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亂杭州——戰(zhàn)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

胡曉真

杭州富庶繁華，又有西湖依傍在側(cè)，從來是四時游賞之地，士女閑都之所。

這個城市的聯(lián)想是奢華、藝文、才情，以及西子般的美貌麗容，蘊藉風流。然而杭州也是江南要地，更曾是多朝帝都，改朝換代之際，又何能憑斯文一派躲過兵燹？戰(zhàn)亂一向是城市歷史記憶重要的一環(huán)，于杭城亦如是。每逢兵禍，因城市人口密集，又有城墻與外界隔絕，故堅守則往往困于糧運阻斷，一旦城破，則不免集體劫殺焚掠，在極短的時間可造成極大的破壞。當此之時，以文為事者，雖身遭離亂，仍多有以耳聞親見的經(jīng)歷筆之于書者，大約總是希冀一己之見，能為事件留下見證。然而所謂“見”，實不只是“視見”，也是“識見”，因為記載者總是寄寓了自己對事件前因后果的理解與判斷。亂定之后的諸多追述，其歷史詮釋與評價的企圖就更明顯了。本文所論，便是在此基本認知下，閱讀一系列與戰(zhàn)亂概念相關的記事文學，而聚焦于杭州，特別是與太平天國軍隊兩度陷城前后有關的材料。我在這里籠統(tǒng)使用“記事”一詞，主要是為了與嚴格文類意義的“敘事文學”區(qū)隔。在戰(zhàn)亂中，或緊接著戰(zhàn)亂之后寫出的文字，以詩、文為主，戲曲、小說通常是較為后起的。這些詩文作品主要在記述事件，然后議論臧否，因此概稱為“記事”。這些數(shù)量龐大的文本，通常不在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考慮范圍之內(nèi)，也談不上經(jīng)典意義，然而正因為這些文本往往呈現(xiàn)駁雜、無秩序的特性，且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與地域性，所以當這些與記事文學表面要求的敘事邏輯發(fā)生沖撞時，文本的裂縫猶如撕裂的傷口，又引我們探測歷史的深度、心靈的幽暗與文字的魔力。

一、不離錢塘，永無兵燹——咸豐以前杭州的戰(zhàn)爭記憶與死亡聯(lián)想

據(jù)說宋仁宗時，處士徐沖晦在家訓中訓示子弟，杭州乃是善地，永無兵燹，故子子孫孫，宜世世不離錢塘。豈知徽宗宣和年間便出了方臘之變，杭城居民十死其三。徐沖晦的預言，承平時期用以稱美，動亂時期便可資感嘆甚或反諷。民國時期，鐘毓龍（1880—1970）編著《說杭州》一書，其第八章“兵禍”便羅列東漢以來以至日本占領杭州的多次兵革事件。據(jù)鐘氏的統(tǒng)計，杭州之兵禍自后漢獻帝時錢塘大帥彭式稱兵起，至民國丁丑歲（1937）日軍陷杭止，大小凡三十七次。其中戰(zhàn)況比較激烈的，有北宋的方臘之變，以及宋金對抗時金兀術兩度入杭等，而最慘的是常遇春攻打張士誠部隊控制下的杭州，當時城中絕糧，居民多餓死。當然，若論留下的紀錄最多，又最為人熟知的，則是明清鼎革之際的動亂，以及清代咸豐年間太平軍兩次攻陷杭州的戰(zhàn)役。入明以后，文學作品觸及杭州戰(zhàn)亂的不少，在這個城市宴樂浮麗的表層之下，隱隱埋藏了戰(zhàn)爭苦痛的記憶。

動亂結(jié)束之后，人們反省戰(zhàn)爭，或者為其屠戮找出理性化的線索，或者俯伏于無親天道之下。然而往往更動人心弦的，是對戰(zhàn)爭之前的太平景象的思憶，那如夢似幻，如露之晞，卻分明曾經(jīng)存在的繁華一瞬。我以為，正是這些因素的累積，使得杭州的繁勝，正如其他諸多所謂歷史名城，總是暫時遮蔽著隨時可能破出的幽暗。這是與感傷、神秘、危險、毀壞以及死亡緊緊相連的深層幽暗。

而杭州與城外西湖互為參照，還有一層女性化的聯(lián)想。值得留意的是，在文化傳統(tǒng)上佳人的隱喻很豐富，不單指向美貌，還有薄命、貞烈、傾城、毀滅等，故而一旦將杭州及西湖比為美人，那么其繁華面固然平添媚態(tài)，但其幽暗面卻也更難捉摸。筆者在本節(jié)并不打算討論直接“記載”杭州戰(zhàn)亂經(jīng)驗的作品。我希望呈現(xiàn)的，乃是根源于綿長的歷史與苦澀的集體記憶，在城市的炫麗外表與勝景的佳美情懷的底層，所潛伏埋藏的對死亡與毀壞的恐懼，或者想象，而美麗與毀滅，又都以陰性的符號賦予象征。

明朝開國重臣劉基（1311—1375）有《悲杭城》一詩，詩云：

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披發(fā)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

割膻進酒皆俊郎，呵叱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蓽。

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

城上陣云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此詩所述是劉基目睹杭州在元末所遭的劫難。作者對比了戰(zhàn)前的艷舞清歌與亂中的山河蕭瑟，號稱最富庶的錢塘，如今但成追憶。劉基雖然并非出身杭州，但的確是浙江人，他的悲傷有個人心理基礎。當然，劉基其實寄褒貶于感慨，他所批評的是雄藩（指張士誠）當日的貪逸無狀，而今安在哉？后來田汝成（1503—1557）輯錄杭州資料，在《西湖游覽志余》卷六專列“板蕩凄涼”一條，正是因為戰(zhàn)爭的記憶是塑造城市性格的重要元素，其中引述劉基《悲杭城》一詩，不但借以憑吊元明之際杭州的劫難，也繼承了劉基對浮靡風氣的批判。此種論調(diào)，后文將再行討論。

其實，除了對本城戰(zhàn)亂的記憶以外，杭州的另一個與戰(zhàn)爭相關的重要歷史記憶是英雄與忠臣。埋骨杭州的英雄中，南宋的岳飛（1103—1141）與明代的于謙（1398—1457）大約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岳飛是河南人，冤死于京城杭州，平反后葬于西湖邊的棲霞嶺，立“宋岳鄂王墓”。于謙本是錢塘人，死在明代的京城北京，而歸葬于杭州的三臺山。岳飛自是南宋名將，身為文臣的于謙也曾大戰(zhàn)蒙古也先，兩人雖然異代，卻因為同葬杭州，而在當?shù)夭⒎Q兩大忠烈標桿，紀念詩文多如繁星。就連以民間生活情趣為主調(diào)的西湖竹枝詞，一旦體裁為文人所襲用，也曾出現(xiàn)這樣的作品：

山川不朽仗英雄，浩氣能排岱岳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對北高峰。

這首竹枝詞出自明末清初的黃周星（1611—1680）之手。南高峰與北高峰都是西湖勝景，而以南高峰、北高峰雙峰并提，則是西湖竹枝詞諸多程式中相當常見的一種，內(nèi)容多以景物、習俗、男女之情為主，而黃周星則將之轉(zhuǎn)化為英雄的頌贊，以南北高峰作為忠烈崇高的形象。我們可略舉數(shù)例，以見黃周星如何轉(zhuǎn)化雙峰的聯(lián)想。元代楊維禎（1296—1397）便有此句：“勸郎莫上南高峰，勸儂（一作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峰雨，云雨相催愁煞儂?！?sup>同是元代人的賈策則有此名作：“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塔，南高峰對北高峰。”可見在元代文人所作的西湖竹枝詞中，南北高峰對舉已是描寫兒女眷戀、歡場留情的現(xiàn)成格式。明代的例子，如晚明的邢云路有作：“南高峰頭云氤氳，北高峰上雨紛紛。兩峰相對隔湖水，妾心愁雨又愁云?！?sup>

或邵泰寧之句：

“外湖水是里湖水，南峰云挽北峰云。”

亦皆以雙峰之秀景連結(jié)情意之纏綿。

但在黃周星的竹枝詞中，西湖的綺麗風情，卻不再指向兒女私情，一變而成山川浩氣。甚且，山川之不朽，不在于己身之價值，而在于識英雄烈士精魂之賦形。

王思任（1575—1646）的《于忠肅墓》詩云：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孤煙埋碧血，太白黯妖氛。

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南城得意骨，何處暮楊聞。

一派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云心浩浩，黃葉淚蕭蕭。

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鹿蕉。北邙今古諱，幾突麗山椒。

此詩中，王思任同樣將于、岳對舉，同時又點出杭州“一派笙歌”的繁華城市背景，于是突出英雄犧牲的壯烈與杭州的游賞特質(zhì)之間，自有一種似乎相悖卻又彼此烘托的張力關系。也就是說，元末明初的劉基感懷杭州遭難，出于較為單純的興亡之嘆，以及對豪奢風氣的批判，黃周星與王思任在明末的作品，卻已將忠烈英雄的精神、事跡，以及他們所牽涉的血腥戰(zhàn)爭，與西湖之佳勝完美地結(jié)合起來了。對動亂的記憶，對忠烈的崇拜，對現(xiàn)實的焦慮，都是他們游賞體會西湖之美的一部分。張岱（1597—1679）在明亡后作《西湖夢尋》來追憶國變前的杭州，他之回憶西湖，本以風月勝景為事，然而在談到“岳王墳”“于墳”等地方時，同樣是把忠烈之士的歷史記憶與西湖之美融為一體。

這種特殊的情感，與明末的情境似乎脫不了關系。明亡前夕，杭州仍多宴樂，但戰(zhàn)亂則即將由記憶變?yōu)楝F(xiàn)實。廣東文人黎遂球（1602—1646）后來成為南明烈士，他在明末曾長期居住在杭州，著有《西湖雜記》，其中多是頌美西湖的篇章，但也收錄了以下兩首與時事關系密切的詩作。其一題作《湖上同胡小范夜飲坐中聽其家元戎敬仲與房都護占明盛談往事》，詩曰：

我客西湖已十載，濯足往往臨高溪。今季失意乃寒疾，束書枕琴眠招提。

欲歸未歸天氣好，買舟方上嚴灘道。湖頭詞客蘭橈過，銀燭相看樹星曉。

漁陽老將雄酒間，吳閶美人長眉彎。白眼瞠瞠向前語，曾立奇功山海關。

逆珰誅求意不足，銀鐺夜系血如浴。黑獄沉沉竟失明，流落江南眠石屋。

坐中髯客復何為，犴狴曾同袁督師。令箭初飛縋城出，騕褭牽來只讓騎。

罪案相尋連內(nèi)閣，壯士何妨委溝壑。煅煉嚴刑死不招，督師磔肉如花落。

至尊意解不深求，忽蒙放出歸云游。逍遙獨釣湖天月，舊事傷心煙霧愁。

煙波慘淡生前席，酌酒與君望天色。英雄成敗古何常，得似扁舟五湖客。

胡郎別我歸城中，掀髯大醉凌寒風。相期更伴錢塘去，千頃潮頭駕短篷。

美人清歌笑回首，長笛一聲折楊柳。為君舞劍復彈箏，玉腕還持一杯酒。

作者在湖上的宴會中，與曾經(jīng)遭到政治迫害的兩位英雄聚會。其中一位抗后金有功，卻慘遭冤獄，之后流落江南；另一位是袁崇煥的部下，與他一同下獄，并遭到嚴刑拷掠，在袁崇煥死后，遇赦放歸。西湖的煙波，在英雄的自述中，令人聯(lián)想的不是逍遙，而是傷心的過去，以及可能更為慘淡的未來。此時，西湖之美，宴會之樂，或者侍酒美人的善解人意，都籠罩在戰(zhàn)爭的陰影之下。另一首詩題作《吳靜腑席上偕侯赤社晤方爾止》，其中享樂與征戰(zhàn)的對比，更為彰顯。詩曰：

烽火征兵望將旗，可憐吾黨但論時。滿堂客為侯生贊，五字城憑方叔師。

酒半斷橋攜燭至，雪中枯柳認舟移。嬌歌妙舞江南樂，只是聞雞醉復悲。

此詩再次將當下的歌舞宴樂與看似遙遠實則逼近的烽火并置，突顯了作者一干文友無力回天的悲愁，以及隨時準備加入戰(zhàn)爭的自覺。黎遂球在甲申后投入南明的復國工作，于丙戌年在贛州虔城殉國。此日宴中與他共論時局的朋友則度過了易代之難。根據(jù)查繼佐（1601—1676）為黎遂球所作的《傳》謂：“甲申三月國變，公見所就義諸公，皆平日握手與深語者，益自憤痛哭，誓死為國講復仇勤王策?！?sup>

上文所引的詩作，可說是明亡前夕南方文士之寫照。今釋澹歸（金堡，1614—1680，杭州人）為《西湖雜記》作《書后》，則說黎遂球：“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冰玉潔，忽而刀劍鳴，忽而虎豹變，忽而蜂蝶游，忽而雷電合，忽而風月麗，皆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測者。……公乃不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這樣的描述，雖然直接的指涉是黎遂球，又何嘗不可讀作西湖之小影呢？文人心跌宕不可測，正如湖上煙波千頃?。?/p>

西湖風月與美人的聯(lián)想更為普遍，也似乎與戰(zhàn)爭無甚關系。雖然如此，湖上佳人的系譜卻與忠烈碧血一般，頗沾有幾分死氣的。（東坡將西湖比西子，我們可別忘了她本來就是吳越大戰(zhàn)中的一顆棋子。）當然，女性對杭州的城市性格有決定性的影響，筆者之前已有所論述。香市里推擠的女香客，元宵夜盛裝觀燈的大家婦女，以及湖船上吟詩清游的才女，無不為杭州女性化的一面作了最好的陳述。

清代某閨秀便直接將西湖稱為美人湖，一連八首詩，都以美人作結(jié)，分別是“美人湖上美人家”“美人湖上美人墳”“美人湖上美人祠”“美人湖上美人樓”“美人湖上美人來”“美人湖上美人題”“美人湖上美人還”“美人湖上美人魂”。如此，則西湖與才子、英雄的連結(jié)一概暫時切斷，獨獨突顯美人。然而這個畫面其實有個很大的缺漏，便是“死佳人”。

人誰不死？佳人亦然。然而清代中葉以后，杭州文人往往刻意將受難佳人與忠臣高士合而觀之，重新塑造西湖的歷史記憶。這樣的企圖乍看之下似乎與明末清初盛行的“貞婦與烈士”論調(diào)相呼應，若細觀則可知兩者之實質(zhì)大不相同。簡單地說，清代中葉文人重新將女性帶入西湖記憶的工作，是在社會相對穩(wěn)定時期充沛的文化活動的一部分。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與事跡，當推杭州文人陳文述（1771—1843）一系列的重修祠墓活動?？嫡俜治鲫愇氖鲆簧奈乃嚿?，給予中肯的詮釋與評價，并借此呈現(xiàn)清代文人心理與文人活動的一些普遍現(xiàn)象。根據(jù)他的解釋，陳文述看似豐富實則自我消解的諸多詩文創(chuàng)作，實在是當時熱鬧的文藝場域的產(chǎn)物，詩文超量生產(chǎn)的一環(huán)；癡迷于獎掖才女，也是文人與韻事、佳話這些概念結(jié)合的結(jié)果。所言極是?？嫡瑫r討論了陳文述回到杭州后，修復諸多歷史人物之墳墓與祠堂的背景與動機。他認為這都是出于“思古情懷”，對當時的文人來說，可以表現(xiàn)文化道德關懷，表揚忠烈孝義，等于“物質(zhì)化了的縣志”，或說是一個“巨大的文本”。此說亦有見地。而筆者以為，正因為修祠墓與文化道德關懷有關，故陳文述修西湖三女士墓，確應視為他個人重塑杭州歷史記憶的工作。佳人的祠墓，是歷史名城必備的死亡想象。

陳文述修復了不少名人祠墓，但他最重視的一項工程，是在西湖修小青、菊香、云友三女士墓，并將事情始末以及眾人題詠結(jié)集，刊為《蘭因集》一書，所收包括王士祿（1625—1673）、施閏章（1618—1683）等人的詩，當然更少不了自己家族的女性，以及門下女弟子的貢獻。這三位女士，楊云友是明末杭州名妓，傳說與董其昌關系密切，宋代的周菊香與明代的馮小青則是虛實難辨的人物，而陳文述一律將她們視為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女性，并且認為她們的共通之處便是薄命冤屈。他的側(cè)室管筠特別為此事寫了一篇《西湖三女士墓記》，根據(jù)她的記載，菊香、小青墓在孤山，云友墓在葛嶺智果寺西，陳文述為之重修立石，“并建蘭因館于巢居閣西，小樓三楹，中為夕陽花影樓，右為秋芳閣，以祀菊香，云友附焉。左為綠陰西閣，以祀小青”。管筠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為她相信自己與小青之間有特殊的因緣，甚至可說是小青后身。她在文章中特別發(fā)揮了小青的象征意義：

筠以乙酉之初來謁墓下，徘徊祠壁，竊有感于嬋媛之遭際也。……（小青）愛之者以為千古第一有情人，憐之者以為千古第一傷心人矣。筠嘗讀其貽楊夫人書及焚余草，遠孤鐙，境何慘也；零膏冷翠，語何悲也；玉煙花蝶，觀何達也；絮果蘭因，志何決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卒之超輪消劫，禮佛以終，靚服明妝，留照而去，平心論之，殆千古第一之貞姬烈女歟？

小青故事流傳之后，成為薄命才女的原型，以及文人同情甚至認同的對象。但管筠的邏輯比較特別，她發(fā)揮了儒家倫理中女適人、臣事主的忠貞類比關系，逕行將小青定義為從容就義的女英雄，故小青不應與不遇文人比附，而應與忠烈之臣并提。甚至，由于殉身的過程有緩急難易之別，所以小青還比壯烈成仁的戰(zhàn)爭英雄更崇高。這么一來，修立美人祠墓，便與奉祀忠烈具有同樣的高度了。也就是說，死佳人的文化聯(lián)想不只是紅顏薄命，而是貞烈犧牲。猶記黃周星“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對北高峰”之句，互讀之下，可知在文人的某種論說邏輯中，杭州的岳飛墓、牛皋墓、于謙祠，在深層意義上是與小青墓等同的。

總而言之，秀麗的山水，慘酷的兵劫，忠烈的英雄，薄命的佳人，這些都是共同組成杭州歷史記憶的重要質(zhì)素，而且互相產(chǎn)生聯(lián)想。因此，太平與劫數(shù)，靡麗與毀壞，生命力與死亡召喚，當我們接觸杭州各種文史數(shù)據(jù)時，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都不斷同時涌現(xiàn)眼前。待到太平天國事件發(fā)生的清代中后期，歷史記憶的復雜與幽暗早已深深盤踞著杭州的繁勝意象。

二、城市的記憶與原罪

近代西歐城市興起之初，文學作品便往往將城市的腐敗與鄉(xiāng)村的真樸對立起來。唯有讓一個純潔的鄉(xiāng)下小伙子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城市，見識浮華，窺視光鮮外表下的黑暗百態(tài)，并且親身遭逢險惡之后，他才能體會純樸生活的真實意義。這可能是許多早期城市小說的基調(diào)。現(xiàn)代的世界各大城市可能更為繁華、便利，也可能更為擁擠、雜亂，甚至成為罪惡淵藪。而我們?nèi)圆粫r聽說，某某人厭棄了大都會，但遠遷之后，又不覺懷念起城市生活，因為自由、機會、精致、消費、娛樂、時尚、文化，早已成為某某人習以為常而不自覺的呼吸吞吐了。又聽說，另一個選擇離開城市的某某，全心擁抱新生活，往日的喧囂嘈雜，暗巷驚魂，真心掩蔽，都將封存在記憶的角落。傳統(tǒng)中國也發(fā)展出大城市，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城市小說。韓南（Patrick Hanan）曾指出，所謂城市小說，應以城市的公開或半公開空間為主要場景，對于該城市的里巷坊市，也有具體的描述，尤其必須呈現(xiàn)人在其中的經(jīng)驗。根據(jù)韓南的研究，第一部中國的長篇城市小說當是一八四八年序、一八八三年才在上海出版的《風月夢》。這部專門以揚州為背景的作品觸及當?shù)氐恼Z言、習俗、食物、音樂、娛樂等層面，成功傳達了城市的特性、文化與傳統(tǒng)，也就是所謂城市的“氣性”（ethos）。當然，晚清以后，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小說就大大發(fā)達起來了。在城市小說出現(xiàn)以前，中國城市的面目與氣性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志書、游記，以及夢憶體文字中?；貞洷彼味汲倾昃┑摹稏|京夢華錄》便是最好的例子。記憶之為用大矣。

中國文學中懷念城市的作品，往往與對政治中心（京城）的渴望有關（正所謂“長安不見使人愁”），又或者是今昔境遇對比下的感嘆。明初，瞿佑以詩禍遭謫保安，在邊境過著蕭條的生活。田汝成記載，永樂年間，貶謫中的瞿佑分別在庚子與辛丑年元夕共作了六首《望江南》，以懷念故鄉(xiāng)杭州。庚子（永樂十八年［1420］）元夕他寫道：

元宵景，淡月伴疏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jīng)，簫鼓憶杭城。

并且自注：“元夕城市寂寥，惟聞戍卒擊柝聲，幼童數(shù)輩，沿街歌唱佛曲而已。

懷想故鄉(xiāng)，慨然有作?！贝文晷脸竽辏?421）又續(xù)作四首：

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半夜，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

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偎冷炕，墻東嫠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

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shù)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

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灶三杯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

杭州的城市特質(zhì)，在邊境的對比，以及往事悠悠的心情下，更加突顯出來。若非邊境在元宵夜依舊漆暗，怎顯得當年在杭城所見的元宵燈火之盛？若非邊境人煙稀少，怎顯得當年杭城士女出入的熱鬧？若非邊境只聞單調(diào)凄涼的角聲，怎見得當年杭城歌舞遍地？若非邊境生活困窘，怎念得當年杭城宴會上的豐食美酒？若非邊境只聽孩童不成調(diào)的佛曲之聲，又怎憶起當年杭城簫鼓樂聲之悅耳？因為是特定的節(jié)慶，杭州繁勝的城市特質(zhì)才在謫人的思憶中一一突出。此時，瞿佑肯定不會想起杭州元宵太過擁擠吵鬧，也不會擔心男女相雜有違禮教吧。

與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依傍西湖是很大的特色，而且在人們的記憶中，西湖往往搶過城內(nèi)的風采。尤其在文人的心目中，西湖才是感懷所寄的場所，是記憶的空間。君不見張岱（1597—1679）在明亡后思憶的，可不是杭州城內(nèi)的里巷，而是城外的西湖。在《西湖夢尋》的《自序》中，他深刻思考失落之后，記憶與現(xiàn)實對人產(chǎn)生的作用。他說，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一帶湖莊，僅存瓦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