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燦爛悠久，唐代文學無疑是其中最輝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輝煌的盛唐以后，中唐文學又掀起了一個高潮。此時除詩歌外，古文、傳奇、曲子詞都充滿活力，流派紛呈，大家競出。引領新樂府運動的白居易、元稹，倡導古文運動的韓愈、柳宗元，以及在詩歌、古文、詞曲諸方面獨樹一幟的劉禹錫都是中唐時代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詩文作品不僅深深影響我國歷代的廣大讀者，而且產(chǎn)生了廣泛的世界性影響。日本岡山大學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學研究論集》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列入日本學者的漢語論文集出版計劃將在中國出版，這既是對作者潛心研究的肯定，同時也說明唐代先賢澤披海外，至今影響深遠。在當前中外文化頻繁交流的趨勢中，事實多么雄辯地證明著在世界范圍內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仍在時時顯示出它的現(xiàn)代意義。

中唐文學研究是現(xiàn)代日本唐學研究的一個重點。1990年10月，由日本中青年學者組成的“中唐文學研究會”在東京成立，并舉行了首屆討論會。日本大阪大學的齋藤茂先生在《“中唐文學研究會”在日本成立》的通訊中說：“中唐是中國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期。人們一般認為它是從盛唐到宋代的一個過渡時期。不僅如此，同時它又是一個變革時期——即具有強大動能，快速旋轉的時期以及破壞和創(chuàng)造、混沌和秩序交織在一起的時代。所以我們應該從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研究這個時代?！?《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1年)現(xiàn)在展現(xiàn)于我們面前的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學研究成果十分具體地說明日本學者在中唐文學研究方面已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績，我想《中唐文學研究論集》只是日本同行豐碩成果中突出的一項吧。

本書選取中唐大家白居易、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作為研究對象，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作者個體的特殊性研究和知人論世的群體性研究，都有可稱道處。而下定雅弘教授的白居易研究在國際唐學界原是受人關注的，他從1993年起即為太田次男教授主編的七卷本《白居易研究講座》系列叢書的編委，從2000年開始又參與編輯每年一本的《白居易研究年報》。日本同行們深厚扎實的文獻功底和新視角、新方法的研究給中國讀者以深刻印象，下定雅弘教授所貢獻的成果顯示出作者不愧為唐學研究的佼佼者。

《讀＜白氏文集＞札記》是本書的核心論文。作者就白氏任翰林學士及守母喪期間的制詔及擬制、元和十年為界的詩變及其“獨善”觀念、白氏制誥的新體與舊體等問題提出不少富有創(chuàng)意的見解，啟人深思。其對于中日學界前輩學人既十分尊敬，又不盲從。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尤其可貴。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是國際唐學的名著，但其中亦不免有疏誤失考之處。作者指出：“關于白居易中書制誥的‘舊體’與‘新體’之分，中國陳寅恪、日本鈴木虎雄兩位碩學認為‘舊體’是駢體，‘新體’是散體?！P者調查了中書制誥全文使用對偶的比例及四字句率，得出的結論：‘舊體’是古體，‘新體’是駢體。”他注意到日本的平岡武夫先生在《白氏文集》第二冊(1972)、中國的孫昌武先生在《唐代古文運動通論》(1984)、王運熙先生在《白居易詩論的全面考察》(1992)中提出了與陳寅恪、鈴木虎雄相反的看法，但學界對這一重要問題卻沒有引起討論。作為精于文體的中年學者，下定雅弘教授多年潛心于詩體文體的研究，他又藉現(xiàn)代信息技術手段，用電腦建立資料庫，精確統(tǒng)計出舊體和新體制誥的對偶率與四字句率，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他在前賢研究基礎上的進步是值得同行們學習的。

《讀<白氏文集>札記》第二章專門論述了翰林制詔的擬制。白居易的翰林制詔數(shù)量居唐代翰林學士第一，他的擬制作品也很多，這在中唐翰林學士中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擬制是虛擬的作品，與身為翰林學士正式受命起草的制詔不同。其中夾雜真?zhèn)?，要理清擬制中的真?zhèn)?，難度極大。這情況曾被唐學大師岑仲勉先生關注，其《白氏長慶集偽文》(1947)斷定白居易的翰林制詔中，那波本卷三十七、三十八的作品大都是偽文。此說影響很大，中國學者大多沿襲岑說。但日本學者則以為諸舊本總目與卷題明確表示“擬制”，雖然與作者的官稱往往不符，但仍應是白居易的作品。下定雅弘教授是這樣解釋的：“他可能是為了將擬制與真正的制詔明白地加以區(qū)別，故意寫記這些虛銜。”如果再從白居易當時參與政治的方式與心態(tài)言，丁憂以后，他雖然退居下絡，儒家濟世的熱情仍絲毫未減。擬制讓他又回到了皇帝近侍的世界似的，或許他正在為服闕后大展宏圖作準備。不改積極參政之心，這就是擬制產(chǎn)生的背景。作者解釋說：“擬制正是在下絡服喪不失諫官的自尊心與使命感的白居易‘直’的思想表現(xiàn)。他借擬制的虛構表現(xiàn)了自己對王朝體制、官人的理想?！边@些意見不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知人論世，啟人深思。但是，這兩卷作品是否全是擬制，其中是否雜有偽作？還可進一步探討。是否可以進一步考察白氏前后的翰林學士們所撰擬的制詔，由個別到一般作群體考察？這樣的問題，岑仲勉先生在文章中亦考慮過。他說：“或者曰，子何不觀乎東本之總目，其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不嘗有‘擬制附’三字注其下乎？又不觀乎馬本卷五四之卷首，非亦注‘擬制附’三字乎？”他還參照劉禹錫《擬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制》，以為劉、白情況不同。理由是“一制之遷貶也，命出主上，草自翰林，受者僚友，擬之而善，無所討好，擬之而不善，則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友。禹錫之擬制，全是空空洞洞，并無主名，以白之明，豈肯出此。”這樣從正反兩方面思考問題，可能會更客觀一些。我想讀者在閱讀本書駁詰岑氏論點的同時，同樣會希望作者考慮岑氏論述的合理方面以完善自己的論證。岑氏指出的兩卷“偽文”中是否有出于“盜名求售”或“牛黨之余孽所為”者，也是可以進一步思考探討的。應該說由特殊到一般的群體性研究是本書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對漢魏六朝的五言古詩下過功夫，曾對曹植、王粲、阮等建安詩人作過專門研究。因此，作者對詩體的變化是非常敏感的。本書《白詩的轉折——從江洲時代到杭州時代》，《論柳宗元詩的詩體——兼論元和十年自古體到近體變化的原因》都能見出作者的獨到之見。以前的文學史說到白居易和元稹往往會提及他們的新樂府運動及詩歌創(chuàng)作，但他們在長慶時倡導制誥文體的改革，顯然受到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白詩《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云：“制從長慶辭高古?！本湎伦宰ⅲ骸拔⒅L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這樣重要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文學史里卻被忽視了。至于韓愈和柳宗元，他們以古文運動的業(yè)績著稱，但韓柳后來的詩作卻由古體向近體轉變。作者認為詩體的改變和人的精神有聯(lián)系，從時代背景而言，“‘元和中興’的此時代是唐朝直面危機的時代，同時是官人們面對危機昂揚使命感的時代。其使命感的昂揚在詩文的世界中的表現(xiàn)就是以元白的新樂府運動與韓柳的古文運動為中心的復古的高潮”?！鞍拙右着c柳宗元詩體改變的外因是元和十年前后長安官場壓迫批判者的政治態(tài)度。反而言之，他們的詩體變化表明使命感昂揚的時代快要結束了”。作者選擇有代表性的白居易、柳宗元作深入探討的個案，進而探索白居易、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諸位大家在相同的中唐政治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下出現(xiàn)的創(chuàng)作變化，這樣從特殊上升到一般，作者的群體研究就有了可信度和高度。這種帶有規(guī)律性的探討是非?？少F的，它大大超越了尋常見慣的作家作品研究而顯示了一種宏通的眼光和理論的深度，啟發(fā)讀者對紛繁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作深入細心的探究。當然文史研究的規(guī)律性探討又不同于理科的定理發(fā)現(xiàn)。誠如作者在《研究外國文化，如何打好自己的學問基礎》一文中所說的，社科院有些專家在聽了作者關于柳詩的報告后提出一些不同意見，確實詩體和作者的精神聯(lián)系在復雜的文學世界里不可能簡單相似。古體近體詩與作者的精神狀態(tài)的聯(lián)系在盛唐李杜與晚唐小李杜那兒可能是不同的情況。文學發(fā)展有其自身的獨特規(guī)律，千變萬化，難能一以貫之地去把握，讀者也只能根據(jù)不同情況切實分析，取其精義而已。如作者對白居易的“獨善”觀念有很深刻的論述，但當我們分析柳宗元的“獨善”觀念時，發(fā)現(xiàn)其與白氏的觀念內涵基本不同。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問題必須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去解讀，然后歸納綜合。

顧炎武《與人書》曰：“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蔽膶W研究如果專注于吟風月，弄花草，對文學概念之探索只作雕蟲篆刻般的解說，無視歷史傳統(tǒng)人文精神，那就正如顧炎武所批評的那樣了。下定雅弘教授選取的是中唐文學大家，像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在中國思想史上還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闡釋白氏的“獨善”時，始終抓住白氏所具有的“兼濟”的儒家民本思想。這些文學大家不管其仕途的窮達、遇與不遇，都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其源皆出于儒家“民為邦本”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因之，作者的研究在當今世界仍具有積極的現(xiàn)代意義，這是值得贊揚的。本人特向讀者鄭重推薦這本富有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古代文學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