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經常、持續(xù)地對它們反復思考，它們就總是以時時翻新、有增無已的贊嘆和敬畏充滿我們的心靈：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則。”兩百年來康德這段有關道德的精辟論述曾被無數人奉為圭臬，從而喚起心靈的深刻震撼。然而在當下這個商業(yè)浪潮滾滾而來，利益關懷遠大于道德關懷的時代里，談論道德竟常被視為迂腐的表現。道德不是與生俱來的，需要教化，而教化則需要多種途徑。其中文學的熏陶應當是其中的重要方式。

文學本身具有一種特質，它能夠運用與眾不同的形象化手段，傳達出比較抽象的理念，最終達到觸動讀者靈魂的目的。讀者也往往會因為讀了文學而更好地理解生活。尤其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它們給出了關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德行等緊要問題的深刻思考與解答。由此，文學也就變成一個長期的向導和指南。人們對偉大文學作品解讀，也往往不僅僅是個人或某個學派的為學旨趣，而是已經與生存選擇緊密相關。人們通過文學可以看到一個更豐富、更多彩的世界。當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學家和翻譯家布魯姆曾指出：“哲學家并不能感動多數人；他只對少數人說話。詩人可以將哲學家的觀點轉換成形象，這些形象觸及激情的最深處。亞里士多德關于英雄德行的描述對一般人說沒有任何意義，但是荷馬對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的德行的具體化卻令人難忘?！娙司哂须p重任務——理解他期望表達的事情，理解與之對話的聽眾。”⁽¹⁾在其《政治哲學與詩》中，他始終表達出這樣一種努力：試圖恢復自“浪漫主義運動興起以來，對詩的本質的理解有所變化。如今，將詩視為自然的鏡子，或者解說詩在教育什么東西，已被看成是對神圣藝術殿堂的玷污”⁽²⁾以來古典文學的道德教化作用。在布魯姆看來，“在希臘由荷馬、在意大利由但丁、在法國由拉辛和莫里哀、在德國由歌德建立起來的那些民族之書的教化與整合功能，正在迅速消亡。馬爾伯勒過去可以說，他僅靠莎士比亞來了解英國歷史；而如今這種對詩人的信賴卻幾乎不可想象了。對一本偉大的著作或一個偉大作家的反復閱讀與信賴已然消失，這不僅導致生活基調的庸俗化，而且也導致社會的原子化。因為，有教養(yǎng)的民族集合在一起，是基于其對德行與惡行、高貴與卑鄙的共通理解”⁽³⁾。

這里的道德并不是單純的“世俗僵化的道德規(guī)范”，而是“真正倫理道德精神”的體現，是“人性的光輝”燭照。這里所表達的有關“感動”或“觸及激情的深處”就是道德教化的感性表征。道德作為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它體現著社會的價值和理想追求，是實現社會整合的重要手段。作為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道德要使之成為每個人的內心信念和德行，一般采取兩大途徑：一是自我教育（自律）；二是外在教化（他律）。其中，外在的道德教化是帶有基礎意義和條件意義的。而就道德教化的內涵而言，道德教化是指社會有意識地將社會的道德原則、道德規(guī)范等，通過一定的形式、途徑向人們傳授，尋求廣泛普遍的主體認同，以培養(yǎng)道德主體“應然”的道德選擇能力和優(yōu)良的道德品質。社會的道德原則、道德規(guī)范只有借助于道德教化深入有效的傳播，才能更好地為道德主體所認識和接受。因此道德教化也可看成是教人做人、處事的基本道德和行為準則，使之內化為個體的自覺，養(yǎng)成道德習慣和穩(wěn)定的道德心理。它對樹立人們正確的道德理想及道德觀念，提高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創(chuàng)設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道德教化也是人文精神在現實人生中的投射，它運用人類文化造就的一系列優(yōu)秀成果，諸如價值信念系統(tǒng)、倫理道德規(guī)范、哲學人格理論等，塑造人、引導人，為人設置意義世界，創(chuàng)立精神家園。通過向全體社會成員普及哲學和道德倫理知識，樹立人文精神，塑造完善人格，以增強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道德觀念和道德自覺性，改善他們的道德行為能力，提高其道德水平，提升其道德境界，達到凈化道德環(huán)境、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目的。而在社會轉軌時期，道德教化更是社會主動引導道德轉換和道德重建的基本途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加強對道德教化的研究，更新其內容，改善其方法，更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迫切需要。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由于社會變革所引發(fā)的一系列變化以及道德教化原本存有的缺陷，這些變化也為道德教化提出新的挑戰(zhàn)。道德教化被置于全新的道德境遇之下，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條件和政治依托，使得其所依據的某些道德原則受到冷落，甚至發(fā)生偏差，以致道德教化的現狀與社會發(fā)展對它的客觀要求相脫節(jié)，道德教化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作用難以發(fā)揮。比如對道德意義的把握上，并未把道德的工具善和目的善辯證統(tǒng)一起來，僅僅認為道德在協(xié)調人際關系、保持社會穩(wěn)定和推動社會發(fā)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即強調道德的工具善。而在闡釋道德品質、道德修養(yǎng)以及道德理想等內容時，常常又有空洞化的傾向，從而又弱化了道德的目的善。而道德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目的善，這已為歷史上很多倫理學家所洞悉與論證，像斯賓諾莎、穆勒、包爾生等倫理學家皆有精辟論述。可這一思想，正是我們現行道德教化所欠缺的。

同時，道德教化缺乏辯證法的現象也十分突出，這不僅嚴重影響了道德教化的生動性、客觀性、說理性，還影響了育人的質量。具體就道德教化內容來看，其中既有因過分看重原有的、落后于變化了的社會現實的道德價值而遭受冷落，又因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有待完善，道德價值、道德理想尚未在全社會普遍確立而莫衷一是；就道德教化者而言，他們雖有強烈的責任心、誠懇的態(tài)度，但在具體的道德教化活動中，常感到無所適從、力不從心，甚至缺乏堅持下去的恒心和勇氣；就受教化者而論，面對日趨復雜的社會關系和變化著的社會現實，他們內心有著渴求“應然”價值導引的欲望，但又會因種種緣由而對“應然”的道德教化只限于口頭上的“接受”和“理解”，時而排斥甚至拒絕，表現出強烈的逆反心理；就道德教化方法而言，低層次的公式化灌輸和收效不大的簡單施教方法仍在盛行，而一些操作性強、遍布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方法，未被社會廣泛重視和推行；就道德教化的社會環(huán)境來說，道德教化的有效施行，客觀上需要有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妨礙道德教化的不利因素。總之，傳統(tǒng)的道德教化模式存在著諸多問題，正因如此，致使道德教化很難完成傳播道德理想和鑄塑道德主體的使命，而且還可能威脅到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的建設。

身處于現代性道德教化的境遇之中，道德的危機體現在種種領域，其中文學也概莫能外。作為曾經擔當道義和精神良知的文學，在目前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缺乏理性化制度文化背景制衡的當下中國，呈現出沉淪和顛覆的危機，文學所表現出來的道德水準和倫理底線的急劇下降。相當一部分文學作品變成了欲望的抒寫。打開文學刊物，隨處可見非理性、游戲性、嬉戲性的作品，感官享受被空前擴大，拜金主義取代了人文精神，利益的追求取代了精神的追求，對人性的深度挖掘、對社會道義良知和責任的有序構建離我們漸行漸遠。在流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讀者已很少再讀到感動，已很少再體會到人類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懷，人的情感領域中那些最需要向往的部分，已被文學逐出了表現范疇之外，一切都為現實的利益和欲望所驅動。文學更多地呈現為泛暴力化、準色情化、唯隱私化，遮蔽了文學應當具有的教育、審美等文化擔當。即便是某些具有嚴肅性甚至人文性的寫作，也被反復貼上商業(yè)標簽，變成了市場份額的一種?！跋掳肷怼睂懽骱臀幕瘋惱淼母瘎t形成了一種共謀關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作為審美的社會意識的文學，它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指向即道義與責任。雖然文學可以表現生活中的任何題材，包括善與惡的題材、“非道德”領域的題材，但文學必須承載道義責任與良知，必須表現出“善的意志”，表現出“真正的道德精神”，表現出“人性的光輝”。這樣才能承載起一個民族厚重與深邃的歷史，承載起塑造國民精神的重任。

盡管“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⁴⁾。但“倫理思想家的使命就是維護和加強人類良心的呼聲，去認識對人來說何為善、何為惡，而不管它對特定進化階段的‘社會’是善還是惡。他可能是一個‘在荒野中呼喊’的人，但只要這呼聲始終存在，毫不中斷，荒野遲早就會變成良田”⁽⁵⁾。因此深切關注道德和文學的關系，這不僅因為從精神文明建設的全局來說，道德問題實在也是處于非常核心的地位。審美是把有利于人類社會系統(tǒng)生存發(fā)展的正價值與客觀需要，以感性形象呈現，化作了人們自覺自愿的感情追求，從而在賞心悅目、怡然自得的精神享受與滿足中，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實踐，推動人類社會系統(tǒng)的良性循環(huán)和進步發(fā)展。另外，幾乎所有的對象作為內容的要素，進入文學作品，都要通過道德的中介，才有可能開始并最終完成審美的轉化，成為讀者的鑒賞對象，而且因為文學作品影響讀者，也主要表現在道德上和人格建設上。同時著眼考慮：和諧的現代化不僅包括高度的物質文明，同時還要包括發(fā)達的精神文明。二者和諧發(fā)展，彼此照應，才能實現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當今正值全面和諧社會建設時期，道德建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國民素質的提高不僅包括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同時更應包括個體主體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群體主體道德水準的提高。從一定程度上講，社會民眾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夠切實鞏固社會的物質文明建設成果。沒有包括道德建設在內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實現，所有的物質文明成果都將毀于一旦。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如何解決高度的物質文明與低下的道德水準之間形成的巨大矛盾？文學正是提升公眾道德水準的有效途徑之一。

結合道德教化現實背景以及文學發(fā)展趨向，本書希望通過對道德教化的深入分析，進一步探討道德教化的實現途徑與存在問題，其中包括：文學能夠為社會的道德建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道德教化是在什么樣的文學中被體現、表征的，文學道德教化與文學追求是怎樣沖突與對抗，在文學中如何體現，并嘗試剖析社會倫理道德和文學之間內在的、本質層面的有機聯系，力求從理論的角度厘清、剖明道德教化審美實現的重要性和具體路徑與文學審美對社會倫理道德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以及社會倫理道德與作為重要審美形式之一的文學之間存在的合乎邏輯的互動脈絡。本書以“道德與文學”為主題，圍繞道德教化與文學的內在關涉，意在探討當下中國社會現代性道德教化的處境以及面臨的基本問題，這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無疑還是一個頗具挑戰(zhàn)性的敏感話題。但與其他多是以文學為出發(fā)點和立足點，借助道德研究文學的角度論述有關文學道德教化關系不同，筆者將不限于單純論述文學中的道德教化作用與現象，而是針對道德教化的途徑和方法，探討文學如何使道德教化得以實現，為何可以實現，它與其他道德教化途徑的區(qū)別和特質何在。還將就文學道德教化的特殊性進行進一步闡發(fā)，立足于道德教化本身，以文學的視角為參照，研究道德自身的一些特殊規(guī)律，也會涉及中西方文學道德教化觀念的差異以及表現等方面，并通過深入研究，探索審美因素在德育中的發(fā)現與應用。

具體來說，本書將進一步明確：道德教化的實質是塑造一個健全的人格，給個體帶來幸福與和諧。它應該遵循教化對象個人內心自覺自愿的規(guī)律。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往往重視道德教化的“外求”與“他塑”，而這是一種灌輸與強迫，缺乏個體的覺醒，使得道德教化的效率低下。如何改變這種現狀，道德教化審美化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這里的道德不僅是知識，還是情感、意志與行動。因此，道德教化的過程不止于認識的過程，還是一個情感塑造、性格陶冶、習慣養(yǎng)成、整體精神涵養(yǎng)的過程，它要求人的全部精神要素的投入。道德的指向不是“世俗僵化的道德規(guī)范”，而是“真正的道德精神”；而這里的道德教化審美化也主要是指靈活、有效運用審美因素于道德教化的過程中，使道德教化既顯示一種內在規(guī)律的美，又有一種外在形式的美。

而怎樣對道德進行審美化的介入，經過審美化改造的道德教化過程又如何對讀者品德發(fā)展水平產生實際影響，也將成為本書探討的原點。這里的審美化主要是指在道德教化過程中恰當地介入文學因素，積極利用文學自身的社會價值功效，使之成為道德教化的有機組成與實現途徑。而同時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文學是研究各種關系，道德是人與人的關系。文學固然要受到道德的制約和影響，但另一方面，文學同樣會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換句話說，文學本身就具有獨特的道德教化功能。文學在深層的機理功能上具有對社會倫理道德傳承、建構、維持作用；在現實層面既不能忽視建構在倫理與道德基礎上的種種文學現象的闡釋，也應加強文學自身倫理道德建設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素養(yǎng)，更好地加強發(fā)揮文學對社會倫理道德的建設作用；同時還要反過來認識倫理背景中的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文學固然要受到道德的制約和影響，但文學同樣會以特殊的力量反作用于道德，因此，文學具有獨特的倫理功能，即不能簡單地用某種道德標準去判斷文學的道德價值，或用某種道德觀念去對文學進行褒揚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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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魯姆著，張輝遠編，秦露譯：《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第4頁。

(2) 布魯姆著，張輝遠編，秦露譯：《巨人與侏儒——布魯姆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第4頁。

(3) 同上。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頁。

(5) 弗洛姆著，馮川等譯：《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實現自己的權利》，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