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圣經(jīng)》的說法，在世界初始階段人類的語言都是一樣的，但狂妄自大的人類想要齊心協(xié)力，建造起一座通天的高塔，為的是“傳揚自己的名”，也免得那時還為數(shù)不多的人類分散在相對而言過于遼闊的大地上。但耶和華擔心人類一旦做成了此事，以后想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變亂了人們的口音，使他們之間不能協(xié)同合作，通天塔就成了地球上第一個爛尾工程。人們之間語言不通，只好散居在世界各地，各自發(fā)展自己的族群，并在各自語言的基礎上發(fā)展出成千上萬種不同的文明來。而巴別（Babel）的意思就是變亂（confound），因此，這座沒有建成的塔被后人稱作“巴別塔”。對于這個故事，人們從神學、哲學、歷史、語言學上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解讀。我們似乎可以說，變亂人們的口音，讓他們無法合作并最終建成一個共同的社區(qū)或者共同體（community），似乎是耶和華的旨意，人類也就沒法不“分散在全地上”。但這客觀上促成了語言與文化的多樣化。據(jù)統(tǒng)計，除去由于種種原因已經(jīng)消亡的語言，現(xiàn)在地球上的70億人還使用著大約7000種語言。這數(shù)千種語言的使用者逐漸發(fā)展出了多姿多彩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將這個星球點綴得妙趣橫生而且生機盎然。試想如果地球上只有一種語言和單一的文明，那地球該是多么單調(diào)和乏味。但也是由于語言的屏障，不同的語言社區(qū)之間的交流成了一個很大的麻煩，于是就有了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翻譯，文化交流成為溝通操用不同語言的各個社區(qū)（小到部落、村鎮(zhèn)，大到國家、地區(qū)等都可以在此意義上被看作不同的社區(qū)）。而到了20世紀，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fā)展，尤其是交通、通信技術的突飛猛進，人們發(fā)現(xiàn)這片曾經(jīng)無邊無際、過于遼闊的大地似乎真的可以被看成一個“地球村”了。人們開始感覺到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的狹隘性，并通過不斷學習異族異國的語言、文化來了解對方并讓對方了解自己。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建造一座通天塔的夢想其實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人類一直在想方設法將那個爛尾的巴別塔通過語言學習和文化交流重新建造起來，建成一座真正的通天塔；其主要目的之一，也許就是要建構起一個真正能夠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平等公正、和平共處的地球村，一個尊重文化差異的真正的全人類社區(qū)，一個始終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學習異族、異國的語言與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要學習他們的文學，正是通過學習那些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記錄了文明發(fā)展歷程的異域文學作品，我們才能體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tài)，才能學著欣賞對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guī)范，才能真正走進對方的文化與文明，也才能真正用一種世界主義的心態(tài)在熱愛自己家國的同時，學會去包容和尊重陌生人的家國。作為外國文學的學習者，我們對于美國印第安文學和文化的學習研究，就是從這一基本理解開始的。

美國印第安文學（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或日本土裔美國文學（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是美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維，從20世紀開始，印第安文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勃興浪潮，一大批優(yōu)秀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涌現(xiàn)，創(chuàng)造出了美國印第安文學的輝煌時代。很多優(yōu)秀作家如N．斯科特·莫馬迪（N．Scott Momaday，1934— ）、萊斯利·西爾科（Leslie Marmon Silko，1948— ）、杰拉德·維茲諾（Gerald Vizenor，1934—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 ）、詹姆斯·韋爾奇（James Welch，1940—2003）、謝爾曼·阿萊克西（Sherman Alexie）、賽蒙·歐提茲（Simon Ortiz，1941— ）等的作品走進了大學課堂，甚至成為當代文學經(jīng)典的一部分。對印第安文學的研究，在美國境內(nèi)從20世紀中期就已經(jīng)十分深入而豐富了；到了20世紀末，中國的印第安文學研究漸漸嶄露頭角，在21世紀初期逐步走向繁榮。但總體而言，在我國語境內(nèi)，相對于亞裔美國文學或者華裔美國文學和非裔美國文學而言，印第安文學是被關注、被研究較少的一維。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認為本課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印第安文學在美國屬于少數(shù)族文學，研究印第安文學的發(fā)展狀況，可以給這種少數(shù)族文學以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從而矯正西方白人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在文學領域的肆虐和猖獗，還可以與美國華裔少數(shù)族文學遙相呼應、互相參照。權威的《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指出，“印第安文學是美國文學的開始……是美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它就沒有真正的美國文學史”。當代著名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凱瑟琳·蓋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也曾經(jīng)這樣說過：“文學批評能夠敢于探入陌生的文化文本中去，而這些文本——常常是邊緣性的、稀奇古怪的、殘缺零碎的、預想不到的、原始粗糙的——又會反過來開始以有趣的方式與文學經(jīng)典中十分熟悉的作品發(fā)生互動。”格林布拉特等自然是在他所謂的“文化詩學”語境中針對所主張的文學闡釋的“逸聞軼事”策略而言的，但對印第安文學這種一貫被主流文學所忽視的、“陌生的”邊緣性文學的研究也是十分恰當?shù)?，也一定會有助于我們對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jīng)典進行研究，并形成良性互動，而那些優(yōu)秀的少數(shù)族裔文本則無疑也可以進入經(jīng)典（事實上很多原來邊緣性的文本已經(jīng)進入歐美的文學經(jīng)典了）。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深入研究，也將加深我們對美國白人主流文化、美國歷史和美國社會的觀察和認識。其次，可以通過對印第安文學文本的具體分析，檢驗當代批評理論（如后殖民理論等）的效用和有用程度，看這些理論是否能夠像理論家所說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分析功能，檢視印第安文學中以前被遮蔽、被漠視、被貶低的價值，見人所未見、發(fā)人所未發(fā)，為外國文學研究領域探索出一條新路。再次，我們可以通過對作家和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來進一步豐富批評理論的內(nèi)涵，強化其批評功能，矯正其理論盲點。理論可以被用以分析闡明文本，而獨到深刻的作品分析反過來豐富理論、矯正理論，促使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此外，在我們這個由于人為的干預和破壞而使自然環(huán)境日趨惡化的時代，印第安人對土地的景仰和崇拜、對環(huán)境的親近和友善都是全人類需要學習的表率。通過閱讀和研究美國印第安文學，我們能夠學到如何重視、尊重并保存自然資源，保護我們的環(huán)境。對美國印第安文學進行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于人類自身發(fā)展情況和文化狀況的認識，有助于消除主流社會的自我中心主義，對整個人類社會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此外，對于印第安文學的研究不僅可以擴展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的視野，同時也能給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帶來很多有益的啟示?？傊?，對美國印第安文學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意義重大，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國外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研究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前期都不很發(fā)達，直到20世紀中葉以后開始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并初具規(guī)模，到了70年代才開始迅猛發(fā)展并日益興盛。《劍橋本土美國文學指南》的編者之一這樣說道：“在1969年，學術界專門研究本土文學的學者幾乎是不存在的。人類學家（還有民俗學者和歷史學家）控制著印第安學術研究領域。……從1969年開始，圖書館、課堂上和網(wǎng)絡上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研究才開始從不可見狀態(tài)變?yōu)檫吘墵顟B(tài)再進入所期望的狀態(tài)?！?sup>但現(xiàn)實情況是，直到權威的《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出版的1988年，著名的印第安作家莫馬迪還這樣描述當時美國印第安文學的研究狀況“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給它勾畫出一個清晰的輪廓”，這是因為當時的美國主流社會上的“學術研究對其重視不夠”。不過，那時的人們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研究少數(shù)族裔文學的價值與重要性了，有美國論者指出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首先，少數(shù)族裔文本本身就在不斷增長。其次，不論對主要族裔群體還是對少數(shù)族裔而言，族裔的多樣性越來越被感覺是一件好事情，而非像以前看上去的那樣是一種威脅。再次，美國文學和美國研究的課程都在突飛猛漲，很多人覺得這類課程，至少在理論上，應該呈現(xiàn)出美國的一種真正的文化橫切面。”

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后，對印第安文學的研究已呈現(xiàn)風起云涌之勢，每年有數(shù)十部相關的專著、上千篇相關的論文出版與發(fā)表，相關的學術刊物也有數(shù)家，每年還定期召開關于美國印第安或者原住民文學和文化的學術研討會。但即使到了21世紀，在印第安文學研究方面我們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論者海倍布倫德（Christina M．Hebebrand）在2004年指出：“盡管本土作家逐漸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是，他們的聲音還沒有被范圍更廣的人們所聽見，而且只有極少數(shù)的作品被選入今日的美國文學經(jīng)典。然而，就如賽蒙·歐提茲在其《交織的石頭》（Woven Stone，1992）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主流文化必須要明白：如果不聆聽土著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聲音，那么美國或許就不能存活。歐提茲堅持認為，重視本土人民，不僅能夠使人們認清美國當今的社會現(xiàn)實，而且也能夠確保這個國家的持續(xù)存在?！?sup>由此可見，重視印第安人在當今社會和時代的生存狀況和文化境況，對美國印第安文學進行系統(tǒng)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對于整個美國社會的健康存在和民族文化的持續(xù)發(fā)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我們國內(nèi)至今缺少十分系統(tǒng)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對美國少數(shù)族裔文學的研究中，國人多關注成就卓然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以及與我們文化息息相關的華裔文學研究或者亞裔文學研究，對印第安文學的關注則是遠遠不夠的。在國內(nèi)數(shù)十種美國文學史中，涉及美國印第安文學的極少。很多國內(nèi)撰寫的美國文學史對美國印第安文學要么根本不提及，要么只是寥寥幾筆一帶而過，介紹較多的是董衡巽主編的《美國文學簡史》（2003），包括印第安口頭文學和當代文學；對印第安文學介紹較為全面的是劉海平、王守仁主編的《新編美國文學史》（2000），涵蓋了印第安口頭文學、18世紀至20世紀之間的文學和當代文學。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國內(nèi)學術期刊和論文集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與美國印第安文學相關的學術文章。在1996年召開的第八屆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上，王家湘就美國印第安文學進行了專題發(fā)言。當年出版的《外國文學》第六期刊載了有關美國印第安文學的兩篇評述和三篇譯文，這是國內(nèi)學術期刊第一次以較大的規(guī)模向中國讀者介紹美國印第安文學。王家湘、郭洋生、胡鐵生等的論文，將美國印第安文學放置于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加以介紹，肯定了印第安文學在美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概述了其從早期口述文學到現(xiàn)代英語文學的發(fā)展變化過程。

在詩歌研究方面，1979年甘運杰發(fā)表的《原始社會氏族生活的畫卷——談美國印第安人原始詩歌》是國內(nèi)最早發(fā)表的研究美國印第安文學的論文，文章對印第安早期詩歌的藝術特色、創(chuàng)作方式、社會功用以及作品主題等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盡的介紹；袁憲軍等也指出了古代原住民詩歌對現(xiàn)代物質社會精神“荒原”的醫(yī)療作用。張沖、鄒惠玲等則對印第安人的典儀——印第安各民族人民最為重要的一種文化活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由于典儀包含朗誦、舞蹈、演唱等表演形式，這種活動又被稱為典儀戲劇，帶有很多宗教元素和社會功用性，具有很高的文學研究價值。神話是印第安傳統(tǒng)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源于古代印第安人試圖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努力，對美國印第安神話進行研究有助于了解這一古老文化的歷史發(fā)展，增加對各部落人民的思維方式及世界觀的認識。高歌、王諾、顧海悅、高福進等發(fā)表的論文，對印第安各民族神話傳說進行分析，指出不同部落的神話都表達了人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關注，體現(xiàn)了對于天、地、人及三者和諧關系的向往，與基督教圣經(jīng)中上帝造人的故事和中國神話故事進行頗有新意的比較和研究。張沖、鄒惠玲、陳許等除了關注各種不同的文學體裁，對作品情節(jié)、主題、人物等因素也進行了頗有意義的考察。而更多的學者則是對具體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對印第安文學復興的領軍人物莫馬迪、厄德里克、西爾科等人的作品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還包括王家湘、袁德成、林佳鳴、劉玉、王建平、高琳、朱偉杰、方紅、王晨、李靚、蔡霞、張瓊、陳靚等。另外，鄒惠玲、劉玉、劉克東等都以印第安文學作為研究課題撰寫了博士論文并獲得了學位。翻譯方面，張廷佺、主萬、余石屹等翻譯了數(shù)部印第安小說和詩歌，但國內(nèi)對印第安文學的翻譯工作尚處于初級階段，相對于非裔華裔美國文學翻譯量十分有限；對于早期美洲大陸印第安文學則局限于對神話傳說的搜集、整理和翻譯，而且多數(shù)都自我定位于兒童文學類的啟蒙讀物。

從整體上看，中國學者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幾篇文章大都是對印第安詩歌的考察和介紹。80、90年代的研究情況稍有改觀，主要體現(xiàn)在對印第安神話傳說的編譯工作上，但還沒有對印第安文學進行深入的研究。進入21世紀以后，從研究范圍來看，研究者在對印第安文學總體概述的基礎上對不同文學體裁進行了細分，側重主題、情節(jié)、人物等文學性因素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看，主要有文本分析研究、歷史考證研究、比較研究等幾類方法，研究的視角包括女性主義視角、生態(tài)批評的視角及后殖民主義視角，等等。綜合幾十年來的情況看，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存在著很大的缺憾。由于地域性差異和社會經(jīng)濟等條件的制約，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從美國印第安文學這一領域來看，我國的研究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本土的研究速度，而且也落在了其他很多國家的后面。我們在對國內(nèi)印第安文學研究情況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出版的幾十部各類歐美文學史中，只有很少幾部涉及了北美印第安文學這一重要文學分支；而在國內(nèi)出版的所有歐美文學選集中，更是很少見到印第安文學的蹤影。就連對學術研究新潮十分敏感的學術期刊也未能充分地反映印第安文學發(fā)展的趨勢和方向。以對現(xiàn)代印第安文學奠基者、印第安文藝復興的旗手莫馬迪的研究為例，其作品《日誕之地》早在1969年就獲得了普利策等文學大獎，然而國內(nèi)在1996年才對他及這部作品進行介紹，滯后了近三十年；其漢譯本要到2013年才出現(xiàn)，更不用說對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和翻譯工作了。近十幾年來，雖然研究范圍相對有了一些拓展，但是視野還不夠開闊。學者的視線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現(xiàn)代作家身上，對早期文化積淀深厚的口頭文學研究的投入過少，同時也忽視了60年代之前用英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作家群體。因此，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遠。到目前為止，我國出版的有關美國印第安文學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美國印第安神話與文學》（英文），石堅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后殖民理論視角下的美國印第安英語文學研究》（英文），鄒惠玲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文化對抗——后殖民氛圍中的三位美國當代印第安女作家》（英文），劉玉著，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趨于融合——謝爾曼·阿萊克西小說研究》，劉克東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超越生態(tài)印第安——露易絲·厄德里克小說研究》，蔡俊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從邊緣到經(jīng)典：美國本土裔文學的源與流》，張沖、張瓊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美國印第安文學與現(xiàn)代性研究》，王建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等等。這些研究固然都十分重要，但無論是相對于體量龐大的印第安文學，還是相對于我國對于美國主流文學的研究，甚至相對于我們對非裔或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和重視，我們對美國印第安文學研究的深度、廣度和重視程度是遠遠不夠的。這也是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要探討美國文學的源頭，那么我們就不能只看到其歐洲的淵源，而美國印第安文學完全可以被看作美國文學的開端，是美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它就沒有真正的美國文學史。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印第安文學藝術必須“在美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歐洲殖民者移民北美數(shù)千年前，印第安文學便在這片土地上萌芽、發(fā)展了。但由于早期傳統(tǒng)的印第安文學主要采取口頭形式，更由于數(shù)百年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印第安文學幾乎處于湮沒之中。只是在近七八十年以來，隨著美國各少數(shù)民族和弱勢群體爭取平等權利運動的開展，印第安民族的處境大大好轉，印第安人以英語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逐漸為主流文學所接納，對印第安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掘與研究隨之成為當代美國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

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

首先，我們將回顧美國印第安人的口頭文學傳統(tǒng)。當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時，那里其實已經(jīng)生活著兩千多個獨立的印第安人部落、數(shù)千萬人口。直到今天，在歷經(jīng)五百年的磨難和屠戮之后，仍存留著三百多個土著部落共約150萬人，他們使用著數(shù)百種語言，分屬五十幾個語族。16世紀之前的印第安文學主要以口頭文學形式存在，口頭文學鞏固了民族記憶，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續(xù)，也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口頭文學是印第安文學的真正精髓，那些早期的文學只有以口頭文學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時，其特點和優(yōu)勢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體現(xiàn)。口頭文學主要有典儀、曲詞、傳說、辯辭、傳記、玩笑、道德劇等，內(nèi)容幾乎無所不包，從各種帶有宗教性、超自然因素的祈禱，到表達印第安人生活勞作中喜怒哀樂的抒情歌曲，從關于創(chuàng)世的神話、部落的歷史，到關于人類、動植物等的故事傳說，是此后印第安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源泉。我們將回顧并梳理白人殖民者來到美國大陸以前美國印第安文學的大致狀況，并總結歸納印第安口頭文學的主要特征。

其次，我們將簡要回顧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的美國印第安文學。這一時期的印第安文學表述了印第安人身份的喪失、文化被摧殘的悲涼境況。這一時期的印第安人長期遭受白人主流文化的打壓和同化，印第安文學被迫進行艱難轉型。在這一時期，印第安人受高壓政策的影響，被迫疏離祖輩的土地與民族傳統(tǒng)，向白人文化傳統(tǒng)和意識形態(tài)靠攏，趨向于認同白人主流文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家有查爾斯·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born Hakadah and later named Ohíye S'a，1858—1939）、約翰·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即Osage，1894—1979）和達西·麥克尼考（D'Arcy McNickle，1904—1977）等。作家們迫于局勢，通常隱瞞自己的印第安身份而使用典型白人的名字發(fā)表作品，他們在作品中揭露印第安人在白人的強制性同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壓制和異化問題。我們將通過對這一時期主要作家作品的綜述和分析，探討白人主流文化和政治體制對印第安文學的打壓和摧殘，揭示霸權和強權意識形態(tài)在文學中的反映，揭露文化壓制對印第安文化生態(tài)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和后果。印第安文化中的很多價值觀如人神和諧共處、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對土地的崇拜和熱愛等傳統(tǒng)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壞。

到20世紀中葉以后，印第安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文學和文化成就。作家們在不斷返回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也熱情地書寫印第安民族的反抗和生存，奮力地從文化和社會的邊緣發(fā)出自己的民族之聲，印第安文學尤其是以英語撰寫的文學從此揭開了嶄新的一頁。這就是接下來我們所研究的主體部分——20世紀后半葉至21世紀初的印第安作家作品論述。在這一階段，隨著這一時期民權運動及反戰(zhàn)運動的興起，印第安作家開始有意識地拒絕白人的意識形態(tài)同化并漸次尋求回歸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最顯著的標志是1969年莫馬迪因其《日誕之地》（出版于1968年）而獲得美國著名的文學大獎——普利策文學獎，由此進入70年代印第安文學的所謂“文藝復興”時期。伴隨著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和其他少數(shù)族裔如亞裔、非裔等爭取平權運動的興盛，一大批印第安知識分子也發(fā)起了為印第安人爭取同等權利的“紅種人權利運動”，這一運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印第安人政治與經(jīng)濟處境的改善，而且也激發(fā)了印第安作家群體的民族自豪感，喚起了他們對獨特的印第安傳統(tǒng)文化的關注與熱愛。在文學實踐中，他們把創(chuàng)作的焦點集中于印第安民族的反抗和生存，致力于實現(xiàn)被白人殖民話語邊緣化的印第安聲音的重新發(fā)聲。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美國印第安英語文學揭開了嶄新的篇章，并逐漸形成了印第安文學的高潮。這一時期十分活躍且建樹頗多的作家包括：N．斯科特·莫馬迪、杰拉德·維茲諾（Gerald Vizenor，1934— ）、小范恩·德勞里亞（Vine Deloria Jr．，1933—2005）、保羅·阿蘭（Paula Allen，1939—2008）、詹姆斯·韋爾奇、賽蒙·歐提茲（Simon J．Ortiz，1941— ）、漢內(nèi)·吉奧伽瑪（Hanay Geiogamah，1945— ）、琳達·霍根（Linda Hogan，1947— ）、萊斯利·西爾科、路易斯·厄德里克和謝爾曼·阿萊克西等。

這一時期印第安作家的主要寫作主題包括：對白人主流文化的反思、批判、摒棄和文化對抗，對印第安文化傳統(tǒng)的追溯、緬懷與依戀，個體或群體文化身份的協(xié)商與重建，當代多元社會的文化混雜性與世界主義理想，等等。在很多作品中，其印第安主人公在備受主流文化的打壓和摧殘后，試圖返回他們的家鄉(xiāng)或者保留地，與部落傳統(tǒng)重新結合，從而返回自己的印第安精神家園，尋回自己的本土身份。但印第安人的命運常常是悲劇性的，他們在嘗試融入白人主流社會而未能如愿之后，對于傳統(tǒng)的回歸其實也是無奈之舉，是被白人社會拒棄后的無奈選擇。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印第安文學似乎逐漸進入了一個多元文化混雜的階段。這一時期在某些作家身上是與1970年代文藝勃興階段相互交疊的：很多作家仍舊書寫抵制白人主流文化并回歸印第安傳統(tǒng)，但是其中一些作家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文化交流與雜糅其實是當代全球化社會中文化存活的最佳出路，并在寫作風格上也嘗試風格混雜等帶有后現(xiàn)代色彩的寫作手法。文化雜糅或者混雜主要是指印第安本土文化與白人文化的混雜、原始的部落文化與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文化的混雜、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混雜等。風格的混雜主要是指印第安傳統(tǒng)的口頭文學和書面敘事的混雜、過去與現(xiàn)在的混雜、嚴肅用語與諧謔語的混雜、高雅語言與俚俗語言的混雜等。作家們在試圖尋回印第安文化遺產(chǎn)和精神家園的同時，嘗試對美國的主流文化進行后殖民“逆寫”。他們的作品由于文化綜合和多元素混雜而呈現(xiàn)出一種不純的模糊狀態(tài)，深刻地表現(xiàn)了多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和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印第安作家們在書寫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融合與抵抗、壓制與顛覆、傳統(tǒng)失落與文化重建、文化混雜和世界主義等主題之時，既表達了對印第安文化和精神傳統(tǒng)的認同和回歸的渴望，同時又強調(diào)印第安傳統(tǒng)與主流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雜糅，試圖找尋印第安人在當代美國社會中的位置，探求最有利的印第安生存模式。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覺察到，返回純凈的、輝煌的過去已經(jīng)沒有可能，只有立足于當代社會現(xiàn)實，重新認識族裔身份，重新建立新的文化認同，才是民族的出路和文化的方向。

在這一階段，美國印第安文學與美國亞裔文學、西班牙裔文學、非裔文學遙相呼應，在多元文化雜交的語境中試圖促成自己的新生。在這一部分，我們將結合后殖民理論，尤其是以梅米、法儂、霍米·巴巴等為代表的文化混雜理論、敘述權理論和少數(shù)族話語理論等，通過詳盡的文本分析和理論闡釋，剖析美國印第安文學在當代文化場域中的文學動態(tài)、文化特征和發(fā)展走向，指出文化雜糅、文化包容、差異共存是建設新世紀和諧社會的要旨，而很多作家的作品中所透露出的世界主義思想或者說一種人類文化共同體的觀念也是不容忽視的。在這一時期我們討論的主要對象包括莫馬迪、維茲諾、厄德里克、西爾科和阿萊克西等五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我們將在細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揭示印第安文學的新方向，指出印第安作家一致“尋根”、認同本源這一策略的文化語境和社會原因，肯定他們力圖從傳統(tǒng)中尋求文化營養(yǎng)所體現(xiàn)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揭示傳統(tǒng)在這一時期的身份尋覓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指出認同本源這一無奈之舉其實也是從傳統(tǒng)中尋求滋養(yǎng)，是被動中的主動、消極中的積極之舉。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印第安文學發(fā)出越來越強勁的呼聲，迫使主流的白人世界無法忽視它們的存在和印第安的文化，最終使印第安文學開始躋身美國的文學經(jīng)典之列，成為大學教科書的一部分。由于這段時期印第安文學的龐雜性、變化性和流動性，理出一個清晰的頭緒并不容易。但研究這些時期的印第安文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它們的典型特征和獨特的文學價值，可以促使我們思考在一個全球化的多元世界上，應該如何保護各個民族的也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可以啟發(fā)我們：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nèi)绾魏椭C相處，共同建設一個富有世界主義情懷的人類共同家園。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方面，首先我們采用了理論與文本分析相結合。我們在論述中會結合后殖民主義、文化抵制等理論或者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等，對美國印第安文學文本，尤其是對白人殖民占領開始后的印第安文學文本進行細讀與分析，一方面探討白人中心主義、種族主義等理念在這些文本中的反映，指出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對少數(shù)族裔文學和弱勢文學所造成的傷害和破壞，揭露政治壓迫和文化霸權對社會文化整體所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損失；另一方面，我們也將探究印第安文學所反映出的艱難而痛苦的蛻變歷程，印第安人的屈服、妥協(xié)和抗爭都是應當時的政治語境、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而做出的艱難抉擇，但他們的傳統(tǒng)并沒有就此消亡，他們的精神并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他們的文本中處處透露出一種生存的欲望和生命的韌性。我們通過理論闡釋和文本分析的結合，將這些文化抵制、文化斗爭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展示給讀者。

其次，我們也十分注重歷史資料的收集和使用，我們盡自己所能，通過走訪圖書館、搜索互聯(lián)網(wǎng)、購置相關書籍資料、召開小型會議或者座談會、參加相關的國際會議等收集研究所需的信息和資料；課題組成員利用參加國際會議和去美國訪學的機會親自到美國對印第安保留地進行實地考察，盡可能地獲得真實、詳實的研究資料。

再次，我們在研究中采取的是點面結合的方法，由于課題所跨越的時間將近三個世紀，涉及數(shù)十位作家和上百部作品，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對這些作家作品平均用力，我們的方法是選取相關時期的主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進行重點分析，對其他的則加以簡要綜述和概括，從而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地對印第安文學進行研究，以求理清印第安文學的發(fā)展脈絡。

1. 《新舊約全書》（和合本），南京：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印發(fā)，1994年?！秳?chuàng)世紀》第11章1—9節(jié)，第9頁。
2. “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一概念是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于1964年在他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首次提出的。參見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75頁。
3. 對于美國印第安人的稱謂歷來有很多爭議，這些爭議既來自不同的印第安族群，也來自美國官方和其他民族。這些稱謂大致包括：美國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土著美國人或者本土裔美國人（Native Americans）、最初的美國人或者美國民族（first Americans；first nation；first people）、土著民或者原住民（aboriginal people；indigenous people）等。他們最初被15、16世紀的白人殖民者誤稱為Indians——“印度人”，后來則稱為American Indians——“美國印度人”，也就是我們翻譯成的美國印第安人；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開展，有人覺得“印第安人”一詞帶有強烈的歧視色彩和殖民氣息甚至帶有侮辱的意味，開始稱之為土著或本土裔美國人。但大多數(shù)人包括印第安人自己，還是愿意稱自己為美國印第安人，這除了習慣性以外，另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名稱承載了太多的歷史含義，記錄了那段被殖民、被壓抑的血淚史和整個民族的苦難史。在本研究中，我們一般對此不刻意區(qū)分，譬如在引文中會沿用原文的說法，在我們自己的行文中一般通用美國印第安人、美國印第安文學的說法。
4. N．斯科特·莫曼德：《土著人的聲音》，埃默里·埃利奧特主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5頁。
5. Catherine Gallagher and Stephen Greenblatt，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28．
6. Kenneth M．Roemer，“Introduction，”in Joy Porter and Kenneth M．Roemer，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
7. N．斯科特·莫曼德：《土著人的聲音》，埃默里·埃利奧特主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5頁。
8. Walter J．Ong，“Introduction：On Saying We and Us to Literature，”Three American Literatures：Essays in Chicano，Native American，and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 for Teachers of American Literature，ed．Houston A．Baker，Jr．，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2，p．3．
9. 轉引自Christina M．Hebebrand，Native American and Chicano/a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west：Intersections of Indigenous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4，p．166．
10. 主萬翻譯的莫馬迪的另一部小說出版于1994年，見莫馬戴：《通向陰雨山的道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
11. Helen Addison Howard，American Indian Poetry．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79，p．157．
12. 對于本部分所涉及的印第安口頭文學，張沖等學者有更為詳細的論述，本研究從略?？蓞㈤啅垱_、張瓊：《從邊緣到經(jīng)典：美國本土裔文學的源與流》，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一編“絢爛開篇：北美本土傳統(tǒng)口頭文學的起源與發(fā)展”。
13. 此處我們沒有對印第安文學再細分為第一波高潮和第二甚至第三波高潮，因為我們認為，這些高潮的分期給人以人為分割的生硬感覺，換言之，所有的文學分期（包括我們的）其實都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是為了方便論者更好地闡釋作家和作品。很多印第安作家從20世紀中后期一直到21世紀初都筆耕不輟、新作頻出，而從作家個體而言，差不多每一位作家所涉獵的主題和所使用的寫作風格也都跟自己前期作品大致相同或者前后延續(xù)并漸次發(fā)展，并不能據(jù)此判斷并將其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幾次高潮。當然，我們目前的研究還很粗淺而不甚全面，我們希望能在以后更加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更加合理的結論，更期待學界同行就此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結論并加以修正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