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青年（代序）⁽¹⁾

青年對我的意義

我的第一本隨筆集的題目是《人之患》，這是陳平原先生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點，就是“好為人師”。這是確實如此的：作為“教師”的錢理群，比作為“學者”的錢理群更為重要；也有人評價說，錢理群的講課比錢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實，我的文章與講課，都是以青年為對象的。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心靈的探尋》，扉頁上就寫著一行字：“本書獻給致力于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人?！辈顒e僅在于寫書時，青年是預設讀者；講課時就直接面對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發(fā)熱情，也就更動人了。

青年不僅是我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對象，更是參與者。很多熟悉我的學生與朋友都知道，我的寫作是開放式的：我每有一個新的寫作計劃與構(gòu)想，就喜歡和年輕人交流。每一個來訪者，一坐下來，我就滔滔不絕地談我的這些新想法——順便說一點，我和任何人的談話，談的都是精神性的話題，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是一個精神的存在，這構(gòu)成了一個特色，但也是一種片面性。這樣的和青年人的無拘無束的交談，其實也是對我的思考的一個整理與提升過程，而年輕人也總會對我的設想提出種種問題與意見，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們也在無意中參與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創(chuàng)造。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與來訪者交談，我的思考也就越來越成形，這才著手寫成講稿。這又是一個更為系統(tǒng)、自覺的交流，通過課堂討論與課后作業(yè)，學生就更有深度地參與了我的學術研究。最后根據(jù)講稿整理成書時，我總是大量地引述學生的觀點，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心靈的探尋》時，就發(fā)現(xiàn)我很少引用學術名家、大家的論述，卻不斷引述學生作業(yè)里的一些創(chuàng)見。我始終認為年輕人（包括本科學生）對于文學常有新鮮的感悟，盡管僅是思想的閃光，但卻極具啟發(fā)性；我把他們的零星發(fā)現(xiàn)引入自己的論證體系，就不但給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對他們的思考也是一種提升：這是真正的共同創(chuàng)造。這幾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與習慣，我的每一本學術著作都盡量吸收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并鄭重說明。我可以說時刻在關注學術的新發(fā)展，每一次發(fā)現(xiàn)學術新著、新人都興奮不已，總是忍不住要引述他們的新創(chuàng)造，以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同時也使自己的思考與研究處于學術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義；當然，這都是建立在個人的獨立研究基礎上的，引用時的選擇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與判斷，并且有所改造與發(fā)揮。

這樣的兩大特點——以青年人為對象，以及青年人對我的學術研究的參與，也決定了我的學術的敘述方式與語言風格。我因此自覺采用“演講體”和“談話風”的學術文體，追求表達的真誠、坦率，語言的暢達，情感的強度與生命的溫度，力戒艱深與糾纏、晦澀。我始終期待自己的學術，能夠走出學院，不局限于學術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讀者。

青年對我的影響，當然不限于學術研究與教學，更是滲透到了我的生命本體。很多人都對我的身體與精神始終保持著某種青春活力感到驚奇，這或許和我的某些氣質(zhì)有關，但其中最重要的奧秘還在我始終保持著與青年的密切聯(lián)系。特別是到了晚年，我已經(jīng)不可能深入了解社會，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這樣的群體的幫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顧我們之間的交往歷史時，這樣寫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運特意眷顧我，讓我晚年能夠接觸到這么多的好人，青年朋友。他們都給了我無盡的生命力量。我這個‘老宅男’正是通過他們，才與現(xiàn)實世界、底層社會保持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聯(lián)系；也正是他們不斷吹送來的新鮮的生命氣息，讓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边@里提到了“感恩之心”，這是確實的；更準確地說，我與青年的交往，是一種雙向的需要與支援，從不是單向的給予。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誰也離不開誰；但同時又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誰也不依附于誰。這樣的平等與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講魯迅：我和青年聯(lián)系的精神紐帶

有學生回憶說，“在北大，如果你問錢理群是誰，可能得到的一個最簡潔的答復就是‘那個講魯迅的’”。⁽²⁾我確實幾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講魯迅，不管外界圍繞魯迅有多少爭論，無論有多少人總想把魯迅和青年隔開，趕出課堂，我始終如一地以充當“魯迅與青年之間的橋梁”為天職，樂此不疲，老而彌堅。這是基于我的兩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魯迅的心永遠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第一，“魯迅是一個‘真的人’”，這也有兩層意思：首先，“他敢于公開說出別人不敢說、不愿說、不能說的一切真實；魯迅恰恰是在人們因為缺乏勇氣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滿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時，把思想的探索進行到底，從不顧慮將會引出什么‘可怕’的結(jié)論，這里所表現(xiàn)出的正是年輕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氣概”。再者，“魯迅追求真的徹底性，更表現(xiàn)在，他從不向讀者（包括年輕人）隱瞞自己內(nèi)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與失誤。第二，他敢于面對自身的局限，更無情地批判自己，他從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絕充當‘導師’，他將真實的自我袒露在年輕人面前，和他們一起探討和尋路，青年可以向他傾訴一切，討論、爭論一切，你可以毫不顧忌地批評他，甚至拒絕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輕時候，能夠結(jié)識這樣一位‘真’的成年人，應該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魯迅是現(xiàn)代漢語語言的大師。他的語言以口語為基礎，又融入古語、外來語、方言，將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fā)揮到極致，又極富個性與創(chuàng)造性。閱讀魯迅作品，不僅能夠得到精神的啟迪以至震撼，還能得到語言的熏陶與美的享受。盡管初讀時會有些困難，但堅持讀下去，自會有自己的發(fā)現(xiàn)與感悟，而且常讀常新。流連于魯迅所構(gòu)建的漢語精神家園，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魯迅入門讀本〉后記》）。后來我還說過這樣的意思：“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或者說，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理、常態(tài)、定論，產(chǎn)生了懷疑，對自己現(xiàn)有的生存狀態(tài)，產(chǎn)生了不滿，希望有新的選擇、新的突破，這時就是接近魯迅的最佳時刻。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蔽乙虼硕钚?，只要具備兩個條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歡思考，這樣的人，特別是年輕人，遲早是要與魯迅相遇的。我就接觸過許多青年朋友，他們在學校里讀魯迅作品，沒有什么感覺，甚至有些排斥；但進入社會，有了閱歷，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再回想起學校讀過的魯迅作品，就有了感覺，進而自覺地讀魯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這樣的要求的年輕人一起讀魯迅，在這一過程中達到心靈的溝通。

我首先是在北大講，連續(xù)十七年，先后和二十一屆的北大學生一起讀魯迅。我在《我與北大》一文里，已經(jīng)有過詳盡的回憶。在退休以后，我就到全國各地的大學，到中學，到工廠，到社會上，到處講魯迅，和不同年齡、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輕朋友一起讀魯迅。這也是出于我的兩個信念：一是魯迅活在當下中國，他是一個現(xiàn)實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歷史的存在，因此，我們讀魯迅，就是在思考現(xiàn)實中國社會人生；二是魯迅作品是要讀一輩子的，每個人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都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魯迅相遇，我的任務是幫助讀者找到這樣的方式。我因此編選了不同的魯迅讀本和研究讀物：《小學生魯迅讀本》、《錢理群中學講魯迅》，供大學生讀的《魯迅作品十五講》，給研究生讀的《與魯迅相遇》，以及提供給社會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魯迅九講》。而我自己也活躍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魯迅——我——青年讀者”之間的生命的交融。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說法，應屬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與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與“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學畢業(yè)，經(jīng)過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wèi)生學校教語文。那年我正二十一歲，我的學生年齡和我差別不大，都屬于“40后”。我出生在一個上層社會的舊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長大，小學、中學與大學讀的都是名牌學校，自己也是以當作家、學者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邊遠，也最底層的中等?？茖W校教書，這樣的反差實在太大，可以說，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xiàn)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輕的我獨自直接應對：如何面對現(xiàn)實？還要不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堅持？開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靜下來，就作出了此后決定我的一生的選擇：對于我這樣的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放棄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對嚴厲的現(xiàn)實，我又必須作出某種調(diào)整。我一到貴州，當?shù)厝耸虏块T就宣告：進入貴州大山，就別想出山。我曾經(jīng)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學校明確表示不準報考。這樣，我就必須作好長期（甚至一輩子）待在貴州的準備。那么，我又如何堅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語：是不是也應該將自己的理想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現(xiàn)實的理想”，即客觀條件已經(jīng)具備，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實現(xiàn)的理想。于是，我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盡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響，學校對我多有防范，連班主任都不讓我當；但總還是給了我一個課堂，一個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于是，我決定就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xiàn)實理想，由此而開始了我自覺地充當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學中，而且搬到學生宿舍里，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由于我和學生年齡差別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們一起學習，逛街，踢球，爬山，演戲，辦壁報，我的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學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歡迎的老師。幾十年后，當年的學生每次聚會，回憶學生時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幾年我到貴陽，還有學生從幾百里外趕來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與學生的交往，特別是學生的成長中，感到了生命的意義，獲得成功感，享受著教師的快樂，從而獲得了堅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說，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者夢，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現(xiàn)實條件不具備，需要耐心等待，作長期準備”的“未來的理想”。因此，在學生睡覺以后，我又挑燈夜讀，主要是繼續(xù)我的魯迅閱讀與研究，現(xiàn)在我還保留著當年所寫的數(shù)十萬字的《魯迅研究札記》，并且有了更為明確的“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這是一段漫長的準備與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我才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最后機會，最終回到北大講臺，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仡欉@段歷史，我總要感激我的貴州的“40后”的學生，如果沒有和他們休戚與共的生命交織，我早就被現(xiàn)實壓垮或變形了，根本不可能堅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變。

但我與“40后”青年學生的交往，我們彼此都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許多在我身邊的學生都被打成“以錢理群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讓我震驚的是，一個學生竟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護士班的叫陳某某的女學生，她其實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學生，只是隨著其他同學到我那間小屋坐過一兩次，因此連她的面貌我都記不清楚?！拔母铩遍_始在批斗我時，她僅是出于年輕人的正義感，在小組會上針對批判我時橫加的某一具體罪名，說了一句“上綱上線太高，不符合實際”，就被打成“公開跳出來為反革命錢理群鳴冤叫屈”的“現(xiàn)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壓力更大，就投湖自殺了。我為此感到萬分恐懼，而且不斷進行自我拷問：“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與生俱來，也應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熱情慰藉一顆孤寂的心，結(jié)果卻讓他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這豈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換取了自己的茍活之輕？！——我終于發(fā)現(xiàn)，并承認：在無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從此，這年輕人的尸體，這有罪感，便如夢魘陰影般永遠沒有離開過?！痹谖遗c青年之間，永遠橫亙著一座“壓在心上的墳”。

或許正是因為這具沉重的尸體的存在，我后來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文革”“造反”隊伍，因此走出學校大門，走向工廠、農(nóng)村，以至兵營，接觸到了更廣大的社會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響也逐漸擴大。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圍就聚集起了一批愛讀書的年輕人，有學生、知青、工人，還有社會青年，年齡在二十歲上下，都是“50后”了。我們這個小群體，大概類似于今天的讀書會，“文革”后期是相當盛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這樣的民間聚集，有兩個背景與推動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經(jīng)歷，但最終卻發(fā)現(xiàn)，“文革”并沒有解決我們期待解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文革”中產(chǎn)生的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新貴”很壞，面對“文革”進入絕境的現(xiàn)實，我們就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我）向何處去”的問題。我和我的“40后”、“50后”的學生這三代人，都是把中國的選擇和命運與自己的選擇和命運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而在我們的觀念中，中國的問題又是和世界的問題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世界”與“我們”向何處去？與此同時，我們又意識到，當“文革”陷入危機，也是一個轉(zhuǎn)機：中國正面臨一個巨大變革的前夕；當然，我們并不能預知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卻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為這樣的不知何時、以什么方式到來，卻必然要到來的社會變革作理論的準備。而要作理論準備的第一步就是讀書。這就意味著，我們當時是為了一個宏大高遠的目標聚集起來讀書的；這和我們當時的身份、地位——邊遠地區(qū)、社會底層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輕人（除了我這個大學生之外，都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只讀過小學和中學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們連最起碼的書都沒有，就只能偷；能夠讀的就是馬列主義、魯迅的書；而且讀書，特別聚集起來讀書本身，就有風險：后來我們才知道，這群人從聚集起來開始，就受到當?shù)毓膊块T的特別關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確實有人因組織讀書會而被捕，甚至被處以極刑的。對此，我們都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夸大一點說，我們是為追求真理而讀書，并且準備作出犧牲的。當然，我們一起讀書，也不全是如此嚴肅，畢竟都是年輕人，大家經(jīng)常在一起唱歌、朗誦、爬山、游泳、做游戲，甚至談戀愛。后來，一位朋友曾賦詩一首，描述我們當年的生活：“更難忘，婁山湖畔（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岡》（指一個雪天的早晨，我們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崗，齊聲朗誦毛澤東的《井岡山》）；陋室聚首，魯迅文章；朝來暮往，笑語喧堂。遙望共產(chǎn)主義理想，眼前燒餅和清湯?！笨梢哉f，我和“40后”、“50后”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離開了這批患難與共的朋友。但我們依然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直到今天。這本身就構(gòu)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到了北大，閉門讀了七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師給81級學生講現(xiàn)代文學史），接觸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們或多或少有“文革”經(jīng)驗與記憶，因此和80年代的啟蒙主義思潮有著先天的契合。在《我與北大》一文里，我談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就形成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后時代很難重現(xiàn)的。后來這些學生紛紛投入社會，當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時同樣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當然站在學生這一邊，又為他們可能付出的代價而擔憂，更為自己無力和學生一起承擔后果而痛苦地自責。這里所暗示的我與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續(xù)至今的。我總覺得，我們成年人沒有把國家搞好，卻要讓本應該只是學習的青年學生來擔負社會的責任，付出代價，這過于殘酷，我們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學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機會接觸“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后。記得是2006年，我應邀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這一代》。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話題？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青年調(diào)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80后”的青年有將近兩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jīng)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談到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80后”的自我評價出現(xiàn)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wǎng)絡”，“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這也是“80后”可以認可的；但他們又批評“80后”“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這引起了“80后”的不滿，因此發(fā)出了“請別誤讀這兩億青年”的呼吁。我的演講就是響應“80后”，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說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fā)現(xiàn)，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我舉出來的例子是，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劉半農(nóng)，曾寫過一篇文章《老實說了吧》。他的“老實話”就是看不慣30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我是“30后”，也應該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nóng)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80后”“不認真讀書”嗎？連罵的理由也差不多??！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滿，最后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至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個結(jié)論：“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現(xiàn)在，距離我講話的2006年已經(jīng)有八年了，“80后”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開始對“90后”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循環(huán)，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從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來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聯(lián)系。應該承認，“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幾代青年，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說，“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們關心的主要是政治問題；“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關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問題；那么，“80后”、“90后”，就成長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時代、網(wǎng)絡的時代，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個人生存、經(jīng)濟問題，首先是個人物質(zhì)欲望的滿足。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和幾代人關系的變化：如果說，“40后”、“50后”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zhì)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說是他們中間的人，我是把那些貴州青年朋友視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啟蒙主義者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就像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所說，他們是隨時可以闖門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對“80后”、“90后”來說，我已經(jīng)是爺爺輩的人了，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已經(jīng)沒有精力和他們過于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更重要的是，我已經(jīng)無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jīng)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80后”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jīng)無法和他們對話，他們對我也毫無興趣，至多保留一點有禮貌的尊敬，這也屬于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說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時代對個人物質(zhì)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zhì)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找在物質(zhì)、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fā)展。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就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30后”就與“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么呢？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對“80后”的看法的第二個方面。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么問題？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xiàn)在如愿以償，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后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jīng)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xiàn)在我們卻發(fā)現(xiàn)革命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已經(jīng)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這樣糊糊涂涂地過下去，于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sup>(3)這樣，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如前文所說，我需要通過與生活在社會底層、具有活力的年輕人，主要是兩個群體——青年志愿者與青年讀書會的朋友的聯(lián)系，借助他們的思想力與行動力，給自己不斷補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們幾代人的人生經(jīng)驗教訓，以及我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觀察與思考，告訴年輕人，為他們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參考。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盡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圍內(nèi)，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nóng)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lián)系，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jīng)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退休后的十二年來，我和“80后”、“90后”的青年，主要討論了以下五個思想與精神命題，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見的一個深化和展開。

（一）“沉潛十年”

“真正有志氣的青年，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人是不會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要沉潛十年”，“沉潛到民間、底層，沉潛到生活的深處，生命的深處，歷史的深處”，“沉潛十年，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魯迅語）。無論個人，還是國家、民族，都是如此?！?sup>(4)

（二）“認識腳下的土地”

“我們現(xiàn)在面臨‘釜底抽薪’的危險：當人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對生養(yǎng)、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廝守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上產(chǎn)生疏離感、陌生感時，就在實際上失落了不僅是物質(zhì)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機：一旦從養(yǎng)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jù)，成為無根的人”，“正是出于這樣的可以說是根本性的憂慮，因此想發(fā)出一個呼吁：認識我們腳下的土地！”⁽⁵⁾

（三）“想大問題，做小事情”

“這是將思想的天馬行空與做事的腳踏實地結(jié)合起來，將由于對自己的信念的堅守而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的徹底、激進，與現(xiàn)實操作中的低調(diào)行事結(jié)合起來，在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張力”，“這樣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賦予了一種詩意；同時這樣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實到日常具體生活中，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從而避免了空談與無所事事。而在內(nèi)心世界里，又可以在總體的焦慮中獲得每一個生命瞬間的踏實感?！?sup>(6)這正是所謂的“低調(diào)的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想大問題”，即是堅持大的社會關懷、人文關懷、底層關懷，這是對前輩理想主義的繼承；但“堅持和平、漸進的改革，著重點滴的力量，從小事做起”，這又顯示了新時代的理想主義的特色。⁽⁷⁾

（四）“靜悄悄的存在變革”

當下中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普遍存在焦躁、牢騷和怨憤的情緒，又不甘于無所事事，怎樣擺脫這樣的困境？“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以建設你自己，作為建設社會的開始”，我們“就按照自己認定的新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自己行動起來。在這個追逐物質(zhì)享受的消費社會里，我們這一群人嘗試物質(zhì)簡單、精神豐富的生活方式；在許多人奉行極端利己主義，拒絕任何社會責任和承擔時，我們這一群人嘗試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倫理；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的叢林法則，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時，我們這群人嘗試著把他人當作兄弟姐妹的志愿服務；在充斥著謊言的社會里，我們這一群人則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生活在真實里”。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立意志的表現(xiàn)?！拔覀兯龅囊磺?，都是符合人性發(fā)展的要求的，它就具有內(nèi)在的力量，現(xiàn)在我們又組織起來，形成集體力量。只要我們做得好，就會對周圍的人產(chǎn)生影響力，就會像滾雪球那樣，不斷擴大。從改變自己的存在，到改變周圍人的存在?！?sup>(8)

（五）“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

“我們正在經(jīng)歷一個由‘物質(zhì)主義’的時代向‘后物質(zhì)主義’的時代過渡的歷史轉(zhuǎn)折期，也許現(xiàn)在許多人還是延續(xù)著物質(zhì)主義時代的思維與習慣，沉迷于物質(zhì)與欲望的‘小時代’，但有思想、有覺悟的青年，應該看到時代發(fā)展的新趨向，及時調(diào)整自己的生活目標，更自覺地追求健康、快樂、有意義的新生活。”“魯迅還有一個說法，就是‘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健康地快樂地活著，幸福地度日，背后有一個幸福觀的問題，核心是如何處理精神與物質(zhì)的關系”，“有意義地活著，合理地做人，背后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核心是如何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群體的關系”?！敖】档?、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講起來容易，實際上內(nèi)涵很豐富，需要我們?nèi)パ芯俊⒆聊?，更需要我們?nèi)嵺`?！?sup>(9)

不難看出，這些命題既關系青年的成長，也關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選擇。這是我這個“30后”與“80后”、“90后”的共同話題，我們都從相互探討中獲益。好多青年朋友都對我說，這些命題都成了他們的座右銘，我聽了也很高興。

還要說說我和臺灣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機會到臺灣“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講學，我開了兩門課，系統(tǒng)地向臺灣青年介紹魯迅與毛澤東。我上課一開始就宣布，希望能夠和臺灣青年進行心靈的溝通。因此，我除了每周兩次講課，每次都在三小時以上，還留下一個晚上和學生聊天。我接觸的這些臺灣學生，以“80后”為主，也有“90后”、“70后”、“60后”的。他們開始和我交流，還有些拘謹，但很快距離就越來越近了。我發(fā)現(xiàn)，海峽兩岸各代人其實還是有相通之處的。比如上一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和“40后”、“50后”青年一起在貴州山城夜讀禁書時，臺灣大學的同齡人也在偷偷地讀國民黨當局嚴禁閱讀的左翼書刊。而兩岸的“80后”、“90后”，就都成長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時期和網(wǎng)絡時代，相近處就更多。當然區(qū)別也是明顯的，我的感覺是臺灣青年相對單純，用不著提防，可以比較輕松地相處。因此，我在課程結(jié)束后的《感言》里，相當動情地這樣說道：“相信這短短的三個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會留下一個不會磨滅的美好的記憶：曾經(jīng)在這么一個地方，這么一段時間里，我們這么一群人，以美好的心靈相互交流，互相觸動，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種升華。因此，我們應該相互感謝。”

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與反省

不妨從一件小事說起：我上課是很受學生歡迎的。同學們聽課的熱情，以至迷戀，既讓我感動，又使我擔心，并總是引起我的反省。一次課后，一位學生對我說：“錢老師，我太喜歡聽您講課了。聽完課，一個星期里我們宿舍里大家都在議論您講的話，充滿了您的聲音。”我一聽，嚇了一跳：全是我的聲音，沒有了學生自己的聲音，那就完了。還有一位研究生則這樣說：“我聽錢老師的課，開始總坐在第一排，后來就覺得不對勁：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種恐懼感。既想聽，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個角落里，遠距離地聽?！边@就對了。

這說明了啟蒙主義言說的兩面性：既要啟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但發(fā)展到極端，就變成征服力，這就帶有了一定的專制性。問題更在于，啟蒙主義者一旦成為思想與學術的權威，掌握了學術權力，就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使用你的話語霸權，成為新的壓迫者。我在好幾個地方都談到了自己的一個反省與懺悔：多年前，我主持博士生面試，自然有決定學生命運的生殺大權。一位學生沒有什么材料依據(jù)，也不加論證，就得出一個很大的結(jié)論。我突然憤怒起來，就利用我的知識優(yōu)勢，連續(xù)向他提出四五個問題，并且非常嚴厲地訓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驚恐而又不以為然的神態(tài)讓我一震。應該說，指出學生錯誤，提出質(zhì)問，這本身并不錯；問題是我的權威心態(tài)，我的訓斥中的不平等態(tài)度與霸氣，這就形成了利用知識權力對學生的壓抑。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個教訓：從此，我都十分謹慎地運用自己的學術權力。這里，實際上是存在著兩種啟蒙。一種啟蒙，是自居真理的掌握者，甚至化身，啟蒙變成自以為的“真理”的強制灌輸，并借以征服、控制被啟蒙者，所謂“服從真理”其實就是服從自己的意志，這樣的啟蒙必然變成專制。而真正的啟蒙，是老師與學生彼此處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討者。啟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與對象的雙重主體獨立性。啟蒙是一個對人性揚善抑惡的過程，就是要把每一個生命個體中被遮蔽的和被壓抑的美好的東西激發(fā)出來，用知識來培育、提高、升華，使人成為自由、獨立的生命主體。老師、啟蒙者自身的真、善、美的因素，也被喚起，它是一個雙向的激發(fā)，達到相互的生命成長，相互的良性發(fā)展。這正是我所追求的啟蒙境界：每次上課，我不僅向?qū)W生講我“知道什么”，更講“我不知道什么”；不僅講我的道理可能解決什么問題，更講我的這種說法、道理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問題解釋不了，可能會遮蔽什么。這就是我通常所說的，要“理直氣不壯”，首先是“理直”，我向?qū)W生講的“理”，都是我獨立思考的結(jié)果，因此，我必須堅持；但我同時自覺意識到，我認識的“理”，也可能存在問題、缺陷，而且即使正確，實施起來，也會受到許多限制，因此，我不能過分“氣壯”，要留有學生提出質(zhì)疑和自我調(diào)整以至糾錯的余地。

啟蒙主義者還會經(jīng)常遇到魯迅說的“喚醒了鐵屋子里的人，卻不能給他們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喚醒者的痛苦”的尷尬和顧慮，魯迅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幫兇”。這又是我的一個終生難忘的隱痛：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個年輕人的電話，說他是出自農(nóng)村的山東青年，他在讀中學時，受到我對中學教育的批評的影響，中途退學，依靠自學考上了北大醫(yī)學院。但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大學教育的許多問題，于是，又開始了反抗：不斷寫信給校方，提出種種批評，并且一再逃課，自己讀書。校方就以他違反學校紀律為名，將他開除。家長趕來求情，學校提出要他承認錯誤，他拒絕了，最后就真的把他開除了。父親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電話找我了。我一聽，連忙對他說，要學會保護自己，趕緊回到父親身邊，等等。這孩子只說了一句：“這些話，你早為什么不說？”就把電話掛上了。而且以后我也找不到他了。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沒有平息的自責與反省。一個啟蒙學者，他的任何認識、言說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長期只談獨立思考、反抗現(xiàn)實，而不說自我保護、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輕人的災難。魯迅早就說過，他生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實，貽害了青年。他還說，自己無論選擇什么，后果都自己承擔，決不去引導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險；自己不去犧牲，就絕對沒有權力鼓勵別人，特別是年輕人去犧牲。剛才我提到自己在與臺灣青年相處時，特別輕松，原因就在我對臺灣青年沒有什么影響，我就可以隨便說；但在大陸青年面前，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影響了、貽害了年輕人。因此，我經(jīng)常說，自己在大陸講課、演講時，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并沒有將自己心里想講的話全部說盡，也包括此刻的講話，我不會將自己內(nèi)心最尖銳的思考，公開出來，實在是害怕連累了諸位。這樣的欲說還休的言說，其實是很無奈的。很多人都贊揚我說真話，其實，我只是說了“較真的話”，更多的時間和場合，在更多的問題上，是沉默的。

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評的，是說我有“崇拜青年”的傾向。可能是這樣吧。我的心靈最軟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這一點。我當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會利用我。但是我覺得與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還不如被青年利用。

我知道我的弱點，就是輕信。但是我又記得馬克思說過，一個人最可原諒的弱點就是輕信。我就是這樣，只要是年輕人，對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覺得很難拒絕，看到年輕人受難，我就覺得受不了。這就不免要上當受騙。但又是魯迅說的，我不能因為上過一次、若干次當，就把一切前來求助的年輕人都看作是騙子。當然，發(fā)現(xiàn)自己上當受騙時，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種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覺。但獨自舔干凈受傷的血跡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繼續(xù)上當受騙，這幾乎成了宿命。講到宿命，我還要談談啟蒙者的一個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原因是復雜的。青年本來就是多變的。而社會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強大。這個學生在學校跟著你讀書，你希望他將來成為“龍種”；可是他到了社會，社會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當然，最根本的還在內(nèi)因。能不能成為龍種，關鍵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堅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來的“龍種”，從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談理想、信念、信仰，因此獲得了你的信任；但時間一久，就會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個人的名和利，大談理想、信念也是獲得社會地位與影響的一時之手段，他真正迷戀的是個人的權勢和金錢，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因為“精致，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視為“龍種”，但最終還是利己主義的“跳蚤”。據(jù)說我談“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其實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隱痛與無奈的。

最后，要說的是，最近這一段時間，我發(fā)現(xiàn)自己能夠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經(jīng)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無能為力了。這里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我越來越不懂得當代青年了。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我和“40后”、“50后”是最接近的；和“60后”、“70后”，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80后”、“90后”的部分人還有某些共同語言；對“90后”的許多人和“00后”就不大理解了，對他們的思想、心理、情感、行為方式，更是相當隔膜了。這本屬正常。就像你們和爺爺一樣，盡管彼此相愛，但要作交流，特別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難，也沒有必要了。面對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和人生哲學、處世哲學對他們指手畫腳，那會妨礙他們獨立自主地成長；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會失去我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最好的辦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觀察，同時給予老人的祝福。老實說，我作為一個七十五歲的“30后”，直到今天，還能在這里和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談，已經(jīng)很不容易，我也很滿足了。但什么事情都應該適可而止，如果還要沒有自知之明地摻和下去，就沒有意思，甚至顯得可笑了。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我越來越認識到，當下與未來的中國與世界，越來越復雜，對于我，也越來越陌生了。所面臨的問題，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我們這一代或幾代人經(jīng)驗的范圍。年輕人自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應對他們所面臨的新問題，我們的老經(jīng)驗，雖然不能說毫無價值，但作用確實有限了。這樣，我和青年的交流，雖然也還有一定空間，但已經(jīng)不大了，這是至少我自己必須正視的一個現(xiàn)實。

于是，我就利用尚還存在的空間，為青年提供了兩次服務，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寫的《和韓國朋友談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動向》，聽說這篇文章正在網(wǎng)上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這里只能說個大概。文章不僅是向外國朋友，更是向國內(nèi)的知識界，發(fā)出一個信息。主要介紹了兩個“新動向”：一是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與上海大學、北京大學等校的部分博士生開展的“‘80后’怎么辦”和“我們是誰”的兩次討論，這表明年輕一代已經(jīng)開始自己認識、反思自己，自覺尋找自己的發(fā)展道路。而且他們已經(jīng)行動起來，像人民大學鄉(xiāng)村建設中心與西南大學中國鄉(xiāng)村建設學院發(fā)動的“愛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之美”的活動，反思中國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發(fā)展道路，重新認識腳下的土地，發(fā)現(xiàn)“鄉(xiāng)土中國”。還有些廣東、香港、臺灣的青年，則聯(lián)合起來探討：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代社會，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應這樣的發(fā)展，尋找更理想、更可持續(xù)的生活方式，一個“新生活運動”正在悄然興起。我的結(jié)論是：中國部分青年正在突破體制的限制和成年人給他們的設計，“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在成長著”。我從這里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同時也為中國知識界對此毫不關心，甚至茫然不知，還在那里一味居高臨下地訓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提醒社會和學界、教育界的朋友：請俯下身子，看看魯迅說的“地底下”的中國“筋骨與脊梁”。我愿意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選擇，自己承擔”的青年，竭盡吶喊之力。

我的另一篇文章寫于去年，題目是：《青年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這里不妨再大略說說，其實就是對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歲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距離我的年齡，還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這正是你們?nèi)松闹饕A段；你們將面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將面臨時代所提出的什么問題？”你們想過沒有，準備好了嗎？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點。其一，人和自然的關系，將成為人類第一大問題。如果說我們和我們以后幾代人都在那里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們將面臨大自然的報復。人與自然之間的不斷較量與協(xié)調(diào)，將成為你們的時代的主要內(nèi)容，主題詞。由此引發(fā)的發(fā)展模式、政治、倫理等等問題，都需要你們?nèi)獙?。其二，你們還要面對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現(xiàn)實，也就是說，現(xiàn)行的所有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發(fā)展模式（美國模式、中國模式、北歐模式等等），文明形態(tài)（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現(xiàn)了危機和轉(zhuǎn)機。這就進入了一個全面反省、反思的時代。如果說我們那一代面臨的是一個文明沖突的時代，諸位所要面對的，是由文明危機引發(fā)的改革、調(diào)整，最后達到文明交融的時代。這就意味著，對我們既定的認識世界的觀念、方法的全面挑戰(zhàn)。我們今天與今后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xiàn)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與變革，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固守于原有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了的現(xiàn)實強行納入我們已有和固有的理論框架（無論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內(nèi)，而需要從新的現(xiàn)實出發(fā)，進行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其三，你們還要面臨的是科學技術的新發(fā)展、新變革所帶來的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挑戰(zhàn)。即使是你們比我熟悉得多的網(wǎng)絡技術，將對我們?nèi)祟惖纳?，產(chǎn)生什么影響，恐怕至今還沒有完全看清楚。還有基因技術的發(fā)展，對人自身產(chǎn)生的影響，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都是難以估計的。這就是我想到的未來三大問題。但我也只能提出問題，如何面對，我完全無能為力，都得靠諸位去準備、去面對了。

這樣，我能夠貢獻給諸位的，都貢獻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兩本（套）書，一本是將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讀魯迅》，另一套是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志愿者文化叢書》，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寫的《論志愿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來為青年志愿者寫的文章。這兩本（套）書大概就是我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務了。以后，當然我還會關心青年，也還會繼續(xù)寫作，主要以書的形式和諸位相會。這些書，你們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這樣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更自然，更自由。你們盡管放開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點可以相信，無論你們遇到什么，都會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視你們，給你們以老朋友的祝福。

我的講話完了，謝謝大家。

2014年12月20日講，21日整理完稿。

(1)　2014年12月20日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舉辦的讀者見面會上的講話。

(2)　邵燕君：《赤子佛心錢理群》。

(3)　參看本書《承擔，獨立，自由，創(chuàng)造——漫談〈民國那些人〉》一文。

(4)　參看本書《我們需要農(nóng)村，農(nóng)村需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農(nóng)村去”運動的歷史回顧與現(xiàn)實思考》一文。

(5)　《〈貴州讀本〉前言》，見《貴州讀本》，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面對21世紀：焦慮、困惑與掙扎》，2003年。

(7)　參看本書《一百塊錢，有多輕，又有多重？——雪災救助活動的啟示》一文。

(8)　參看本書《為生命給出意義——談“靜悄悄的存在變革”》一文。

(9)　參看本書《讀書，為了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