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參商為哪般

魯迅夫人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曾經(jīng)說過：“許多讀者來信問我：‘魯迅為什么被八道灣“趕走”？’‘魯迅為什么和周作人決裂？’這都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钡@又是“千千萬萬研究魯迅的人們所關心的事情”。在事情發(fā)生時魯迅曾要求周作人予以澄清，周作人未應，魯迅逝世后有人問起，周作人又持“不辯解說”，至今成為一個謎。因而就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起來。尤其是一些喜歡關注“臍下三寸”的人，就來妄作猜測，認為“可能涉及魯迅人性方面的弱點”，或者故作神秘，或者曲為之解。迄今事情已過去了幾十年，而真相仍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令人感慨系之。誰都希望真相能夠早日揭開，也有很多人試圖讓事情有個合理的解釋，然而不幸沒能如愿，至今還有很多人在不解地追問：“究竟是為了什么？”尤其是，此后兩人既絕口不談此事，而且老死不相往來，怨恨之深，可見一斑。而切膚之痛，難以忘懷。更難讓人理解的是，他們曾經(jīng)是出名的“兄弟怡怡”，他們兄弟以往的情意之深，是刻骨銘心，也是名聞遐邇的。

兄弟本怡怡

周家自從遭受了祖父的科場案后，從小康墜入了困頓，父親37歲就去世，使作為長兄的魯迅過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在家庭里擔當了“長兄為父”的角色。他對兩個兄弟的關切，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少年時期，因魯迅與周作人年齡差距四歲，與周建人則差七歲，相互還較少共同語言。在魯迅前往南京求學后，別離之情點燃了兄弟的思念之情。他們開始頻繁通信，作人學大哥的樣，也開始記日記。魯迅在1900年和1901年分別作有《別諸弟三首》詩，傾訴離情別緒。其中有云：“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夢魂常向故鄉(xiāng)馳，始信人間苦別離。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尤其是，其跋語更是凄絕：

周作人（中）與羽太信子（坐者）、羽太重久（右）

仲弟次予去春留別元韻三章，即以送別，并索和。予每把筆，輒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郵寄之。嗟乎！登樓隕涕，英雄未必忘家；執(zhí)手消魂，兄弟竟居異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羈人而增怨。此情此景，蓋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感情之深可見一斑。

不久作人也去了南京的水師學堂，兩人更是形影不離。后來魯迅去日本，在他引導下作人也去了日本，甚至魯迅之所以放棄醫(yī)學而弄文學，與作人的到日本也有點關系呢！那時兩人共同籌辦雜志，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共同遭受失敗的苦悶。作人在日本娶妻生子，魯迅寧可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回國就業(yè)以贍養(yǎng)全家。魯迅到北京教育部發(fā)展，不久就托了蔡元培的大面子，把作人引薦到北京大學，這才成就了后來作人的大名聲。1917年，作人生病，魯迅跑前跑后，無微不至；1921年，作人在西山養(yǎng)病，魯迅代為收發(fā)信件，代理各種瑣事……

一直到事件發(fā)生前夕，兩人都是共同翻譯，共同編書，共同指導青年文學社團，共同參加中外友人聚餐，共同接受采訪……在當時北京有所謂“三沈二馬二周”，“二周”即周樹人、周作人兩人。他們共同聚居在八道灣的大宅院里；魯迅的全部收入，都交給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掌管，連羽太信子的妹妹也成了周建人的妻子，甚至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久也由周家養(yǎng)活，信子的小妹妹福子的學費也由魯迅提供……兄弟兩人早年的著述，有大量都是互署對方的名字，或一人所作而署兩人之名，或兩人所作而署一人名字，連信件也莫不如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或者說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中外歷史上，這種例子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少見的。因此，他們的“兄弟怡怡”絕非輕言。

風暴突來

1923年7月上旬，八道灣周家的一切生活還在正常中。

3日，魯迅在日記中記載：“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云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當時，兄弟二人經(jīng)常在一起商量學問和編譯出版事宜，六月間他們兩人聯(lián)名對北京的日文刊物《北京周報》發(fā)表了題為《“面子”與“門錢”》的談話；兩人共同翻譯的《現(xiàn)代日本小說集》剛剛出版；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由周作人編輯，馬上就要在新潮社出版。

7月14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边@是一個嚴重的信號：風暴即將來臨。

但在隨后的幾天里仍然平靜如常，到7月19日，風暴終于爆發(fā)了：這天上午，周作人拿了一封信，從他住的后院來到魯迅住的南屋，見了魯迅，二話沒說，把信一塞給魯迅，就走了。魯迅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把信拆開一看，信上寫著：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看到這樣的信，魯迅十分困惑了。想問問清楚，作人早已走了。想到后面院子去追問，可是作人信上已叫他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去。只好讓傭工齊坤帶話給作人，讓他來說清楚。但作人不理睬。當天，魯迅在日記里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毙值芏说臎_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展現(xiàn)，短促、平靜、內斂，卻尖銳、沉重、強烈，富于暗示性。

對此，局外人更看不明白。連他們的母親魯瑞也弄不清楚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她對借住在八道灣北屋的同鄉(xiāng)學生許羨蘇說：“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頭天還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抱進抱出的商量寫文章。現(xiàn)在大先生決定找房子搬出去?！彼皇且粋€愛管閑事，愛擺家長架子的長者，對于兒子不想說的事，她決不追問。

到26日，魯迅就由同鄉(xiāng)學生許欽文、許羨蘇介紹，前往磚塔胡同看屋。這里是許羨蘇的同學俞芬家借住的地方，正好有空屋?？催^后，魯迅就決定搬到這里來住。下午就開始整理東西，到8月2日，魯迅就搬去磚塔胡同居住了。朱安也隨同前往。不久母親魯瑞也搬到大兒子那里去住了。從此，二人從“兄弟怡怡”變成永不見面的“參”“商”二星。次年6月，魯迅買下了西三條胡同21號屋，又從磚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條，有了安定的住所，故于24日前往八道灣取回自己的書籍，卻遭到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毆打和叫罵。當天魯迅在日記里寫道：

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一位與他們兩家都極熟的同鄉(xiāng)后輩章廷謙（川島）在魯迅遷出八道灣后住進了魯迅的房子，他目擊了事件的發(fā)生，并忠實地記下了當時的情形：

其時，我正住在八道灣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個院子）魯迅先生曾經(jīng)住過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上班的當兒，看見魯迅先生來了，走進我家小院的廚房，拿起一個洋鐵水杓，從水缸中舀起涼水來喝，我要他進來喝茶，他就說：“惹禍，管自己！”喝了水就獨自到里院去了。過了一會兒，從里院傳出一聲周作人的罵聲來，我便走到里院西廂房去。屋內西北墻角的三角架上，原放著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周作人正拿起來要砸去，我把它搶下了，勸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來，聽得信子正在打電話，是打給張、徐二位的。是求援呢還是要他們來評理，我就說不清了。

（川島：《弟與兄》，《魯迅回憶錄》二集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其中，“張”即張鳳舉，“徐”即徐祖正（耀辰），都是兩家共同的熟人。據(jù)魯迅終生的摯友許壽裳說，西三條屋的書房弄停當后，魯迅“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jù)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的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撿書。一忽而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廣平也說，朋友告訴她，“周作人當時曾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這才不致打中”（《魯迅回憶錄》）。

最后魯迅實際只取到部分書籍，他以十余年之勤收集攏來的古磚及拓本，都沒取出。他在《〈俟堂專文雜集〉題記》中痛心疾首地說：“遷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本臀冶救怂?，當年魯迅在日記中記載的部分藏書后來卻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周作人藏書中出現(xiàn)了。

這次沖突也是兄弟二人生平最后一次見面。

關于決裂原因的幾種說法

事情發(fā)生后，對于二人決裂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幾種說法：

經(jīng)濟矛盾說

當時周家在八道灣可說聚族而居，當家的是羽太信子。魯迅的母親當時就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貸，是不好的?！保ㄓ岱迹骸段矣洃浿械聂斞赶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頁）魯老太太又對人說：“你們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你們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同上，第102頁）

當時魯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郁達夫說：“據(jù)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不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guī)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jié)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于經(jīng)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郁達夫：《回憶魯迅》，上?！队钪骘L乙刊》1939年3月到8月連載）

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庫胡同內八道灣胡同11號魯迅故居內前院。從照壁處看南屋魯迅住房

從八道灣11號內院看南屋

章廷謙（川島）后來說，矛盾焦點“主要是經(jīng)濟問題。她揮霍得不痛快”（據(jù)章1975年與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的談話記錄，轉引自陳漱渝《披沙簡金》第58—59頁）。

周建人說：“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jié)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shù)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jīng)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換過。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所有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嘆地對我說，他從外面步行回家，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急馳而過，濺起他一身泥漿，或撲上滿面塵土，他只得在內心感嘆一聲，因為他知道，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請的外國醫(yī)生，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化掉了?！保ā遏斞负椭茏魅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不敬說

除了上述郁達夫提到，據(jù)當時在場的張鳳舉他們說，羽太信子說魯迅對她有不敬之處，所謂“不敬”，當然并非說“不尊敬”，而是說“不正經(jīng)”。章廷謙也提到這一說法。他說：“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花木。”（據(jù)章廷謙1975年的談話記錄）且事實上還有一道土溝。

至于張鳳舉和徐祖正，都沒有發(fā)表文章談此事。1977年我曾經(jīng)到北大宿舍“蔚秀園”拜訪過徐，他當時因剛剛經(jīng)歷了十年浩劫，還有些心有余悸，對此諱莫如深，不愿多說，只說不清楚。其實，他的意思也是有此一說的，但許壽裳曾提到“張鳳舉他們”（意思是包括徐祖正）表示，這“完全是兩人的誤解”。

此外，有些研究者推測是魯迅窺視了弟婦的沐浴?？傊?，無論哪種說法，基本意思都是信子指責魯迅對她有不規(guī)矩的行為。

拆信說

據(jù)當時曾經(jīng)參與編輯《莽原》的荊有麟說：“據(jù)先生講，他與周作人翻臉，是為了這樣的事情———他們兩個人，有好些共同的朋友。即某人是魯迅的朋友，也是周作人的朋友，所以有時候朋友寫信來，雖然信是寫給兩個人的，但封面收信人卻只寫一個，魯迅，或者周作人，因為他們弟兄，本來居住在一塊，隨便哪一個收信，兩人都會看到的。有一次，一個日本朋友寫信來，而且是快信，封面寫的是周作人，魯迅自然知道是誰寫來的。恰恰送信來時，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經(jīng)睡了。魯迅先生看是他們共同的朋友寫的快信，怕有什么要事，便將信拆看了，不料里面卻是寫的周作人一個，并沒有與魯迅有關的事情，于是第二天早上，魯迅將信交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說：‘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訊自由呢?！谑莾扇吮愦蟪称饋恚斞附K于還搬了家?！?/p>

廣告說

據(jù)當時在北京的日本人清水安三說，事情則因一則廣告而起。他早在1922年就認識魯迅和周作人，同年，他在日本的《讀賣新聞》上發(fā)表連載長文《中國當代新人物》，其中有一章專門介紹魯迅兄弟，題為《周三人》。1976年，他在日本的《日本經(jīng)濟新聞》上發(fā)表《我懷念魯迅》一文，其中說：“由于山本賢孝（應為忠孝）先生的誤診，致使周作人的兒子（實為女兒———錫榮按）死亡，周作人以顯著地位在《順天時報》上刊登廣告?！俄樚鞎r報》是日本在北京發(fā)行的日文報紙。山本博士倒并沒有發(fā)表什么辯護文什么的，然而被廣告激怒了的，其實是魯迅。關于周氏兄弟的失和，有種種說法，但是我以為這個誤診事件，也就是這個新聞廣告事件，至少是成為開始失和的一個原因?！保P于廣告引起兄弟失和的種種說法詳見后文分析。）

懼內說

除了經(jīng)濟原因，周建人、俞芳等還指出一個重要原因，是周作人懼內，其妻羽太信子專橫跋扈，仗著日本人的勢力，有蓄意趕走魯迅和周建人，達到獨霸八道灣的目的。而周作人因懼怕她的歇斯底里癥發(fā)作，不敢講半句不是，只得逆來順受，這就更加助長了羽太信子的霸道。當時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居住，一面在北京大學旁聽。她先是用當面羞辱、指桑罵槐等方法逼周建人離開北京出外謀生。待建人去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然后又設計逼走魯迅。信子還曾多次提出要把她的日本父母接來北京同住，被魯迅頂住了，因此恨之入骨，常教唆孩子：“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讓他冷清煞！”日本人增田涉曾記載魯迅對他講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時候，他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時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感慨的話說：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臟的?！保ā遏斞傅挠∠蟆斞父铝梁托『ⅰ罚嶋H上，羽太信子早已處心積慮要把魯迅攆出八道灣，所以在周作人面前挑唆。許壽裳說：“周作人的妻子是有歇斯臺里性的，她對于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涂，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保ā锻鲇阳斞赣∠笥洝の魅龡l胡同住屋》）而一當魯迅逝世，周作人馬上把八道灣的住房產(chǎn)權人改作了“周作人”。因此，所謂“懼內說”，實際上也可說是“獨霸說”。

魯迅和周作人怎么說？

別人眾說紛紜，那么事情發(fā)生后當事人又是怎么說的呢？我們分別來看。

魯迅的說法和做法

事實上，魯迅開始并沒有對人說什么，以致連魯瑞都不清楚他們究竟為了什么。但魯迅的憤懣是顯而易見的：他氣到無話可說，因而病倒，他的肺病第一次大發(fā)作，一個多月后才慢慢好起來。但他不愿意多說，直到去世前一個多月才告訴母親當年是什么病。對于這場紛爭，他也一直沒有對母親說。后來，他曾經(jīng)私下對幾個最接近的人發(fā)過一些感慨。

一是對許廣平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y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jié)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yī)生的汽車從家里開出來了?！彼拖耄拔矣命S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他認為，“周作人這樣做，是經(jīng)過考慮的，他曾經(jīng)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jīng)說：‘要天天創(chuàng)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他曾對許廣平表示：“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來了，生活才能夠有點預算，比較不那么發(fā)愁了?！保ā遏斞富貞涗洝に^兄弟》）當時魯迅薪水為330元，還有其他收入，而從現(xiàn)在保存的魯迅家用賬目來看，魯迅與朱安、母親三個人的月開支只要40到60來元。而在八道灣時經(jīng)濟卻是捉襟見肘。

二是后來曾對增田涉表示對于羽太信子的不滿。增田寫道：“有過魯迅跟弟弟周作人不和的傳聞，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從魯迅的口里聽過非難周作人的話。僅僅記得他好像對周作人夫人的態(tài)度感到不快，帶有非難的口氣。我想，恐怕不是魯迅跟周作人不和，而是跟周作人的家里（即周作人夫人）不很融洽吧?！保ā遏斞赣∠笥洝斞父茏魅瞬缓偷闹饕颉罚?/p>

三是寫了小說《傷逝》，周作人從中讀出了“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知堂回想錄》，第427頁）。周建人認為這小說“是向周作人伸出熱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難，他還愿像當年周作人患病時那樣救助”（《魯迅和周作人》）。

四是同年11月，魯迅又寫了小說《弟兄》。許壽裳指出：“寫張沛君為了兄弟患病，四處尋醫(y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自身經(jīng)歷的事實。”（《我所認識的魯迅·關于〈弟兄〉》）周作人也認為，這小說“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實’”（《知堂回想錄》第426頁）。

五是開始用筆名“宴之敖者”。魯迅曾對許廣平說這筆名的含義：“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保ā缎牢康募o念·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1924年1月寫《奇怪的日歷》時署名“敖者”，同年9月寫《〈俟堂專文雜集〉題記》署名“宴之敖者”，在《故事新編》中，魯迅描寫了一個智慧勇敢的黑衣人，名字就叫“宴之敖者”。

六是，此后仍然在經(jīng)濟上支持羽太家。1925年10月羽太重久曾寫信向魯迅道謝：“上月蒙兄長給予及時補助，非常感激?！?/p>

七是，此后終其一生，始終關切著乃弟的社會聲譽和安全。1927年在北京北新書局被封、《語絲》被查禁后對于周作人的處境頗為關切，轉達了“不如南來之安全”的建議。1933年對于周作人保護李大釗后人的舉動，魯迅表示贊賞；在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招來廣泛批評時，魯迅卻表達了最為公允的見解。1935年對周作人發(fā)表的《岳飛與秦檜》和《關于英雄崇拜》兩文，也各擷取其積極成分加以肯定。同年，平津文化界發(fā)表《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周作人沒有署名，魯迅深為之憂慮，曾讓三弟周建人轉達“遇到抗日救國這類重大事件，切不可過于退后”的意見。

周作人的說法和做法

一是，刪除了自己日記中關于兩人失和的記載?，F(xiàn)存《周作人日記》1923年7月17日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7月《小說月報》收到。得錢玄同函?！敝茏魅顺姓J，這則日記原來不是這樣的。其中被他后來“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涉及他與魯迅沖突的內容，“次年六月十一日的沖突，也只簡單記著沖突，并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下）》）。

二是，以“不辯解說”來作解說。他當時沒有“公開的說”，但他后來卻借元末倪云林故事表白自己。倪被人窘辱而絕口不言，別人問他為什么不辯解，他說，一說便俗。周作人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密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么即使辯解得有效，但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后門進了狼么？”他曲曲彎彎地說：魯迅寫了《傷逝》和《弟兄》，是“痛惜”兄弟情誼的斷絕，而他卻認為“有什么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夠不俗……”（《知堂回想錄》第423、427頁）

三是，在六月十一日沖突之后，于十八日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破腳骨”》一文，影射魯迅的索回書籍和生活器具是無賴子、流氓、“劫掠者”、“盜賊”。

四是，此后多次借機譏刺、嘲笑、非議魯迅。1936年7月31日寫了《老人的胡鬧》一文，在評論日本議員反對稱我國為“中華”而主張稱“支那”的文章中，離題去議論“我國的老人”，說“老人的胡鬧不一定是在守舊，實在卻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不管所擁戴的是新舊左右，若只因其新興有勢力而擁戴之，則等是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濒斞溉ナ篮?，周作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論及魯迅說：“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初可以說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實現(xiàn)，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觀。”并說魯迅“多疑”，“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沖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