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望歷史，總是有一種沉重感揮之不去，但，你還得寫下去，直至完成這些文字，為了紀(jì)念過去，更為了希望未來。

現(xiàn)在，文中兩位酷愛人文藝術(shù)的收藏家，他們本身已經(jīng)被歷史收藏了。既然這兩個素昧平生的人鬼使神差地在這篇文字中站在一起，就難免會被我們比較一番。

王懿榮，生為人杰，死亦鬼雄，其學(xué)術(shù)成就之卓越、品格操守之清廉、氣節(jié)之忠貞，使他完全可以列入本民族的先賢偉人之列。惜乎這位人格偉大者，將殉國赴難的一腔熱血，獻給的兩位圣上之一，竟然是那個他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曾經(jīng)連上三奏、冒死勸諫在國家危難之際請緩辦壽典而得罪過的慈禧太后，那個可以一己之私殘毒天下蒼生的老太婆。王懿榮絕命書中的一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讀來，只有化那無名的悲憤于一聲長嘆了。

誠然，去苛責(zé)受時空所困的百年前的古人難免不盡公平，王懿榮在絕命書中引用宋朝名臣魏了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這句話，是因為，中國士大夫雖然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但他們只能依附于家天下的君主專制體系，國一日不可無君，否則天下就會爭戰(zhàn)不已，致生靈涂炭。因此，在朕即國家的年代，忠君即忠于吾國吾民。在百年前王懿榮和克拉克的時代，部分人類社會已經(jīng)走出君主專制的歷史峽區(qū)，迎來一片廣闊的發(fā)展之路，而晚清中國的士大夫精英們，雖然還在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自勉，以為往圣繼絕學(xué)作為文章事業(yè)，然而，他們?yōu)槿f世開太平的理想，簡直就成了夢囈。王懿榮們作為士大夫典范的人格依然崇高，只不過，他們固守的文明核心理念已經(jīng)落伍了。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晚清以降，一個又一個人格偉大的中國人死在井里，湖中、路邊、牢房、刑場、戰(zhàn)場、廣場，他們成了我們的精神偶像，又鼓勵后來人中出現(xiàn)效尤者去繼續(xù)殉道，以使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不至于沉淪。歷史循環(huán)不已，城頭王旗變幻，然而我們這片多難土地上的文明，百年來在本質(zhì)上真的進步過嗎？這些烈士英雄的身影，讓我們無法不想起希臘神話中的西緒弗斯，他被罰推石上山，巨石會因為神咒而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令他前功盡棄，于是他就不斷重復(fù)、永無止境地在推動那塊巨石。他是沒有任何選擇的：他的唯一的選擇就是那塊石頭與那座高山。我們是也一樣，我們的故國，我們的巨石與高山，那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但西緒弗斯們的存在對于我們這個古老社會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政治文明制度的殿堂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jīng)按照設(shè)計圖做好了，百代都行秦治，殿堂完成得早，難免處處壞朽，我們只能奉上絕好精純的鋼釘，去釘牢那腐朽欲墜的大殿，斷了，就再釘上。王懿榮和他追隨的前輩忠臣烈士，就像那一枚枚稀世鋼釘，然而那斷裂的，竟是英雄頭顱，流下的，卻是千古碧血。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付出的代價，是不是過于高昂了？

確實，在我旅居歐洲和北美這些人類發(fā)達社會的歲月里，我不無驚奇地發(fā)現(xiàn)，他們的歷史中，真的沒有像我們這么多的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他們的國度，在相對完善的文明制度下，沒有眾生競相去踐踏破壞底線，也就不需要英雄常常力挽狂瀾于危時。那么，一個時時都在呼喚道德英雄問世的社會，是不是有什么難言之隱？有多高的山，就有多深的淵，我們智慧的祖先早就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的陰陽平衡，莫非我們真的要燃燒起如此之多的英雄之軀作為火炬，以驅(qū)趕這塊土地上無處不在的黑暗？

一九八三年，一個來自王懿榮家鄉(xiāng)山東煙臺的鄉(xiāng)黨，在北京費盡周折后找到了王懿榮殉難的家院，錫拉胡同21號，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他面對的是一個正在拆遷的工地。據(jù)史載，王懿榮殉難后，光緒皇帝下詔，王懿榮謚號“文敏”，并將其住所東院辟為“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內(nèi)立碑，碑文為光緒皇帝所寫的祭文，和兩江總督樊增祥撰寫的祠堂記，院內(nèi)井上建亭刻石：“福山王文敏殉難處”。現(xiàn)在，一切都被夷為平地后再起蓋了宅樓。還算幸運的是，這位鄉(xiāng)黨搶在那口水井被毀掉前，撿到兩塊井磚，從北京背回?zé)熍_。于是，我們在大陸能夠憑吊王懿榮的遺物，就只有這兩塊曾經(jīng)感受過他漸涼體溫的磚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