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白氏文集》札記

筆者二十年來研究柳宗元、韓愈、白居易等的詩文創(chuàng)作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

其中關(guān)于柳宗元、韓愈的詩文創(chuàng)作，發(fā)表過《柳宗元柳州詩——兼論激烈矛盾的鎮(zhèn)靜與其原因》(《日本中國學會報》33，1981)、《柳宗元詩的詩體問題——兼論以元和十年為境界的從古體到近體的變化》(《日本中國學會報》36，1984)、《試論柳文文體變化》(《國際柳宗元研究擷英’93柳宗元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選》，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韓愈的詩作——兼論從古體的優(yōu)勢到近體的優(yōu)勢的變化》(《日本中國學會報》40，1988)、《韓愈的文章——兼論其駢散的變化與官僚意識的關(guān)系》(帝冢山學院大學創(chuàng)立二十五周年紀念論集《世界與日本》，1992)等文章。

與韓柳的研究平行，此十年來，筆者研究重點在白居易的詩文創(chuàng)作。其間參與編著了《白居易研究講座》(全七冊，太田次男主編。東京，勉誠社。1993～1996)，另完成了拙著《讀白氏文集札記》。

《讀白氏文集札記》的大部分系根據(jù)讀《白氏文集》的過程中發(fā)表過的《白居易的閑適詩——兼論其觀念成分的變化》(《鹿兒島大學人文學科論集》21，1987)、《白居易的律詩》(《白居易研究講座》二，1993)等十幾篇拙文改寫，另一部分是新近完成的：《新樂府——兼論其成立時期》、《試論翰林制詔的擬制》、《白居易的“獨善”》上下。

日本戰(zhàn)后研究白居易的專著不少。比如，花房英樹《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朋友書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白樂天》(清水書院，1990)，堤留吉《白樂天研究》(春秋社，1969)，平岡武夫《白居易》(筑摩書房，1977)，太田次男《諷諭詩人白樂天》(集英社，1983)，西村富美子《白樂天》(角川書店，1988)，近藤春雄《白樂天與其詩》(武藏野書院，1994)等等(關(guān)于日本戰(zhàn)后白居易研究的概觀，請參看拙文《戰(zhàn)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觀》正續(xù)(西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第5期)。

中國的碩學岑仲勉、陳寅恪、褚斌杰、陳友琴、顧學頡、王拾遺、羅聯(lián)添、朱金城、謝思煒等先生都有研究白居易的大作。

拙著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根據(jù)自己的主張，或提出新問題，或?qū)系膯栴}，提出新的看法。這些看法在各位專家看來一定很淺陋，可是敝帚自珍，而且總希望得到高明指教，故不揣谫陋，集結(jié)成書。但是，小書以日文寫成，在日本出版，對許多中國學者來說不太方便，故特撰寫中文提要。筆者希望即使不讀原文也能大體了解基本觀點，所以不是標準提要的寫法，比一般提要詳細些。

將提要貢獻于諸位之際，筆者的心情亦喜亦憂，為自己的看法將為博雅各位了解而喜，亦為自己看法的不成熟而憂，只能誠請枉顧拙著的博雅各位多多指正。

筆者研究白居易的處世與其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一直承蒙北京大學褚斌杰教授與西北師范大學蹇長春教授的指導和鼓勵，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基本主張

白居易一生的思想與創(chuàng)作，如何評價？一般以“兼濟”與“獨善”此兩語為基準理解他的生平思想與創(chuàng)作?！鞍拙右椎氖澜缬^，看來似乎有些紛紜復雜，實際上是比較單純的，他的思想核心，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已’兩句話而已”(王拾遺《白居易傳》，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

中國(大陸)學界以元和十年被貶江州為標志，將其生平思想與創(chuàng)作劃分為前后兩大階段。在前期，白居易是“志在兼濟”的偉大現(xiàn)實主義的人民詩人，特別給予其諷諭詩和《與元九書》中的“詩道”理論非常高的評價。但在后期，“獨善其身”的消極、退嬰思想占了上風，詩作多是寫身邊生活瑣事，失去了前期詩作的那種戰(zhàn)斗性和現(xiàn)實性。這就是共和國成立以后學術(shù)界對白居易的一貫看法。近年有所改變，比如王運熙《白居易詩論的全面的考察》(《中華文史論叢》48，1992)說：“要全面了解白居易的詩歌創(chuàng)作，除諷諭詩外，還應當注意閑適、感傷、雜律等詩。同樣，要全面了解白居易詩論，除有關(guān)諷諭詩的言論外，還應當注意其他方面的言論?！边@個意見很寶貴，但王先生論述的大部分還是集中在諷諭詩，涉及閑適詩與其他的尚不多。

在日本，學者的看法大都與中國差不多。認為白氏前期奉身“兼濟”，后期不管政事，愛好詩歌，信仰佛教，“獨善其身”。平岡武夫、花房英樹、堤留吉基本都持此看法。一九八三年，太田次男在《諷諭詩人白樂天》中就白居易的佛教信仰提出意見說：“白居易他一生以官僚處世，為了充實自己的精神，追求了佛教的幫助。因此其人格與思想始終沒有本質(zhì)上的變化。雖然后期佛教的信仰益發(fā)深重，但他一直到最后晚年仍然保持儒家的處世思想?！贝丝捶ê苤匾Ｋ谶M行對后期白居易的全面研究，我們企盼盡早拜讀其有關(guān)此問題的全面論述。

總之，在中國、在日本，將白居易的生平分為從“兼濟”到“獨善”兩個階段的看法基本上一樣。唯有一點不同：日本學者對其后期的評價不像中國那樣低，相對而言，更關(guān)心、愛好其后期的生平思想與創(chuàng)作。

我認為白居易各時期詩文的實際內(nèi)容并不那么單純。年青時作的諷諭詩中可以看出愛好“獨善”的表現(xiàn)，后期詠出“獨善”精神的詩歌中可以看出仍不失“兼濟之志”以及對長安的眷戀。從總的處世傾向看，白居易的前后期確實有重要的轉(zhuǎn)變，但是，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必須看到，無論前期還是后期，白居易心中始終懷著往兩個方向走的矛盾志向。如果我們注意此矛盾的思想感情，讀《白氏文集》，可以避免將這位立體的活生生的大詩人簡單化，并由此把握、理解詩人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得到更深的藝術(shù)感動。這就是拙著的立場。

關(guān)于白居易的形象。在中國，白居易的主要形象就是奉身“兼濟”的諷諭詩人、現(xiàn)實主義的人民詩人。這一形象非常突出。然而白居易也就是《長恨歌》的作者。據(jù)筆者的了解，為了統(tǒng)一這兩個側(cè)面，在中國解放以后的幾十年中圍繞《長恨歌》主題的論爭一直不斷：《長恨歌》的內(nèi)容核心應在諷諭與《長恨歌》是愛情悲劇之間的論爭。

日本學者，比如平岡武夫?qū)懗龅陌拙右资求w現(xiàn)“天下的世界觀(簡單地說是《尚書》的世界觀)”的極端正的官僚，花房英樹寫成的白居易是崇高的人道主義思想家，兩位提出的白居易人物形象都太典雅、太純粹。

我提出的白居易不像這些形象。我認為他什么時候都很忠實于自己的欲念，很重視自己的要求。投身“兼濟”的時候，還表現(xiàn)出對“獨善”的愛好，只不過是被貶江州之前因“兼濟之志”太強，自然壓抑了“獨善”的愛好。后期在洛陽，遠離長安的要路，將詩酒做朋友，欣賞雪月花，聽音樂，愛妓女，充分享受著長長的晚年，但在此“獨善”的生活中，也始終懷抱著對長安政界與宰相職位的依戀。

白居易無論什么時候都愿意盡可能全面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和欲念。他一方面是朝臣高官，同時也是個非常愛獨樂=個人享樂的伊壁鳩魯(epicurean)。他就是綜合此兩面，在劇變的時代中，忠于自己、極愛自己活下去的，非常堅韌、非常聰明的處世巨人。

(二)基本方法

我讀白居易詩文的方法與上述提出的白居易的形象有密切關(guān)系。

第一，每一種詩體與文體(形式)都有它獨特的表現(xiàn)傾向(內(nèi)容)。筆者讀白居易的詩文之際，時時注意考察“體”與內(nèi)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第二，白居易的思想感情不是單一的，在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各種處世觀念。筆者注意各種處世觀念在白居易一生各時期的消長、比重等的變化。

兩方法具體闡釋如下：

第一，在中國文學史中，詩體與文體的“體(體裁)”，一般意味著古體與近體的分別。筆者認為“體”之近、古與表現(xiàn)傾向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

先就詩歌略說。

簡單說，古體特別是五古，是以士大夫的自負心為基礎詠出的詩體，內(nèi)容大都帶著很濃的儒家、老莊等傳統(tǒng)思想的色彩。與此相反，近體即律絕的表現(xiàn)比古體自由得多，不受這些傳統(tǒng)思想的束縛，對目前各種事情直接敏感地反應多借近體表現(xiàn)，因此，近體中，升官的欲念、歡游的愉悅、惜春的哀愁、對妓女的愛憐、老病的痛苦等等，都表現(xiàn)得非常坦白、直率。

白居易在《長慶集》中將自己的詩歌分為“諷諭詩”(五古與七古)、“閑適詩”(五古)、“感傷詩”(五古、七古與雜言)、“律詩”四類。但大和二年編《后集》時放棄了四分類，采用了“格詩”(五、七言的古體)、“律詩”的兩分類。這一分類方式的變化、以及不同分類中各體作品數(shù)量的變化都與其內(nèi)容的變化有密切關(guān)系。

《長慶集》(那波本卷一～卷五十)的詩歌中古體共有六二七首，近體共有七七二首?！逗蠹芬院?那波本卷五十一～卷七十一)的詩歌中，古體共有二六一首，近體共有一一五八首。古體與近體的比率，前者是四五比五五，后者是一八比八二。

可以看出，在《長慶集》中，對古體的關(guān)心與對近體的興趣差不多抗衡，但《后集》以后，詠近體的熱情壓倒了對古體的關(guān)心。筆者認為這一數(shù)量的變化反映了白居易處世思想的變化，即從以作為朝官的自負心與使命感為軸心的處世到以閑居、歡游為主要內(nèi)容的處世的變化。

在同一個時期，每一種詩體，由于其表現(xiàn)機能的不同，表現(xiàn)出白居易不同的精神側(cè)面。任江州司馬時，白居易在閑適詩中抒發(fā)的是好像滿足于廬山生活的感情，但感傷詩中的白居易只懷念在長安任翰林學士時的榮耀，將現(xiàn)在的自己視為“泥涂吏”、“籠中鳥”，將九江視為“天末”、“孤城”。在洛陽的格詩中，白居易好像十分滿足于天天詠詩、飲酒、歡游的閑居生活；但讀律詩，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他對長安的不盡懷念。

由此可以證明，白居易生平思想的變化與詩體的變化之間具有明顯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且同一個時期中的不同的詩體顯示了白居易不同的精神側(cè)面。根據(jù)詩體與表現(xiàn)傾向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讀白詩，我們可以深入考察兩千八百余首詩的歷史變化與每一個時期詩人的不同側(cè)面，從而勾勒出詩人的立體面貌。

文體的區(qū)別沒有詩體分明。為突破此問題，我試提出了判定近古的數(shù)量基準。其方法是就每一篇文章計算其對偶與四言句的使用率，據(jù)此數(shù)字表示駢散的程度(詳于前編第七章)。

拙著將此理論與調(diào)查結(jié)果適用于翰林制詔與中書制誥的考察，指出白居易的制的文學從翰林制詔到中書制誥在藝術(shù)水平方面有長足的進展，這一成就的取得與白居易作為朝官重臣的意識成熟有很深的關(guān)系。

第二，我注意著白居易各時期懷有的問題，考察了每一個時期儒、釋、老的諸觀念在白居易作品中出現(xiàn)的具體情形。

考察結(jié)果如下：

任諫官時，他投身“兼濟”，信奉“直”的觀念?！爸薄钡男拍钸m用于詩歌便是“詩道”的理論。

在江州時，支持他精神與創(chuàng)作的觀念是《與元九書》中說的“兼濟、獨善”并列的觀念，以及根據(jù)這一并列觀念而創(chuàng)造的與之相應的四分類的理論。創(chuàng)造出這一套理論的目的在自夸任諫官時的業(yè)績，同時又為當前的對閑適詩與律詩的異常熱情提供了存在的合理的精神空間(詳于前編第六章)。此時期，“知足”、“外物”、“窮通倚伏”等老莊思想的各種觀念對于安慰他的精神苦惱，起了很大作用；佛教“詩魔”的觀念則為給予對于律詩的異常熱情以正當?shù)匚?，起了不小作用?/p>

《后集》以后的時代，支撐他精神和創(chuàng)作的觀念是“中隱”哲學。這一觀念為一方面保持作為朝臣的自我意識(identity)，一方面享受在洛陽的歡游生活提供了理論基礎。“中隱”運用于詩歌就是《序洛詩》中展開的文學理論。

就佛教的觀念說，《后集》以后的時代剛開始的時候，為克服俗念，益發(fā)關(guān)注禪宗的“無念”。其后，隨著年老身衰，詩文中企求來世生命的“他生”、“彌勒弟子”等語匯出現(xiàn)得多了。為積極肯定作詩的異常熱情，“詩魔”之外，還常借助于“詩債”的觀念。

最晚年，“狂言綺語”、“轉(zhuǎn)法輪之緣”等語匯反復出現(xiàn)。這兩個觀念支持了他將自己的文集數(shù)次奉獻于寺院的行動與渴望死后生命的愿望。

綜其一生，就其處世的總的思想傾向的變化言，白居易之思想經(jīng)歷了從“兼濟”到“獨善”的變化；就占主導地位的思想的演變說，這種變化是從儒家思想為中心變化到釋老的思想為中心；就構(gòu)成“獨善”這種處世態(tài)度的諸觀念的變化說，《長慶集》的時期，老莊思想起的作用比佛教思想大得多，但，《后集》以后，佛教思想的諸觀念逐漸地代替老莊思想支撐著他晚年的處世與創(chuàng)作。

這樣，可以看到，終其一生，無論何時，與他充實的生活和豐富的創(chuàng)作相聯(lián)系的，是其根據(jù)處境與需要不斷構(gòu)筑、調(diào)整、充實的用以指導自己人生與創(chuàng)作的觀念、理論，在這種不斷的構(gòu)筑、調(diào)整、充實中，既有階段性的差異變化，又有某種一貫性。

筆者希望上述觀點能夠?qū)τ谂灏拙右酌恳粋€時期懷抱的矛盾以及思想、創(chuàng)作理論的變化，也對于建構(gòu)更加近于歷史真實的白居易的形象，有所助益。

1996年3月16日記

2007年2月18日補記

1. 之后有靜永健《白居易<諷喻詩>的研究》(勉誠出版，2000)、下定雅弘《白樂天的愉悅——其光輝的生命睿智》(勉誠出版，2006)、埋田重夫《白居易<閑適>的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