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風骨與正始之音

建安詩歌通常是指漢末建安元年至魏明帝太和年間（約196—232）這一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建安三曹父子都“雅愛詩章”，建安七子又都齊聚鄴下，建安詩壇可謂“彬彬之盛”（鍾嶸《詩品·序》）。其時“天下大亂，豪杰并起”（《三國志·王粲傳》），國家的動亂分裂激起了一代士人統(tǒng)一天下的壯志豪情，而“人之覺醒”的社會思潮與人命危淺的社會現(xiàn)實，又引發(fā)了詩人們死生無常的喟嘆和對個體生命的依戀，這樣就形成了以慷慨悲涼為情感基調(diào)的“建安風骨”。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240—249），正始詩歌則包括魏明帝太和末年至西晉立國（約233—265）這一歷史階段的詩歌創(chuàng)作。這一歷史時期，屠殺、陷害、猜忌、恐怖伴隨著司馬氏集團陰謀篡權(quán)的全過程，建安那種相對開明的政治風氣煙消云散，慷慨任氣的社會環(huán)境沒有了，“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的文學氛圍消失了，因而正始詩歌也就失去了建安詩歌中那種高昂奮發(fā)的精神。如果說建安父輩們關(guān)注的是外在事功的追求，那么正始詩人注重的則是理想人格的建立。當時玄學的興盛以及現(xiàn)實的嚴峻，使得憂生之嗟與理性思索成了正始詩歌最突出的特征。

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詩歌完成了由“漢音”到“魏響”的歷程，完成了從樂府民歌向文人詩歌的轉(zhuǎn)變，五言古詩由此而走向成熟，并產(chǎn)生了像曹操、曹植、阮籍這樣的杰出詩人。

第一節(jié) 曹氏父子的詩歌創(chuàng)作

曹氏父子既是曹魏政權(quán)的中心人物，也是建安詩壇上的當然領袖，這不僅是由于他們的政治地位，不僅是由于他們?nèi)硕肌绑w貌英逸”愛惜人才，更是由他們?nèi)说膭?chuàng)作實績決定的。曹操固然開一代詩風，曹丕也妙善詩章，曹植更是“才高八斗”。他們的詩歌代表了建安詩歌的最高成就。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父親曹嵩為東漢后期宦官曹騰的養(yǎng)子，雖然漢末官至太尉，但其出身卻十分低微，當時人們就“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曹操少時任俠放蕩，“機警”而有“權(quán)數(shù)”，很早就被人視為“命世之才”，并被當世的名士許劭評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他果然在漢末的群雄角逐中擊敗了眾多對手：伐董卓，滅袁術(shù)，斬呂布，敗袁紹，建安十三年受封為丞相，“挾天子以令諸侯”，成了北方事實上的統(tǒng)治者。

曹操具有多方面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草書、音樂、圍棋、方藥都達到了他那個時代的第一流水平，即使罵他“漢世奸賊”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多才多藝”。他的大部分光陰都在戎馬生涯中度過，因此他的詩歌也大多在馬背上哼成。史載“（太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jīng)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由于他的家世并非顯貴門第，他輕視煩瑣禮儀而崇尚通脫，鄙棄虛飾而注重實效，又由于他良好的音樂素養(yǎng)，現(xiàn)存的二十多首詩歌全是能“被之管弦”的樂府詩，且多屬于來自民間的“相和歌”一類。這一類樂歌當時文人很少親手寫作，曹操從不受傳統(tǒng)和偏見的束縛，他發(fā)現(xiàn)了這一藝術(shù)形式的真正價值，在他大力提倡和成功實踐的影響下，詩人們才認識到它的藝術(shù)潛力，并使這一民間文學逐漸向文人詩歌轉(zhuǎn)變。

曹操詩歌所抒寫的情感內(nèi)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傷時憫亂，一是述志抒懷。

前者的代表作如《薤露行》，被清沈德潛視為“漢末實錄”（沈德潛《古詩源》卷五），而《蒿里行》更是被明末鍾惺譽為“詩史”（《古詩歸》卷七）：

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此詩用樂府舊題“敘漢末時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敘寫了漢末興討董卓的關(guān)東義師的聚散過程與原因。聯(lián)軍將帥各有野心，人人都想稱王稱霸，連軍閥兄弟之間也居心叵測。其弟袁術(shù)在南邊稱帝，其兄袁紹在北方“刻璽”，致使國家戰(zhàn)禍連年，更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詩人以凝練的語言勾勒了一幅漢末的歷史畫卷，詩情沉郁，詩境闊大。

后者的代表作有《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斠钥叮瑧n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人生幾何”的生命焦慮與統(tǒng)一天下的壯志雄心交織于詩中，正因為意識到人生苦短，才有“早建王業(yè)”的急迫（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八），以讓個人的生命在偉大的事業(yè)中成就其壯麗，讓有限的人生在宏偉的功業(yè)中獲得永恒。從“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低沉發(fā)端，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高亢結(jié)尾，詩人從憂己“年往”過渡到“憂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流年易逝的生命恐懼激起了他重整乾坤的英雄主義豪情。詩人以剛健有力的語言，跌宕起伏的章法，抒寫自己悲壯的情懷，展露自己雄強的氣魄，沈德潛評此詩“沉雄俊爽，時露霸氣”（《古詩源》卷五）。

《觀滄?！芬彩且皇捉杈笆闱榈慕^唱：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已入秋天仍然“百草豐茂”，“秋風蕭瑟”中“洪波涌起”，吐納日月，包容星漢，詩人筆下的大海既生意盎然又雄渾博大，聯(lián)想到他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壯懷，再看看他那“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氣度，誰都會明白生機勃勃而又汪洋浩瀚的大海正是詩人自己的寫照，詩人自己就像他筆下的大海一樣具有“吞吐宇宙氣象”（沈德潛《古詩源》卷五）。

曹操詩歌宏偉的氣魄、強勁的力度、闊大的境界，在建安詩壇上無與其匹。他不僅使樂府民歌成為富于藝術(shù)個性的文人詩歌，開創(chuàng)了“借古樂府寫時事”的先河，而且以他大氣彌漫的筆力使逐漸僵化的四言古詩重現(xiàn)生機。清人吳喬對此曾有公允的評論：“作四字詩，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保ā秶鸂t詩話》卷二）漢代詩人模仿《詩經(jīng)》的四言詩，大多數(shù)是毫無生命力的贗品，只有“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獨辟四言聲調(diào)，故是絕唱”（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立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代漢自立，史稱魏文帝。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沒有乃父的魄力、雄心、膽略和氣度，在政治上乏善可陳，但作為一個詩人和學者，他又很有才華，并且有多方面的建樹，劉勰稱其“樂府清越，《典論》辯要”（《文心雕龍·才略》），史家稱其“天資文藻，下筆成章”（《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他的《典論·論文》和其他文賦另章闡述，這里只談談他的詩歌。

曹丕的詩歌從題材上大致可分為三類：紀宴游、述征戰(zhàn)和寫男女相思。

曹丕留守鄴城時與文士們常相聚游宴，他在《又與吳質(zhì)書》中回憶當年的生活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他的《于玄武陂作詩》《芙蓉池作詩》《夏日詩》《孟津詩》《善哉行》等詩，或?qū)懮剿男沱悾驅(qū)懜枧腻?，或?qū)懺娋频暮揽v，都是他當年公子生活的反映。又由于他“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典論·自序》），青少年時常隨父征戰(zhàn)，即位皇帝天下仍未統(tǒng)一，《飲馬長城窟行》《黎陽作》《至廣陵于馬上作》，都是記述軍事征伐生涯。他的宴游詩較乃父華麗，而征戰(zhàn)詩則不及其父沉雄。他最為人稱道的是那些寫游子思婦相思的詩作，這一類作品最能體現(xiàn)他的藝術(shù)個性，如《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xiāng)，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fā)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這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最成熟的七言古詩。它以少婦在秋夜里獨白的形式，表達她對“淹留他方”丈夫的深沉思念。全詩押平聲韻，且句句用韻，其情掩抑低徊，其調(diào)婉轉(zhuǎn)舒緩，其言清麗含蓄，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思婦纏綿悱惻的思緒。王夫之認為此詩“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古詩評選》卷一）。

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五中說：“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薄皾h音”與“魏響”的區(qū)別主要就在于詩風的質(zhì)樸與華麗，漢樂府大部分是采自民間的歌謠，詩歌語言還帶有民歌的渾樸，曹操的詩歌語言古直，所以說其詩“猶是漢音”，而曹丕則主張“詩賦欲麗”（《典論·論文》），所以他的詩歌語言也就由質(zhì)樸而趨于典麗。但曹丕畢竟去漢未遠，詩歌猶帶民歌風味，詩語清麗但不纖巧，音調(diào)和諧而又明快。他的詩歌的確沒有其父那般沉雄悲壯，但娟秀婉約，風華掩映，則是他身上“文士氣”的獨造之境。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曾封陳王，死后謚“思”，世稱陳思王。他和兄長曹丕一樣“生乎亂，長乎軍”（《陳審舉表》），時代的動亂激起了他濟世的雄心，年輕時就希望自己能“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絕不愿只“以翰墨為勛績，以辭賦為君子”（《與楊德祖書》），生命的后期最使他害怕的就是“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shù)”（《求自試表》），并發(fā)出了“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之五）的呼喊。他自幼就表現(xiàn)出過人的才華，文章詩賦援筆立就，一度深得曹操的賞愛，認為他是“兒中最可定大事”（曹操《臨淄侯曹植犯禁令》）的一個。曹植對自己的治國才能就像對自己的文學才能一樣自負，在《陳審舉表》中說自己年輕時“數(shù)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暗與之合”。但從其一生的言行來看，他放縱任性而行事疏闊，好發(fā)空言卻缺乏實際才干，這使他后來失寵于父王，也導致他后來人生的悲劇。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代漢稱帝后，他受盡了皇兄皇侄的冷遇、猜忌和監(jiān)視，過著名為藩侯實為囚徒的生活。

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以曹丕稱帝為界分為前后兩期。

前期的詩歌或描寫他公子生活的放縱浮華，或抒寫他建功立業(yè)的理想抱負，詩情意氣風發(fā)，詩語詞采飛揚，《名都篇》和《白馬篇》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斗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qū)上南山。左挽因右發(fā)，一縱兩禽連。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蝦，寒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云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xiāng)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叵移谱蟮?，右發(fā)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shù)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qū)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名都篇》“無所寄托”，只是抒寫“游玩之樂，騎射之巧”（參見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六，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詩中極意夸張京洛宴會的豐盛，少年騎術(shù)射技的高超，是詩人早年“斗雞走馬”“妖女美酒”浮游生活的寫照?！栋遵R篇》也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之一，清朱乾在《樂府正義》卷十二中說：“此寓意于幽并游俠，實自況也。子建《自試表》云：‘昔從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用兵之勢，可謂神妙。而志在擒權(quán)馘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軀赴難，視死如歸’，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痹娭羞@位身手矯捷武藝高超的游俠，為了保家衛(wèi)國而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是他青年時精神風貌的縮影。清沈德潛認為“《名都》《白馬》二篇，敷陳藻彩，所謂修詞之章也”（沈德潛《古詩源》卷五）。這兩首詩無論抒情寫意都酣暢淋漓，大量的排比句奔騰而下，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詩人下筆琳瑯的才華、血氣奔涌的激情和慷慨豪邁的氣勢。

他前期受盡了父王的寵愛和眾人的恭維，是在眾星捧月中度過的，他與當時年輕的政治家、詩人有密切的交往和廣泛的聯(lián)系，因此他寫了不少贈答之作和游宴之章，“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箜篌引》中開頭這幾句描寫的就是這種宴游生活，此外這類作品還有《公宴》《斗雞》等篇。建安詩人此類詩作很多，這說明日常生活也成為詩歌的表現(xiàn)題材，只是曹植這類作品詞采更加華麗，筆力更加酣暢。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年輕的詩人并沒有沉溺于宴游走馬，他十分關(guān)注社會的戰(zhàn)亂和人民的疾苦，如《送應氏二首》之一：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側(cè)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jié)不能言。

東漢都城居然“荊棘上參天”，繁榮富庶的中原竟然“千里無人煙”，可見戰(zhàn)爭給社會造成的破壞之大，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之深。不同于其他前期詩情那樣恣肆放浪，也不同于前期詩語那樣逞才敷彩，這首詩寫得凄涼哀傷，沉郁厚重。

后期的詩歌主要抒發(fā)生命價值不能實現(xiàn)的焦慮，雄心不能施展的苦悶和對社會與人生的悲劇性體驗。曹植一方面意識到流光易逝，“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贈白馬王彪》），“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箜篌引》）；另一方面他又“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因而當他后期被排擠被閑置后，他心中就一直籠罩著壯志成空的陰影?！睹琅贰镀甙г姟贰峨s詩》《贈白馬王彪》《吁嗟篇》《野田黃雀行》是他后期的代表作，這些詩歌是他在壓抑、痛苦、悲傷中的哀號，最能代表建安詩歌慷慨悲壯的時代風格，也代表了他詩歌的最高成就。

他這種悲壯哀傷的情感有時運用比興的手法，寄寓于美女思婦的幽怨之中，如《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huán)。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架，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jié)重關(guān)。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此詩以美女曲高和寡盛年不嫁，喻自己壯志難酬懷才不遇。詩的前面寫美女容顏服飾的美麗，接下來寫她居所門第的華貴，結(jié)尾再寫她求賢擇偶的苦心，以及獨處房室的冷況，突出表現(xiàn)了個體生命價值不能實現(xiàn)的焦慮不安。曹植最大的愿望是“名掛史筆，事列朝榮”，最害怕的是“微才弗試，沒世無聞”，而他的后半輩子恰恰像他所說的“圈牢之養(yǎng)物”一樣“禽息鳥視”，在政治上一無所為，“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發(fā)出“長嘆”的不同樣也是詩人自己嗎？元劉履《選詩補注》卷二中說此詩：“子建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授爵封，而其心猶為不仕，故托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贝嗽娡ㄆ帽润w，抒情寫意含蓄委婉，語言華麗但不艷俗，典雅而又非常自然，清葉燮認為“《美女篇》可為漢魏壓卷……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jié)韻度皆有天然姿態(tài)，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

他處于逆境中對人生世事有了更深的體驗，后期的述志詩總籠罩著一層哀怨、憤恨、痛苦的情調(diào)，《贈白馬王彪》是其中最優(yōu)秀的詩章之一。該詩寫于黃初四年朝京師的歸藩途中，作者朝京師時先吃了曹丕拒見的閉門羹，后又遭受胞兄曹彰（任城王）暴薨的打擊，他的精神受到極大震動。他在詩前的小序中說：“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jié)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后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大別在數(shù)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薄皯崱迸c“恨”是這首詩的情感“底色”，此外詩中還織進了生離死別的悲劇性體驗，和對人生的依戀與對事功的執(zhí)著，如詩的第五、六章：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鍾嶸在《詩品》卷上中評其詩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骨氣奇高”是指他的詩情慷慨悲壯，氣勢雄強飛動，文詞遒勁有力；“詞采華茂”是指他才思富艷，詩語流麗精工。前人認為：“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眲③脑凇段男牡颀垺わL骨》中也說：“瘠義肥辭，繁雜失統(tǒng)，則無骨之征也；思不環(huán)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薄叭A辭”與“骨氣”原為兩個彼此排斥的美學范疇，而曹植卻將它們二者有機地統(tǒng)一在一起。他的詩歌既筆力雄健，又詞采華茂，在富麗的語言中顯出雄渾的氣象。慷慨悲壯是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詩賦欲麗”也是建安詩人的普遍共識，所以“骨氣”與“華辭”并不是曹植所獨有，只是他比別人更為突出而已，就骨氣而言他比時人更為雄強，就詞采來說他顯得更為華麗，在“五色相宣，八音朗暢”這方面，仲宣、公幹無法與他抗衡（沈德潛《古詩源》卷五）。他之所以能兼二者之長，與他個人的人生際遇和個性氣質(zhì)有關(guān)。鍾惺對此有精當?shù)恼撌觯骸白咏ㄈ崆辂愘|(zhì)，不減文帝，而肝腸氣骨，時有磊塊處，似為過之?！保ā豆旁姎w》卷七）

曹植詩歌中樂府詩約占一半，但他的樂府詩大部分“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劉勰《文心雕龍·樂府》），范文瀾先生評注說：“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黃雀行》）、《明月》（《楚調(diào)》《怨詩》）及《鼙舞歌》五首而已，其余皆無詔伶人?！币簿褪钦f他的樂府詩基本上都是不入樂演唱的徒詩，他的樂府詩與漢樂府相比，有雅俗之分與華質(zhì)之別，這說明曹植在乃父的基礎上進一步使樂府歌辭文人化。另外，他寫樂府詩又使他的非樂府詩能熟練地借鑒樂府的長處，如《贈白馬王彪》使用連章體，每章之間又使用頂針修辭，還有《美女篇》等詩明顯吸取了樂府民歌的技巧。另外，他的詩歌語言典雅華麗而又流暢明快，兼具文人詩的氣質(zhì)與樂府民歌的神韻，難怪鍾嶸稱其“體被文質(zhì)”了。

曹植是建安文壇上一位眾體兼善的作家，也是建安時期最杰出的詩人，人們甚至將他與唐代大詩人杜甫并列，“備諸體于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于開元者，工部也”（胡應麟《詩藪》內(nèi)編卷二）。清吳淇在《六朝選詩定論》卷五中也說：“《選》詩有子建，唐詩有子美，各際中集大成之詩人也。蓋漢道創(chuàng)于蘇、李，盛于曹、劉；唐制始于沈、宋，盛于李、杜耳。”其詩不僅當時好評如潮，后世同樣影響深遠。

第二節(jié) 建安七子及建安詩風

建安詩壇上的代表無疑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敖ò财咦印敝Q出自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p>

其實，將孔融放在七子中并不協(xié)調(diào)。第一，他的年齡比曹操還要長兩歲，可以說是其他六人的父輩；第二，他的政治立場也與其他六人不同。他不僅未曾做過曹操的僚屬，還多次嘲諷和反對過曹操，并最終被曹操所殺，而另外的六人則都為曹氏效力。再說，建安十三年（208）秋孔融被殺時，王粲還遠在荊州未入鄴城，應玚、劉楨也可能因年輕尚未入鄴，鄴下文人集團嚴格地說是在這一年才形成，孔融既未必愿意也沒有機會參加他們的活動。劉勰在歷數(shù)建安詩人時，就沒有將孔融列入其中：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zhuǎn)，建安之末，區(qū)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質(zhì)于漢南，孔璋歸命于河北，偉長從宦于青土，公幹徇質(zhì)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談笑。

這兒所列的十三位建安作家，三曹父子每人各用兩句來論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玚、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之一，每人各用一句來評述，路粹（字文蔚）、繁欽（字休伯）、邯鄲淳（字子叔）、楊修（字德祖）四人則每人合用一句來說明。每人所占的位置、篇幅，標明了各人在文壇上地位的高低和成就的大小。劉勰所論應該說較為允當，但“建安七子”已約定俗成，并為歷代文學史家所接受，我們這里仍以“建安七子”為中心闡述建安作家群體，但不局限于這七人。

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約在建安九年曹操定鄴之后，建安二十二年鄴城發(fā)生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丕《又與吳質(zhì)書》），王粲也在這年死于征吳途中，次年繁欽病逝，建安二十四年楊修被殺，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后遷都洛陽，這時建安文人集團的骨干大都零落星散。這一文人集團雖然只歷時十五六年，但它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基本集中了全國作家精英，且創(chuàng)作出許多不朽的杰作，并形成了鮮明的群體風格，而這一群體風格就是那個時代風格的代表，其創(chuàng)作實績也堪稱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建安風骨”更是后世詩人效仿的典范。

為了完成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實現(xiàn)建功立業(yè)的理想，了卻“帶金佩紫”的夙愿，建安文人才聚于曹操麾下，繁欽《川里先生訓》中的志愿道出了建安文人的共同心聲：“處則抗區(qū)外之志，出則規(guī)非常之功，實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跡南山，以集神器之贊。”曹操“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渴求賢才的態(tài)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的胸襟，以及士人“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的現(xiàn)實，使鄴下的文人對曹操充滿了感激，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他們滿懷熱情地“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177—217）的成就最高，被劉勰譽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鄒縣）人，出身于世家，曾祖、祖父皆為漢三公。粲少時就有“異才”之名，漢末大亂往荊州依劉表，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王粲的詩歌創(chuàng)作可分為前后兩期，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詩歌，或反映漢末戰(zhàn)亂所造成的慘象，表現(xiàn)自己憂國憂民之情，或抒寫流寓荊州的失意情緒，表達自己壯志難酬的苦悶，如《七哀詩三首》第一、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拔粗硭捞?，何能兩相完？”驅(qū)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七哀詩三首》其一

荊蠻非我鄉(xiāng)，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余映，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fā)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七哀詩三首》其二

前首寫于漢末動亂時詩人“委身適荊蠻”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滿眼都是白骨的慘象讓人恐怖，“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婦人的號泣誰聽了都會心酸。詩人選取白骨與棄子兩個場面，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漢末的亂象和人民的苦難。何焯、沈德潛等人都說此詩為杜甫“三吏三別”之祖（參見何焯《義門讀書記》、沈德潛《古詩源》）。后首寫滯留荊州的孤寂凄涼，有志不獲騁，有才不見用，望江望山聽猿聽鳥，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引起自己的羈旅之悲和思鄉(xiāng)之情。民族的災難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使這兩首詩的情調(diào)哀婉凄愴，凄愴中又蘊含著除暴彌亂平定天下的熱望。

歸曹后他寫了一些“述恩榮，敘酣宴”的詩作，如《公宴詩》說：“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愿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yè)，奕世不可追?！笨梢娝藭r的處境與心境大不同于在荊州的時期，從詩中熱烈的氣氛和歡快的格調(diào)看，他對曹操坦露忠誠和極力奉承是出自真心。當然，后期寫得最多的是對功名的追求，如《從軍詩五首》：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guān)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逾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余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愿獲無違。晝?nèi)斋I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nèi)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愿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從軍詩五首》其一

朝發(fā)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連舫逾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勛?；I策運帷幄，一由我圣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nèi)，微畫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從軍詩五首》其四

這五首詩幾乎首首都有對功名的熱望，有對曹操的贊美，對自己的期望值既高，用世之心更切。時時總把“圣君”曹操掛在嘴上，一時歌頌他的神威，一時又夸耀他的謀略，無疑有真心的佩服敬仰，可能也有圖“表現(xiàn)”的現(xiàn)實考慮。如該組詩中第二首就說“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這里面有表態(tài)獻忠的成分，也有為國立功的豪情。這幾首詩格調(diào)高昂渾厚，節(jié)奏明快有力，寫出了出兵與戰(zhàn)爭的聲威氣勢。

王粲詩風前后期有所變化，鍾嶸《詩品》卷上《魏侍中王粲》說：“其源出于李陵。發(fā)愀愴之詞，文秀而質(zhì)羸。在曹、劉間別構(gòu)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彼撍浦饕颓捌谠姼瓒?，流落漢南前后詩情悲愴幽怨，謝靈運也稱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王粲》）。前期詩歌的確文辭秀逸而氣勢羸弱，歸曹后的詩歌如《從軍詩五首》等，則顯示出某些豪健的筆力，就再不能說“文秀而質(zhì)羸”了。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著名的詩人是劉楨（？—217），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山東省寧陽縣）人。父劉梁為漢宗室后裔，東漢后期曾“以文學見貴”（《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文士傳》）。楨少以才學知名，八九歲時就能誦《論語》、詩、論及辭賦數(shù)萬言，能言善辯，與人爭論應聲而對，詞鋒銳利激烈。以文才被曹操辟為丞相掾?qū)?，為人亢直而傲岸，曾因在大庭廣眾之中平視太子夫人甄氏被刑，刑竟署吏，建安十六年轉(zhuǎn)為五官中郎將文學。

《詩品·魏文學劉楨》論其詩說：“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眲③脑凇段男牡颀垺んw性》中說：“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我們來看看他的名作《贈從弟詩三首》：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佳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贈從弟詩三首》其一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贈從弟詩三首》其二

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圣明君。

——《贈從弟詩三首》其三

三詩中“首章‘蘋蘩’（當作‘蘋藻’）喻其品之潔……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強勉……末章‘鳳凰’喻其志之高，卻又非沮溺一流，一味獨善其身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卷六）。這三首詠物詩分別以蘋藻、松柏、鳳凰來贊美堅貞高潔的品性，既是對從弟的稱揚，也是對從弟的期望，更是他自己人格的寫照。生長于磷磷水中的蘋藻高潔得一塵不染，亭亭山上的松柏挺拔傲寒，南岳的鳳凰不茍流俗，志在高遠。我們從松柏的“終歲常端正”，鳳凰的“奮翅凌紫氛”和“羞與黃雀群”中，不是分明能感受到詩人那剛直不阿、孤高脫俗的品性嗎？由此我們也能體會出公幹詩“貞骨凌霜，高風跨俗”的筆力與格調(diào)。

《贈徐幹詩》一詩可能寫于服刑期間，向友人表達自己精神上的壓抑苦悶，“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形象地表現(xiàn)他坐立不安、舉止失次的神態(tài)。劉楨高傲而又戇直，自尊而又敏感，遭遇打擊后比常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另外正因為高傲戇直的個性，他受到委屈有了怨氣后必定要抒發(fā)出來，結(jié)尾“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纮內(nèi)，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幾句，毫不隱晦地抒寫自己受到不公打擊后的憤激不平，流露出他那亢直不馴的品性，突出地表現(xiàn)了詩風“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的特點。

劉楨和其他建安詩人一樣，也寫了一些宴游詩，如《公宴詩》《斗雞詩》《射鳶詩》等，這些詩內(nèi)容上只是寫友人之間的游樂和對曹操的奉承，但其中有些篇章仍表現(xiàn)了詩人的藝術(shù)個性，如《斗雞詩》：“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無論是刻畫的形象還是詩中的氣勢都兇猛強悍。

劉楨詩以氣驅(qū)詞，因情起勢，基本以氣勢取勝，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后世詩論家也多半是欣賞他詩中的這種奇情盛氣。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阮瑀、徐幹、應玚等人并不以詩名世，但有些人留下了少數(shù)優(yōu)秀詩篇，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筑諧汝聲！男兒寧當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nèi)舍多寡婦。作書與內(nèi)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jié)發(fā)行事君，慊慊心意關(guān)。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邊夫的血淚鑄就了長城的雄偉，“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這種對人民苦難深厚的同情勝過無數(shù)篇長城禮贊，它揭示了血淋淋的歷史真實。

建安七子之外值得重視的詩人是蔡琰，字文姬，她是漢末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建安時期一位杰出的女詩人。現(xiàn)存詩三首：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篇，騷體《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zhèn)螁栴}學術(shù)界尚有爭議，但一般認為五言《悲憤詩》為蔡琰所作。該詩描寫了她在董卓之亂中被擄入胡和被贖回國的經(jīng)過，從她個人的見聞和親歷中可以看到胡兵的殘暴、人民的凄慘和時代的苦難，“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其情狀令人恐怖扼腕，“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母子分別的場面叫人肝腸寸斷。她在漢末戰(zhàn)亂的悲慘遭遇是當時女性遭遇的一個縮影，此詩是這位女詩人用自己的生命繪成的歷史畫卷。

建安詩風的主要特點是慷慨悲涼，人們常將這種時代風格概括為“建安風骨”。“慷慨”是指情感的濃烈激越，“悲涼”是指情感的悲壯蒼涼。漢末的戰(zhàn)亂分裂激起士人奮發(fā)蹈勵的意氣，統(tǒng)一天下的熱望鼓蕩著他們慷慨激昂的心靈，同時被兩漢經(jīng)學禁錮了三百多年的心靈開始覺醒，當時人命危淺的現(xiàn)實更使他們體認到人生的珍貴，更體認到生命短暫與人生無常的悲哀，這樣建安文人們常?！皹吠?，凄然傷懷”（曹丕《與吳質(zhì)書》）。曹植在《前錄自序》中也說自己“雅好慷慨”。繁欽《與魏太子書》中回憶當年宴游時的情景說，無論聽泉聽樂還是看水看山，文人們“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不管建安詩人的藝術(shù)個性有多大的差別，慷慨悲涼幾乎是所有詩歌的共同特征，如前人評曹操詩歌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鍾嶸《詩品》），“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譚元春《古詩歸》）。連被認為有“文士氣”的曹丕其詩也不乏“高古之骨，蒼涼之氣”（鍾惺《古詩歸》）。曹植就更不用說了，其詩“情兼雅怨”又“骨氣奇高”（見前），王粲詩歌善“發(fā)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仗氣愛奇”（見前）。對于建安詩歌的時代風格及其形成原因，劉勰有兩則精當?shù)恼撌觯骸拔牡邸㈥愃?，縱轡以騁節(jié)；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qū)；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qū)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龍·明詩》）“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保ā段男牡颀垺r序》）

以剛健有力的語言表現(xiàn)一種奮發(fā)蹈勵的意氣，一種慷慨高亢的激情，一種蒼涼悲壯的情懷，在藝術(shù)上呈現(xiàn)出一種強勁的力度，一種沉雄的氣勢——這便是“建安風骨”的主要特征。

第三節(jié) 阮籍與正始詩歌

正始時期有兩大文人群體，即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他們主要長于哲學思辨，在哲學史上開創(chuàng)了玄學的新時代，至于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卻不值得稱道，劉勰就毫不客氣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王弼、何晏等人或者完全沒有留下詩篇，或者根本就沒有創(chuàng)作過詩歌?！爸窳置俊卑ㄈ罴?、山濤、王戎、向秀、阮咸、劉伶七人，其中阮籍和嵇康的詩歌成就最高，劉勰同一文中接著說：“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比罴钦荚妷袭斨疅o愧的主帥，其次嵇康也寫了不少優(yōu)秀的詩篇，不過嵇康精神活動側(cè)重于“思”而不是“詩”，其理論貢獻與散文成就都在他的詩歌之上。

正始時期曹魏政權(quán)轉(zhuǎn)向衰微，從高平陵之變司馬氏集團控制朝政，到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zhí)政，并最后取曹魏而代之的這十幾年間，一直伴隨著政治恐怖和血腥殺戮，僅高平陵之變這一次的殺戮就使天下“名士減半”（《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擁護曹魏政權(quán)而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毌丘儉、諸葛誕和嵇康等，幾年后又相繼遭到殺害。士人在這種殺機四伏的環(huán)境中，時時“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許多人有一種“終身履薄冰”的惶恐（阮籍《詠懷》其三十三）。面對司馬氏時代的來臨，士人們根據(jù)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價值理想迅速分化：或投靠司馬氏賣身求榮，或酣飲沉醉故作曠達以全身遠禍，或保持人格尊嚴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不同的立場選擇也就決定了不同的命運：有人高升，如山濤；有人沉淪，如阮籍；有人被殺，如嵇康。

司馬氏集團以冷酷殘忍的手段篡奪政權(quán)，為了掩蓋這種不忠不義的行為，為了給篡位制造輿論和進行粉飾，他們又竭力提倡禮法推崇名教，這樣就造成社會上層的道德虛偽。名教與自然的學理爭辯背后隱藏著政治權(quán)力的爭奪。士人們并不想攪進政治的旋渦，當何晏等人以《老子》為根基的玄學在政治實踐中陷入困境時，“以莊周為模則”的竹林名士聚集于河內(nèi)山陽（《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隨著玄學的根基由老子轉(zhuǎn)向莊子，玄學家們關(guān)注的重心也由國家的無為而治轉(zhuǎn)向了個體的精神自由。與建安時期文人內(nèi)在于曹魏政權(quán)不同，正始時期大部分文人與司馬氏集團疏離或?qū)?，因而在阮、嵇的詩歌中很難聽到建功立業(yè)的豪邁歌唱，很難感受到奮發(fā)進取的樂觀精神。他們常常抒寫超世絕群的理想，表現(xiàn)遺世獨立的人格，而憂生之嗟與憤世之嘆更是此時詩歌常見的主題，不僅阮籍詩中“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晉步兵阮籍》），嵇康“集中諸篇”也同樣“多抒感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八）。另外，由于玄學的興盛，阮、嵇等人既是詩人也是玄學家，玄學已成了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時詩歌便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哲理化的趨向，“思”常伴隨著“詩”，詩中有深微的體驗，也有深刻的思考。這樣，正始詩歌在六朝詩歌中別具風味，阮籍、嵇康等人的詩歌被后人稱為“正始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父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生長于建安那個慷慨激昂的時代，“籍本有濟世志”，史載“籍容貌瑰杰，志氣宏放”，“嘗登廣武，觀楚、漢戰(zhàn)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于是賦《豪杰詩》”（《晉書·阮籍傳》）。他青少年時期就立志遠大，并十分注重砥礪自己的品行和培養(yǎng)自己的才能：“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詠懷》十五）“少年學擊劍，妙伎過曲城。英風截云霓，超世發(fā)奇聲?！保ā对亼选妨唬┮蛏硖帯拔?、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薄Ｈ罴俏簳x之間一顆痛苦的靈魂，“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晉書·阮籍傳》）。阮籍的性格原本就很復雜，一方面他是時人眼中“至慎”的典范，另一方面史書又說他疾惡如仇；一方面“志氣宏放”“有濟世志”，另一方面又“傲然獨得”“不與世事”。這養(yǎng)成了他雙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為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立功揚名，鄙棄莊子逍遙放曠的人生態(tài)度，“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杰士，功名從此大”（《詠懷》三十八），同時又向往莊子逍遙塵外的人生境界，“與造物同體，天地并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大人先生傳》），認為汲汲乎富貴奔走于權(quán)門，“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飖”（《詠懷》八十一）。

這樣他的代表作《詠懷》八十二首所抒寫的情感內(nèi)容也非常復雜，是他對時代與人生體驗、感悟和沉思的結(jié)晶，憂生和諷世是《詠懷》的兩大主題。顏延之說：“嗣宗身仕亂朝，?？诸局r遇禍，因茲發(fā)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保ā段倪x》卷二十三李善注引）

“憂生”之作幾乎占了《詠懷》詩的半數(shù)以上，其中有的寫政治迫害的哀傷，有的寫面對現(xiàn)實的恐懼，如：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qū)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詠懷》其三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詠懷》其十六

時令正值“朔風”“陰氣”，四野是一片草木零落，繁華憔悴、凝霜被野的時候又恰逢洪波滔天，禽獸在茫茫曠野中飛馳，無處不陰森恐怖、動蕩不寧，詩人描寫這些景象到底喻指什么雖不能一一坐實，但從“驅(qū)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以及“走獸交橫馳”“朔風厲嚴寒”等語看，詩中的人生感傷和身心“憔悴”可能都與他“身仕亂朝”的處境有關(guān)。由此我們能理解詩人大醉六十日逃避與司馬氏聯(lián)姻的苦衷，也能體諒他被迫為司馬氏寫勸進表的無奈。

從《古詩十九首》到建安詩人，都留下了許多感嘆時光流逝和人生無常的詩篇，而超越生死的途徑不外乎兩條：或是拼命享樂以揮霍人生，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或是建功立業(yè)以求不朽，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與之相應，有的詩歌放縱低沉，有的詩歌高亢壯烈。放縱也好，壯烈也罷，二者都找到了各自解脫生死的方式，而阮籍詩中人生短暫的喟嘆又與社會迫害的恐懼連在一起，他不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還得躲避社會上人為的陷阱，“天網(wǎng)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詠懷》四十一），他既憂慮“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詠懷》三十二），時?！斑袜敌兄晾稀保ā对亼选菲呤撸矒摹笆绖蘸卫_紛，人道苦不遑”（《詠懷》三十五），“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詠懷》六十九），對他來說，“人道”甚至比“天道”更加可怕，“憂生”與“憂世”緊密相關(guān)，這使他的生死之嗟更多了一層凄愴的情調(diào)：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詠懷》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凄愴懷酸辛。愿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

——《詠懷》其三十四

兩首詩起筆都連用四個“一”字，節(jié)奏急促跳蕩，顯示了詩人內(nèi)在情緒的緊張煩躁?！爸\苦不饒”流露了他無計挽頹年的絕望，“凄愴懷酸辛”表現(xiàn)了他對現(xiàn)實的痛苦感受，“胸中懷湯火”則反映了他靈魂所受的煎熬，“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更流露了他內(nèi)心的惶惶不安，這種不安、絕望和痛苦，既是對個人生死的體驗，也是他畏世懼禍的結(jié)果。

阮詩的另一重要主題是“諷世”，即前人所說的《詠懷》“志在刺譏”。這些諷世之作大都寫得撲朔迷離，很難指實詩中所譏刺的人事，只有少數(shù)作品才點明了所諷的對象，如：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zhí)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nèi)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tài)愁我腸。

——《詠懷》其六十七

修途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cè)，骨肉還相仇。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游。

——《詠懷》其七十二

作為正始時期的名士，他的人生態(tài)度和價值理想自然也就受到玄學的影響，名教禮法與他的人生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格格不入，他曾公開喊出“禮豈為我輩設也”。前一首詩通過對禮法之士矯揉造作的丑態(tài)，揭露禮法之士的偽善面目，使人看到名教對人性的扭曲，那些正人君子都有雙重面具：彬彬有禮的外表掩飾著骯臟的靈魂。后一首詩則是對當朝權(quán)貴的一幅素描：雖然他們每個人的為官之道各有不同，但本質(zhì)上沒有什么兩樣，都是見“高名”就爭，見“重利”就搶，至親好友也各懷鬼胎，親人骨肉也彼此反目，爭名爭利爭權(quán)使他們完全喪失了人性，“委曲周旋儀，姿態(tài)愁我腸”，誰見了他們這副虛偽而又丑惡的神態(tài)都會深惡痛絕。

此外，《詠懷》中還有少數(shù)詩歌正面抒寫自己的理想抱負，如第三十九首：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qū)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zhàn)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后世，氣節(jié)故有常。

詩中這位為國捐軀戰(zhàn)死沙場的壯士，顯然寄寓了他的價值理想和人生追求，可以看到詩人盡管嘲笑禮法之士，但骨子里仍然肯定儒家的忠義和氣節(jié)，詩中那種慷慨悲壯的情調(diào)完全是建安詩風的回響。

鍾嶸《詩品》評其詩說：“其源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fā)幽思。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李善《文選》注也說《詠懷》“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明清的詩論家也稱“《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興寄無端”（沈德潛《說詩晬語》）。詩情興寄無端，表現(xiàn)隱約曲折，是阮籍詩歌最突出的藝術(shù)特征。我們來看看《詠懷》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關(guān)于此詩的意旨前人有許多的猜測和附會，多數(shù)解釋都是說詩中的“孤鴻”是喻“賢士”，而“翔鳥”是指司馬師等權(quán)臣。這種比附臆測的解詩方法，不僅不能把握全詩的旨趣，反而破壞了詩歌的美學韻味。就詩歌本身而論，它是詩人細膩地抒發(fā)一種無法解脫、無處傾訴、無人理解的沉哀。是什么原因造成人們對此詩理解上的困難呢？

阮籍以前的詩人所抒寫的痛苦與哀愁，都是由具體的人與事所引起，這種類型的詩歌給讀者的理解帶來了方便，但也給讀者的想象設立了障礙，詩歌能與實際生活直接一一對應很容易限制它內(nèi)涵的深度與廣度。阮籍的大多數(shù)詩歌不是抒寫具體人事引起的情緒波動，而是對宇宙、社會、人生的一種綜合透視與體驗。他將黑暗的社會、腐敗的政治、多難的人生內(nèi)化為一種憂傷的情緒，一種痛苦的感受，而在抒寫這些情緒和感受時又省略了造成自己憂傷痛苦的環(huán)境和原因，表達的是純心靈的境界。這樣，一方面詩歌本身的意蘊豐厚了，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開闊了，形成了“言在耳目之內(nèi)，情寄八荒之表”的美學效應；另一方面，它又給讀者的索解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內(nèi)涵的豐富和濃縮讓讀者無法講清楚詩人的具體所指，他的詩歌像浩瀚的大海一樣莫測深廣。阮籍詩歌是在明朗單純的樂府民歌和文人擬樂府詩歌基礎上的一次巨大的飛躍，他擴展和加深了詩歌的內(nèi)在意蘊，開掘和豐富了詩歌的藝術(shù)潛力。

另一位代表詩人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铚（今安徽省宿縣西南）人。父親嵇昭曾任督軍糧侍御史?？涤啄晔р?，因從小就顯得“曠邁不群”，所以他是在母兄的憐愛和嬌慣中長大成人的。雖然“家世儒學”（嵇喜《嵇康傳》），但他自己“不涉經(jīng)學”，在這種“不訓不師”（《幽憤詩》）自由自在的學習環(huán)境中，他較早便在學問上達到了既“博洽多聞”（嵇喜《嵇康傳》）又融會貫通的境界，步入成年時已是著名的思想家、詩人、書法家和音樂家。理論上他獨樹一幟，《聲無哀樂論》《養(yǎng)生論》成了魏晉玄學清談的主要論題；他的音樂理論深刻而又新穎，史稱其音樂演奏“聲調(diào)絕倫”（《晉書·嵇康傳》）；書法上他“妙于草制”（唐張懷瓘《書斷》），書法風格個性鮮明；另外他還是一位畫家，唐代仍存有其繪畫真跡。

由于他的才華，也由于他的風采，更由于他的人格，嵇康成為正始時期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是“竹林七賢”的核心，“竹林之游”的所在地即在他山陽的寓所。他宣布與山濤絕交，但山濤卻始終如一地稱道他；他與向秀同為正始時期思想界的領袖，他鍛鐵時向秀自愿為之鼓排；“七賢”之外的名士呂安也同樣“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晉書·嵇康傳》）。人們佩服他卓越超群的蓋世奇才，也贊嘆他那“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的儀表風度（《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康別傳》）。史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保ā妒勒f新語·容止》）。人們在贊美他風采的同時又非常景仰他的人格，如山濤就曾十分嘆服地說：“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保ā度葜埂罚?/p>

作為一個正始時期的名士，他公開聲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并坦言“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巨源絕交書》），在《難自然好學論》中還說“六經(jīng)為蕪穢”“仁義為臭腐”，因而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命題：“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保ā夺屗秸摗罚┮粋€人在社會中應“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說他的言行應依從他自己的本性，超越名教的清規(guī)戒律和條條框框，要做到這樣就不能理會社會的毀譽，不存有是非成見，也就是他所說的“心無措乎是非”?？墒侨藗?nèi)绻话醋约旱谋拘孕惺?，那是否會?jīng)常違背事物的本質(zhì)呢？要怎樣才能既“無措乎是非”又不違乎道呢？這就要求人們“情不系于所欲”，能“情不系于所欲”就能“審貴賤而通物情”，他在《答難養(yǎng)生論》中從另一層面闡述了這一問題：“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雖養(yǎng)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并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睘槿颂谷粺o私，擺脫塵世的是非，言行“循性而動”，不因貴賤而扭曲自己的本性，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

就嵇康的人格而言的確可說是“體亮心達”，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從來不愿意“降心順俗”，不屑于隱藏自己的思想情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與山巨源絕交書》）。

他現(xiàn)存詩歌五十多首，其中有不少詩歌表現(xiàn)對世俗的憤激和對權(quán)奸的鄙視，如：“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為穢濁間，動搖增垢塵”（《五言詩三首》其三），“詳觀淩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答二郭三首》其三）。他猛烈抨擊“權(quán)智相傾奪”（《答二郭三首》其三）的上層社會，《幽憤詩》中還將矛頭指向魏帝身邊的小人：“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p>

由于人世的險惡和政治的黑暗，他大部分詩歌都是抒寫他企求超脫塵世的理想，《游仙詩》幻想自己“飄飖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fā)童蒙。采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他之所以想羽化成仙，就是因為他決心遠離俗世小人：“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他在絕筆《幽憤詩》中也表達了自己“采薇山阿，散發(fā)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yǎng)壽”的愿望。

他的詩歌是他風神、氣質(zhì)和人格的自然流露，《贈兄秀才從軍十九首》是其代表作，下面二首尤其為人稱道：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贈兄秀才從軍十九首》其九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贈兄秀才從軍十九首》其十四

前首不僅寫出了秀才騎在馬上“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的敏捷，寫出了他“風馳電逝，躡景追飛”的勇猛，更寫出了他“良馬既閑”“顧盼生姿”的風致。后首更是詩人飄逸灑脫風神的寫照，“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典型地體現(xiàn)了超然自得飄逸灑脫的魏晉風度，傾倒了無數(shù)詩人、畫家和歷代讀者，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就曾慨嘆說：“畫‘手揮五弦’易，‘目送飛鴻’難?！保ā妒勒f新語·巧藝》）

剛直不阿的個性，光明磊落的人格，自然灑脫的風度，使嵇康詩歌呈現(xiàn)出峻切而又秀逸的風格特征。《文心雕龍·體性》說：“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嵇康詩的確既有“俠”的一面——峻峭剛烈，也有“俊”的一面——飄逸秀朗。鍾嶸認為“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卷中）?！熬小倍Z已成為嵇詩的定評，“高流”之贊也堪稱允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