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心如先生

我與陶心如（洙）先生的一段奇緣，說來真夠得上一個奇字。

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巧值我從西郊（燕京大學）進城訪友，未及返校，城就關(guān)閉不通行了，我臨時寄居在東四七條胡同一同學家里。我與主人王家本不熟識，客居叨擾，給人家平添了不少麻煩，心甚不安；而此際又不是太平無事可以“出游”的日月，每天獨坐東廂房中，十分悶得慌。

一天，忽有一位老者見訪，王家仆人名叫谷興，領(lǐng)進來了，舉目一觀，并不認識，心中好生納悶。

讓進屋中坐定，談次，方知老人姓陶，字心如——后來方知本名一個洙字，是陶湘先生的雁行。

老人身體不高不大，氣度文雅，談吐清晰安詳。說知道我研究《紅樓夢》，有些事可以敘敘。

開頭令我極感興趣的，就是說他曾見曹雪芹畫像！

這真是求之不可得的秘聞，卻在此時此地投到了面前耳邊，而且來者又素昧平生，又是比我年大許多的長者，如此屈尊下顧，貢此獨知之秘，心中著實稱奇稱幸。

老者的原話大致可記如下——

一九××年，我到上海，到友人蔣君家去訪談，見他壁上懸有一幅畫，看時，卻是雪芹小像。大以為奇！觀玩久之，印象甚深，所以記憶清楚：畫是立幅，繪一石桌，雪芹據(jù)案而坐。幅上方有樹木枝柯。雪芹身著淡青色長袍，桌下露出雙足，足下所穿鞋子形如此式——

他說著取了桌上的一張紙和鉛筆，立時畫出一幅草圖，布局、線條，一眼可見其筆下功力。而鞋子的式樣則是在紙下角另畫的。

他接云：畫面的右上方（左邊是樹）有雪芹友人的題記，開頭是“壬午三月……”老者說：我見此畫后，不能忘懷，過了些時又到一位李姓友人府上去串門兒。談會中間我就提起在蔣家幸睹芹像的奇遇。李君聽了，駭然曰：不瞞您說，雪芹像是我久藏珍秘，從不示人——如何您在蔣家墻上見了？！我聽了此言，更是駭然！就要求看畫。

李君答應(yīng)了，珍重取出——看時，卻是一軸橫卷，根本不是立幅（俗名“挑山”“挑子”“挑幅”）。

看這橫幅，畫面與蔣家所見相同，無大差別——

說著，他又以鉛筆繪出第二張草圖。

“這件事太奇怪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是我記糊涂了，錯記了在蔣家所見的，必是另一種畫。我說那不對了：如果我在蔣家所見不是雪芹像，我憑空里怎么想出這么一個題目，而且逢人便提念它？不提念它，如何引出李君說出自己的秘藏本來？況且那時我年不老，眼不花，怎么說得通？

“還有更奇的：因我總放不下這樁奇事，就又到蔣家去，蔣君聞言，面現(xiàn)驚異之色，說：‘我從未收藏過曹雪芹的畫像！你怎么會在我這兒見過？！這是不會有的事！’

“此一經(jīng)歷，我至今難忘，也至今難解。我絕不承認我在蔣家見的是什么別的畫，也絕不承認我是在別處見的而錯記了是蔣家！”

這一席話，簡直讓我聽入了神，也入了迷。陶先生的鉛筆草圖，我多年保存，可惜筆跡已太淡，無法制版了。

我將這段秘聞奇事記入了《紅樓夢新證》。此書1953年秋天問世后，引起了朱南銑、周紹良以及社科院文研所的人先后赴滬找尋李君求見此畫。大約60年代初，此畫的小照片已然傳到北京，見者以為珍秘，采作了封面、插圖的就有好幾本書。無人懷疑。其后的情形容我下文再敘，此處須接寫陶先生。

——講完了芹像的奇事，話題很快轉(zhuǎn)入了《紅樓夢》的古抄本。我把去年暑假借抄胡適先生所藏“甲戌本”之經(jīng)過告訴了他，他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即求一觀。正巧我這重抄本攜在身邊，就出示于他。他如獲至寶，不言不語，急翻一過，首尾不遺。

當此之時，我很自然地提念說：可惜“庚辰本”還無法見到——我立志要將“甲戌”“庚辰”“有正（戚序）”三真本作出一部校定新本，恢復雪芹真面，掃蕩程高偽本的“煙?！保斞刚Z）。

至此，他方說出一席令我驚喜萬分的秘談：

“‘庚辰本’是徐星曙所藏，如今不明下落如何；唯我幸得照相本，一字不差，從無人知。當時照相，只有兩份，另一部由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得去了。此外世無副本?！?/p>

這是我們初會的情景。此后，一再晤談，雙方這才互吐請借所藏交換以開眼界的大愿。我在舊紙中還翻檢發(fā)現(xiàn)了他向我借閱“甲戌本”的手柬，字跡瀟灑，筆墨高超。

不知是哪一次，他又透露：“我還藏有半部‘己卯本’?！?/p>

“己卯本？”我吃了一驚，真是聞所未聞！己卯比庚辰又早了一年。不知其本何似？這使我夢寐思念不置。

再后來，將“甲戌本”抄本借與了他，我也求到了他的“庚辰本”照相本。及至我再向他求借“己卯本”時，他說：“已然講妥，要賣與公家（文化部），不好再借出了?！?/p>

1949年1月，陶心如初晤著者時手繪其所見曹雪芹小像示意圖之一

以后得知，此本歸為北京圖書館了。

等到我因撰文評介“脂批”時，向陶先生索回了“甲戌”重抄本，則發(fā)現(xiàn)他用藍色筆在眉批之間作了些改動——又非嚴格的?？保w例難明。這一點，外人不明，我告知過王毓林，我有了顧慮，更不愿將此本借與人“研究”，免生麻煩。后王毓林著書果然頗有批評。

至于“己卯本”，因各種“運動”迭起，早已顧不上尋看它。過了一個時期，就出來新生紅學家去問津，視為奇貨可居——凡遇此等情形，我總退避一旁，不愿去打擾人家。

再回來說芹像。

《新證》問世后，境外盜版盛行，書商發(fā)了財。胡適之先生見我書中敘及此事，便撰文指出說：小像是個翰林，不是曹雪芹，第一受騙的是陶心如，第二個便是周汝昌！

可是，胡先生從李氏所見之橫卷，既無“壬午三月……”之題記，更無陶先生所繪簡圖示意的書案與坐姿，全然不合。這一要點，卻無人揭疑，而只是紛紛人云亦云：“小像是假的！”

1980年夏，赴美參加國際紅會途次廣州，同行之陳君忽然出示了三張小照片，是李氏所藏“小像”卷中剪割而出的題跋文字。

細察時，果然像“翰林”身份，方知胡先生眼亮——但問題是：李氏出示的橫幅，絕非陶先生所見，這是分明的，而且初見于蔣家壁上的，還是一個立幅。

我相信：陶先生書畫造詣甚高，他懂得比常人多得多，他能把一張作偽的假畫或什么別人的畫像當作曹雪芹？而且驚喜異常，逢人便說？事情有如此之簡單可笑嗎？

1949年1月，陶心如初晤著者時手繪其所見曹雪芹小像示意圖之二

恐怕不然。

李氏出示者，我也撰文討論過（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四輯），那是另一個人。陶先生所說的，并非此物，我們需要審辨復雜的真情，不可以不去細察，即隨聲附和，對陶先生輕加譏諷。弄錯的到底是誰？正待水落石出。

詩曰：

筆墨精能畫藝高，感君曾為我揮毫。

親見雪芹小像異，莫憑王繪妄譏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