莫測和臨陣的緊張莫名，別具一種感染力與震撼力。

岑參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另一首杰作。全詩寫景奇麗，大氣磅礴：塞外八月飛雪，本來就是奇景，設想成千萬樹梨花怒放，給人蓬勃濃郁的春意，想象更加出人意表。軍營的奇寒、冰天雪地的背景、餞別宴會上的急管繁弦，極力渲染西北邊陲奇異、浪漫的軍營氣氛。詩的最后，用歸騎蹄印漸行漸遠的渺茫，反襯雪滿天山的闊大，借強烈的對比，將無限的惜別與思鄉(xiāng)之情，壓縮成無垠雪原上的渺渺一痕，有惆悵之情，更隱豪縱之意，惆悵如蹄痕，越遠越淡，豪情如雪原，平鋪至天邊。本來是一首依依惜別的詩，寫得如此奇麗奔放，只有盛唐人那樣的氣概、胸懷，才做得到。

岑參還有不少描繪西北邊塞奇異景色的詩篇。像《火山云歌送別》，讀之如覺炎熱逼人?！稛岷Ｐ兴痛奘逃€京》更是充滿奇情異彩，少數(shù)民族的神話傳說，經“好奇”的詩人加工渲染，便把讀者帶進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新奇世界。岑參還有一些描寫邊塞風習的詩，也很引人注目。少數(shù)民族的風情、各族之間的來往、共同娛樂的歡樂，在他的詩中都有很好的反映?？傊?，岑參的詩以奇勝：氣勢雄偉、想象豐富、色彩瑰麗、構思奇妙。在形式上也大有奇特之處：以七言歌行最為擅長，但用韻靈活多變，內容隨韻而換，有時兩句一轉，有時三句、四句一轉，騰縱跳躍，鮮活豐滿?！夺沃菰娂颉分?，杜確說他的詩“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可見他的詩在當時流傳之廣，雅俗共賞。

高、岑之外，以邊塞題材入詩的作家還有一些，如前面提到的王昌齡，便有不少抒發(fā)其立志邊庭的詩。他那首《出塞》詩，甚至被推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其中“秦時明月漢時關”兩句，不僅意境高遠，而且極具歷史厚重感，引人沉思。再如王之渙，是年輩較老的邊塞詩人，其《涼州詞》一首，是“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的名作。另一名作《登鸛雀樓》，只用寥寥二十個字，寫盡落日山河的蒼茫壯闊，詩人登高望遠、極目騁懷的雄心，更是透紙而出。再如王翰，他的《涼州詞》也很馳名。再如崔顥，邊塞詩也頗有特色。這些詩人性情豪縱，雖不專情于邊塞詩，可一旦他們移筆邊塞，往往就能豪情四溢，不受羈絆。另外，還有一些詩人更多地看到了邊塞的殘酷，在他們的詩中，邊塞便沒有了奇麗與浪漫，多的是厭戰(zhàn)、不平和人生的失意。如劉灣的《出塞曲》，大膽揭露“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的殘酷事實。還有張謂，他的《代北州老翁答》，敘述戰(zhàn)爭兵役給平民百姓帶來的痛苦，仿佛杜甫《兵車行》的聲調。這是我們在高適、岑參詩中難得一見的內容。雖然這些詩在反映現(xiàn)實方面，可能比高適、岑參來得更實在一些，但高適、岑參詩中特有的磅礴氣勢，卻更貼近盛唐人精神，也就是說，高適、岑參的邊塞詩，只有盛唐人才寫得出，而其他人的邊塞詩，卻是別個時代的詩人也能寫得出來的。只有這么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高、岑二人詩歌的可貴了。

王之渙

第五節(jié) 偉大的杜甫

誰也不會想到，登上中國古代詩歌頂峰的，竟是一生飄零、既沒有什么較高社會地位又無多少人格魅力的杜甫，可能連他本人也絕對沒有這么想過吧。歷史卻如同開玩笑一樣賦予了他這么一項令無數(shù)文士競折腰的重任。

在盛唐詩人群中，杜甫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另類，也可能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的偉大。在任俠之風盛行的盛唐，出身儒學家庭的杜甫，秉承濃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為重，憂心民生疾苦，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即使遭遇貶謫，也終身無一言怨懟君上，而且，他的忠君思想還與愛國愛民情懷錯綜交織，對君王、社稷、百姓的最終關懷，成為他極具“平民”色彩的“忠君”思想的內核，這在個性張揚、俠氣充溢的盛唐，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另類。令人意想不到，杜甫可能完全意外的是，這種思想，卻代表了那以后中國主流思想的方向：儒學思想自中唐開始便呈復興之勢，經宋儒的大力發(fā)揮，成為歷朝統(tǒng)治者的主流思想；中國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正是士族文化不斷被消解，民間的、通俗的、大眾的文化因素不斷壯大的過程，越往后，“平民”意識越強。雖然杜甫當年不可能意識到他的這種思想根基、他的人生價值代表著后來中國古代主流文化的發(fā)展方面，但歷史發(fā)展的事實，卻證明了這一點。這就為他被視為“詩圣”，成為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且，他漂泊終生不得稍逞其志的境遇，與孔子當年周游列國難成抱負的經歷，也給了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間，并將之視為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由此確定了杜詩的風格標志著傳統(tǒng)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詩意所在，垂范于后代作家。

杜甫［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杜甫幾乎各體兼長。先說律詩。他的律詩，對仗工整嚴謹，格律精審純正，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锻馈芬辉?，是現(xiàn)存作品里較早的一首，詩中充滿了少年時期的昂揚和自信，其開闊的心胸、雄偉的氣魄，不亞于李白，但是，因為是用律體，律對堪稱嚴謹，暢達終嫌不足，讀起來就沒有李白歌行那種鋪張揚厲的淋漓盡致之感?！洞和芬辉?，是安史亂中陷賊時的作品，國恨家愁匯于一處，集中體現(xiàn)了作者憂時傷亂的心懷，雖然也是律詩，但文字順暢，見詩情而不見詩律?！兜窃狸枠恰芬辉?，是晚年漂泊岳州時所作，此時他渾身是病，自身難保，卻仍為國家的安危而流淚，體現(xiàn)出他憂心國事的心境。雖然全詩律對較前兩首更加謹嚴，但遣詞造句，妥帖自然，純然不給人律詩的感覺，反而如歌行一般暢達嘹亮。三首代表作拿到一起來比較，早期的律對精工、骨格勁健，與晚年的律對嫻熟、精神飽滿，正好形成一條清晰的發(fā)展脈絡。杜甫自己講自己“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是很有體會的話，說明到了晚年的時候，詩律在他的手上已經完全可以運用自如，進入化境了。《登高》是杜詩中最有名的一首，八句皆對，卻能一氣貫注，悲愴而不消沉，仿佛拔山扛鼎式的悲歌，一氣盤旋，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被后人評為古今七言律第一。

再說樂府詩。他的新題樂府，既繼承了《詩經》、《離騷》重比興寄托的傳統(tǒng)，又發(fā)展了兩漢樂府民歌“寫時事”的精神。寫古體樂府時，他將“歌”、“行”的表現(xiàn)職能略作分別，既效法漢魏古樂府取題用意，又以“行”詩寫時事，自立新題，別創(chuàng)格調。如《兵車行》，在寫法上不用《從軍行》樂府舊題，自創(chuàng)新題，直接針砭時弊，開始時用紀事的方式，摹寫送別慘狀，自“行人但云”以下，用紀言的方式寫實，大膽引用紀事、紀言兩種不同的敘述方式，有傳統(tǒng)又不囿于傳統(tǒng)，運筆如椽，為樂府詩創(chuàng)立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格局，給白居易等后世作家以啟發(fā)。

杜工部集——宋刻本

再說絕句。他的絕句，無論五言、七言，都能因體勢而定，縱筆為之，略無滯礙。仔細閱讀還會發(fā)現(xiàn)，為了避免圓滑熟爛，他的有些絕句，也走拗律的路子，有意給人拘促的壓迫感，從而強化藝術效果，如《江畔獨步尋花》一詩，與盛唐時的一般絕句不同，在聲調上并不那么悠揚和諧，但章法、句法多變，刻畫細致，曲折達意，雜以當時流行的口語，民歌的影子隱約可見。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杜詩表現(xiàn)最突出的一點是寫實。其寫實的手法又是多方面的，首先，實寫社會生活。這一特色，既體現(xiàn)在那些真實而深刻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作品里，又充分體現(xiàn)在家事詩、自傳詩和紀行詩里。其次，實寫內心感受。姑且不說那些反映社會矛盾的詩，他的寫實本領，在對自然山水的描寫中，也顯得十分突出，只是與山水派詩人不同的是，山水派詩人的美學追求，在于忘“我”，或者說消解“我”障，讓“我”消失在山水之中，杜甫則有著強烈的入世思想，面對好山好水，激起的是對生命的熱愛和執(zhí)著。他的那些紀行詩，繪山水之景，常以意緒為先，在對自然山水的描摹中，融入時代的風云、自身的感受，仿佛山水草木都充滿著憂國憂民之情與遲暮飄零之感。再次，在細微處寫實。作為詩人，杜甫具敏銳細密的觀察力，常能敏感地覺察到細微處的精髓，并以驚人準確的筆法加以表現(xiàn)，在敘述事件、表達情意和描畫景物方面，都格外生動真實，經得起儒家“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的批評。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杜甫詩歌最突出的特色，是沉郁頓挫。這四個字雖說簡單，卻只有杜甫的詩歌能當?shù)闷?。所謂“沉郁”，一是個性因素在詩歌中的反映，一則源于社會生活的深層痛苦。杜甫本來個性就不開朗，一生又沒有幾件開心事，生活的壓迫、人生的失意郁積胸中，對“沉郁”詩風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困守長安時，杜甫作詩自稱“沉郁頓挫”，主要是表達自己學力深厚，寫作技巧嫻熟。后經歷干戈離亂，飽嘗人生艱難困苦，詩中更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悲愴情懷，加上他對詩律的運用越來越精細，此時的“沉郁頓挫”，真是憂憤深廣、潛氣內轉、波瀾老成?！肚锱d八首》最能體現(xiàn)杜詩的這一風格。該組詩共八首，或即景含情，或直訴悲憤，或借古喻今，八首聯(lián)篇而下，有開闔，有抑揚，有頓挫，一次又一次地憶長安、感盛衰、傷淪落，反反復復，吞吐回環(huán)，悲慨深沉。

杜甫［明］崔子忠 作——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本《息影軒人物》

總體上講，杜甫是各體兼擅的，但從對后世的影響看，影響最大的是律詩。他把律詩的題材范圍擴大到幾乎與古體詩同樣廣闊的程度，在藝術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對五律的把握，已到了非常純熟、運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韻律精細，且詩境渾成而富于變化，不拘一格，意境或由壯闊忽轉凄涼，氣象或由巍峨忽轉細婉，跨度雖大，卻能做到和諧統(tǒng)一。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七律，數(shù)量超過了前人總和。在七律中，他打破固定譜式，創(chuàng)為“連章體”，增加了容量，又因表達感情的需要，創(chuàng)為“拗體”，即借用語言的音樂性，對不合律的拗句作適當?shù)难a救，使之符合格律的要求，并使詩情更為瘦勁生動：常人于格律精熟時難免松懈，由工穩(wěn)而圓熟，只有他一輩子執(zhí)著于文字，“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始終保持警醒，始終追求完美，精練至于無痕，達到既保持律體形式上的精美，又脫出格律束縛的境界，橫放杰出。在絕句里他也有意使用這種拗體詩，尤以七絕為甚。在王昌齡圓溜順口的“七言長城”之后，再讀杜甫這類拗口的絕句，便會覺得精神氣勢大勝前人，深得翻新出奇之妙。

由于杜甫在詩歌上多方面的成就，后人便以“集大成”相稱許。這里“集大成”的含義，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虛心學習前人，兼容并蓄。他的詩敘事寫實，受《詩經》中雅詩和漢樂府的影響明顯；他的愛國憂民精神，從以屈賦為代表的《楚辭》中汲取養(yǎng)分也很明顯；他的五言古詩，受法于王粲、曹植、陶淵明等人的痕跡明顯，卻又別創(chuàng)新境，不是這些人所能牢籠的。其次，兼?zhèn)浔婓w、風格多樣。他的五言古詩窮極筆力，充分擴張境界，能由十韻拓展為五十韻，再拓展為七十韻，鴻篇巨制，鋪陳始終，前所未有。他的七言古詩，取材廣泛，內容豐富。他的歌行體，以散文筆法出之，或一韻到底，轉折不衰；或更換用韻，愈轉愈精；或紀事紀言，氣格蒼老。他的七律，變換拗體，開創(chuàng)法門。最后，功力深厚，自鑄偉辭。兼容并包地“集”、努力拓展地“大”，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杜甫的特色和魅力。

從這方面看，杜甫較李白做得更好，因為李白純任天才馳騁，他之所“集”，偏在樂府和絕句，于律詩便不能得其“大”，“成”不了眾體兼?zhèn)涞脑娙?，所以，李白最大的好處，是將他偏好的樂府、絕句發(fā)揮到極致。杜甫或許給人才氣不如李白的感覺，但他的執(zhí)著與堅守，不懈與謹細，“成”就了他的偉大，給后世無數(shù)沒有李白那種天才資質的文人指明了一條通向成功的道路，所以在后人的眼中，杜甫更具有普遍的示范意義，對后世的影響也更大一些。從這個角度看，李白只能說重在“繼往”，杜甫則不僅僅“繼往”，而且“開來”，二者相呼應，共同構成了盛唐難以企及的詩歌高峰。還是韓愈說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p>

我們不能不為盛唐時期同時出現(xiàn)這樣兩位偉大的詩人而感到驚奇、自豪、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