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鄧之誠先生

鄧之誠先生，號文如居士，名著《中華二千年史》可見其學力之深厚，是中國治史的正統(tǒng)流派之典范。大家習知的則是《骨董瑣記》?！肚逶娂o事》初編最晚出，只到康熙時為止，未竟之功也。他為《東京夢華錄》作注，則受到了海外的批評，認為有所不足；同窗學兄許政揚教授也有意見，有意為之補正。但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興痕跡，本非專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處，也未可知。

我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鄧先生者實多。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興趣——可以說也受了“影響”，是以到后來，他寫《清詩紀事》到曹寅的選介時，也包含了我們交流討論的收獲（但有人不曉，竟以為鄧先生講曹寅在“早”，而我是襲鄧之說，真是世上“輕薄為文哂未休”之風，于今為烈）。

今日回想，與鄧先生在“研曹”上有許多可紀的往事前塵，而從未直接涉及“考紅”一字。這卻緣何？只因我竊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約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隱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假如鄧先生真是反對“自傳說”，那就會引致話不投機，故此我有意避免談《紅》。

我請教于鄧老的問題共有三次，而他主動告知我的重要線索也是三點。

我問鄧先生——

（一）顧赤方（景星）是湖北蘄州詩文家，因康熙十八年召開博學鴻儒特科而征車入都，故曹寅得與結識，詩文交往，但曹何以稱顧為“舅氏”？而且顧為曹作詩序，也用舅甥典故——當時旗、漢界限極嚴，兩姓身世大異，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誼？此何以解之？

鄧先生坦言：實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詩鈔》中人物甚多，皆稱字、號而不名，我列了一個大單子請鄧老指點。結果他只說“京江相國”是大學士張玉書，其余皆所不知。

（三）曹寅詩屢及豐潤族兄曹鈖、曹鈐等為骨肉、雁行，應為同祖無疑。他們亦皆詩家，曾見過遺集嗎？

鄧先生答云皆不曾見。

從這三問三答看，已不難領略研曹一業(yè)，真非易事了。

再敘三點嘉惠——

（一）一次同窗孫錚（正剛，天津人）陪我去拜訪鄧老，因向我說：早年曾為燕大圖書館購得一部罕見的抄本書，一函四冊；四個字的書名，很怪的，難記住。有一條記載：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讀，詩是捷才，最為師輩稱賞。除此也許還有別的，記不清了。此書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獲。

我想，書名、作者，皆已忘記，無法查卡片、索引，這可得費大事。因問：是否《樺葉述聞》？答曰：不是。那書已記入《骨董瑣記》，如何會忘？太講不通了。

（二）告訴我：《潛邱札記》有贈曹寅詩。

（三）《永憲錄》中有記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興極了，回校就到館搜尋。

這三條，都很重要，而《永憲錄》尤為打破“曹學”奧秘的核心要害。必須逐條地講一講，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對理解《紅樓夢》又有何幫助意義。

所謂“伴讀”，并不是一個制度上的正式職銜——皇帝皇子皇女，從師受書聽講，皆有伴讀人，大抵是“家里人”，宗室、皇親、親近侍者，都是伴讀，好比“同班”“同學”之義。當過皇帝伴讀的，誰也不能在自署職名時寫出一個“南書房伴讀”來夾在里頭。

我將鄧先生所示，如實寫入拙著《紅樓夢新證》中，說明原委，認為他老胸羅萬卷，尤喜說部書，掌故精熟，所言斷無臆造之理。

誰知，這卻在五十年后為今人“抓住”，當作一則“批評”的辮子，一再以此“證明”我之治學態(tài)度大欠謹嚴——據云曹寅并沒當康熙伴讀，所以我是“錯”的。

他的“論據”是何秘笈呢？

原來，所舉不是見了一部書，內記曹寅“不是伴讀”，而是——

（1）可能鄧之誠記錯了；

（2）或許周汝昌聽錯了；

（3）康熙授業(yè)師是熊賜履，退休后居南京，而曹寅從不對熊問候來往（見曹寅奏折所云）——這就可“證”曹寅沒曾聽過熊講，即不曾當過伴讀，云云。

這太有趣了！

不過，這也不太像“嚴謹”治學者的“學術對話”。因為：（1）怎么“證明”鄧某“記錯”了？（2）如何“證明”周某“聽錯”了——還有孫正剛同“聽”的？（3）熊賜履是明珠、索額圖兩大權臣派系黨爭中的重要（反覆兩黨間）的政治人物；更要者，他是廢太子胤礽的業(yè)師，對胤礽影響極大。此時康熙正為太子傷透腦筋，故想起暗示曹寅了解一下他在南京退居中的“動態(tài)”（胤礽的“嬤嬤爹”凌普曾到南京“辦事”），故曹寅表明：不敢私自與熊接觸——這是欽差官的政治身份與“立場”，萬不能含糊的！曹寅只交往文士，藝人，幕客，揚州詩局、書院的助理翰林……他怎敢私交熊大學士？！

那位批評人的學者，看來于清史一無所知，逞臆批人。奉勸這種人還是多讀點書補補課，然后先評己、再批人，方為妥當。

其實，《新證》所引顧景星贈曹子清（寅）詩“早入龍樓瀑，還觀中秘書”，這已足證幼年伴讀的事實；何況郭振基為《楝亭別集》作序也說：“公結發(fā)侍內直，暨銜命出使二十三年……未嘗一日暫離卷軸……”這是從“總角”小童直到出使江南，都不曾暫釋書冊——此皆自幼內值伴讀的明證。鄧先生何嘗“錯記”之有？在這種地方吹求挑剔，適見其不務實學，有意誣人的作風。

關于大師閻若璩竟贈四首與曹寅的事，也很重要。清人記載，世宗憲皇帝（雍正）在“藩邸”時聘他入府。又有人說，聘他的不是皇四子胤禛，而是皇十四子胤禎。是傳訛了。

此乃清史上一個不小的未解之謎。今不擬在此多談，只是應該說明：曹寅雖受此贈詩，而詩集絕無倡和往來之跡，也許本無，也許刪掉——內中似乎隱藏著一段頗有關系的避忌之情。

如今只說一點，閻大師說“又得金泥信，風流第一人”，下注：“阿咸狀元?！卑⑾棠酥赌兄Q，于是我問鄧先生：這十分奇怪，曹家又出了狀元？這不可能，也無記載可證，詩句何來？

鄧先生為此，替我費了不小的精力去查進士題名錄，不見曹姓狀元。對我說無法解疑，或系當時有過誤傳的謊信。（此一公案，日后方查明是武狀元，安徽的曹曰瑋。而閻詩又云“沙平新筑馬，地近早攀鱗”，幾乎令人疑是宰相的等級，也覺可異。）

然后可以說說《永憲錄》了。

鄧先生當時的話很簡單，只言《永憲錄》里有曹家的事，此書流傳甚罕，知者不多，圖書館就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我將書查借到手，打開翻看，不禁大驚！心知鄧老腹貯全部廿四史，大小事何止上千上萬，對此書也只如此數語，似無大奇，可實際此書太重要了——它如實記錄了雍正的政治史跡，鮮為世知！

再看到內中記敘到曹、李兩家的大事，簡直讓我驚駭而又“興奮”——因為這可真找到了研曹考紅的最關鍵的秘密！

原來，曹寅的母親是康熙幼年的保母（帶養(yǎng)撫育的嬤嬤），而寅妻李氏之兄李煦，與寅至親而又是同在南方做織造官者，一到雍正竊位，即因“奸黨”而兩番投入了刑部大獄——他成了雍正政敵胤禩的黨羽，先發(fā)極邊，凍餓而死！

李煦即雪芹筆下的“史侯”家，而曹寅之母孫夫人在《紅樓夢》里也以特筆寫出過，那就是“賈氏宗祠”對聯所載的“兆姓賴保育之恩”一句無人曾解的“密碼”！

從此，一切都貫通了，明白了，雪芹幾世的家世身份，所遭遇的政治災難，子孫困厄的命運，窮愁著書的背景……，這才豁然曉然。這是紅學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

詩曰：

文如居士大師行，史事胸羅巨細詳。

堪嘆蚍蜉搖大樹，天高地厚本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