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

在后現(xiàn)代的今日，我們已經很難找到年輕的寡婦了。但在中國古代，年輕寡婦一直是文學的主題。有趣的是，文學中的寡婦形象大多是男性文人創(chuàng)造的。因此，一提到寡婦，我們會立刻想到幾篇著名的代言體《寡婦賦》。例如，在曹丕《寡婦賦》中，我們讀到“惟生民兮艱危，于孤寡兮常悲”的哀嘆；在潘岳的《寡婦賦》中，我們感受到“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的凄涼。其余像王粲、丁廙，以及后來唐宋文人所寫的寡婦詩都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這些古代文人之所以喜歡撰寫這種代言體的詩歌，主要因為他們深深同情寡婦孤苦無依的處境，但有時也借此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的牢騷。

但在明清以后——除了何景明的《寡婦賦》以外——我們很少看到男性文人所寫的代言體寡婦詩。這是因為明清時代已經出現(xiàn)了大量的婦女詩人，而寡婦在女詩人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明清女詩人不僅打破了男性詩人對詩壇的壟斷，而且也打破了男人在抒寫女性心理及生活方面的壟斷。就寡婦詩人而言，她們的作品重在自我抒情，她們常常毫無保留地發(fā)揮并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給讀者一種十分真切而可信之感，故與男性文人所寫的“為文造情”寡婦詩有基本的不同。無論在題材的多樣化和表現(xiàn)手法的創(chuàng)新方面，明清寡婦詩人都為中國文學傳統(tǒng)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本文主旨就是試圖從“女性聲音”的角度來概括出明清寡婦詩人作品的若干特征，從而闡釋文學傳統(tǒng)與女性個人風格的相互關系。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明清兩代，婦女詩歌創(chuàng)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就收錄明清女作者多達三千九百一十五人，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詩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龐大的女詩人創(chuàng)作群中，有不少人是屬于才女命薄的那一類：她們或是早夭，或者所適非人，或是早寡。以施淑儀的《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卷八為例，該卷共收一百六十五人，而其中遭遇各種不幸者竟有七十三人，占該卷總數(shù)的百分之四十四點二四。總之，悲劇性命運似乎特意降臨在這批才女的身上，或者我們可以說，她們之所以成為才女也許與她們的悲劇性遭遇有很大的關系。自古以來中西文人都相信“詩窮而后工”，以為一個詩人在處處碰壁的痛苦處境中最能創(chuàng)造杰出的作品，所以杜甫說，庾信在晚年山窮水盡之時才有“詩賦動江關”的偉大成就；英國作家塞繆爾·巴特勒也說：

苦難出詩人，

也許只有缺憾和挫折，

才可以造就出

一個杰出的詩人。

在明清的薄命才女中，寡婦詩人是最痛苦、孤獨的一群，所以她們的文學成就也最大。她們大多在年輕時就遭遇到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孤寡困境。對于一個傳統(tǒng)的女人來說，失去丈夫就失去依靠與認同，總是不免有一種無家感。加上在明清的理學影響之下，社會的倫理原則一般都鼓勵婦女守節(jié)。特別是有錢或有身份人家的女子一旦喪夫，大多選擇守寡這條艱難的路。然而不論是留在夫家或是歸住母家，寡婦總是一個多余的人。著名才子方以智的姑母方維儀在這一方面尤有深刻的體會：她十七歲出嫁，不久即喪夫，自己選擇回娘家寡居，與她那“十六而寡”的妹妹方維則一同在家中度過漫長的孀居生活。從她們的詩作中，我們發(fā)現(xiàn)姊妹兩人自始至終有著無家可歸的失落感。除了自嘆薄命以外（“薄命何須更問天”），方維儀很誠實地道出寄父母籬下的苦悶：

長年依父母，中懷多感傷。

奄忽發(fā)將變，空房獨彷徨。

此生何蹇劣，事事安可詳。

……（《傷懷》）

與古代“十七而寡”的卓文君相比，方氏姊妹確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同樣是年輕新寡，卓文君得以改嫁才子司馬相如，而其私奔之風流行卻未受到后人的批評。事實上，后世文士，每當描寫文君性格，頗多溢美之詞。倘若文君生于明清時代，她必定難逃終生守寡的命運。以方氏姊妹為例，兩人皆度過將近七十年的寡婦生活，也都體驗到孤獨的苦悶。但另一方面，在漫長的孀居生活中，吟詩填詞便成為她們的真正寄托與生命歸宿。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她們的救贖。

在方維儀的身上，我們深深體會到才女薄命的事實。她的人生境遇確實坎坷：她丈夫死后不久，女兒就相繼夭亡，因而失卻了唯一的感情寄托。她在《未亡人微生述》中寫道：“萬物有托，余獨無依，哀郁交集，涕泗沾帷，自今以往，槁容日益朽，氣力日益微。”在她的《死別離》一詩中，她又以更加悲苦交集的語言道出了內心的孤獨與哀傷：

昔聞生別離，不言死別離。

無論生與死，我獨身當之。

北風吹枯桑，日夜為我悲。

上視滄浪天，下無黃口兒。

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

黃鳥各東西，秋草亦參差。

予生何所為，死亦何所辭？

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

與《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一詩相比，這首詩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意境。而其關鍵處乃在于生別與死別的基本不同：在《古詩》中，那位“衣帶日已緩”的思婦雖然因為長時間“游子不顧返”而感到焦慮，但她至少從未放棄過希望，因為只要男人還在世，總有可能再見到他。（套用現(xiàn)代學者康正果的話來說：“他既使她失望，又以他的遙遠而使她不斷希望。因為除了把他等回來，她別無選擇，她絕對不能絕望。”）相對而言，方維儀的《死別離》描寫的正是一種完全絕望的心境：從一開始，作者就讓我們從中體驗到死亡所帶給人的絕望，這不只是詩中寡婦的處境，也是一切寡婦，乃至于所有失去所愛者的處境?！盁o論生與死，我獨身當之”完全說中了絕望者獨自承受痛苦的悲劇感：在嘗盡生離與死別的雙重災難后，詩人發(fā)現(xiàn)自己格外孤苦伶仃。在這個薄情的世界中，只有北風“日夜為我悲”，于是詩人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父母卻不允許她去死。最后詩人在求死不得之后只有發(fā)出無可奈何的嘆息：“予生何所為，死亦何所辭？白日有如此，我心徒自知?！痹谕纯酂o處傾訴的境況中，大概也只有指著天上的白日發(fā)誓，把感情深埋心底了。這種“我心徒自知”的悲觀心態(tài)確與《古詩》中思婦“努力加餐飯”的自慰心理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在生離與死別之間，我們看見了兩種十分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也感受到思婦與寡婦極其不同的文學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