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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大陸，這本書變得稍稍不同，卻是多出來的——一是它多了個書名，叫《重讀》；二是多找出來兩篇文字，咖啡館里又遇見了兩個作家、兩位自由主義大師，小密爾以及以賽亞·柏林。只是，得委屈他們躲附錄里，其實大家的存在位置當然是完全平等的。

校對這兩篇文字，把我自己帶回到稍早幾年的臺灣。2004年前后，那是臺灣民主的反挫時日，或者說，暴現(xiàn)臺灣民主根基嚴重不足、民主原來這么脆弱，民主一再輕易滑向民粹、眼前所有人忽然翻臉變得無知無識也似還極殘酷的時刻。作為一個選書編輯和半個書寫者（當時），我能做的，無非是希望人們好好多讀幾本書，重新學(xué)習(xí)民主政治的ABC，重讀小密爾、柏林等人老早已仔細講清楚并殷殷叮囑的著作（《論自由》《現(xiàn)實感》等），希冀以知識的光來對抗無知無識的黝黯，并假設(shè)這個世界仍是講理的。其實，原已收錄的討論《基甸的號角》（憲法和大法官制度）和《替罪羊》（民粹的集體附魔現(xiàn)象及其神話與制造操作）這兩篇，都是一樣的思維和企圖，寫于同一段時日，也都伴隨著原書的出版作業(yè)（當時定名為“臺灣民主叢書”，但果不其然銷路不佳）。這幾篇文字或稱之為書的引論，也就是竭盡我所能地把大家引到、騙去原來那部應(yīng)該一讀再讀的了不起著作去。

想起來，《基甸的號角》和《論自由》二書更早都已在臺灣出版過（今日世界出版社和協(xié)志工業(yè)叢書），我自己第一次閱讀分別是小學(xué)六年級和高一。這算重新出版，重讀之前的必要重新出版，這也呼應(yīng)了小密爾這番我牢記的、并希冀它確實如此的斷言——真理并不一定獲勝，事實上，更多時候真理一直吃敗仗，甚至?xí)粡氐讱灉?。但真理有個很動人的特質(zhì)，那就是它不會就此銷聲匿跡，它仍會被再說出來，也許隔一段時日，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這會一直發(fā)生，直到它終于獲勝，或至少站穩(wěn)腳跟取得承認為止。

我不知道別的人怎么想，對我自己是，這非常重要，這么多年來，我知道怎么和失敗每天相處，不至于喪失勇氣。

重新出版聯(lián)結(jié)著重讀。重讀，這個多出來的書名，作為一個再次的相互提醒，是理想國這群每天和書相處的編輯朋友討論出來的（一再以各種方式重讀同一本書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我欣然接受，因為這本來就一直是我的想法、我對閱讀一事最根本的主張，這也合于這本書的全部事實。

以下簡單的話是作為一個讀者，而不是作為一個書寫者說的。我自己偶爾也參與書寫這一側(cè)，不過是讓我經(jīng)驗地、實地地證實而已——重讀，有一部分是意識到時間這最根本的東西，包括時間總量的截然差異，還包括時間位置的微妙但也許更重要的差異。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書寫者耗用于這一本書、這一題目和思維的時間總量，總是遠大于閱讀者。比方兩年的書寫/三天的閱讀，粗糙的估算是243比1；如果我們再合理地假設(shè)，書寫者極可能是比我們要聰明而且專注的人（書寫過程正是一段最專注的思考過程），也必定是之前就比我們準備更多更好的人，這個時間比例的實質(zhì)差異勢必拉得更開，所以，書怎么能夠不重讀呢？此外，也就是這里我真正想講的，時間的拉長，意味著一個書寫者跨越了星辰日月不同季候，曾站在不同光影、溫度、氛圍、不可見空氣中分子的種類和濃度，不同情感和眼前之人的不同觸發(fā)可能的各種時間位置，重讀，尤其是相隔一段時日的重讀于是非常非常必要。豐碩的事物一次只露出一面、一部分，三天內(nèi)，你大致只在同一個時間位置、同一心緒和視角里，來不及讓這本書、這個觀看思索對象轉(zhuǎn)過來。

一個只見一次的人，我們稱之為認得、知道，也許可能就這樣失去理智愛上他，但我們不會也不敢說了解他；一本才讀過一次的書，我們則稱之為開始，這才開始。

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