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處女作

處女作，對每一個作家來說，都是難忘的。對于我來說似乎更是如此。

在我的一生中，《高高的苗嶺》這本兒童中篇小說，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起點。今天抽閑再翻讀這本小說，我自己都能感覺到它的稚嫩之處。但是我仍對它有著一份深切的感情，關(guān)于它的一切：校樣、版本，改編的連環(huán)畫本、電影文學劇本，插曲、劇照，電影放映時期的廣告宣傳畫、朝鮮文本……我都保留著，隔開一長段時間，不時還要翻出來再看看。

我忘不了，第一次看到《高高的苗嶺》初校樣時的情景。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9月里的夜晚，我從同學家聊天回來，已是夜半11點鐘，發(fā)現(xiàn)桌上放著責任編輯送來的兩本校樣，我欣喜若狂，倦意頓消。當下守著臺燈，一口氣把它校改完了。翻過最后那一頁，我看了看表，是上海這座大都市的凌晨4時許，我家樓下馬路上的16路頭班車隆隆地開過去了。我相當困乏，但我仍無睡意，還是著了魔似的反復翻閱著那些散發(fā)著油墨香味的校樣，只覺得這些校樣充滿了親切感和誘惑力，好些往事不斷地涌來，我思緒萬千，激動不已。

天，不知不覺地亮了。我凝望窗外，聆聽著蘇州河上隱隱傳來的汽笛和電喇叭聲……我想，讀者一定能體會我當時那種激動得不能自已的心情。哦，在艱難的插隊落戶生活中，我的勞動和追求并沒白費。

我也忘不了，1979年冬天，在上海少年宮里，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施雁冰同志介紹說，這是《高高的苗嶺》的作者，小朋友們蜂擁著向我撲過來時的感人情景……哦，那時我又一次感到，在艱難的插隊落戶生活中，我的勞動和追求并沒白費。

記得是1973年，一年一度的涼秋又來到了貴州的山區(qū)，我插隊落戶的第五個年頭快過去了。一年的農(nóng)事基本上干完了，在貴州山區(qū)的僻靜村寨上，照例有一段農(nóng)閑時節(jié)。我在這段農(nóng)閑時間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學習著寫點東西，我還能怎么樣呢？總不能讓大好的光陰，白白地耗去呀！

為了避開報紙上一再要求的寫現(xiàn)實生活中的階級斗爭、兩條路線斗爭，為了把我感受到的獨特的生活寫出來，我這次寫，得寫一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生活在過去的年代，生活在解放初期。這是我在胡思亂想吧，是在虛構(gòu)吧，解放初期的1950年，我才1歲，我怎能感受那時的生活呢？

我思之再三，覺得不是在胡思亂想，也不是在編“聊齋”——山寨上老百姓愛把好幻想好擺龍門陣稱為編“聊齋”。

在五年的插隊落戶日子里，我時常聽一些老貧農(nóng)告訴我：嗨，現(xiàn)在變多了，工作組喊開會，哨子吹了幾道，人也到不齊。清匪反霸那年頭，工作隊一喊開會，我們窮得穿條單褲兒，打著光腳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歡哪！話是簡簡單單一句，可這句話是個多么清晰的畫面！窮苦人對黨的信賴，對工作隊的信任，對清匪反霸鬧土改的熱心，都顯現(xiàn)出來了。類似的話，我聽得多了，心里對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勢、人情風俗逐漸有了底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