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離開丹佛姆林到美國

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勞德正確地賦予背誦以很高的價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淺。我們經常要穿著外衣或者襯衫，卷起袖子，戴上紙制的頭盔，把臉涂黑，拿著木板條做的劍，扮演諾瓦爾和格雷納溫^[1]，或者是羅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費茨詹姆士^[2]，向我們的同學，還常常有老人，背誦他們的臺詞或是對話。

我清楚地記得，在諾瓦爾和格雷納溫之間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對話中，我們對一個不斷重復的短句——“該死的虛偽”，存在疑慮。最開始，我們在說到“該死”這個不雅的詞時，總是要輕輕地咳嗽一下，觀眾對此樂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訴我們，可以說出“該死”這個詞，而不會遭到責罵。這一天對我們來說非同尋常。此后我們就經常練習這句話，我總是扮演格雷納溫的角色，并且把這個詞念得十分的飽滿到位，偷吃禁果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瑪格麗·弗雷芒的故事：

一天早上，她顯得很生氣的樣子，沃爾特·司各特問她怎么了時，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氣，我只想說‘媽的’，但是我不能?！?/p>

從此之后，這一帶有臟字的表達便意義重大。牧師可以在講道壇上說“混賬”而不為過，而我們，也可以在背誦中毫不拘束地大聲說“該死”了。

另外還有一個表達讓我印象深刻，在諾瓦爾和格雷納溫爭斗的時候，諾瓦爾說：“如果我們再打一次，我們的傷害都將是致命的?！?897年，我在為《北美評論》所寫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這句話。姨父讀到了它們，便馬上坐下來給我寫信，說他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這個句子的。在世的人當中，只有他能夠做到。

由于姨父這樣的教育方式，我的記憶力一定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勵年輕人記憶他們喜歡的東西并且經常背誦它們之外，沒有什么是比這更能使他們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極快地學會任何我感興趣的東西，對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驚。我能記住任何東西，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興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沒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話，那也不過是過眼云煙，幾個小時之后我就記不起來了。

丹佛姆林的學校生活對我有一個考驗，我每天都要背4節(jié)贊美詩。我的方法是這樣的：在去上學之前一眼都不看，如果我慢慢走，5——6分鐘之內可以到學校，但我還是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完成任務。第一節(jié)課就是圣詩，因為我事先已有準備，因此成功地通過考驗不成問題。但如果讓我在30分鐘后再重復一遍，其結局恐怕就有點慘不忍睹了。

我所賺得的，或者說從家庭圈子之外得到的第一個便士是學校的一個老師馬丁先生給我的，因為我在全校師生面前背誦伯恩斯的詩歌《人生而憂傷》。寫到這里，我想起了在稍后的幾年里，我有次和約翰·默利先生在倫敦共進晚餐。我們談到沃茲沃斯的生活，默利先生說他一直在找尋伯恩斯的詩歌《老年》，對之他贊嘆不已，可是此標題下的內容他卻沒有找到。我當時很有興致地為他背誦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立刻答應獎賞給我一個便士。啊，默利真是偉大，他把便士給我學校的老師——馬丁先生，馬丁先生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偉大”的人，對我來說，他是真正的偉大，但英雄卻是“誠實的約翰·默利”。

在宗教問題上，我們沒有太多的束縛。當其他小孩在學校里被逼著學習《簡明教義問答手冊》時，多德和我可以免受其苦。這種結果的具體原因和細節(jié)，我從來沒有真正明白過。我的所有親戚，莫里森家和勞德家，對神學的看法就像他們的政治觀點一樣激進，他們反對教義，對此我毫不置疑。在我家和親族中沒有一個是正統(tǒng)的長老教會成員。我的父親、叔叔和艾特肯姨媽、勞德姨父，還有我的卡內基叔叔，都放棄了加爾文主義的教條。在之后的某一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段時間內從斯維登伯格學說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媽媽對宗教話題總是保持沉默，她從未跟我提起過此類事情，也不去教堂，因為在那時，我們家沒有仆人，而她包攬了所有的家務，包括準備我們星期天的晚宴。母親閱讀廣泛，閱讀無神論者查寧^[3]的作品是她當時唯一的快樂。她真是不可思議。

在我的童年，包圍著我的氣氛是一種強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務上的動蕩不安。當時在政治世界表現出激動不安的最先進的思想有：消滅特權、人人平等、共和主義。與之相伴，我聽到很多的關于神學問題的爭論，這對敏感的孩子有極大的吸引力，聽了大人們的議論之后我如飲醇酒，酩酊大醉。我一直十分清楚地記得加爾文主義的一條教義，它對我有如噩夢一樣可怖，可是由于上述思想的影響，我的這種精神狀況便轉瞬即逝了。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當牧師在宣揚原罪說時，父親憤然而起，離開了會場——這發(fā)生在我到那之后一小會兒。

父親不能忍受這種理論，他說：“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尋找一個更好的宗教、一個更高貴的神。”他離開了長老會教堂，并且再也沒有回來，但他卻并未停止參加各種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閣樓里祈禱，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個真正的圣徒，時刻提醒著自己保持虔誠。一切宗派對他來說都不過是通達善的中介。他發(fā)現宗教理論有很多種，可信仰只有一個。神父構造出來的不是一個天父，而是殘暴的復仇者，一個“永遠的折磨”——安德魯·D.懷特曾斗膽在他的自傳中如此稱呼上帝。對此父親知道得比神父更好更清楚，我為他感到驕傲。

我童年時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養(yǎng)鴿子和小兔。每當我想起父親不辭辛勞地為這些寵物搭建一個個合適的窩時，我都會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營。在媽媽的眼里，家庭的影響是讓她的兩個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徑。她過去常說，首先是要讓家里充滿歡樂，只要能讓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們高興，沒有什么是她和父親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業(yè)冒險是像一個雇主似的，讓我的小伙伴們給我?guī)鸵粋€季度的忙，報酬是允許用他們的名字來給小兔子命名。一般周六我們會用來給小兔子收集食物?；厥走^去，想起我與玩伴們簽訂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們大多數都心甘情愿地幫我采集蒲公英和車前草，長達整整一個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報，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勞動所得，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別的條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我非常珍視這段經歷，并把它看成是我組織能力的最早證明。它的發(fā)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質成功緊密相關。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為我懂得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為我具備一種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誰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選擇任用他們。這是任何人都該擁有的寶貴知識。我并不懂得鋼鐵機器，但我盡量去弄懂那些比鋼鐵機器更為復雜的人的機制構造。1898年，我坐車在蘇格蘭高地旅行，在一個小酒館里稍作停留，一位紳士走過來自我介紹，他是麥金托先生，蘇格蘭的大家具制作商，后來我發(fā)現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說他冒昧地介紹自己，因為他就是那群幫我干活的伙伴中的一員。我記起來了，他有時不愛說話，一心想著那些兔子，而且也給其中的一只起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遇到他有多高興——他是我日后唯一遇見的一起養(yǎng)過兔子的伙伴。我希望能經常見到他，我們之間的友誼天長地久（當我在今天——1913年12月1日，閱讀這份手稿的時候，我手頭有來自他的一封珍貴的短信，這勾起了兒時我們一起玩耍的回憶。他現在應該收到我的回信了吧，希望我的短信也可以溫暖他的心，正如他給我?guī)淼囊粯樱?/p>

隨著蒸汽機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況愈下。于是，我們給媽媽在匹茲堡的兩個姐妹寫了封信，信上說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決定去投奔她們，也遷移到匹茲堡去。記得我曾聽父母說，他們這么做不是為了改善他們自己的境況，而是為了兩個兒子。姨媽給了父母一個滿意的答復，于是我們作出決定——在拍賣會上賣掉紡車和家具，父親也經常用甜美的聲音向我們歌唱：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

在那里，密西西比河泛著亮光奔流入海，

在那里，人有人的尊嚴，即使他須辛勤勞作；

在那里，最窮的人也能收獲到勞動的果實。

拍賣的收益微薄可憐，讓人失望。紡車幾乎不值一錢，換不到任何東西，結果是我們還需20英鎊才能湊夠全家去美國的路費。在這里，請允許我記錄一下漢德森夫人的友誼之舉。她是我媽媽的終生好友——媽媽總是能吸引忠誠的朋友，因為她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是艾拉·弗格森的女兒，她是通過這個名字而為我家人所認識的。她大膽地冒險借給我們急需的20英鎊，由我舅舅莫里森和姨夫勞德作保。勞德姨夫也給了我們經濟支援和一些建議，為我們考慮到了所有的細節(jié)。我們于1848年5月17日離開了丹佛姆林。當時父親43歲，母親33歲，我13歲，而我弟弟湯姆還不到5歲。湯姆是個長著一頭白色頭發(fā)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閃閃發(fā)亮，不管在哪兒，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點。

除了一個冬天在美國上了夜校，后來有一段時間又請了一個法語家教晚上教我之外，我從此永遠地告別了學校。說來奇怪，那個法語老師是個演說家，我從他那兒學會了如何演講。我能讀書寫字，會使用密碼，并且還一度開始學習數學和拉丁語。在去美國的航行途中，我給勞德叔叔去了封信，接著又被退了回來，這封信可以表明，那時候我寫得一手比現在漂亮的書法。我曾努力學習英語語法，也達到了作為一個孩子通常應該達到的程度。除了華萊士、布魯斯和伯恩斯，我少有其他讀物，但我心里記得很多熟悉的詩歌，當然還有童話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譚》，它們帶著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當我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故事時，我恍若夢中。

那天早晨，我們離開深愛著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車里，沿著去查爾斯頓的運煤鐵軌向前奔馳。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滿含淚水站著，望著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視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偉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離開后的14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時候我還能再見到你呢？”這14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沒有在想象中看見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羅伯特·布魯斯國王。我所有童年的回憶，我對這片樂土的所有認識，像草一樣叢生著——圍繞著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鐘。鐘聲每晚8點悠揚地鳴響，而對我，這是一種信號，我必須趕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一書中，我曾經在寫大教堂時提到這口鐘，現在，我也要從中引用一段：

馬車駛下廊道，我和沃爾斯教士長站在前排座位上，我聽見大教堂的第一聲鐘響，是為了我母親和我而鳴。我跪了下來，淚水不知不覺地奪眶而出，我轉過身去告訴教士長，我沒法堅持，必須放棄。有一陣，我感覺就要昏厥了，幸虧我看見不遠處沒有人群。我有時間控制自己，我咬著嘴唇，直到流血。我低聲對自己說：“沒關系，保持冷靜，你必須堅持住?！痹贈]有一種聲音如此深地進入我的靈魂，不時閃現，用它那悅耳、優(yōu)美、動人的力量將我征服。

伴著晚鐘，我曾被抱上小床，進入孩提時那無邪的夢鄉(xiāng)。每天晚上，當鐘聲敲響時，父親或母親慈愛地俯身面對我，告訴我鐘聲在說什么。通過他們的翻譯，鐘聲的語言變得那么美好。這是從天堂和圣父那里傳來的聲音，在我入睡前，這聲音會慈祥地告訴我，白天做了哪些錯事。鐘聲平和，我知道敲響它的神靈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氣，永遠也不會生氣——永遠，只會感到遺憾——非常非常遺憾。今天，當我聽到鐘聲，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種聲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義，而現在它聽上去就像在歡迎背井離鄉(xiāng)的母親和孩子歸來，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貴的關愛之下。

修道院晚鐘在敲響時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榮耀，這并不是世界賦予自己力量時設計的獎賞，而我們更缺少能力。我的弟弟湯姆應該也在那里，這就是那時產生的想法。當我們要離開這里，去一個新的國度之前，他也開始知道這鐘聲的巧妙了。

盧梭希望能伴著優(yōu)美的音樂死去，如果我能選擇，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時，大教堂的鐘聲能在我耳邊敲響，告訴我人生的競賽已經結束，向召喚那個白頭發(fā)小男孩一樣召喚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在信里他們談到我書中的這段文字。他們?yōu)橹袆?，甚至有人說他們在閱讀的時候熱淚盈眶。這種感情來自我的內心，也許，這也就是它為什么能夠引起其他人心靈共鳴的原因吧。

我們先上了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灣登上了“愛丁堡號”蒸汽船。當我將要被抱上輪船時，我沖向勞德姨父，緊緊地摟著他的脖子，哭喊著：“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離開你！”一個和善的水手將我們分開，把我抱上了甲板。當我重返丹佛姆林，這個親愛的老人來看我，告訴我這是他所見過的最感傷的分別情景。

我們乘坐800噸的“威尼卡塞特號”帆船從道格拉斯出發(fā)。在7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們混得熟絡，我知道了纜繩的各種名稱，并且能夠指導乘客們如何應對水手長的指示。因為船上的水手不夠，乘客們的幫助就顯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們就邀請我共享他們的美味——葡萄干和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離開這艘船的。

抵達紐約時，我感到暈頭轉向。曾經有人帶我去愛丁堡見過女王——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遠的一次旅行——我們也沒有時間去游覽格拉斯哥。紐約是我見過的第一個大工業(yè)區(qū)，那里如蜂房般密密麻麻地住滿了人，它的熱鬧刺激讓我眼花繚亂。我們在紐約停留期間，最令我震驚的是，在我走過城堡公園的草地保齡球場時，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來是“威斯卡塞特號”上的水手羅伯特·巴里曼。他按規(guī)定穿著制服，藍色夾克配以白色褲子——我認為他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男人。

他將我?guī)У揭粋€飲料攤上，給我要了一杯汽水，我就像喝著神酒一樣，覺得無比受用。在那個時候，我所能想象到的，從那裝飾精巧的銅制器皿流出來、充滿泡沫的仙釀，滿是美好的華麗色彩，任何我所見過的東西都無法與之匹敵。好幾次我路過那個地方，看見那個站在汽水攤旁的老婦人，我都會掛念那位親愛的水手，不知他現在怎樣了。我曾經努力和他聯系，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許我能盡些微薄之力，讓他在垂暮之年享受樂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當我認為完美的湯姆·鮑林唱起那首動聽的老歌時，我在腦海里總是浮現出“充滿男性魅力”的我親愛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步入西天極樂世界。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給我的照顧和友愛，使得一個孩子成為他忠實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紐約，我們只認識斯隆夫婦——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約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婭·道格拉斯）是我母親兒時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親一起當過織布工。我們去拜訪他們，并且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威利于1900年從我手里買下了紐約我家宅子對面的一塊地，送給兩個已婚的女兒，這樣使得我們的第三代成為好伙伴，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樣，這真是無上的樂事。

紐約的移民代理人勸說我的父親通過伊利運河，經布法羅和伊利湖到克利夫蘭，再由運河到畢佛——這段路程持續(xù)了3個星期。而如今坐火車只需10個小時便已足夠。但那時還沒有火車通往匹茲堡，或者任何一個西部的城市。伊利鐵路正在建設中，一路上，我們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勞動。年輕永遠都不會犯錯，當我回首當年乘坐在運河上的船上的3個星期，只有單純的快樂。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記憶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羅的那個晚上，我們被迫停在躉船上，等候那條要帶我們經俄亥俄去匹茲堡的汽船。這正是我們第一次領教了蚊子的兇猛。母親臉上被叮得如此嚴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難以看東西了。我們的樣子都很可怕，我已經記不起那晚的蚊災是不是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著，從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獄里的孩子”。

我們在匹茲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慮地等待著我們的消息，他們熱情而且富有愛心的歡迎使得我們忘記了所有的艱難。我們跟他們一起在阿爾勒格尼住了下來。霍根姨父的一個兄弟在貝利卡街尾開了一間織布店，有兩層樓，樓上有兩個房間，我們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來（不需要交房租，因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媽），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織布的活了，我的父親便接替他，開始織臺布。他不只是織臺布，到后來，他像商人一樣走街串巷去推銷，因為找不到批發(fā)商大批量訂貨。沒辦法他只好挨家挨戶地自己去推銷，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樣，母親又挺身而出——沒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還小的時候，她就從她的父親那里學會了怎樣給鞋子鑲邊，以此賺些零花錢。如今，她的這一技藝可以為家庭的收入服務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親，他跟我外公一樣，也是一個鞋廠主，并且他還是我們在阿勒根尼時的鄰居。母親就從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還要做家務——當然，我們家是沒有仆人的——母親，她是個偉大的婦女，她每個星期能掙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閑，暫時沒什么家務的話，她便讓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幫她把線穿進針眼里，再把線打上蠟。如同曾經對我一樣，她會給他背誦蘇格蘭詩歌中的精華部分——她似乎已經把這些深深地記在了心里。有時她也會給他講故事，每一個都寓意深刻。

這就是誠實正直的窮孩子比富家子最有優(yōu)勢的地方。護士、廚師、女家庭教師、老師、圣徒，母親集這一切于一身。而父親是榜樣、向導、顧問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與我們的這種遺產相比，百萬富翁或者貴族的孩子所繼承的東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媽媽總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多么繁重，都不會妨礙她在鄰居們碰到困難時給予建議和幫助，鄰居們很快就認識到了她的和善與智慧。很多人告訴我，母親為他們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們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帶著難題，窮人或者富人來找媽媽詢問好的建議。不管她走到哪兒，她都能在鄰居中顯出她的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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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諾瓦爾和格雷納溫，蘇格蘭戲劇家約翰·霍姆的悲劇《道格拉斯》中的主要人物。

[2] 羅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費茨詹姆士，蘇格蘭小說家和詩人沃爾特·司各特的敘事長詩《湖上女人》中的主要人物。

[3] 查寧·愛德華（1856——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主要著作為《美國歷史》（6卷，1905——1925年）。最后一卷描寫美國內戰(zhàn)，獲普利策獎（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