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好與壞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依我看來，至1912年清朝皇室發(fā)布遜位詔書前，史況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國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子民”，百姓創(chuàng)造之財富任由皇家收繳、支配甚至窮奢極欲地揮霍。區(qū)別在于，僅僅在于，若子民幸運，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謂“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無外患，無內(nèi)亂，朝廷由賢臣良將組閣頂層領(lǐng)導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那么，百姓得以休養(yǎng)生息，百工得以蓬勃發(fā)展，士人安分，商賈活躍——便會被史家說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與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點在于——前者對“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頌德；后者則大不以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頭子，“總舵把子”，所謂“仁”與“明”，不過是統(tǒng)治術(shù)玩得高超。歸根結(jié)底，是為了家天下能“千秋萬代”罷了。而所謂賢臣良將，也不過是皇家的優(yōu)種鷹犬。如此看來，“仁君”與暴君、庸君，賢臣良將與奸相惡臣就沒本質(zhì)區(qū)別了。

我年輕時是很接受后一種史觀的，奉為圭臬，以為是與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斬斷的絕裂。

后來讀的史書多了點兒，領(lǐng)會的史觀豐富了些，看法有所改變。

這我真的要感激胡適。

他那句“立論總要公允”的話對我影響很大，很深。他似乎在此話之前或之后還加了“要厚道”三字。他的話并非針對歷史研究，而是指人與人辯論甚至論戰(zhàn)時的態(tài)度。他們是對個人修養(yǎng)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認為旨在以文字為武器一心“擊斃”論敵的粗暴辯論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屬于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徑。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適！

竊以為，對待歷史，尤當立論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會更接近史實一點兒。

比如武王創(chuàng)周后的執(zhí)政表現(xiàn)，確比他號召諸侯所推翻的商紂王的統(tǒng)治人性化得多。而商紂王，則十足是變態(tài)的惡魔式的暴君?？鬃右浴翱思簭?fù)禮”為己任，對弟子們反復(fù)強調(diào)“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劉邦立漢做了“天子”后，也確實與秦二世的暴戾昏聵有別。

包公、海瑞、楊家將、岳家軍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戲劇、評書的形式歌頌，不能僅以民智愚昧而論。

即使那些治國表現(xiàn)總體上與“仁”不沾邊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員，只要在某事上表現(xiàn)了對民的一次一點善舉，使民間疾苦從而減輕了些，使社會制度從而人性化了些，也當予以承認、肯定。此種對歷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態(tài)度的養(yǎng)成，有益于當代人對當代事之立場的客觀。

舉例來說，自啟夏以降，奴婢現(xiàn)象便存在矣。當時女奴并不叫婢，叫婢是后來之事。至先秦兩漢，戶籍制度逐漸形成，至魏晉時，已較定型。至唐宋，更加成為國法之一項內(nèi)容。

那種國法規(guī)定，戶籍分為皇族、貴族、軍籍、民籍、賤籍——分類造冊登記。

貴族雖貴，因與皇族并無血統(tǒng)關(guān)系，與皇族在法辦方面還是有區(qū)別的。陳世美只能算是“國戚”，不能與血統(tǒng)上的皇親混為一談。若他是皇帝的親兄弟，親子侄或叔伯之親，包文正能否真的鍘得了他，或還敢不敢鍘，也許將是另一回事了。封建之所以謂封建，血統(tǒng)是至上的。至上到什么程度？老婆那邊的親戚，該殺那也是按倒了就殺的。理論上國丈殺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沒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而皇后的三親六戚若犯了法，該怎么處置，全看皇帝對皇后的寵愛程度。

再說古代的戶籍——士農(nóng)工商皆屬民籍。農(nóng)業(yè)之國，國稅主要依賴農(nóng)民繳納，故農(nóng)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邊。士人中出“干部”，出皇家倚重的棟梁之材，茲事體大，雖同在民籍，地位突顯。

而所謂賤籍，從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來越蕪雜。到明晚期，已細分為官戶、雜戶、樂戶、疍戶及墮民等種類了。

官戶并非是指官員的戶籍，而是指戶籍雖直隸“農(nóng)司”，但身在官府，聽命行差于大小官員的下等民，多為戰(zhàn)俘后代；地位比奴婢略高，卻也高不到哪兒去。他們只能在相互之間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農(nóng)工商，違者杖百。沒有武松那等抗擊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雜戶乃指被判以“謀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頒詔書，謂“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當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這“道統(tǒng)”的改革自然是進步。我們今人偏不以為然的話，那么今人又成了什么人？

北周的“天子”以為仁心一發(fā)，天下“自此無雜戶”矣。

哪里有他想的那么簡單！

到了唐朝，“道統(tǒng)”又復(fù)原了，依然規(guī)定“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并且更嚴了，“良人娶官戶女者”，亦將受嚴懲。卻也留了一線希望，若有忠義表現(xiàn)，僥幸獲得赦免，可躋身平民行列。

此外還有驛戶——因親屬犯罪逃亡而被發(fā)配到偏遠驛站的服役者。

營戶——被強迫遷徙并從事營造苦役者。

樂戶——罪犯親屬中有姿色和藝術(shù)細胞者，被選中為官為軍從事聲樂服務(wù)的男女，女性自然也得奉獻身體。樂戶之地位與官戶同等，也只能在同類中自相偶配。

疍戶與九姓漁戶，唐宋以后從四川、云南遷徙到兩廣及福建的草民，無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為家，善潛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打漁市魚為生。他們中每有途窮路末，自賣為奴者。

從事優(yōu)伶、輿夫、吹鼓手、剃頭、抬轎子、演戲、說書等職業(yè)者，都被認為是淪落之人，戶籍與丐戶歸于一檔。元、明兩朝，男不許入塾讀書，女不許纏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與良民通婚姻?！凹捶e鏹過萬，禁不得納貲為官吏”——這種情況，延至清代；出身鐵定，絕不可變。

清朝出于滿人自身的尊卑觀點，對以上等級制度又有添加，連衙役皂卒也歸入了賤民之列，嚴格禁止他們的子孫參加一切仕考。所謂皂卒，穿黑衣的使喚人也。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過繼給良人為子，仍不準應(yīng)試。而良民一旦被招募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賤。

清代刑律規(guī)定，奴婢傷害平民從重處罰——奴婢毆良人者，比凡人罪加一等，“至疾者，絞；死者，斬?！比缗練凹议L”，屬彌天重罪——不論有傷，無傷，不分首從，“皆斬”。

清代依然禁止“良賤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朝廷就八旗內(nèi)部放奴為民頒發(fā)條令：凡八旗戶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準”奴仆還自由之身。隨后，又將此條例推及漢官。且明文規(guī)定，獲釋奴仆“準與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不愧為英明統(tǒng)治者，他此決定，為清朝的統(tǒng)治贏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朝廷又下詔，允許部分表現(xiàn)有功義的賤民脫籍歸良。詔曰：“朕以移風易俗為中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賤終身，累及后裔?！?/p>

乾隆三十六年（1771），續(xù)頒“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戶的和墮民，若經(jīng)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們明白，何以清滅明后，在不甚長的時期內(nèi)就基本穩(wěn)定了統(tǒng)治局面——靠的不僅僅是鎮(zhèn)壓。而元滅宋后，對漢人全無德政可言。故，清比元的統(tǒng)治期長久得多。鎮(zhèn)壓與懷柔并舉，努爾哈赤的后代們，在此點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們略勝一籌。

為什么要回溯這些史事呢？

蓋因與中華民族的階層譜系有關(guān)耳。

古今中外，所謂文化，確乎的，從來都打上階層的烙印。而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乃是——階層文化的烙印越來越式微，文化品質(zhì)的一致性越來越成為大方向。進言之，即——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經(jīng)濟基礎(chǔ)不同的人們，在文化方面卻越來越難以分出趣味之高低；所謂“上等人士”未必同時便是文化優(yōu)上者，所謂“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詩書氣自華”者。而大多數(shù)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眾，還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傳播者。

知識分子間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總體而言都是文化，并無好與不好之分，所謂好壞，無非是一部分人為了實行對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操控而鼓吹與推行的利己標準。君不見某一歷史時期的好標準，星移斗轉(zhuǎn)，“道”變?nèi)俗冎?，于是被證明為不好，甚至被證明是很壞的文化了嗎？

此種現(xiàn)象確乎不乏其例。

但本人認為，不能就此便得出文化本無好壞之分的結(jié)論。

人是感受系統(tǒng)豐富的動物。連細菌對人亦有好壞之分，何況與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關(guān)系密切的文化呢？

某種文化彼時代被奉為好文化，此時刻被質(zhì)疑、否定、顛覆，歸于不可取一類——為什么會這樣呢？還不是因為人們的文化評價水平提高了，能夠以好的文化標準來衡量了嗎？人類已經(jīng)與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密不可分地“相處”了幾千年了，若在文化品質(zhì)上至今仍不能區(qū)別好與不好，人類豈不是太可悲了嗎？

一句“民為貴”抵過半部《道德經(jīng)》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fā)布了遜位詔書，聲明“特率皇帝將統(tǒng)治權(quán)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nèi)厭亂望治之心，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薄坝H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p>

詔書是“大內(nèi)”一等筆桿子所作，文采俊雋，有一吟三嘆之韻，含催人淚下之情，端的屬于極品美文，可與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有一比。仿佛彼們自打入主漢家，朝朝暮暮與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但同舟共濟，而且親如魚水一般。似乎彼們的棄權(quán)，是一百二十分對不起老百姓的內(nèi)疚之事。

清朝的完結(jié)，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國體之崩潰，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動搖和喪失過程。封建國體與封建文化，如蛤蜊的雙殼，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為殼內(nèi)絕對不會產(chǎn)生珍珠。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碼不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罪孽更大。在中興時期，勵精圖志的作為可圈可點。但是像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一樣，根本無法克服專制和腐敗兩種遺傳其身的“合并癌”。于是規(guī)律性地由迷戀專制而視進步為天敵，由腐敗而腐朽終至晚衰、沒落、不可救藥。既迷戀專制又想不怎么腐敗完全是異想天開。因為越企圖持久地專權(quán)便越會使勁加碼地專制，也就越會強調(diào)其特權(quán)的絕對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權(quán)漸趨無限大，而腐敗也就似乎不算腐敗，不足論道了，于是不可救藥。

封建國體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續(xù)是一種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興階段也是如此，好比帶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時期顯現(xiàn)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談到封建文化，無論如何也是繞不開孔子的，并且一向會使后人聯(lián)想到與他同時期的老子，以及后來的孟子與“諸子百家”。

我偶談孔子時，頭腦中同時會出現(xiàn)兩種“標簽”——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封建時期思想家。正如一談到孔雀和天鵝，美麗與優(yōu)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時在頭腦中出現(xiàn)。

研究孔子的學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歡說他是偉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沒有什么歷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國度。

而且人類社會的封建時期也并非便是一無是處的時期，封建時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國的春秋時期能產(chǎn)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證。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無是處。偉大的封建時期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進當時之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對于當代的人類社會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遺產(chǎn)的價值。

不能要求孔子當年具有現(xiàn)代民主思想，這樣要求古人既不客觀也不厚道。亦不能因為孔子當年并沒宣講過多少有點兒現(xiàn)代民主意識的思想而否定其偉大性，正如不能責怪古人僅僅發(fā)明了算盤而并沒進一步研發(fā)出計算器而覺得算盤之發(fā)明不偉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對中國影響最悠久和深遠的是“君子”文化?！熬印蔽幕暮诵氖侨柿x禮智信?！爸恰狈侵感臋C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傳播好人文化而實現(xiàn)其對于好社會的理想。

我們當下中國人每每熱議的話題是——好社會之實現(xiàn)，好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好人多起來的作用更大。

竊以為，二者是不該對立而談的。若一種制度較開明，并且在向著更開明發(fā)展，那么當然好人越多，發(fā)展越順利。反之，做好人難，幾乎只有做順民。但若想要將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變，那就還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嗎？于是人的作用凸顯了。

在此點上，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鼓吹制度決定論的胡適，竟也同孔子一樣，在民國時期將社會進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謂“好人政府”。

胡適心目中的好人，與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轍，無非是君子式的肯為社會進步奉獻能力的人。

孔子當年也是面臨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問的。他倒沒什么帝王崇拜，他內(nèi)心里肯定是主張?zhí)煜聻楣模凰麑⒌弁跻惨暈榭梢酝ㄟ^好思想化為“明君”“仁主”的人——他認為如此一來，好制度自然會由“明君”“仁主”來開創(chuàng)的。在他所處的時代，“君”與“君”是不一樣的，有的“君”確實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從前，春秋前邊的歷史中，也確實有所謂“明君”“仁君”產(chǎn)生過。所以，便不能認為他那么思想簡直是腦子進水了，完全違背社會良性發(fā)展之邏輯。

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后，在日軍大舉侵華，中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之際，現(xiàn)代民主啟蒙思想家胡適，向當局有關(guān)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職的清流之志，自薦要當“駐日大使”。

他意欲何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當面教導日本天皇改變支持軍國主義的立場，帶頭反對日本軍方的侵華行徑。

孔子也罷，胡適也罷，不論對于古代列國諸王，還是對于現(xiàn)代日本天皇，所表現(xiàn)出的好愿望的頗為自信的一致性，證明的并非是文化大師們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的應(yīng)急反應(yīng)。

孔子與胡適；古代與現(xiàn)代；封建與民主；儒家思想的鼻祖與新文化運動的宣言者之間；在主張和倡導君子人格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人格修養(yǎng)方面，穿越式地進行了復(fù)合。

一切古代的優(yōu)秀思想的總和，乃是人類社會近當代優(yōu)秀思想成果的母體——后者要么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fā)揚，要么是在質(zhì)疑、解構(gòu)、修正、批判和顛覆前者的過程中才形成其自身價值的。即使是這一種情況，后者仍當感激前者，好比沒有“面引子”，發(fā)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饃來。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時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無第二位孔子那樣的誨人不倦的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師生比孔子晚出現(xiàn)了一百多年；而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期的文化景觀，氣象之大超過古希臘三哲的影響。

若以孔子與古希臘三哲相比較——孔子的思想早于后者們一百多年，這是孔子的偉大之處；后者們的思想具有體系化的特征，并且他們的國所具有的初級民主之端倪，為他們的“國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觀空間——這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大為不同，于是會對比出孔子之“國是”思想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與老子之間，我覺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實際一些?？鬃拥乃枷胧钦Z錄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論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張有能力的人應(yīng)為國為民有所擔當，體現(xiàn)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精義。就此點而言，我甚至認為具有現(xiàn)代西方“個人主義”的某些色彩，因而于封建的底片上，隱含著現(xiàn)代的線條。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體系的，無須后人歸納分類。《道德經(jīng)》的思想維度比孔子的思想維度大，思辯風格一目了然，修辭的邏輯特征甚強，具有縱橫駁論之鋒，故后人亦稱他那一派人物為“縱橫家”——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辯證哲學。

近代有些研究者認為，孔子拜見過請教過問題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經(jīng)》的作者，而《道德經(jīng)》實際上產(chǎn)生于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后。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經(jīng)》的“經(jīng)主”似乎早已成共識，我們也只有將老子與《道德經(jīng)》相提并論。

《道德經(jīng)》之“道”指自然規(guī)律與人為的事物規(guī)律；“德”指相對于兩種規(guī)律的人的意識。依老子看來，凡人為之事與物，基本上全是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以無為地生存于自然界中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類的進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動物世界中的一個尋常物種那么聽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為事物現(xiàn)象中，老子著力攻擊的是所謂“圣人”們那套禮教之說和人類一切企圖構(gòu)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張人皆不應(yīng)有為，是謂“道法自然”。反之，偽也。那么當然的，什么仁義禮智信，全都是謊言。

我覺得，《道德經(jīng)》的鋒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后榮名加身，“老子們”是心有不快的。但問題是，其矛頭一經(jīng)對準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為孔子的某些思想，畢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進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p>

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誡作為統(tǒng)治者的“圣人”，“使民無知無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復(fù)禮”為己任；老子以“愚民”為天職。孔子力圖誨君王善為而為；老子則苦勸“圣人”諳不為之妙理。

關(guān)于《道德經(jīng)》的“愚民”主張，實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點上，我認為與孔子試圖以仁義禮智信化民的主張相比，絕不是什么更高級的思想，而是橫看豎看都屬于糟粕。

馮友蘭論及老子，認為他的思想成果是“對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層次的思想”——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辯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過分的美譽。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無視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國之學界有種長久的通病，便是對所謂經(jīng)典的一味贊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講經(jīng)典吃飯的人以后，更是習慣于論瑕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飯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點上，不要說不及西人治學的客觀了，就是連致力于傳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們對所謂經(jīng)典也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貢獻新思想。而當代的靠宣講經(jīng)典吃飯的人，大抵本無獨立見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贊美。

依我看來，在“愚民”這一點上，《道德經(jīng)》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有共同之處。他們二人，當然是不可能進行過思想交流的。在所處時期接近的歷史長河中，在都未至彼國的前提下，竟不約而同給人類的好社會之實踐開出了愚民的藥方，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們今人不因而否認柏拉圖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當然也不應(yīng)因而杯葛老子。打幾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類還沒產(chǎn)生過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經(jīng)》。

至于孟子，比孔門的任何一名弟子對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沒。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還善于講故事——起碼在他生前是那樣。

孟子誨人不倦的對象主要是君王——在此點上他比孔子幸運。孔子當年周游列國受待見之時少，列國的王們都是軍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變的王位鞏固之術(shù)和取勝避敗的戰(zhàn)術(shù)，對文化統(tǒng)治這種“軟實力”的重視相當漠然。到了孟子的時期，王們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盤了，退市了，都與彼們在本國的民心狀況有一定關(guān)系?？鬃拥膶W說乃是引導彼們“團結(jié)”民心的，死后的“學術(shù)”影響大于生前。孟子繼承了孔子衣缽，宣傳且有發(fā)揚，于是王們都想聽聽他的高見了；反正聽聽對自己并無損失，最大損失無非就是浪費了點時間。故也可以說，孟子得以見到幾位王，當面貢獻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國理念的核心是“仁政”，這種理念說多了，勸誨不免有了教誨的意味，王們其實是不愛聽的。《孟子》七篇只記述其見了哪幾位王，向彼們闡釋“仁政”道理時打了什么比方，講了什么故事，無一字記述王們采納了沒有，采納后治國情況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原因就在于他講他的，王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著而已。好比當下的中國，商戰(zhàn)之勢洶洶，老總們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別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們認為理念上成立，解決不了彼們的當務(wù)之急。這也難怪彼們，實際情況也是，往往還沒能實踐“仁政”呢，自己的國已被滅了。

孟子的專執(zhí)一念，并不意味著他好為王師，也并非是他想靠貢獻思想混個一官半職。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懷的人，是真心恤民愛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來講，我認為老子的民思想是陰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邏輯是這樣的——使一王仁，于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國實踐，于是百千萬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澤；于是為別國的王樹立了榜樣，天下太平，諸國和睦的局面有望開創(chuàng)。

所以孟子比孔子還理想主義，他的理想太陽光了，幾近于天真無邪。

孟子有句話說得很牛，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p>

此話是“天下為公”的最明確的注腳。

我每為孔子遺憾——若此話出現(xiàn)在孔子語錄中，“五四”時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估計喊不成響了，“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也更難推進了。

孟子死后，被尊為“亞圣”——不是王們、皇們、帝們封的，而是歷代學人與民間百姓相當一致的加冕。

可以斷定，與其“民為貴”之思想有很大關(guān)系。

我一向覺得，一句“民為貴”抵得過半部《道德經(jīng)》。

自古帝王不讀書

“自古帝王不讀書?！?/p>

這話有點兒絕對，卻有普遍性。與民間那句“慈不帶兵”的話異曲同工。后四個字且不論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話卻須略說一說，與本書內(nèi)容有關(guān)——世上本無帝王，想當?shù)弁醯娜硕嗔?，就有了。帝王者，欲永?jù)“天下”為家族“社稷”者也。中國之“家天下”，據(jù)說始于啟。但關(guān)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確鑿，所以今人也只能當作莫須有之事。

先是王們多了起來，便都盤算著稱帝。于是你發(fā)兵滅我，我率軍攻他。此王消滅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綁架眾生，哪里有閑工夫讀書呢？所謂圣賢書都是教誨人戒霸心的，戳他們的肺管子，當然更反感了。

“馬上得江山”，說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們的“事業(yè)”是靠雙手沾滿了鮮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后數(shù)代乃至十幾代的王位帝位繼承者，都是必須讀些書的。家天下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難以長久統(tǒng)治，何況自家兄弟之間也每因誰更有資格繼位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于是借力勢在必行。借什么人的力呢？當然是借眾臣之力。眾臣中多是讀書人。漢以后，科舉制度更趨完善，為帝王效忠的眾臣關(guān)于往圣之書的知識水平普遍高了，文韜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將也能那般——這種情況下，繼位的帝王們不得不跟上形勢與時俱進也多讀些書了。否則，沒法與眾臣討論國是了，那起碼是面子問題。

帝王們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鬧著玩的。在他們小的時候，他們的父輩也很重視對他們的文化栽培，他們的老師都是當朝的學問家，德才兼?zhèn)涞娜宋铩?/p>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況——多數(shù)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齡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夠用，說起話來不至于丟帝王的份兒。他們中有人還頗好文藝，甚至才情較高。比如宋徽宗，詩畫皆佳。至于成了俘虜，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責。

在他們小的時候，國師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但講到孟子時，國師們卻都是有保留的?！懊駷橘F，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句，國師們都是絕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嗎？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亞圣”，“反動言論”、歷史“污點”被遮掩了。

孔子并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時的朝野并不多么地重視他，影響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睞的是佛教，以至于某個時期，好逸惡勞的青壯年男子紛紛出家，社會生產(chǎn)力都下降了。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許多廟，趕跑了許多和尚，勒令還俗，逼他們能干什么營生干什么營生去。

宋朝也沒太拿孔子當一回事兒。宋的朝野比較崇尚道教。南宋退據(jù)長江以南之后，有幾年風調(diào)雨順，國恥傷口漸愈，經(jīng)濟發(fā)展態(tài)勢趨好，于是都熱衷于及時行樂與養(yǎng)生之道。

卻好景不長，還是亡了。南宋之亡，與從皇室到朝廷官員、從士林到庶民的頹廢迷醉，縱娛恣樂的國風有關(guān)。岳飛死后，半個宋朝軍心難振，士氣沮喪，軍隊銳志不再，所以連梁紅玉都得率女兵與金兵進行水上戰(zhàn)斗了。李清照詩云：

生當作人杰，

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

不肯過江東。

這可看作一個弱女子眼見半個宋朝多數(shù)男人不男的喟嘆。確乎，南宋之男，除了韓世忠等少數(shù)將領(lǐng)，其余皆似被閹男也。南宋詞風，也再沒了北宋時邊塞詞的豪邁與驍勇氣質(zhì)。長江便是國邊了，還邊的什么塞呢？南宋的皇家有種幻想，以為長江未必不可做水的長城，金軍插翅難逾天塹。而蒙古軍團的強大悍猛，也是南宋必亡的客觀原因。他們都橫掃歐洲如卷席了，況乎小半個南宋？

元朝初定時期，鎮(zhèn)壓酷烈，殺性不減。先是，攻城略地，濫殺為習。每僅留工匠，以充軍役。入主后，將漢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殺服之長江以北的漢民也；南人者，剛納入統(tǒng)治地盤之漢民耳。對南人，起初無分官員、士子，殺戮甚于庶民。在他們的意識中，南宋官員、士子，乃首當滅除之不馴種子。故漢人經(jīng)此一劫，大抵被殺怕了。亡國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遠域。此種情況，十余年后方止。他們沉浸于征服的驕暴，殺戮之快感，不知怎樣才是不兇殘。

元初之文官武將中的漢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將。亡南宋時，彼們也曾出謀劃策，效軍前帳后之勞。元的中低級武官，不分蒙漢，基本是世襲制，父死子繼。高級別的漢人中的文官武將死后，以其功之大小與忠誠的被認可度，決定對其子孫的任用等級。這就使它的“干部”隊伍往往匱乏，后來不得已開始從南宋遺臣中招納識時務(wù)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統(tǒng)治時期，科舉是基本廢掉了的。沒法不廢。若延續(xù)，考什么呢？還考四書五經(jīng)？豈不等于替漢人招文化之魂嗎？科舉一廢，“往圣”之學的繼承，便從公開轉(zhuǎn)入了“地下”，由塾授館授轉(zhuǎn)入了秘密的家傳族授——而這是危險的，一旦有人告發(fā)，很可能被視為“懷復(fù)宋之心”，因而大禍臨頭。

在元九十八年的統(tǒng)治下，漢民族的傳統(tǒng)文脈差不多是斷了運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雜??；關(guān)、馬、白、鄭而已。

散曲初現(xiàn)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別民族的語言風格。與唐詩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屬于底層人的最愛，聲靡于瓦舍勾欄之間。至宋，詞風甚盛，散曲之聲寂焉。

元使?jié)h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淪落，亦不再敢以詩詞抒情明志，遂將被壓制的文才轉(zhuǎn)向了散曲。因這專業(yè)群體的參與，散曲也多了幾分瑰麗旖旎。

但細論起來，散曲的嚴格定義，應(yīng)是——元統(tǒng)治時期由漢民族發(fā)揚其魅力的文學現(xiàn)象。關(guān)、馬、白、鄭四大家，皆漢人也。

先是，蒙古軍團滅金后，他們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長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則死路一條。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務(wù)于元。蒙古軍團攻南宋時，關(guān)漢卿曾以醫(yī)職服務(wù)之。而南宋即滅，七旬老翁關(guān)漢卿逝于江浙一帶，比關(guān)漢卿年輕許多的馬致遠還在浙江一帶做過元朝的小官。正所謂“國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關(guān)也罷，馬也罷，他們的劇作，其實無敢以元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為背景。若以元為背景，則肯定悲也是罪，諷也是罪，怎么著都肯定是罪。而以宋為背景，好寫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歡離合，嬉笑怒罵，元統(tǒng)治者都當其是在反映“萬惡的宋朝”。

白樸和鄭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數(shù)。

元統(tǒng)治者的眼，對他們這些漢裔文人，盯得很緊，身家性命不能輕，又哪里敢以劇作造次呢？

至于他們在散曲、雜劇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評多多，已獲公認，不贅評。

單以馬致遠一首《雙調(diào)》為例，其胸中糾纏郁悶，足見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屈原堅持節(jié)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誰醉誰醒，爭個什么勁啊！

元的亡，亡于作為統(tǒng)治集團，自身文化積淀淺，又不善于取長補短，充分利用“漢家”文化之“先進”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點上卻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這位因人生潦倒而當過和尚，也當過起義軍首領(lǐng)的皇帝，對孔孟之道還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時，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會行仁政，做個好皇帝。因為他有此種表態(tài)，當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揚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許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某個冒失鬼，哪壺不開提哪壺，順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混賬話”——對一切帝王，那話肯定是“混賬透頂”且振聾發(fā)聵的。朱皇帝當時就火了，要傳旨將孟子捉到砍了。這事正史上未提過，野史中傳得很廣，可信度不高。向來孔孟并提，凡是個漢人，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盡管在元朝被“冰凍”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學播在了一代代漢子孫心里呀。

雖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變成了孔子一人之道，這卻是真的。結(jié)果“亞圣”被剝奪了“圣”名，連其塑在文廟中的像，也遭搗毀，當垃圾清出了文廟之門。

政治本不是誰都“玩”得的國之頂層大事，偏偏孟子尤愛議政。這一點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復(fù)禮”，關(guān)于政治很少發(fā)議論。最有冒犯意味的話，不過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當諍言來聽，沒有顛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順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廣大漢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萬，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達官顯貴及地主階級名下，實際上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幾乎都變成了佃戶。而且，元代加強了對最底層人的戶籍管理，被劃入另冊將世代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們除了造反，再無別種改變命運的可能。天災(zāi)戰(zhàn)禍，亦使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敗加速了它的滅亡，可謂支撐乏術(shù)。

朱皇帝在文化上獨樹孔子之后，不久恢復(fù)了科舉。這給元時“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們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頭，都以亢奮之心躋身于科舉“管道”，于是傳授入仕經(jīng)學的書院書館及塾學堂，如雨后春筍。

實際上，元時以私人學名開館授業(yè)的現(xiàn)象更司空見慣，最多時達四萬幾千處，而明中期才一萬幾千處。這是因為，元朝廷與軍隊逃離中土之際，不但帶走了蒙古人，也卷挾走了不少漢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達到六千余萬。而明的院、館、塾，與元有本質(zhì)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廢了科舉的情況下，只能以藝技為主業(yè)，即謀生手段，如現(xiàn)在的“文藝培訓班”；而前者，則又重新祭起了“修齊治平”的經(jīng)世之道的旌幡。

唐詩、宋詞、元曲的水平已各處巔峰，明的文人士子們皆知無望達及，于是他們之“文以載道”的能動性，逐漸轉(zhuǎn)向了縱論時政方面?？梢赃@樣認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這又因為，元是中國歷史上異族統(tǒng)治漢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所以明之滅元，意味著歷史回到了“正軌”，是對整個漢人的拯救。此時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么重新將國體設(shè)計完美了——許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這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歷史關(guān)頭，貢獻繼往開來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于自己的英明。他的設(shè)計是中央高度集權(quán)，連宰相也不任命，舉凡一切政策法規(guī)，更喜歡產(chǎn)生于自己的頭腦。

明是中國歷史上由農(nóng)民領(lǐng)導，靠農(nóng)民起義所建立的朝代。所謂匹夫登基，草民稱皇。這樣的一個皇帝，治國理政的資質(zhì)顯然在各階層內(nèi)心里都是存疑的。盡管他在南京當皇帝當?shù)耐τ衅橇?，但那當?shù)闹徊贿^是半片漢土的皇帝；如今當整片漢土的皇帝了，兩碼事。能力欠足，有待觀察。此種情況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沒溫乎，竟被殺了，且滅族了，歷史結(jié)論很可能是——為國為民祛憂，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擁圣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順利地將皇位傳至三代以后，情況則不同了。那時社稷姓朱，便成共識。只要子孫當皇帝當?shù)貌⒉幻黠@地昏聵無能，別人若起取代野心，顧慮將是很大的——歷史結(jié)論將是“篡位”“弒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種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劉邦生前最怕他的“戰(zhàn)友”們做；后來的曾國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歷史上留下“竊國”“亂臣賊子”的罵名。

朱氏深諳此點，故其集權(quán)、專制，是要為子孫后代夯實皇基。無論是確有人覬覦他的皇位，還是他自己疑心過重無事生非，總之他不久剪除起“戰(zhàn)友”來，做法心狠手辣，莫須有之織罪，他運用起來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兩點，當然違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慮的范圍。目的卻達到了，命官們特別是些個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緘默其口了。他們終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實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學生。

集權(quán)也罷，專制也罷，對一個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卻往往立竿見影。并且，他的某些國體設(shè)計和主見，在當時也算考慮獨到，例如盡量避免戰(zhàn)事發(fā)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祿標準親訂，以防滋生腐?。卉娰M由國庫直接撥給，以杜絕軍方勒民現(xiàn)象；留在漢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不得在本族間婚配。不論嫁娶，一方必得是漢人。以強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帶著的劣基因，是無論多么英明的皇帝都無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問題顯現(xiàn)了——明初，內(nèi)外官員兩萬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萬；嘉靖時，全國每年供給于京師的糧食四百萬石，僅各王府祿米卻已達到八百五十三萬石。即使年光持續(xù)良好，風調(diào)雨順，每年的貢米也不足京師所需之半。只得通過“加派”，增收賦稅，民不聊生，怨載道矣。

不世襲，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見，而世襲成律，必然失控，狀況頻出——晉王第三子慶成王，妻妾眾多，生百子，俱長成。長子襲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鎮(zhèn)國將軍——此明前朝代絕無之事。家世余蔭，福澤無窮之代，且多為酒囊飯袋行尸走肉之輩。“出則車輿，入則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學無術(shù)。

世襲資格的鞏固，須官場互相幫襯，攀權(quán)附勢，結(jié)黨營私之風于是盛行，潛規(guī)則遂成常態(tài)。而皇室的存在，卻又不得不依賴此種常態(tài)的“忠心擁護”。

朝廷慣以門第用人，雖科舉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難通過那獨木橋謀得一官半職。于是他們棄了儒家典籍，轉(zhuǎn)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尋找慰藉，消解怨悶。

墨子曰：“尚賢者，政之本也”；“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p>

荀子曰：“雖王公世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形，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黃宗羲著文痛批當時情況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chǎn)業(yè)，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斎凰膽嵮允钦f在晚明，僅在小范圍傳播，否則性命難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統(tǒng)稱。明中期開始分化，晚期顯然——仕途順達者，依然視儒家經(jīng)典為真圣真賢之書；對科舉心如死灰者，逐漸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響漸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無非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蛟S他們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認為民應(yīng)該多么的貴，與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勞工神圣”的口號，情懷未必相同。但他們表達不滿，須有夠高尚的理論支點，“民貴君輕”“社稷共屬”，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們之矢的。

士林中還又分出了一“林”，將生命價值轉(zhuǎn)向了小說——他們文化自信滿滿，能預(yù)見到自己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未必就不會成為傳世經(jīng)典，于是我們?nèi)缃裼行易x到“三言”“二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封神演義》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態(tài)，亦如元的文化形態(tài)一樣，都經(jīng)歷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攏、轉(zhuǎn)型的時期。元以曲為媒，明以小說為介。于文學，乃幸事；于哲學，是思想力的解構(gòu)、消遣、娛樂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說到哲學，則不能不提王陽明的“心學”。我對所謂心學一向不持高蹈之評。在我看來，無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過勸官勸民對自身郁悶看透點兒，想開點，自我勸解地虛化了之。

倘言儒學的內(nèi)容是人性人智之學，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邏輯，儒學當然也可以認為是“心學”。王陽明不過是將他所消化的儒學，換了一個概念，以佛學的方式細詮細釋了而已。

心學對于明的統(tǒng)治是盡量不露企圖的，甚為低調(diào)的幫忙之學。皇家的人明白，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當成治民工具的；王陽明的心學，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為幫忙學的。

但，未必這樣也罷，未必那樣也罷，具體到對世道人心的作用，畢竟出發(fā)點都是陽光的，良好的，影響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時代，即使想幫哪一朝代減點壓，何況是用貢獻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視為統(tǒng)治集團的文化侍從。封建時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動性大抵體現(xiàn)于兩方面——要么試圖影響統(tǒng)治集團，要么試圖影響世道人心。而影響前者，又往往比影響后者要難得多。在影響后者方面，因少或沒有忌諱，亦往往能對人性作超階級的分析與見解——正是這一部分見解，因超越了階級，同時也便有可能超越歷史局限性了，于是對今人仍有教益；故，他們就確乎當?shù)闷稹八枷爰摇比齻€字……

說說大清

現(xiàn)在，該談?wù)勄宄恕?/p>

清朝是離我們今人最近的古代；也是異族統(tǒng)治漢人的朝代；是先秦兩漢以來，統(tǒng)治時期最長的一個朝代——后兩點，信息量大焉。

在元之統(tǒng)治時期，漢人被外族所統(tǒng)治的屈辱心理幾乎不曾減除。越到后期，越加隱強。故明之滅元，對普遍的漢人實乃大快人心事。

而清之統(tǒng)治，居然比明還長。并且，到清中期，反清復(fù)明的舉動雖仍有發(fā)生，卻勢微近絕矣。至清晚期，統(tǒng)治者的昏聵無能，官場的腐敗疲軟，朝廷的橫征暴斂，民間的生存疾苦已是不爭事實，但——不論漢人官員或城鄉(xiāng)漢人富紳或社會最底層的漢人，似乎都早已習慣了自己是大清臣民這樣一種歸屬感。前兩類漢人，其歸屬感還伴有榮耀。即使后一類漢人，辛亥時期被割辮子時，也宛如將被去勢般哀傷。而不論在自愿的情況下還是被迫的情況下成了海外華工，對辮子一如既往地在惜難舍。

可以這樣認為——辮子不僅僅是國籍的象征，還是甘愿歸屬于“大清國”的證明。若滿人時刻不忘自己同時是“清人”，自有順理成章的解釋；但漢人同時自認是“清人”的意識，何以也會根深蒂固向來如此似的呢？

或曰：被統(tǒng)治久了，當然如此。

但，又何以偏偏清朝這一外族，對占一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人的統(tǒng)治反而最為長久呢？

或曰：統(tǒng)治手段陰險毒辣，必然結(jié)果。但若細觀以往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元明統(tǒng)治，嚴酷程度超于唐宋；元明之間，其實難分一二。連朱元璋自己也承認，在用重典極刑一招上，與前朝相比，每有過之。

明之所以統(tǒng)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紅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萬人口，至后期已逾兩億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對經(jīng)濟基礎(chǔ)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撐。而經(jīng)濟基礎(chǔ)“造血”功能的殫精竭慮，使上層建筑的大廈得以較長期搖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補哪，延緩傾覆。

清不但使明原有的版圖又擴大了，也使人口又增加了許多。而且，長城內(nèi)外，皆為“大清”一統(tǒng)天下矣，烽火久熄，戰(zhàn)事基本停止，僅西部時有軍事沖突。于是，劇增的人口，更加得以從容繁衍。至嘉慶年，人口過四億矣。

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在當時的全世界已絕無僅有。內(nèi)外相對安定的統(tǒng)治時期，自然也促進了農(nóng)工商的全面發(fā)展?？梢赃@樣說，“大清”依賴人口紅利而統(tǒng)治長久的甜頭，是當時世界上任何別國的統(tǒng)治者不曾嘗到的。

排除人口紅利這一決定性因素，清統(tǒng)治者善用文化整合人心的統(tǒng)治之術(shù)，也確乎可圈可點。

客觀原因是——清滅明后，面對南北統(tǒng)一的偌大國家，僅憑滿人官員控制局面，委實力不從心。以漢治漢，確為上策。自漢朝董仲舒提倡廢禁百家獨尊孔學后，孔子大受敬仰的地位，其實自清始穩(wěn)。唐宋元明四個朝代，或無暇顧及，或并不真的重視，總之皆不及也。清也沒有摻和漢知識分子間歷來的學術(shù)紛爭，門派歧見，取一視同仁，統(tǒng)統(tǒng)為我所用的明智態(tài)度。“四書”仍恢復(fù)為“四書”，《孟子》又被解凍了。

結(jié)果是——明朝官員及文人士子，不但心稍安矣，且意漸順矣。

康煕的方法，其誠幾分？其術(shù)幾分？糾纏此點，鉆牛角也。

只能以結(jié)果論其方法的得失。

那么，他基本達到目的了。

繼而，眾所周知，在他的統(tǒng)治時期，開始了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與《全唐詩》兩項浩大的文化工程。

此事也有極耐人尋思之點。首先，傳達出這樣的善意——那可本該是由你們漢人來通力完成的大事功，現(xiàn)在朕來了，咱們滿漢一家了，你們珍惜的朕也自當珍惜，“好東西”都是“咱家”的了嘛，豈可不加珍惜？其次，要完成那大事功，我們滿人外行，你們漢人才內(nèi)行，當然應(yīng)由內(nèi)行來完成；朕做你們的“推手”就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權(quán)給權(quán)——這種絕對放手，絕對倚重的態(tài)度，不但為他自己樹立了開明有胸懷的形象，而且為“大清”后來的統(tǒng)治也傳下了一以貫之的方針性“遺產(chǎn)”——只要繼續(xù)做著此事，滿漢在文化上已成一家，便幾成無可爭議的定論矣。文化上已成一家了，那么“大清”再也難分究竟屬漢還是屬滿了。

相關(guān)聯(lián)的情況是，斯后，一批滿腹經(jīng)綸的漢人文史學者，每以進士學位，加入了浩瀚的文化工程，鉆進文山，潛入史海，皓首窮經(jīng)，無怨無悔，且引為無尚之榮幸。因為，給待遇，給尊重。無緣躋身此列者，有抱憾終生之感。

如果做一份表格，以對比之法呈現(xiàn)直觀效果的話，定會使我們今人詫然愕然——表格將顯示，正是在同一歷史時期，西方諸國不但在科技研發(fā)方面碩果累累，在文化特別是在社會學進步方面，也可形容為思想的火花四射。宛如吾國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思想先進的步伐卻遠遠超越，不可相提并論也。

而反觀吾國，表格之上，除了《四庫全書》《全唐詩》及幾位清代書畫名家還有《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外，留白令人汗顏。

文人士子的文化思想能動性，經(jīng)元之鎮(zhèn)壓，明之打擊，清之誘導，差不多等于被完全閹割了，奴化得軟塌塌的了。

若據(jù)此斷定清比以往朝代都特別來勁的尊孔倡儒，根本上是一大統(tǒng)治陰謀，卻又未免過于陰謀論了。

竊以為，與歷朝漢家“天子”相比，清皇帝的大多數(shù)，對儒家學說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尊崇，或許確實真誠度多一些。這乃因為，孔子者，漢人也。經(jīng)歷朝歷代之灌輸，從士人到民間，未免有“噎食”反應(yīng)矣。而對于滿人皇室，卻如同一片新的文化天地。最深以為然者，恰是漢人已倒胃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誨。

先是，努爾哈赤在北方建立政權(quán)后，為政權(quán)鞏固計，忍痛幽死乃弟，處死親子。且歷睹草原各族王骨肉血親之間，因爭奪領(lǐng)導權(quán)，父疑子，子恨父，叔侄兄弟互相戮害，頻生感慨。對于漢人這邊改朝換代的血濺宮闈，手刃親人現(xiàn)象，亦聞之不少，卻只能徒喚奈何而已。他身邊的漢人近臣，遂向其陳儒家思想片段，謹供參考。實際上，清滅明前，其皇族子弟中有望繼位者，已對孔子略知一二了。這并不影響他們滅明的野心，反而有助于他們滅明前的文化思想準備。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取所有用，棄所不用，活學活用。

凡皇帝者，無須孔子教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意識全都非常明確——君君之釋，即我怎么當皇帝我百分百做主，毋庸任何人置喙；你們怎么為臣，也由我來定條款，都識相點；朕即為朕，父子之間，亦君臣也，故朕又是父皇，非一般百姓人家那種父；君臣之間，亦父子也。故為臣者，不論歲數(shù)多大，在朕面前，那也是子……

沒有一個皇帝，不是如此這般來理解的。至于什么仁義禮智信，那是對百姓的教化，若也用來要求朕，簡直就是“反教”了，大逆不道，罪該萬死。

自康熙始，清皇室對子弟們的學業(yè)抓得是很緊的，如同當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而皇室子弟們的學業(yè)亦重，殊少玩樂時間，亦如當今高考前的學生，卻沒人替他們呼吁減壓。直至十八歲成人后，才終于從學業(yè)壓力之下解脫，于是有那天生難成才者，縱情聲色犬馬，不求上進也。而成為皇位繼承候選人的，仍需繼續(xù)深造，如當今之學子讀研讀博，導師是不可少的人物。

皇家子弟的學業(yè)內(nèi)容多門多類，不但要學滿文，還要學漢文、蒙文；滿史漢史，并教并學；“四書五經(jīng)”之類，亦必學課程，絕非選修課；還要學詩詞歌賦，學滿漢民俗朝儀、祭祀大典的步驟；騎射是他們的看家本領(lǐng)，弓馬之技尤得過硬……

培養(yǎng)一位全面發(fā)展的貝勒是不容易的；造就一位能勝任天下的皇帝尤其不容易，故他們的蒙師曰國師。清的每一位皇帝的背后，都曾有漢族國師的光輝身影，造就偉大皇帝的光榮，有漢人國師的一半。這使清朝的皇帝中，半數(shù)以上口才不錯文才也在超凡一流。佼佼者，引漢家之經(jīng)據(jù)漢家之典，亦善侃侃而談。面試新科狀元進士們，出題每刁妙，漢人才子不敢輕視也。

在清早期，漢人子弟即使成功入仕，往往也僅能任文官，難掌軍權(quán)。朝廷要職，還是基本控制在滿官手中。滿漢官員之間，即使職位同品，也互不通婚。足見他們對于皇室與貴族血統(tǒng)的純正，是十分在乎的。同為貴族，滿貴族在心理上也常覺高于漢貴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實并不能解決好清皇室的內(nèi)訌。姑且不論雍正繼位之合法性的存疑，其登基后，另外幾個兄弟千真萬確是被他借由害死的。也許正因為這一與皇位有關(guān)的原罪，使他的兒子乾隆更頻繁地駕幸孔府，有次還帶著母親在孔府小住。他對孔子的尊崇，超前勝后。在住期間所封孔府官員，最多時“局”以上者達七十余人——當然，人家孔府后人也爭氣，都考取了證書的。但同等學力而服不成官政的大有人在。這也是沒奈何的事，誰叫“大清”已是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了呢。

雖然將科舉之文門向漢人子弟敞開，屢考不中者還是大多數(shù)。在文學作品里，家境好的，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如《官場現(xiàn)形記》的某公子，仍可過錦衣玉食起碼豐衣足食擁妻攬妾的好生活；而一般庶家兒郎，落魄士子，人生便很慘。能進入豪門充當儒仆，算是命運挺不錯了。不少人羞于現(xiàn)身市井鄉(xiāng)里，隱向山林，過起了有文化的半野人的生活。但這也不僅是清朝獨存之現(xiàn)象，以前朝代，基本如此。這是教育失敗的現(xiàn)象，科舉害人的另面，社會進步停滯不前的佐證。

然而皇室后人卻在文化方面大受裨益。僅看歷代皇帝批奏的文存，圈點精恰，或準或駁，文字見童子功，辭藻豐富，條理明晰，亦莊亦諧，頗顯個性。即使沒理找理，也還是充滿了道理自信。那都不會是別人代筆。在批奏方面，他們還是親力親為的。

說到文字，清的皇帝們形成了中國書法的帝王體，橫平豎直，筆觸渾厚，架構(gòu)緊湊，莊嚴肅穆，氣質(zhì)難仿。即便慈禧，也端的能寫一手地道的帝王體，不服不行。

而乾隆，可謂清帝中的“詩帝”，一生作詩四五萬首。劣詩肯定多半，但較好的詩句也必有之。

我是知青時，聽一位北京老高三吟曰：“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薄X甚嘉，屬工對，氣象大，有畫面感，也有動感。

問何人之句。

答曰：“乾隆。”

后來得知，對方乃清皇族后裔。

而彼們中，善詩畫者，不足為奇。

清的滅亡，內(nèi)因外因，原因多多。腐朽了，落后于世界之林了，是謂主因。

但它怎么就腐朽了呢？

竊以為，規(guī)律使然。就是再英明的皇帝，有文武兩班再忠誠能力再強的大臣輔佐，文人士子們再懂事、不添亂，庶民百姓們再順良、顧大局識大體，而且，日本也不挑釁，西方列強也不仗軍火優(yōu)勢相欺——那它也還是要亡的。

緣何？

壽限到了。

封建之國體，好比人有壽限。初定如少年；中興如青壯年，大抵生氣勃勃，仿佛前途無量；而沒有誰的青壯年期是無限長的。中興一過，似夕陽西下，晚衰開始了——也沒有誰能長生不老。此自然規(guī)律，不以人之意志為轉(zhuǎn)移。不可抗拒。

此是封建國體的“天譴”基因。

是身為皇權(quán)接班人者，命運難逃之悲也。

雙面民國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fā)布遜位詔書：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以外觀大局，內(nèi)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tǒng)治權(quán)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nèi)厭亂望治之心，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即由袁世凱以全權(quán)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xié)商統(tǒng)一辦法?？偲谌嗣癜捕拢Ｓ顏V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lǐng)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xié)調(diào)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lǐng)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持與信賴，并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fā)展“同志”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shù)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yīng)。后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wèi)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斗，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jù)“自治”，無非都企圖像戰(zhàn)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并不真心?；?，不愿在與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拼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zhàn)局時，當皇后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干干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后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shù)語。

此評未免夸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后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陀^言之，此亦大德——盡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guān)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lián)系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后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yīng)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面，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后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歷朝歷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fā)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區(qū)別僅僅在于——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tǒng)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尸怖京城的慘劇，于是宣戰(zhàn)，是昏翳的繼續(xù)?！缎麘?zhàn)詔書》曰：“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卑训故前?，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面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fā)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p>

“一決雌雄”的結(jié)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發(fā)布“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quán)，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仿佛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么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jié)心態(tài)。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jié)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guān)系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于列祖列宗”，而這對于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余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歷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后又為什么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么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yōu)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yōu)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薄@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tài)。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后所歷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zhàn)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zhàn)亂難息的局面嗎？

民國后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只能說，歷史的發(fā)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并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在中國境內(nèi)全面爆發(fā)，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面幾方面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歷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yīng)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于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guān)系，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于團結(jié)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人；“陳面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jié)h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fā)展進步的關(guān)系突變，產(chǎn)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jié)h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面，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于，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面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jié)果后者性命，后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云。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只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于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shù)底層人也只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就說清朝那遜位詔書吧——因是向全國全世界發(fā)布的公告，考慮到最廣大的中國人能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各國翻譯的效果怎樣，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話的表達，但“商輟于途”之“輟”、“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歟”之類字詞，沒有文言基礎(chǔ)的人，不聽別人講解估計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惡”一句，其“拂”雖用得妥帖，尊嚴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實含糊，絕不抵“四億多人民”之具體的數(shù)字概念更觸及人心。在此點上，文言的敘事弊端確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數(shù)字的說服力——如“罄竹難書”“血可漂杵”“殺人如麻”“汗牛充棟”之類成語可見一斑。

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當以說最廣大的民眾聽得懂的話為榮，而不是反過來以賣弄文字，使最廣大的民眾聽不懂為能事，揚揚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張以前一種態(tài)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識分子與最廣大之民眾的文化距離易縮短矣；知識分子團結(jié)最廣大之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非一廂情愿矣；官僚階層世代憑借“先天”般文化優(yōu)勢蔑視廣大民眾的統(tǒng)治“天理”，在文盲依然眾多的時期，亦可被“白話”潮流的進步之道所抗衡、對沖，發(fā)生最初的文化總格局的嬗變——“想怎么說，便怎么說”，“怎么說話，就怎么寫”——胡適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jié)h字漫長的文言過程對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種思維積習得以克服——那積習每體現(xiàn)于辭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詩非詞非賦非聯(lián)，雖只不過是文章，亦求對仗，合轍押韻，字詞鮮見，顯示才學。其表意陳情，往往寓象高蹈，矯揉造作，華而不實，不接地氣。此類文章寫多了，久了，連人也華而不實了——白話文恰可醫(yī)此癥。

白話文運動之深刻、廣泛、久遠的社會進步推動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當代教育方向——當時持教育救國思想的人們，借力于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實踐在中國大地上四處開花結(jié)果。首先，以白話文編輯的課本，使從小學到高中的學子，接受起各科知識來印象明晰。特別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課，是無法以文言編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學的。即使語文一科，白話文的教與學，也為孩子們呈現(xiàn)了一片漢文字魅力依舊的新天地。那時有幸入學的孩子，不僅可以領(lǐng)略白話文課本與文言課本迥然不同的新內(nèi)容，接受課本所傳播的新思想、新道德與情操的熏陶，還有白話詩文可欣賞，白話歌曲可共唱。課文不必再要搖頭晃腦前仰后合地背了——從前某些不敬業(yè)的先生，只管督促著背，字性詞義往往是懶得講的，理由曰背得滾瓜爛熟了，年齡大了幾歲，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證明此非編派——1952年，湖南大學評最高等級教授，資深教授楊樹達與另外兩位教授榮登其榜；楊樹達甚覺羞辱，議二者之一曰：“他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與予同級？”

1926年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宣讀的誓師詞，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師詞曰：“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吊民伐罪，遷厥兇酋……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動員抗日之演講，則又是一番意志的體現(xiàn)：“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yīng)戰(zhàn)，至于戰(zhàn)爭既開之后，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xié)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quán)，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戰(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皆應(yīng)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p>

因為做到了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可謂直抒胸臆，其演講反而句句鏗鏘，擲地有聲。少了陳詞，多了真摯。

從1926年到1937年，蔣介石在漢文字的應(yīng)用方面也與時俱進矣。

總而言之，白話文之教與學，使中國的公學與私學教育，一并呈現(xiàn)前所未有之朝氣，如霞光初燦。

第二，談教育，繞不過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拒不執(zhí)行袁世凱要求從小學到中學高中大學皆須置孔子像，納“四書五經(jīng)”內(nèi)容為教材的指示，宣傳應(yīng)以美育阻止所謂“儒教”的推行。被免職后，便繼續(xù)辦私學，并著書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

若言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總設(shè)計師，大約歧議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長后，因北大之教育一向處于風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為北大之“偉大的纖夫”。

他關(guān)于“超軼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體素質(zhì)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現(xiàn)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當時深受中國教育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乃至今天，“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也仍是教育要求，并仍符合世界進步教育的理念。

為倡導公民道德教育，他還親著了《中國人的修養(yǎng)》一書——即使當時，被公議配寫那種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寥寥無幾。

“世界上的大學校長，在某學科的建設(shè)卓有貢獻的不乏其人，而能領(lǐng)導一所大學對全民族全社會的進步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迄今為止，除了蔡元培再無第二人?！?/p>

杜威當時對他的評價，可謂客觀準確。

其可貴處還在于，身為國民黨元老，卻堅決禁止本黨分子發(fā)展黨員的行徑活動于北大。不論教師學生，皆不網(wǎng)開一面。而對于學生中的涉共活動，雖心有不悅，然學生一旦因而被捕，卻又積極營救。

一方面，當學生罷課分明將有大的政治舉動時，他勸止無效，竟聲色懼厲曰：“我要與你們決斗！”

另一方面，當學生果而入獄，卻多方奔走，積極串聯(lián)對當局的抗議。一俟營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qū)W生供餐壓驚。

其不但稱得上是中國當時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稱為北大當時學子之父也。

關(guān)于蔡元培對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的貢獻，各種評價都不言過其實。卻有以下兩件事，值得贅議。

其一，反對確立什么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園促推孔子崇拜，無疑符合教育總長正當職責；但“四書五經(jīng)”，畢竟屬于學生亦應(yīng)有所了解的傳統(tǒng)文化知識，也嚴禁講學，不似其兼容并包的襟懷。

竊以為，其意氣用事，或許主要緣于對袁世凱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竊國民革命成果者，作為身心投入地參加國民革命的同盟會元老，對袁氏的蔑視當屬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長不久，便誠聘辜銘鴻、劉師培、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以尊孔為己任的“舊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講授國學——這便又自行地矯了“過正”之“過”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壘落，坦蕩無私，身后名清白無詬病，縱腹誹者亦不敢貿(mào)然成文字。迄今為止，僅留一個謎團，即——最后一次辭校長職的簡短聲明中，除言極疲憊，竟引一典是“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此典甚陌，知之者無多，坊間一時議論紛紛，不知“馬”喻何人，“道旁兒”輩又指誰等——此惑一朝有解，對于研究他當際心境，必大有幫助耳。

與大學教育景象相對應(yīng)，陶行知盡畢生精力于鄉(xiāng)村小學教育的實踐，亦值得今人心懷大的敬意。其所面對之生源，絕非鄉(xiāng)紳富戶子弟，大抵清貧人家少年，甚至收納流浪兒童。這使他的辦學，具有了顯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強國的根本，小學是教育的基礎(chǔ)——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體系規(guī)律，也是對梁啟超“少年強則國強”之思想的行動化。

在到處兵荒馬亂，農(nóng)事難為，民不聊生的歲月，他的努力談何容易，每為經(jīng)費所愁忉。盡管他和學生們開荒種地，自足菜薯，仍經(jīng)常共同挨餓。好在學生雖然多為少年，但出身貧苦，對農(nóng)事并不外行，能給予他堅守的欣慰。間或有捐助接濟，然非定項支持，時有時無。

較之于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陶行知的堅守可謂篳路藍縷，躬奮行之；然其屬于越挫越奮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學生因年齡稍小，不會卷入學潮；不如蔡元培灑脫的是，孑民先生動輒辭職，十年間辭職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請才歸的。陶行知是自己在辦學，若辭職，他的學生們也就不再是學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兒。

故只有堅守。英年早逝，實因多年操勞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說是一位被中國近現(xiàn)代鄉(xiāng)村民辦小學累死的人；一位甘愿以一己之努力，為中國草根階級的孩子們在知識化的坎坷路上提燈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國吾民，實不應(yīng)僅仰蔡元培，僅知梁啟超那句“少年強則國強”的名言，卻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負國義民義也。

黃炎培曾經(jīng)蔡元培介紹加入過同盟會。蔡元培于清末辭官辦學時，黃炎培也曾求學其名下，故二人有師生誼，亦師亦友關(guān)系。黃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后一批舉人，顯然受益于恩師的國學功底。而他后來一度致力于興辦中等“技能學?！?，也顯然是為了推行恩師“技能教育”的主張。

黃炎培運氣好于陶行知，他回家鄉(xiāng)辦學時，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戶的鼎力相助。對方的發(fā)達過程，類似現(xiàn)在農(nóng)民出身的包工頭的發(fā)家史。黃一公布消息，對方立即奉上了九萬多銀圓，那在當時是一大筆錢。并且，對方還命自己的兒子成為“技能學?！钡牡谝粚脤W生。自然，黃的兩個兒子，也為其父起帶頭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將家產(chǎn)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后人度日，竟湊齊二十萬兩白銀捐給黃炎培，以作辦學固定基金——可謂厚資，保證了黃炎培的辦學事業(yè)較為順遂。

細析之，不論辦私學公學，辦學人的知識出身，實為要點之一，辦“新學”也不例外。甚或正因為辦“新學”，尤其重要。雖然“舊學”模式已江河日下，舊“學位”的含金量，還是被坊間民間所極看重的。進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過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為弟子黃炎培出任校董，且黃本人亦是往后不可再生的舉人，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辦私學的人所能相提并論的。

蔡元培之于黃炎培，恩師之扶持影響力的確在焉。

與資助黃炎培辦學的“義石匠”相比，南洋華商富賈陳嘉庚對家鄉(xiāng)教育事業(yè)的慷慨資助，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愛國華僑楷模與領(lǐng)袖。1913年1月，清廷遜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資在家鄉(xiāng)辦起了小學。之后，接連辦成了幼稚園、中學、師范、水產(chǎn)及航海?？茖W校，并為各學校設(shè)立了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美術(shù)館、音樂館、禮堂、醫(yī)院、銀行等，形成了當時國內(nèi)規(guī)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說是國內(nèi)獨一無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后一位學部侍郎嚴修及最后一位狀元張謇，在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事業(yè)進程中的作用，也都舉足輕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認，史不能閹。眾所周知，張同時又是當時舉措風生水起的實業(yè)家，而嚴為南開大學創(chuàng)史人張伯苓的知遇貴人。借力于民族資本主義筍芽迅長，青竹勃生的優(yōu)勢，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之圖景輪廓漸明?！耙粫r多少豪杰”六字，用以形容彼時局面，不算枉論?！昂澜堋闭撸粌H指達人名士，當然包括百千萬孜孜辦學的無名而有跡的人。若誰遍覓從前的縣志、鄉(xiāng)志，定可驚訝地發(fā)現(xiàn)，幾乎縣縣必有那樣的人，半數(shù)以上的鄉(xiāng)存在過他們辦的私學。許多人正是“新學”畢業(yè)的學子，辦學既是個人謀生方式，客觀上也繁榮了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只要是一所有規(guī)模的學校，便有權(quán)自編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檢驗教學質(zhì)量的標準。

第三，新文化運動，也推動了中國近現(xiàn)代報刊業(yè)的發(fā)展。報章和書籍內(nèi)容通俗易懂了，識字且關(guān)注國家之事的人多了，報刊的受眾自然多了。僅當年的北大學子，胡適的學生傅斯年與同窗們編的一份學刊，經(jīng)年便發(fā)行到一萬余份。此事亦足見蔡元培身為校長的愛才眼光，他熱忱支持，撥發(fā)可觀經(jīng)費以促其成。

報業(yè)尤其興旺的上海，當年某條街上，即有報館多家，牌匾接目呈現(xiàn)。一方面解決了文科學子的就業(yè)問題，一方面使輿論監(jiān)督有了可以形成合力的新聞與評論平臺?！笆箒y臣賊子懼”——孔子修《春秋》的初衷，在后來的當時，幾成中國氣候。并且，由而產(chǎn)生了一批著名的職業(yè)記者與報業(yè)家。連瞿秋白任中共領(lǐng)導人前，也曾以記者聞名。其他報刊與出版業(yè)重量級人物，有歷史常識的人皆知曉，舉不勝舉，略過可矣，不贅述。

第四，新文化運動，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女性的知識化、社會化、人格及精神之獨立意識。

實際情況是，在新文化運動前，早有女性先驅(qū)們?yōu)榇伺α恕?898年，譚嗣同之妻便與康廣仁（康有為一弟）之妻合辦了《女學報》，于是產(chǎn)生了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報，由三十多位女性擔綱主筆，影響逾國。此外，出現(xiàn)了《女子世界》《神州女報》等女性辦女性撰文面向女性的報刊。到1907年，僅天津一市，女子學堂已多達一百二十余所。論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不可不提女性先驅(qū)們的首勛。因白話文的易懂便寫，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好風憑借力”，也是事實。除女性報刊的增多，面向兒童少年的報刊也出現(xiàn)了深受他們喜愛的新種類，如《小朋友》《兒童時代》《少年時代》。

第五，最為“好風憑借力”的，當然更是文學。白話小說、散文、詩與雜文、時評政論、小品文、讀書隨筆、文學藝術(shù)評論，爭奇斗艷，你花開后我花發(fā)。報刊與文學互利雙贏，確可以繁榮二字形容。自然，文字交鋒鏖戰(zhàn)與“口水仗”此起彼伏，民主與民生言論層出，文化與文明主張常見，各種主義之宣言激蕩、沖突、共存，比春秋時期還要蕪雜多元，像極了西方的文化啟蒙世紀。白話文也使中譯外、外譯中變得較為得心應(yīng)手，促進了中外之文學的、文化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互相了解、介紹、欣賞、借鑒——總體來說，因為中國落后的方面多，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方面顯然，西風東漸遠超過于本土文明與文化成果的輸出——在后一點上，最有資本一傲的倒是?；市闹了啦汇墓鉴欍?，因為他用英文翻譯的古典詩詞與古文化經(jīng)典最早最多……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似乎便是近代中國之一個最好的時期了？

實則不然，以上只是文化及思想景象單方面狀態(tài)，或曰僅是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化知識分子單方面的感覺。但一個國家，一個時期，好與不好的史論，也要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的感覺如何。

從史中難以覓見他們直接留下的記憶。

幸而有人可以替他們間接留下印象——便是民國之父孫中山。

辛亥之后，孫中山曾悲言：“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轉(zhuǎn)生出無數(shù)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反令民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這乃因為——袁世凱死后，民國政府班子更乏實際權(quán)力可言。清廷時的封疆大吏，曾因其遜位，一度搖身一變成為民國之地方長官。他們礙于袁氏畢竟是遜位詔書中指定的組閣人，并且自己成了大總統(tǒng)，雖皆心有不服，卻也都不便公開豎起反旗。但袁世凱一死，群龍無首，中國再度陷于“領(lǐng)導班子”半虛空的局面。新軍閥們其實都樂見此局面呈現(xiàn)——或企圖據(jù)省獨立，擁兵為王；或生更大野心，覬覦大總統(tǒng)寶座。一時間，所謂“自治”輿論，再次甚囂塵上。而軍閥麾下，經(jīng)常發(fā)生嘩變、分裂、叛離的情況。于是如雞生蛋，蛋生雞般，衍化出眾多小軍閥，也割據(jù)一方土地，占領(lǐng)一座或幾座城市，過諸侯王之癮。魯迅詩“夢中依稀慈母淚，城頭變換大王旗”兩句，正是當時國家局面的逼真寫照。軍閥們之間互不安生，你欲吞并我，我欲消滅他。軍閥戰(zhàn)爭，遂成民生大患，土匪趁隙滋生，更使黎民深受其害。軍閥欲剿收土匪，以充兵源。土匪也襲擊軍閥部隊，搶軍火，掠給養(yǎng)，以壯大自己。是故，使黎民苦不堪言之事，兵災(zāi)第一，匪禍第二，自然災(zāi)害第三。

自然災(zāi)害不可避免。但若天災(zāi)人禍并加于民間，民間苦難重矣。從晚清到民國，民間歷經(jīng)慘亂，又遭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之燒殺，繼而歷經(jīng)北伐及后來的軍閥混戰(zhàn)，已可謂千瘡百孔、哀鴻遍野了。清末時期，背井離鄉(xiāng)之民多時已達千幾百萬，至民國，近兩千萬矣。初是逃災(zāi)避難的流民，漸變?yōu)橛屑译y歸的游民。游民所到之處，居無定所，生無穩(wěn)業(yè)，有墮為盜者，有淪入幫門者——于是幫會發(fā)展有聲有色。

凡幫會，或易進嚴出，或嚴進嚴出；總之一旦進了，出來就不由自己了——凡此類幫會，性質(zhì)上其實便是黑社會。

東西南北中各路游民，隱裹著形形色色的幫會組織，所到之處，不論城鄉(xiāng)，都使民間太平日子更加稀少。士農(nóng)工商，皆難避兵、匪、幫會三害疊加之苦。

前所述民國之種種曙光般的新現(xiàn)象，如幣之一面；而另一面，如人間煉獄也。新現(xiàn)象在大都市，煉獄似的一面，在民間的最底層。

蔣兆和的《流民圖》，是當時畫家用畫筆留下的在現(xiàn)場性的歷史畫像；而魯迅的小說《肥皂》，也對人口買賣給出了證言。

至于文化，在民間的最底層中，傳統(tǒng)的已然瓦解，現(xiàn)代的尚未成形。

再至于文藝，實際上接近是沒有了——鄉(xiāng)村的普通農(nóng)家的孩子，不復(fù)再能像魯迅小時候那般看到社戲了；小鎮(zhèn)的勞動大眾，也很少有幸在菜館聽段評書了；二三級城市的中產(chǎn)人家，家里能訂份報看連載市民小說的，就算是少有的文藝欣賞與享受了。

民國的另一面，在《阿Q正傳》《祝?！贰犊滓壹骸贰恫桊^》《春蠶》《包身工》《為奴隸的母親》《月牙》《駱駝祥子》中……

難怪乎孫中山出那種悲愴之言；

難怪乎蔣介石對軍閥籠絡(luò)與憎恨交織；

難怪乎底層常有人嘆曰：還不如大清朝年光好的時候！

中國之文化啟蒙，實際上，“五四”之前已成景象。嚴復(fù)所譯之《天演論》，未嘗不可以視為第一次文化啟蒙的“破冰事件”，其影響遠超過其他翻譯書籍或文章。由是，乘風者眾，或出于開啟民智，易變民習的真誠，或只不過為了成名獲利。

梁啟超斯時著文，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p>

梁氏文風特點之一，便是每將觀點推向極端。其所言“人道”，亦非僅指人道主義，而是包括人道主義在內(nèi)的全部做人準則——那些準則，《三字經(jīng)》《千字文》《弟子規(guī)》等蒙學讀本中不是一再宣揚了嗎？孔子思想、《朱子家訓》、經(jīng)史子集里，不是也一再強調(diào)了嗎？

然而梁氏看出了問題——只教誨得了學子，難以深入民間。

應(yīng)該說他看得還是比較準的，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小說足以救國乎？若國還是老樣子的國，民又怎么能靠新小說而如其所愿成為新民呢？

有怎樣之國，亦有怎樣之民——他回避了這樣一個辯證關(guān)系。

他所言的新小說，是相對于《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封神演義》《西游記》《聊齋志異》《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評書、戲劇的一種概念。

附合其觀點的有兩種聲音。

一種予以發(fā)揮，以法國為例，認為“今日法人之安享共和政體之福，皆小說諸家之所畀”。

這種附合，強調(diào)文化啟蒙促進了法國大革命的功績；與梁氏貌和，其“道”相左。

一種予以深究，認為如上小說、評書、戲劇，皆毒化民心之根源，“其文采愈足以自飾，則其流毒愈深極遠”。——于是自成小說害民亡國論。這不是梁氏本意。梁氏雖鼓吹所謂新小說足可新民，但還不至于“極左”到認為舊小說、評書、戲劇都該一掃而光的程度。

反對梁氏的聲音也是有的，同樣從國與民的邏輯關(guān)系上表達質(zhì)疑。

一個事實確乎是，在關(guān)于小說的大討論時期，新小說如雨后春筍般多起來，從政治小說、偵探小說到冒險小說、言情小說、苦命小說、復(fù)仇小說等等，種類極為繁多。因廣受歡迎，報刊每登廣告以高酬求稿。而最為盛行的，乃翻譯小說。因為是西方國家的現(xiàn)代小說，對于中國人，似乎最符合新的概念。

20世紀20年代時，某些風華正茂的革命家也曾是文學青年，瞿秋白發(fā)表過很“布爾喬亞”的抒情詩；方志敏發(fā)表過小說；張聞天的詩作和散文頻頻見報，并且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今人對陳毅的律詩已不陌生，而他當年發(fā)表過多首特抒情的白話詩。

那時，有三座城市，最能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方面折射出時局動蕩、民心渙散、四分五裂、難以整合的中國形態(tài)。

北京朝野內(nèi)外，仍在為中國的體制問題而各派角力，明爭暗斗，每每刀兵相向。致使古都上空，經(jīng)常烏云密布，官民各界，每每人心恓惶。

廣州人則有兩類——一類一門心思將革命進行到底；一類趁亂撈錢，官倒民倒齊踴躍，豬往前拱，雞往后刨，不但販貨，而且販人。

上海因為租界甚多，占足開化風氣之先勢，遂成新文化叢生之地，書肆林立，皆以專出新小說為招牌。翻譯小說的廣告最為搶眼，讀者最多，銷量最暢，讀新小說幾成一切識字之人的時髦追求。這一種態(tài)勢，迅速擴大向江蘇、安徽、浙江周邊三省。新戲劇也如火如荼，良莠參半。

后來，生理衛(wèi)生書籍大行其道，尤是《保精大論》《男女交合新論》之類“性愛寶典”成為許多識字青年的枕畔書。

而于這等出版業(yè)的發(fā)達盛況中，“哲學”一詞也進入了中國文化知識分子們的視野——黑格爾、叔本華、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尼采等名字，頻頻現(xiàn)于學理報刊，致使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學界“大腕”，一再著文予以闡釋、批判，每起論戰(zhàn)。他們還要抽出精力來，關(guān)注市民階級的讀書傾向，指出哪些書是出版界嘩眾取寵，只為賺錢而出的“垃圾書”，而哪些書才真有科學知識普及、人文啟蒙的價值，以肩“文化導師”的使命。結(jié)果常引火燒身，樹敵成靶?？傊級蛎Φ?，夠累的，夠操心的，夠憂慮的——大約，也覺活得夠充實的。

想象一下當時上海的情況，那種文化熱的局面，似不遜于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新文學時期”；與后來中國網(wǎng)絡(luò)時代的“自媒體”情況可有一比。那似乎是一個沒人管的文化時期；也分明是一個人人言論權(quán)利平等的時期。什么名流、前輩、師長、同窗、新交舊好，理論起來，沒大沒小?？傮w上，就事論事言理的多，損辱人格的現(xiàn)象少。

對于清末的上海本地人，所謂“政局”似乎是這樣的——清朝廷雖然尚在，但與“阿拉”何干？它派駐留辮子戴頂子穿袍子的官員吏役，實際上對本地的管轄權(quán)非常小?！胺阜ā倍?，在上海有兩重意思：一指犯清朝的法，二指犯租界的法。犯清朝的法可逃入租界暫避一時，若租界洋警局不配合，清朝的捕頭們干沒轍。若犯了租界的法，那在上海就無處可逃了，清朝的上海官想不管都不可以，洋警局絕不會答應(yīng)。是故，情況變成了這樣——上海雖是中國之城，但上海地方官在當?shù)厥堑陀谘蠊賳T的二等官；清朝的法是低于租界法的二等法；清朝的執(zhí)法者是低于洋警察的二等執(zhí)法者?！按笄濉钡墓賳T以及法和執(zhí)法者，在自己國家的城市淪為二等了，也就難怪上海人不怎么拿“大清”當回子事了。在上海人看來，所謂“大清”，只不過剩下了個空架子而已。若革命黨真能將它的命給“革”了，上海人像大多數(shù)漢族人一樣是樂見其成的。若一時還做不到，上海人也不是多么的急。十八年都等了，再等十八天還是有那耐心的。因得開化風氣之先，上海幾無心有保皇情結(jié)的人。也因得開化風氣之先，上海之多數(shù)人，不分階級地，對“大清”的膩歪遠勝別省市的人，對自己那種膩歪的忍性，也遠高于別省市的人——畢竟，“大清”的腐朽氣沒落氣和焦慮煩躁的晦氣，離他們較遠，對他們的輻射已微乎其微。

前邊所談的文學現(xiàn)象、理論現(xiàn)象、出版現(xiàn)象——廣而言之，文化現(xiàn)象，形成于上海，如形成于香港一樣自然。實際上那現(xiàn)象比香港還生動、活躍、色彩斑斕，因為香港當年不曾云集了那么多的文化知識分子，仿佛全中國的老中青文化知識分子多數(shù)集中到上海了。

后來相對于“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之說，細思忖之，其基本特征，或曰與“京派文化”的最大區(qū)別，似可概括為“自如”二字。此特征，即使在論爭最嚴肅并且似乎特重大的問題時，也給人以“舉重若輕”之感，而不會出現(xiàn)什么黑云壓城更不會出現(xiàn)什么劍拔弩張的局面。

似乎也可以說，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上海，“大清”已名存實亡了。

撫去文化的文藝的現(xiàn)象看舊上海，其當年的全貌像當年的舊中國一樣，也分分明明地呈現(xiàn)著撕裂狀態(tài)。

英國作家阿爾多斯·哈克里斯曾這樣評說上海：“沒什么地方有比那里更刺激的生活可以想象了?！?/p>

20世紀20年代時，上海已近三百萬人口。

它有眾多的企業(yè)家、成長中的中產(chǎn)階級、具有各種主義和思想的青年、大學生。

作家、畫家、音樂家和電影制作人估計并不少于紐約、巴黎。

80年代，外國電影史學者看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電影，驚嘆水平之高完全可與當時的國際水平相提并論。

當年，全中國一半以上的公交車、私家車在上海。

它是經(jīng)營著全中國一半以上對外貿(mào)易的巨大港口，有中國最大的船塢；

它是中國最主要的工業(yè)與金融中心；

它擁有中國一半左右的工廠，四萬多名工人；

外國在華投資的三分之一融入上海經(jīng)濟鏈條。

上海發(fā)電廠是舊上?；盍Φ南笳?，茅盾的小說《子夜》描寫過其廠房頂上的霓虹燈光，火紅與熒綠色閃爍著幾個英文大字——“光明、熱情、權(quán)力”。

它是大量小商人、小店主和代理商的溫床。外國商業(yè)大亨和形形色色冒險家的涌現(xiàn)，使上海在資本主義商業(yè)化的光環(huán)之外，又佩戴著殖民地現(xiàn)代化的徽章，而租界是那種徽章的城市造型。僅法租界就五十萬人之多，但法國人只不過一千四百多人，外國人總數(shù)不超過兩萬——這從一個側(cè)面可見上海當年的富人之多。

但當年上海的窮人更多，成千上萬人租住在污穢不堪的河流上的小船艙中；工人們往往三代居住在小巷口的舊危房中，露宿街頭的乞丐比比皆是。他們像牛馬一樣勞動，掙少得可憐的錢，完全沒有尊嚴和生命保證可言。紗廠里的女童工們經(jīng)常被熱水燙傷。一位外國記者在報道中這么寫——看到有起碼一百個嬰兒在彌漫的水汽中躺在長凳上，而他們年輕的母親是賄賂了工頭才將他們偷偷帶入車間的，她們沒辦法。

窮工人的出路幾乎只有兩條——要么加入黑幫尋求庇護，要么暗中接近共產(chǎn)黨發(fā)誓改變社會。

那名外國記者引用外國諺語說：“上海是由一層厚厚的地獄和一層薄薄的天堂組成的?！?/p>

如果說上海發(fā)電廠當年由霓虹燈組成的“光明、熱情、權(quán)力”象征著一座城市的貌相，那么，它只實現(xiàn)著極少數(shù)人的夢想，與眾多中國人的夢想是無關(guān)的。

全中國的人都沒想到，辛亥革命會結(jié)出袁世凱稱帝的劣果。犧牲了那么多仁人志士的性命，流了那么多好男兒的血，用民間的話說：“不承想弄出了個這！”

嚴復(fù)對“大清”的感情并不比王國維淺；他是連君主立憲都不贊成的人；他當清朝的官當?shù)煤苡懈杏X，也很盡職；他主張改良，而改良是為了“大清”能重新強大起來；他認為比起元、明兩個朝代，清朝的總體表現(xiàn)是不錯的，二百六十多年的統(tǒng)治并非是暴政凌民的一貫統(tǒng)治；他為“大清”的滅亡扼腕嘆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詛咒梁啟超這個君主立憲主義者罪該萬死——“小說救國論”實際上起到的是使“大清”速亡的“壞”作用。

梁啟超得知后反唇相譏：是他翻譯《天演論》先帶了個壞頭！

而在王國維看來，他倆是一路貨色，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而在北伐革命將士看來，大時代的潮流當前，文化只分三類——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而三人都介于不革命和反革命之間。

后話是——王國維的死，與自己心諳此點不無關(guān)系；傅斯年主持民國政府中研院，為梁啟超之子梁思永向財政部打申請補助的報告時，還不忘在文中加了一句：“人家的父親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其在文化傳承方面畢竟多所作為?！壿嫛辉~是其發(fā)明，僅此一點，即可謂貢獻……”

“敵人”二字，意味著在國民黨核心人士那里，前賬是無法忘記的。但傅氏畢竟非是徹底的政治動物；相反，是骨子里的知識動物、文化動物，故其看人，首先還是著眼于知識與文化方面怎樣，不能不令人覺得可愛。

而國民黨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不但連自己明知是共產(chǎn)黨人的陳獨秀、李大釗也聘用，連死不悔改的?；嗜耸抗鉴欍懸病笆站帯绷诉^去，其為民國所做之“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真是堪稱卓越。

如果說袁世凱稱帝開了中國人一次冷玩笑；如果說北伐又使國人看到了國家翻開歷史新篇章的希望；那么發(fā)生在上海的“四·一二”事變，則一下子使中國跌入了“革命”后的恐怖深淵。

上海曾經(jīng)“自如”發(fā)展的文化局面，從此戛然而止?！昂Ｅ晌幕币搽S之面目全非，僅成歷史話題矣。

連當時主張“為文學而文學”的“新感覺派”的主力作家們，都因那“恐怖”的氣氛而離開上海，各奔一方了，足見那事件對于文化人是多么巨大的刺激。

是故——被國民黨人視為“敵人”的梁啟超們也罷；被共產(chǎn)黨人視為“敵人”的胡適們也罷；先被國民黨視為“敵人”后來又被共產(chǎn)黨視為“敵人”的許多文學的文化的人士也罷——說到底，其實都不具備成為任何政治集團的敵人的能量。

單靠文學、文化肯定是強不了國的。

若一種政權(quán)瓦解了，如清朝、如民國，也不可能僅僅因為文學、文化起了破壞作用；一定有其自身不可救藥的原因。

舉凡革命，則必號召暴烈的行動，否則無法制勝；而舉凡文學，大抵遵循人性立場，違背則遭譴責——此二者之核心主張的根本區(qū)別。

舉凡革命，皆需昭示理想，于是必維護高尚激情；而舉凡文學，總是面向民間，于是每見現(xiàn)實之常態(tài)——此二者之“規(guī)定行為”的不同。

即使擁護革命如雨果、高爾基者，后來都與革命發(fā)生意見分歧，正是由于以上兩種原因。

“存在的即合理的?！薄搜圆坏m用于解釋革命，也同樣適用于解釋文學、文化。

21世紀的中國，若能以超乎以往任何時代的包容性看待文學與文化，則新時期之新又加分也。

國家的文藝氣質(zhì)

世界各國曾被從制度上劃分；后來被從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劃分。

是否也可以從文化方面劃分呢？

我覺得也可以。并且確實被這么劃分過。制度不同，文化自然打上制度的烙印。從前我們說別國的文化是資本主義文化，修正主義文化；說一切古代文化是封建主義文化，都應(yīng)被抵制，態(tài)度堅定決絕。人家也視我們的當代文化是政治的附庸文化。

俱往矣。

20世紀80年代不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也是世界開始變“平”的初年。世界不是一下子變“平”的，也不僅僅是靠電腦和手機變“平”的。自從人類開始懂得在文化方面應(yīng)該互相尊重的道理，世界就逐漸在往“平”了變了。中國從80年代在此點上表現(xiàn)主動，中國又是人口大國，故可以說——中國對促進世界變“平”是有貢獻的。

80年代的時候，多部美國電視劇在中國播放過，其中一部是政治片，黑色幽默風格，諷刺政客的。臺詞中，有兩個詞每被說到——一曰“微速發(fā)”，一曰“微次發(fā)”，每被是議員的男主角在不該說錯的場合說錯，于是引出一連串“黑色”情節(jié)——前者指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小國，后者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很低的小國。那位議員一向主張的外交政策明顯地嫌貧愛富，遭到女兒一針見血的批判。

地球村的國家現(xiàn)象太特別了——十萬人口以下的小國有數(shù)個，人口最少的小國才一兩萬人左右。大抵是島國。多在美洲、非洲，歐洲也有。人口百萬左右的國家則多了。若在古代，這樣一些小國是難以存在的，要么被吞并了，要么會干脆被滅。它們在當代世界的安然存在，證明人類的確進步了。

在20世紀80年代，百萬人口左右的國家，不論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良好、較好或不好，在文化形態(tài)方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所持基本都是“文化自然主義”發(fā)展觀，這很符合中國古代哲人特別是老莊們“順乎時宜”的思想。

“時宜”者——當下只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應(yīng)該怎么做的主張。也不僅是國家主張，還是人民的態(tài)度。

在那些百萬人口左右的國家，宗教向來是核心文化。文藝是文化外延。有的國家并無本國文字，新聞出版業(yè)非文化主體，文藝之“文”成就有限，但是它們卻能將“藝”的功能最大化地予以利用。如果不是與旅游發(fā)生關(guān)系，世界很少報道它們的情況。如今旅游已成人類愛好的潮流，故20世紀80年代至今，它們的旅游業(yè)收入逐年增加，國計民生都在不同程度地向好。有的國家還被大國人視為“世外桃源”“人間福地”。

在它們那里，從不討論更不爭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藝，文藝能不能代表文化；在它們那里，文化廣泛體現(xiàn)于民俗風習、節(jié)慶活動，而此兩方面，又相當情愿地繼承了傳統(tǒng)；有特色的歌舞表演、俗習呈現(xiàn)，以其精彩而可持續(xù)地吸引外國游客。

它們因為小，在一切方面從不參與世界性的競爭?！盃帯痹谒鼈儚膰矫竦淖值渲蟹路鸩淮嬖谒频?。它們只是切實地做，從容不迫地做，一如既往地做，于是越做越好，越有特色。由于不爭，反倒每給別國人一種自信的印象。別國人特別是大國人到它們那里，幾乎都會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便是少浮躁焦慮之氣。

它們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是那么的親，繼承愉悅，絕非被迫。它們與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也是那么的緊密，一切現(xiàn)代的益處，都盡可能地被接受和享受了。

我很欣賞它們的“文化自然主義”發(fā)展觀，很尊敬它們循著符合各自國情的文化發(fā)展道路的從容而明智的選擇。

從長遠看，它們的文化發(fā)展道路，必將熏陶出一小部分不同于當代大部分人類的新人種——即不爭而自適的人類；此新人類不同于安貧樂道、故步自封的人類，乃是既能與時俱進又能進取有度的人類——相對于全世界國與國之間愈演愈烈的方方面面的競爭，它們的存在似乎具有置之度外的超前智慧性——人類的生存形態(tài)在許多方面日新月異地變了，唯獨在國與國爭、人與人爭一點上，從沒變過，離“天下大同”的理想還很遙遠。

當然，并非所有小國都已是理想國；半數(shù)那樣。它們的人民，多半之生活幸福感，絕不低于經(jīng)濟大國的人民。

世界上還有些國家，人口在五百萬或一千萬左右。其中某幾個國家，卻能在各方面令世界仰慕。用時下中國年輕人的話說，那些國家很“厲害”——它們的“厲害”也充分體現(xiàn)在文化、文藝方面。

在它們那兒，文化是文化，是以文字成果為概念，以思想比重為前提的；而文藝是文藝，是文化的演變現(xiàn)象。這兩者它們一向分得較清，從不混為一談，也絕不會本末倒置，錯亂關(guān)系。在它們那兒，不但沒有“文化產(chǎn)業(yè)化”的提法，即使對文藝也不倡導“產(chǎn)業(yè)化”。也許，它們認為，“產(chǎn)業(yè)化”是背離文藝本質(zhì)屬性的吧？誰知道呢。它們從沒發(fā)表過任何文化宣言，世界對它們的文化主張知之甚少，只能以它們的文化現(xiàn)象就事論事。

比如奧地利——面積八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余萬，才是北京現(xiàn)有人口的三分之一。

奧地利是德語國家、天主教國家，羅馬天主教為國教；同時也是工業(yè)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國家。

奧地利人崇尚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建筑藝術(shù)。他們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的文學流派很多，繪畫與雕塑藝術(shù)的流派頗多，在造型藝術(shù)方面達到過令世界公認的高峰。讀書，聽音樂，看歌劇是他們主要的愛好，首都維也納有“音樂之都”的美譽，多位世界級的音樂大師在那里度過創(chuàng)作和演出時光。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久已蜚聲全球，每年都有近十億人收看電視直播。

普遍的奧地利人對文藝的選擇態(tài)度都近乎嚴苛，他們的標準一向是欣賞價值而非娛樂口味。這使任何旨在以娛樂性高而大賺其錢的文藝，面向奧國都根本打不開市場。倘以國家為集體在全世界選“雅人”，奧國人的排名肯定靠前。其八百余萬人中，至今已有十八人獲得諾貝爾科技成果獎。解剖學、神經(jīng)外科學、矯型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的先驅(qū)人物都是該國人。第一位奧地利人獲諾獎距今已九十年，那時奧地利才五百萬人口左右。

“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也使奧地利國民經(jīng)受了嚴重的創(chuàng)傷。

他們后來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試圖給自己一個明白已經(jīng)很久，卻一直想不大明白，只能從邏輯上并非多么自信地推斷——某類宗教之傳教場所，方式具有顯然的詩性和既肅穆又愉悅心靈的文藝性，如優(yōu)美的管風琴聲、童聲唱經(jīng)班、民間自發(fā)組織的誦經(jīng)活動、友善互助的教義要求，長期地影響一代代人們，使人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親近優(yōu)質(zhì)文藝的共同習性。此種共同習性，進一步?jīng)Q定了其文藝的優(yōu)質(zhì)性，遂成基因，生而有之。這種對優(yōu)質(zhì)文藝的共同的親近，使劣質(zhì)文藝在本國沒有自生環(huán)境，由外來也會遭到共同排斥，于是造就了一部分文藝愛好方面具有典雅傾向的人類。這部分人類的共同特點是——對文藝的欣賞愿望遠大于娛樂愿望，并且喜歡與家人、戀人、朋友共同欣賞；獨處之時喜歡讀書，對書的選擇也像對文藝的選擇一樣排斥劣質(zhì)。他們遠行時總是會帶著書籍，在周圍皆“手機控”的情況之下，一點兒也不會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在讀書而不自在。他們在別國觀光時，身處喧鬧之境，眼見刺激場面，自己也大抵不至于因之表現(xiàn)亢奮，只不過會情不自禁地鎮(zhèn)定地拍照——這樣的一些人類，依我們大多數(shù)中國人看來，未免太過古板。實際上他們一點都不古板，比我們更是感性的人。但促使他們激動的事，與促使我們激動的事往往不一樣。所以他們的國家人口雖少，人口素質(zhì)明顯的高，可被集體視為地球村的優(yōu)秀公民。

世界上類似的國家很有一些，如丹麥、瑞典、瑞士、芬蘭、挪威、愛爾蘭、匈牙利等。這些國家的人在性格上并不都像奧地利人那么具有“文藝貴族”般的氣質(zhì)，但他們對于優(yōu)質(zhì)文藝的偏好，對于庸俗無聊的文藝現(xiàn)象近乎本能的排斥，與奧地利人卻是一樣的。

這不表明他們是拒絕歡樂的人類。

也不意味著他們在文藝接受心理方面有什么潔癖。

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欣賞愿望遠遠大于娛樂愿望，并且欣賞水平已無法再降低下來，使自己成為庸俗無聊的文藝受眾的——人類。即使同樣是歐洲國家，同樣是以天主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民風民俗以及所養(yǎng)成的民族性格也會大不相同。如比利時，并未定天主教為國教，但一千余萬人口中，90％信奉天主教。與紳士做派十足的奧地利人相比，他們顯得喜歡熱鬧。比利時三五日就會有一次集市、節(jié)日或嘉年會。五花八門，內(nèi)容都少不了文藝表演。比利時的民間文藝社團是世界上最多的，僅首都布魯塞爾就五百多，以合唱團、樂團、劇團、繪畫與雕塑愛好者為主。簡直可以說，比利時是世界上將文藝與民間生活結(jié)合得最密切的國家——但該國并無什么文藝的產(chǎn)業(yè)鏈，人們也不考慮文藝產(chǎn)業(yè)化的問題。他們喜愛文藝，是相當純粹的喜愛，與商業(yè)目的關(guān)系不大。至于吸引了更多的外國旅游者，那是客觀結(jié)果，非主觀的目的。在旅游淡季，他們該熱鬧也熱鬧——因為那是為自己快樂，非是為了快樂給別人看。

他們?yōu)槭裁磿菢幽?？因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嗎？誰知道呢？果而如此的話，那么似乎可以推導出一個規(guī)律，即——人口密度越高，人對娛樂的心理需求越大；倘普遍生活還算不錯的話。

與奧地利人傾向于欣賞高雅藝術(shù)這一點相比，比利時人對文藝的態(tài)度是雅俗并包，一視同仁。但所謂“俗文藝”，在他們那里是指民俗色彩濃郁，歡樂指數(shù)較高。像奧地利人一樣，他們難以容忍庸俗無聊?；b成馬戲團小丑的雜技表演是兼容并包的底線。我曾問過來自比利時的友人，他們是否喜歡英國“憨豆先生”的滑稽小品表演？

不料他們都說不喜歡，因為沒有文藝含量。

他們又補充說但喜歡“憨豆先生”主演的幾部電影，因為有文藝含量。

文藝終究要有些“藝”的含量，并且終究要恪守“文”的底線——比利時人對此點特堅持。

若將國家人口擴大到一億及一億以上，那么巴西人的文藝觀是不能不說一下的。

巴西的國土面積比中國少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但人口比中國少十二億多。他們對足球運動的熱愛舉世聞名，對歌舞的喜歡也發(fā)乎性情。他們的節(jié)假日也很多，在一年一度的狂歡節(jié)上，裝飾有彩色大羽毛的巴西女郎們風姿綽約，美艷四射，永遠吸引旅游者們的眼球。

這樣一些尋歡作樂起來仿佛個個都是酒神兒女的人類，在日常接人待物方面，卻又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禮，極其注重言行及一舉一動的得體。除了與人約見時可能會遲到，別國人很難再挑出他們在社交方面的不得體來。

巴西人又沒從小都學過《弟子規(guī)》——他們?yōu)槭裁磿憩F(xiàn)得都像按《弟子規(guī)》教導出來的人一樣？

娛樂氛圍濃重的社會習俗，為什么不但沒有消弭掉這個國家的人們工作和學習的上進心，反而極其顯然地有益于他們的大多數(shù)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畏困難，自強不息；并且大多數(shù)以人助人為樂，遵守公德為習？

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向澳大利亞、加拿大，則會發(fā)現(xiàn)當代人類與文藝的另一種關(guān)系——去除低俗之后全面接受的關(guān)系。這兩個國家由于地廣人稀，文藝現(xiàn)象難以形成欣欣向榮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首都，而且并不活躍，這使它們對文藝最能持一種尋常看待的心理，從不會因為自己國家的文藝不夠繁榮而自卑，也不會因為本國人對任何外國文藝的喜聞樂見而憂心忡忡、焦慮不安。他們的文藝理念特別豁達，對一切國家的文藝出現(xiàn)在本國都持歡迎態(tài)度，但絕不會為此買單，也絕不會為了任何目的發(fā)出主動邀請。兩國人到外國旅游，經(jīng)常帶回外國文藝的音像制品和書籍，以便日后仍能經(jīng)常欣賞。年輕人之間，也互贈音像制品作為示好禮物。許多家庭都有專門保存外國優(yōu)秀文藝音像制品的櫥柜，每向客人展示。兩國人民都十分熱愛自己的傳統(tǒng)文藝，也十分重視傳統(tǒng)節(jié)日。在傳統(tǒng)節(jié)日里，各自的傳統(tǒng)文藝表演聲色并隆，帶給本國人民極大娛樂——這里不得不談一下人類對娛樂的需求指數(shù)的不同——有的國家的人民表現(xiàn)得十分強烈，有的國家的人民，欣賞需求遠遠大于娛樂需求。他們從不通過文藝市笑，也從不會以花錢買笑為人生必需。不但澳、加兩國人如此，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荷蘭、匈牙利、挪威、智利、波蘭，還有其他許多國家的人都是這樣。他們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少樂趣，他們通過別樣的愛好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豐富。如澳國人對體育的熱愛；加拿大人對冰雪雕塑藝術(shù)的情有獨鐘；荷蘭人對花和園藝的熱愛；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挪威、智利人與文學和書籍的親密關(guān)系——在后幾個國家，別國人很快就會找到文學知音，于是融入某個民間的文學愛好者群體。

以上國家的人們，對文藝之事，也基本上持“自然發(fā)展主義”的理念。細審之，全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人們之文藝理念，基本如斯。而且，都能在文藝自給自足方面做得令本國人滿意。他們從無文藝自卑，也從無文藝自負。

日本在成為亞洲經(jīng)濟騰飛“四小龍”之一的年代，文藝“走出去”的勁頭特足，韓國緊追其后，也極欲在“軟實力”方面吸引全世界眼球。今天看來，韓國當年真使別國眼前一亮過的，只有電影。日本除了電影，還有文學爭光過。如今，這兩個國家的文藝，也皈依了“自然發(fā)展主義”的理念——這進一步驗證了老子“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觀點有一定道理。歸根結(jié)底，文藝雖可為“術(shù)”，不可“唯為術(shù)”。文藝的生命力首先體現(xiàn)于各國民間——民之所好低，使高之；既高，使恒之。并且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益于達到人類文藝“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大和諧局面。

美國是一個堅持文藝強力輸入主義的國家嗎？

定睛細看，除了電影，美國其他文藝并沒有一概成為世界主體現(xiàn)象。即使他們真有此心，也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償。

但美國人對文藝的需求量確乎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欣賞和娛樂兩方面往往都表現(xiàn)得分外熱切，所以美國文藝的繁榮或衰退，首先是自給自足的情況所決定的。

美國總喜歡向別國推行的更是它的政治文化。某些美國電影中確有此元素，但目前看，這樣的美國電影實際上越來越少了；美國電影總體已在娛樂至上、票房為王的不歸路上走了很久了，而這使它產(chǎn)生了不少垃圾片——許多連美國人自己都既反感又無奈。

電影不同于其他任何藝術(shù)，商業(yè)屬性再明顯不過，并且最容易被商業(yè)利益所牽引，形成所謂產(chǎn)業(yè)鏈條。

美國電影如果再度衰敗，對美國確實是個不小的事——一者會極沮喪；二者會導致產(chǎn)業(yè)鏈條斷裂，使一部分人失業(yè)。但即使在美國，與電影界發(fā)生直接或間接職業(yè)關(guān)系的人，也畢竟是少數(shù)，不會使失業(yè)率有明顯浮動。

目前正是美國電影的“維穩(wěn)”時期。

美國電影會衰退嗎？

盛極必衰，肯定會的。

估計，最早在2020年底，便會衰兆顯然。

而美國電影衰落之際，將是別國電影振興之時。在美國商業(yè)大片的沖擊之下，世界別國電影的優(yōu)點，的確已被遮蔽得太久了——到了該讓人類看到不同類型不同風格不同內(nèi)容而又同樣好的電影的時候了。

我盼著這一天的到來。

即使這一天真的到來了，我也還是要向美國電影業(yè)致敬，感激它曾經(jīng)為世界奉獻過許多好電影。

綜上所述，我并不認為美國有什么企圖以美國文藝俘虜并改變?nèi)澜缛说奈乃囶A(yù)謀。如果哪一國家的人們的文藝接受心理分明被改變了（即使這樣了，也只不過是某一時期的現(xiàn)象），內(nèi)因是主要的，外因絕對是次要的。

目前，中國電影也在邯鄲學步，亦步亦趨地走在娛樂至上、票房第一的路徑上。

但這幾乎是難免的。

娛樂至上未必皆屬爛片，成為經(jīng)典的為數(shù)不少。若同時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藝性，票房表現(xiàn)肯定不俗。不得不承認，美國電影將兩方面結(jié)合得特別老到，其歌舞片與喜劇片成就尤為突出，如《出水芙蓉》《紅磨房》《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家有仙妻》《拜見岳父大人》等。周星馳的《功夫》和《大話西游》之所以極受內(nèi)地青年喜歡，也因片中糅入了另類文藝片元素。而實際上，某些電影很難以娛樂的或文藝的來界定，如《楚門的世界》《搖尾狗》《西蒙妮》等。正因為難以界定，美國將片種分得很細。盡管如此，還是難以界定，如《金剛》《阿凡達》。所以，具體來討論一部電影究竟屬于娛樂片還是文藝片并無必要，也沒什么實際意義。應(yīng)該引起思考的是以下幾點：

一，本國電影界是否存在著娛樂即意義，票房即“真理”的電影觀？

二，是否由于觀念的過于商業(yè)化，導致了電影的種類比出現(xiàn)娛樂片泛濫的單一局面，因而使電影院接近于是一個專門逗樂子的地方？

三，是否由于電影的商業(yè)目的過于明確、強烈，一個時期內(nèi)的文藝片成鳳毛麟角？

四，是否由于此種情況，致使受眾特別是青少年受到不良的文藝影響，欣賞的品位由而下降？

客觀而論，中國的文藝形態(tài)其實從沒那么糟過。在從前，在某些國家，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日本、韓國，都曾出現(xiàn)過黃色表演泛濫，垃圾“文藝”幾成公害的現(xiàn)象。但從90年代起，全世界的垃圾“文藝”現(xiàn)象迅少。有各國管理措施所起的作用，也有人類文藝自覺所起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后一種作用更大些。這乃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降，旅游業(yè)在全世界空前興旺了；垃圾“文藝”現(xiàn)象，非但不能使一個國家的形象在旅游業(yè)的發(fā)展中得到提升，卻足以使一個國家的形象在別國人心目中失格。旅游業(yè)也是國與國之間文藝現(xiàn)象的公展，人類的文藝自覺意識由而跨越式進步了。放眼世界，一個自身觀看品位低俗的人，如今即使遍游各國，想要尋覓到垃圾“文藝”現(xiàn)象已非易事。

中國的文藝現(xiàn)象雖然從沒那么糟過，但某一個時期確曾出現(xiàn)過令人堪憂的情況。

2016年以來，狀態(tài)明顯改變。先是電視中的“俗氣”不見了，隨之網(wǎng)絡(luò)上的垃圾“文藝”少了。欄目還是從前的欄目，但風格變了，氣質(zhì)變了，思路變了。前幾天我無意間看到了某電視臺的一檔節(jié)目——男女青年歌手拜小孩子們?yōu)閹?，向他們學京劇，學民歌，并由孩子們點評自己的跨界表演水平——覺得耳目一新；某臺也有一檔節(jié)目是《超凡魔術(shù)師》，吸引了中國兩岸三地的一些青年魔術(shù)師比賽技能，娛樂性較強，卻也不失可欣賞性，優(yōu)雅的文藝氣質(zhì)在焉。

中國之民族多，人口多，青年多。中國當代青年中，有文藝細胞，熱愛文藝，喜歡表演的青年層出不窮——中國之電視文藝現(xiàn)象，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了一種改變，肯于將更多的時段、平臺，提供給層出不窮的文藝青年們了。所謂明星大腕占領(lǐng)電視文藝頻道主體時段的局面，正在成為過去時——而這是我支持的改變，認為是好現(xiàn)象。

對于我們中國普通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又特別是來自各行各業(yè)勞動第一線的青年，通過各方面的平臺展現(xiàn)文藝才情，或與青年文藝工作者同臺展現(xiàn)，我都是抱著喜聞樂見的態(tài)度的——此種文藝現(xiàn)象，對中國廣大青年培養(yǎng)起良好的文藝接受品位，具有功不可沒的貢獻。

八十幾年前，以蔡元培先生為首的一些中國文化人士，提出了以“美育”育人的主張，并且竭力推行。那時這一主張不可能是面向全民族的主張，只能先從教育領(lǐng)域開始。以后的小學教育，有意識地加入了文藝學內(nèi)容。以后的中學和大學，學子們組織文藝社團的熱忱高漲。

但從前的中國，苦難接踵。他們的主張，難以全面實現(xiàn)。而我對于他們當年的主張，其實一直困惑不解，認為未免將文藝的作用一廂情愿地放大了。

后來，我對文藝與人類精神進化的關(guān)系思考得多了點兒，深入了點兒，才開始對他們的主張的初心有了進一步理解。

不僅蔡元培先生們那么主張過。

車爾尼雪夫斯基也為提升普遍的老俄羅斯人民的精神面貌提出過同樣的主張。

而西方國家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文藝啟蒙運動，說到底，一言以蔽之，也是為了提升人的精神面貌，使人在精神進化方面受益于優(yōu)質(zhì)的文藝。

而一個事實是，不論是那時的老俄羅斯還是西方國家，宗教文化的影響都很深遠——這也間接證明，人類的精神進化問題，僅靠古老的宗教文化之影響是難以達成的。

另一個事實是，細看某些國家的人民在近當代的精神進化史，會獲得一種非?？尚诺挠∠?，那就是——優(yōu)質(zhì)文化的作用與經(jīng)濟發(fā)展成就、國家進步情況的作用三位一體，同等重要。

今日之中國，已非從前之中國。

今日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當與欣欣向榮的國家面貌相匹配。

奧地利等國的今天，不太可能是中國的明天。人口多寡懸殊，人與文藝的關(guān)系不必強求一致。

巴西、印度這樣的國家，也不太可能是中國學得來的。民族性格差異顯然，中國人沒必要非變成那樣。

但，如果在我們的同胞中，對文藝懷欣賞需求的人口越來越多了，僅僅渴望滿足娛樂需求的人口少了一些，又少了一些，前者終于成為絕大多數(shù)的時候——那么，一個中國人從國外旅游回來，若談到感受，也許就不再會說：“他們的大人孩子，和我們的大人孩子太不一樣了。”

而可能會這么說：“城市不一樣，農(nóng)村不一樣，至于人嘛，與咱們也沒什么不一樣的?！?/p>

絕大多數(shù)人滿足于娛樂，極少數(shù)人有幸能親近于欣賞——這是從前的人類與文藝的關(guān)系。

欣賞為主，娛樂為輔——這是現(xiàn)如今絕大多數(shù)人類與文藝的關(guān)系。

人類的精神需求確實已經(jīng)上升到了此種層面。

但這并不意味著文藝將越來越去娛樂化，只不過意味著娛樂的概念不同了——娛樂將永遠在文藝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概念下的比以往更多的形式，融入更多種旨在滿足欣賞的文藝中，使欣賞與娛樂在文藝中相映成趣。而國與國之間的文藝成果，將在欣賞與娛樂兩者相結(jié)合方面，體現(xiàn)異彩紛呈的水平。

并且我預(yù)見，再過二三十年，人類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必將發(fā)生前所未有的改變——一部分新人類將成代地而不是鳳毛麟角地產(chǎn)生——他們除了是腦力的或體力的勞動者，同時是能最大程度地文藝自給的人類——他們或喜歡讀書、寫作，發(fā)表文藝評論；或喜歡唱歌、表演，成為民間文藝團體的參加者；或喜歡繪畫，制作各種各樣的手工藝品；或喜歡服裝設(shè)計，園藝；或更愿意在曾有過的種類文藝經(jīng)典中消磨工作之余的閑適時光……

那時，包括電影及電視文藝在內(nèi)，都將因人類自身的精神進化，而改變當下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