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趕快脫下皮靴

因為我發(fā)現(xiàn)

所有走進天國的男男女女

都是赤腳

啊，延安

好一個赤腳天堂

——蔡若虹 畫家

在一個不性感、不繁華，看起來灰頭土臉的小城市，物質(zhì)貧乏，但人們樂觀，精神富足，精力旺盛。這個特殊的城市到底植入了什么樣的“理想社會模式”的基因，使得人們在短時間內(nèi)與其產(chǎn)生共鳴，稱之為天堂？

延安厲兵秣馬13年，探索創(chuàng)新13年：延安表達了人們對“理想國”的呼喚，摻雜了數(shù)代人的情感記憶、生命境界。它是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地，并成為能夠燎原的“星星之火”。

知識分子，包括當?shù)厝罕姺Q延安是天堂：戰(zhàn)火硝煙中相對安寧的環(huán)境；清貧但溫飽的生活；融洽的軍民、黨群關(guān)系；開放、寬容、自由的精神活動；到處是笑聲，到處是歌聲，到處是溫暖……

這里，沒有好山好水

慣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來一定要感到悲慘的失望。因為這里不僅沒有好山好水，也竟沒有一個可以散步的草坪，沒有一個可以駐足的樹蔭。一眼望去，灰塵滿目，沒有一點鮮艷的色彩。

——趙超構(gòu)《延安一月》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沒有好山好水，還只是一個簡潔樸實的小小邊城。

延安，史稱膚施，漢唐以降，諸多朝代，曾在這里建縣立府。20世紀之初的延安一直保持著古老的風(fēng)貌，城墻環(huán)繞，寶塔高聳。

延安的山，是沒有青色覆蓋的黃色土堆，河谷空漠。古老的延安舊城，磚土房屋被日軍轟炸得支離破碎，只有幾處毀壞一半的石門在大路旁邊半倚半靠。人們就在黃色的堅硬山壁上掘洞而居，成百上千個窯洞參差錯落地分布在山腰中。穿城而過的延河水，洪水時節(jié)汪洋洶涌。枯水期，“既不洶涌，也不輕柔”，孩子都可涉水而過。

延安——陜甘寧邊區(qū)首府

1937年9月6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為主席。邊區(qū)北起長城沿線，南至淳化，西臨固原，東瀕黃河，面積12.9萬平方公里，人口200萬。若從國土面積來看，陜甘寧邊區(qū)儼然古代一個諸侯國。而對于外國，陜甘寧邊區(qū)相當于1.3個奧地利，1.1個德國，廣闊遼遠又貧瘠荒涼，這是以延安為政治中心的“理想國”的疆土。

陜甘寧邊區(qū)，地處世界上最厚、最大、最豐富的黃土表層沉積區(qū)。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初到延安，就為這“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xiàn)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而感到不可思議：

但見那狂風(fēng)暴雨將山丘沖得四分五裂，只留下光禿禿的山峰，深邃的山谷和傾斜度極大的峽谷——這片土地就像曾經(jīng)被成群的鯨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樣。

埃德加·斯諾

窯洞里的生活，在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觀察團的成員看來，原始而落后：

人們住在他們稱之為“窯洞”的地方——實際上就是15英尺長的地道。人們挖開山側(cè)的土，砌以石塊。每個窯洞都是一間房，窯洞前部是一扇門和一扇窗。窗戶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紙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鋪的是用沙子填縫的灰磚。每扇門前都掛有一條門簾，強烈的北風(fēng)刮起來時就放下來擋風(fēng)。

窯洞里，最多有一張簡單做成的粗糙桌子，一兩把沒有刷油漆的椅子；沒有電燈，只有蠟燭和煤油燈；也沒有水管、燃氣通道、暖氣通道等一切與現(xiàn)代化相關(guān)的設(shè)施，人們以木炭取暖；廁所更是個奢侈的幻想，它設(shè)在離窯洞很遠的露天場所；很多昆蟲，如蚊子、蟑螂和蜈蚣時不時會來光顧，有時還會從門縫里鉆進來大老鼠。

在延安這個街道狹窄的“小鎮(zhèn)”，騾子與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車和卡車都不常見。延安有一個嘈雜且熱鬧的集市，最扎眼的是數(shù)量眾多、始終燃著熊熊爐火的打鐵鋪。

在來自戰(zhàn)時陪都重慶的《新民報》主筆趙超構(gòu)看來，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單薄。絕對沒有穿旗袍的女人，絕對沒有燙發(fā)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的女同志，很少矯揉造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

即便是熱情且充滿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世代生活在延安的百姓以及厲兵秣馬的戰(zhàn)士們，他們也毫不掩飾，在延安他們的確過著苦日子。

茫茫的陜北高原，溝壑縱橫，地瘠民貧。尤其1941年，國民黨切斷所有供應(yīng)，抗日根據(jù)地又發(fā)生嚴重天災(zāi)，邊區(qū)軍民一度陷入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在寒冷的冬天里甚至沒有棉被蓋的地步。

延安澤東青年干校學(xué)員劉明學(xué)在延安待了6年，竟然沒有用過筷子：

生活在延安我們6年沒用過筷子，因為沒有可夾的東西，用什么筷子？每個人一把勺子、一個缸子。缸子天天就放在屁股后面的皮帶上，這是一個多用處的東西。洗臉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飯需要它，刷牙需要它，反正這是個萬寶杯。

延安電影團成員翟超的回憶里，延安的生活“特別艱苦”：

生活特別艱苦，艱苦到什么程度呢？我們發(fā)展以后穿的軍裝特別是夏天的軍裝叫再生布。什么叫再生布呢？就是穿破這衣服收回去了，再經(jīng)過加工彈一彈又織成布，然后又做成衣服發(fā)給大家，稍微一干什么活就破了。我們在抗大七分校待了兩年多，在抗大七分校我們打窯洞，都住在山尖子上，打窯洞前兩三夜大家就住在露天院場里面，擱一點草，然后就鋪在底下，上面自己有一個被子……主要是打窯洞，到幾十華里以外背糧往返。小米粥不像現(xiàn)在咱們的糨糊那樣稠糊，那時候更難吃，比秫米還難吃，菜就是煮土豆。打了窯洞我們搬到窯洞里，窯洞很濕，有的同志得了關(guān)節(jié)炎。開始住在窯洞里面一個班有十幾個人，地下沒有鋪的，后來每個班發(fā)兩條毛氈，一米來寬，大概一米六七那么長。一個班發(fā)兩條，這兩條炕都鋪不滿，怎么辦呢？就這兩條都鋪在上面，地下還有土，就這么過。

困難的時候，每人每天只能供應(yīng)一斤小米、一錢油、兩錢鹽，幾乎頓頓鹽水煮土豆、白菜湯或者南瓜湯。而最困難的時候，他們連糧食都沒有，就吃黑豆、土豆和萵苣葉。至今，魯藝實驗劇團團員于藍還不喜歡吃土豆，“因為吃夠了”。萵苣的葉子不但苦還老，以至于莎萊她們只能撕著吃。

饑餓的時候，人們的想象力都被放大了，什么東西都是可以作為食物的。魯藝美術(shù)系學(xué)員華君武和他的戰(zhàn)友們，連用來糊窗戶紙的糨糊都吃過，“打的一碗糨糊（用面粉做的），用了一半，還有一半就把它吃掉了”。

延安電影團成員姜云川50天沒吃到一點咸鹽，開始“亂投醫(yī)”：

我那時候也傻，就跑到人家老百姓那墻底下。墻上不是有那個磚縫嗎，里面泛出一些白末兒，就拿舌頭舔那個，把舌頭燒起個大泡。

即使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chǎn)運動，延安人不再靠小米和黑豆過日子，但延安的生活也僅限于飽腹。

在原紅四方面軍戰(zhàn)士萬曼琳的回憶里，小米稀飯是延安飯桌上的主食，很少吃肉，菜品也單一。

很少（吃肉），大概一個月半個月給吃一次肉，大燴菜，多少年一直是那豆腐白菜粉條，一人拿個碗，一人給舀一勺，好大一口鍋，一人去舀一勺。

饅頭、米飯、肉丁燴面條……這些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的飯，在當時的延安，也只有在過節(jié)時才有這樣的口福。

延安的苦，如同無處不在的空氣，無聲無息地在這個小城的各個角落氤氳：

沒有牙刷，沒有牙膏，摘下帽子，蘸著延河里的水擦擦牙；沒有鞋子，就用舊衣服撕成碎條編成鞋子，很多人還赤腳；那時每人半月發(fā)半根鉛筆，我們用鐵皮夾上寫字，直到全部用完；發(fā)幾張土麻紙，情況好一點兒后，每月發(fā)兩張油光紙，三個月發(fā)一個蘸水筆尖；三個人用一盞小油馬燈，每晚兩錢蓖麻油……

然而，就是在這個沒有好山好水的小城，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在醞釀，并在日后以驚人的速度與深度爆發(fā)?！把影踩恕眰?，不顧物質(zhì)匱乏，視延安為圣地和天堂。

盛世，已然來臨。

“快樂”天堂

“為什么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們?nèi)浅錆M著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丁玲 作家

去延安之前的丁玲，是彷徨迷茫的，迫切需要人間的感情，希望“占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又悲觀絕望，只想“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

來到陜北，她看到這里與她以前生活的世界天壤云泥，她原以為這里的人一定很襤褸，不料卻這么漂亮。她更奇怪：“為什么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們?nèi)浅錆M著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千溝萬壑的黃土地上的人們，過著苦日子，但他們是快樂的。曾經(jīng)的“延安人”們生機勃發(fā)，眼睛里閃動著年輕的光彩。

快樂，成為生活在那里的人們共同的，也最刻骨銘心的回憶。

何理良：有時候一年也吃不到肉，但是人們的精神非常愉快……在這里可以高談抗日，可以學(xué)習(xí)……馬恩列斯的著作、毛澤東的著作。

肖彬：苦是苦一點，生活活躍得很，也不是太苦，能吃飽飯，我愿意在那里，我是自己去的。

翟超：那時候歌子多，老百姓搞擁軍愛民，這些歌都唱了。

張開帙：艱苦確實艱苦，我們睡覺沒有床，只有窯洞里面的土坑，大家都在一塊睡，翻身都不行。上課的時候沒有課堂（教室），在窯洞前面坐在那里，本子放在那里記，也沒有書，教員在黑板上寫，我們就記，很艱苦，但精神很好。

蘇佩榮：所以在延安，我們還是不錯的。美好的回憶，現(xiàn)在回憶都是美好的回憶了。

這是一道永不泯滅的集體記憶，它記述了延安的蒼茫往事，但更印證了延安是他們的精神殿堂。

詩人何其芳曾這樣寫道：“我想，延安的人們那樣愛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錯了，剛剛相反的，是由于生活太快樂?！?/p>

延河，是一條詩意盎然的河流。延河畔，歌聲繚繞。在延安男人們的眼里，延安的歌聲剛健而雄渾。延安澤東青年干校學(xué)員劉明學(xué)稱，他們天天唱的“都是‘風(fēng)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要不就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到處都是一片歌聲”。

在延河的姑娘們眼里，延安的歌聲革命而浪漫。魯藝音樂系學(xué)員李一非認為在延安的歲月，是一段青春多姿多彩的浪漫旅程。

還有那延河，不僅有春天山花爛漫、冬天銀裝素裹的美景，更是歌聲的海洋。清晨，大家紛紛跑到河邊去洗漱，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來了，“延水濁，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太陽光從東山坡上灑向大地，就響起了“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晚飯后，你就會聽到“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延安已經(jīng)成了名副其實的“歌詠城”了。歌聲飄蕩著的還有延安的窯洞，尤其是我們女生宿舍。

黃土連著黃土，山挨著山的塬上，還有人們活潑、快樂的舞步。雖然舞池是樸實甚至是簡陋的，只是經(jīng)過平整的土地，沒有炫目的霓虹燈光，更沒有搖曳的奢華裙裾，但有拿床單當大裙子、拿紙做花的女孩子們，也有由衷開懷的笑聲。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影子，有藝術(shù)家的、學(xué)生的、普通戰(zhàn)士的，還有領(lǐng)導(dǎo)的……

延安流行的舞蹈，有交誼舞、踢踏舞，還有秧歌。

在延安，有一座天主教堂，它被人們稱作“跳舞的天堂”。每周六，魯藝的師生都會在這里舉辦化裝舞會。至今，胡仁智回憶起這段歲月，幸福溢于言表：

藝術(shù)家們把作為舞場的教堂布置得很優(yōu)雅，為舞會伴奏的以音樂系為主力的樂隊在延安也是一流的。當時延安男多女少，所以在舞會上，魯藝的女學(xué)生是最受歡迎的女舞伴。主席和總理也時常來魯藝跳舞。

沒有酒吧，沒有舞廳，沒有歌劇院，沒有公園的延安，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日子是充實的，也是豐富多彩的。

舉辦新年干部晚會的時候，大家可以起哄求毛澤東唱歌，主席最愛唱的歌是《國際歌》。放映聽不懂的英文原版電影時，能夠請“恩來同志做翻譯”。機靈的“小鬼們”把領(lǐng)導(dǎo)人的腔調(diào)模仿得惟妙惟肖，把現(xiàn)場的人包括被模仿者逗得哈哈大笑。延安的知識分子，擺上一張桌子就能開展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氣氛熱烈。延安學(xué)校學(xué)習(xí)氛圍濃烈，各種研究與學(xué)習(xí)組織層出不窮，人們敢想敢說……

愉悅的情緒，在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悄無聲息地滲透著。

延安的女孩子們，或許不夠性感，但她們絕不邋遢憔悴，她們以含蓄并有著別樣的美，來詮釋她們在延安的這段青春歲月。

她們將肥大的軍裝裁剪得合體，領(lǐng)口縫上一條白布，仿佛穿了一件整潔的白襯衣；長頭發(fā)從帽子底下露出來；草鞋的鞋面上鑲嵌一朵紅絨球；每人一塊鏡子碎片……這些愛美的姑娘們，明眸善睞，秀發(fā)飛揚。當她們步履輕快地走過延河，她們的笑聲，她們所顯露出的不動聲色的美，成為黃土高原一道特別美麗的“風(fēng)景”。

年輕的戰(zhàn)士們，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閉塞和土氣，他們也有摩登的一面。他們夢想在自己口袋上別一支鋼筆，有人想別一支沃特曼牌的，有人想別一支派克牌的。當他們運動或演練時，也喜歡換上白色運動短褲和印有圖案的鮮紅色上衣——兩邊還有條紋。衣服上還印著胖胖的滑稽的米老鼠圖案。不過，在美國記者海倫·斯諾看來，那的確是只米老鼠，還是一只上了年紀的米老鼠。

暮色四合時，與天邊點點星光遙遙輝映的窯洞燭光，見證了人們的浪漫愛情和婚姻。

八年，青春的季節(jié)，

愛情一直在兩顆火熱的心中激蕩，

說不盡的甜蜜的往事，

一輩子咀嚼不完的襲人的味兒，

延河邊上的冬天多么冷，

大風(fēng)刮著，有一雙溫存的手

……

1943年2月3日與杜惠在延安戀愛并結(jié)婚的郭小川，其詩歌《八年》成為延安愛情的集體表達。

延安，如同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人們從四面八方風(fēng)塵仆仆趕來。許多有遠大志向的青年背起行囊，行走在這塊溫?zé)岬耐恋厣希穼ぶc思想的高度。

魯藝音樂系教員李煥之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才來到延安：

從香港經(jīng)過廣州、武漢再到西安，經(jīng)過沿路幾站，都是八路軍辦事處給我們辦手續(xù)。從西安到延安那個時候也還比較容易走，坐了三天汽車，又走了三天路就到了延安了。

這些冒著風(fēng)險長途跋涉而來的年輕人，一見到延安的寶塔山，便覺得像一腳踏進了天堂，難抑激動與欣喜。

孟于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也碰見了幾批從晉西北、晉東南來投奔延安的青年，大家一起唱著歌走到了延安城。在延安城，首先看見了寶塔山：

寶塔山當時在我們心目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寶塔山激動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熱淚。因為千里迢迢，我們冒著生命的危險來投奔黨——母親的懷抱里，所以特別激動，跳啊，蹦啊。

蘇菲一看見城門，就從車上站起來，興奮地喊道：

太陽西斜，一片云彩把黃土地照得金黃金黃的，真漂亮。

盛婕到延安，恰是6月的收獲季節(jié)，她看到：

人們的精氣神都很高，年輕人紅光滿面的，黃土地上的空氣又好，從心里感覺到一種舒服。

在那段烽煙滾滾的日子里，先后來到陜北的著名文化人，有歷史學(xué)家范文瀾，哲學(xué)家艾思奇，文學(xué)家周揚、徐懋庸、田間、何其芳、柯仲平、張庚、蕭軍、艾青、高長虹，藝術(shù)家呂驥、蔡若虹、力群、江豐、王式廓等，還有留法博士何穆、陳學(xué)昭夫婦，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延安，成為他們的理想高地與信仰圣地，他們跨過千山萬水，追逐這個在世人眼中閃耀著神秘且迷人光澤的天堂。

在延安，還有大量的移民到邊區(qū)開荒墾地。埃德加·斯諾在《大河彼岸》中描述過這樣一幅情景：一位農(nóng)民離開自己的家鄉(xiāng)來到邊區(qū)，“因為，那里有另外一個世界”。

很多外國人，也同樣為延安所吸引。1937年秋天，海倫·斯諾結(jié)束紅區(qū)之行，準備從西安趕赴北平。在西安火車站，一路護送她從延安到西安的小警衛(wèi)員，眼淚從他黝黑的面頰上滾落下來。多年后，海倫寫道：

這是一個中國人在流眼淚，好像送別他最親近的親戚。這是中美友誼的根基。

海倫還說過這樣動情的話：

我愿在墓中面向東方，那是太陽升起的方向。

海倫去世后，英國《經(jīng)濟學(xué)家》雜志在訃聞中說，斯諾夫人研究中國的結(jié)論是：社會主義為中國展示了美好的未來，因為引領(lǐng)這一社會主義的，是中國歷史性的高尚道德觀念。

另外一名與中國結(jié)下深厚友誼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同樣對中國、對延安念念不忘：

我一直忘不掉我并不是一個中國人，但我是忠于中國的，不知是什么緣故，我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間的一個，我仿佛已經(jīng)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中國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們的儉樸、勤勞和勇敢，他們的毫無虛飾的真摯的友情，以及他們的領(lǐng)導(dǎo)人的動人的個性、智慧和遠見……所有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對中國產(chǎn)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終究是要回到中國去的。

再慘烈的戰(zhàn)爭也不能剝奪人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延安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的面孔在延安聚集，他們在這里感受到精神的富足、尊嚴、自由、民主，以及對未來的希望。

延安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慰藉。

“理想社會”基因

延安的精神氣質(zhì)和氣氛，與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大不相同。這里充滿朝氣，看不到炫耀、虛飾。領(lǐng)導(dǎo)、軍民信心滿懷，到處都強調(diào)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魚水關(guān)系。

——謝偉思 美軍觀察組成員

幾乎所有前來延安的訪問者，都被延安迷住了。在這里，他們看到的是生機勃勃的“另一國家”，是遺世獨立的理想國，先行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真實的。

荷蘭人布朗基稱贊中共領(lǐng)導(dǎo)的陜甘寧邊區(qū)：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中國！他們沒有奢談“新生活運動”，但是他們卻有了新生活！

而剛到延安3個月的美軍觀察組，便似乎很快被延安所征服。成員謝偉思發(fā)回國內(nèi)的第一份報告里就充滿感情地寫道：我們?nèi)M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了不同的人。延安的神秘就像世界政治角力場上的“百慕大三角”，曾經(jīng)使許多持不同政見者陷落。

當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先生造訪延安后也發(fā)表感言說，在延安，聽到最多的詞是：人民（People）。到人民中向人民學(xué)習(xí)，這其中飽含著極深的感情，反映著中國共產(chǎn)黨人最終的信念。

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在收到喬丹和魏爾曼來自延安的報告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斷言道：“延安政府是未來取代國民政府的唯一政府”，是“中國的希望”。

大洋彼岸對共產(chǎn)主義充滿偏見的人們，也由衷地贊美延安，為延安所折服。

在延安保育院長大的李大立認為“在延安就像在天堂”：

一個是安全，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愉快。

安全。原來日本鬼子怎么轟炸？國民黨特務(wù)怎么樣？到了這兒，那簡直是放心極了。

再就是幸福。甭管吃好吃壞，他們非常注意我們的伙食，定的是小灶標準，小孩是小灶標準，和領(lǐng)導(dǎo)一個標準。雖然小灶當時沒有多少好吃的，但是這個標準在那兒。保育院也開展大生產(chǎn)運動，自己種菜、種糧食什么的，開展大生產(chǎn)運動之后我們的伙食也就有了一些變化。這是很幸福的。

另外就是愉快。因為有這么多的同學(xué)，老師們又照顧我們。要說同學(xué)，那個時候誰也不問父母，不問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官大小什么的，不問這些。

天真活潑的延安娃們，以他們還顯稚嫩的視角，詮釋了“延安是天堂”的緣由。

理想社會模型的最起碼條件是“吃飽飯，穿暖衣”。顯然饑腸轆轆、衣衫襤褸不是天堂，顛沛流離不是天堂，戰(zhàn)火紛飛更不是天堂。

到了1944年底，延安已經(jīng)可以自豪地對外宣稱：“自己動手，發(fā)展生產(chǎn)”已經(jīng)取得巨大成績，“面包問題”已經(jīng)不存在了！延安種的西紅柿，又多又大，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到延安后，見了很羨慕，臨走時，用飛機裝。

而此時的中國，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正饑饉千里，民不聊生；汪精衛(wèi)的偽政府因口糧奇缺，已下令停發(fā)老人與兒童口糧；偽滿洲國人民因《米谷管理法》備受盤剝，每人每月不足6.5公斤粗糧。

再看看參戰(zhàn)國與同盟國，希特勒下令關(guān)閉了大量的中小企業(yè)、機關(guān)、商店、飯館，以便騰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來為戰(zhàn)爭服務(wù)；日本每天只能得到133克大米；英國開始定量供應(yīng)，一邊最大限度地動員人們參加暫時生產(chǎn)，甚至強令15歲到51歲的婦女，都要參加暫時生產(chǎn)，要求13歲到20歲無子女的婦女服兵役。

當然，物質(zhì)世界流光溢彩，未必就是天堂。劉志丹之女劉力貞總結(jié)道：

那時候毛主席說，陜北是山好水好人也好。實質(zhì)上，它山水沒什么好，主要是人好，是個根據(jù)地。

天堂更重要的是其精神與思想：國家有主張，人民有尊嚴，社會有希望。

那時的重慶，是停滯的，絕望的，散發(fā)著腐朽、沉悶的氣味，而延安是安穩(wěn)的、自由的、民主的，又是充滿希望的。

在幾乎所有的政權(quán)形式都風(fēng)雨飄搖的情勢下，唯有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lǐng)導(dǎo)的延安保持了她的光榮，并顯示出她必將成為未來領(lǐng)導(dǎo)中國的決定性力量。一條道路壽終正寢，而新的路已經(jīng)開通。

薛穆說延安是“五無”的地方，即“沒有妓女、沒有乞丐、沒有吸食鴉片者、沒有腐敗的政府官員和沒有沉重的稅收”。共產(chǎn)黨努力把延安建成一個文明、平等的“十個沒有”社會。在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jié)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fā)國難財。

這是一個有主張，能給予人民希望，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政府。

1939年4月4日頒布的《陜甘寧邊區(qū)土地條例》規(guī)定，人民經(jīng)分配所得之土地，即為私人所有。同時還推行減租減息、鼓勵墾荒等一系列土地政策。當人與土地可以真正結(jié)合在一起的時候，農(nóng)民們自然將其視作為自己的圣地。這片土地上的農(nóng)民，也開始真正體驗到了當家作主的滋味，他們也感受到了真正的溫暖。

建立民主的、廉潔的政府，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實行廣泛的民主選舉。1937年，“選舉”第一次進入延安人的生活，那里的人們要自己選出他們的政府。把他們心目中的好人選出來，是陜北人民樸素的愿望。這樣的政治進步，在民主底蘊深厚的美國人看來，也是驚人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稱“邊區(qū)的農(nóng)民在歐美的制度下根本沒有選民的資格”。

共產(chǎn)黨的部隊憑借其與國民黨部隊截然相反的軍風(fēng)，也同樣給了老百姓希望。

綏德縣薛家渠村薛茂森現(xiàn)在提起國民黨軍隊的“打劫”行徑還是皺眉頭：

那國民黨部隊來了打老百姓呢，見啥拿啥。

而米脂縣楊家溝馮繼祖回憶起邊區(qū)部隊的親民來則道：

共產(chǎn)黨的部隊，看到你家的一棵棗樹，隨便摘著吃一顆？不敢摘。國民黨的部隊過去，一次就給你弄完了，連枝子也給你掰走了。

1943年11月，陜甘寧邊區(qū)第一屆勞動英雄與模范生產(chǎn)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創(chuàng)舉，一群普普通通的百姓因為勞動成為英雄，邊區(qū)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發(fā)生變化。天道酬勤，這個反映著老百姓最樸素且原始的理想主義愿望在延安得以施展拳腳。

共產(chǎn)黨人不僅改變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更因為他們親民的政治理念和堅定的抗日主張，成為中國的希望。

延安是一個平等、融洽、真誠的社會，曾被西方觀察家稱為“令人吃驚的唯物主義”。這個從生產(chǎn)生活方方面面都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想之境，在上個世紀卻真真切切出現(xiàn)在中國共產(chǎn)黨管轄的版圖上。

在延安，領(lǐng)導(dǎo)人穿著同樣的制服，戴著同樣的軍帽，除了領(lǐng)子上縫上去的一塊樸素的紅色袖章外，沒有任何特殊符號。

于藍稱，在國統(tǒng)區(qū)看到的是官僚貪污腐敗、老百姓生活窮困，經(jīng)過洛川到了延安后，感覺空氣一下新鮮起來：

延安的平等首先體現(xiàn)在人與人的接觸上，那時候毛主席和中央領(lǐng)導(dǎo)人跟我們的接觸很多，有時候甚至每天都可以見面。領(lǐng)導(dǎo)人講話時，也不會站在很高的臺子上，就在平地里擺一個小桌子，面對面講，彼此之間沒什么距離。看戲時也是這樣，大家都擠在一起，不分首長和群眾，有時候毛主席來晚了就擠到我們中間去。

在延安，有一種稱呼鮮明地彰顯了人們之間平等的身份——同志。抗大學(xué)員王仲方到延安后，發(fā)現(xiàn)這是最新鮮的：

一個最新鮮的，就是你沒有別的稱呼，什么小姐呀，太太呀，先生呀，什么老爺、少爺，全沒有了，在延安所有的人互相之間只有一個稱呼就是同志。

一些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細節(jié)，卻總是透著難以言說的波瀾壯闊。

斯坦因?qū)γ珴蓶|的描述是：

他平易近人，簡單，深思而且精確。他的特別有力的前額，他的透視一切和極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現(xiàn)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領(lǐng)袖。他和嚴厲的、憂心忡忡的蔣委員長是完全相反的。

美國記者福爾曼最初見到南泥灣開荒英雄王震時的印象是“矮瘦和精悍”，甚至“顯得老練而平庸”，然而在很快打破陌生人的疏離感之后，王震表現(xiàn)出了另外一面：

他對我們所帶的照相機、打字機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還有一點孩子氣。他微笑著，不斷地嘬著他那外國式的破煙斗，折斷的煙管纏得像他那赤腳穿著草鞋的大腳趾一樣……

在老百姓眼里，在外來者眼里，延安的領(lǐng)導(dǎo)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權(quán)威，不是被人為賦予各種權(quán)力的政治符號，他們就在群眾中談笑風(fēng)生，形象立體豐富，有血有肉，是很少享受物質(zhì)、平易近人的鄰家老哥，也是頭腦敏銳、思想深刻、眼光長遠的領(lǐng)導(dǎo)者。也正因此，他們成為中國政府承諾與未來希望的縮影，是理想社會模型的掌舵者。

記者埃德加·斯諾發(fā)現(xiàn)，這里雖然物質(zhì)極度貧乏，卻洋溢著一種令人吃驚的熱情。這里“最顯著的一種成就，便是人民與戰(zhàn)斗部隊密切的聯(lián)系”。事實上，人民不但與戰(zhàn)斗部隊密切聯(lián)系，還和這個獨樹一幟的政府以及年輕有活力的政黨、獨特的領(lǐng)導(dǎo)人相濡以沫。

于藍在延安，找到了“家的感覺”：

這是一種家的感覺，我們在家里演自己喜歡也是群眾喜歡的戲，在家里辛勤開荒、努力生產(chǎn)，在家里跟著毛主席堅持抗戰(zhàn)，追求民族獨立，不做亡國奴……這種精神上的快樂使我們一點都不覺得苦，反而如魚得水一般歡樂。

當?shù)氐睦习傩瞻压伯a(chǎn)黨以及以毛澤東為首的領(lǐng)導(dǎo)人稱作人民救星，他們?yōu)楣伯a(chǎn)黨“理想社會”的嘗試不斷注入生命力。

美軍觀察組成員斯坦因?qū)ρ影驳挠∠笫青l(xiāng)氣樸素又安靜和諧。

羊、牛、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著寬邊草帽的農(nóng)夫在整飭的田地里工作。穿著藍白衣服的人們蹲在河邊洗衣服。馬驢商隊帶著沉重的馱載，在塵土的路上，從穿著破舊的藍棉制服的學(xué)生、士兵、公務(wù)人員身邊，緩慢地走過去。鐵匠在露天的茅屋里為農(nóng)民們做農(nóng)具，工人在路邊做磚，商人們在小的商店里、貨攤上忙碌著，小孩在寬敞的校園里玩耍。

如果你不曾生活在那個戰(zhàn)火頻仍的年代，如果你不曾聆聽數(shù)十上百或者更多滿頭銀絲的延安老人淋漓盡致地描述，或許，你還不能完全理解，在那個顛沛流離的時代，靜靜流淌在斯坦因筆下的，這個清貧的物質(zhì)世界里的“桃花源”，到底有多么彌足珍貴。

所有今天看起來情緒激昂甚至激動的回憶、措辭與情景再現(xiàn)，不是粉飾太平，不是大眾狂歡，而是對那個激蕩著夢想、勇敢與智慧時代的懷念與敬畏。延安，是我們以及世界對理想社會模型的探索，那里有政府的承諾，有知識分子的信仰，也有平民的希望，還有穿越時間長廊、綿延至今的延安精神！它有著巨大的牽引力，讓我們對延安那段艱苦且快樂的歲月保持著敬意與虔誠，也對未來保持著憧憬與想象。

1. 〔美〕埃德加·斯諾著，新民譯：《大河彼岸》，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2. 〔美〕卡蘿爾·卡特著，陳發(fā)兵譯：《延安使命：1944—1947美軍觀察組延安963天》，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
3. 趙超構(gòu)著：《延安一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版。
4.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5.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6.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7. 林偉著：《憶自然科學(xué)院發(fā)展中的一些情況》，見《延安自然科學(xué)院史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yè)學(xué)院出版社1986年版。
8.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9.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0.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1. 郭小川的詩歌《八年》。
12.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3.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4.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5.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6. 〔美〕哈里遜·福爾曼著，熊建華譯：《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
17. 《大魯藝》攝制組著：《大魯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