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狐貍庵

驀地看見狐貍庵先生，嚇了我一跳，雖然他出現在電視上。戴一副黑框眼鏡，眼里含著笑，面容卻顯得蒼白，或許因為是四十年前的舊廣告。古人只能吟桃花依舊笑春風，如今則常見畫面依舊，世事皆非，這位狐貍庵先生去世已經十多年。2008年，電視拿出他1972年為雀巢咖啡做的商業(yè)廣告，和當紅演員唐澤壽明合成“第四十年的翻新”，二人都是四十歲，但相差四十年，看著蠻有趣。廣告詞是“明白不一樣的人，狐貍庵先生·遠藤周作”。當年這個廣告使遠藤周作的雅號狐貍庵廣為人知，乃至仙臺等地有酒館也掛出“狐貍庵”招牌，火借風勢，隨筆《狐貍庵閑話》紅透半邊天。不過，本該一臉肅然的純文學作家這樣在電視上放“狐騷”，讓守道的文人把頭搖得像撥浪鼓，嘆人心不古。

遠藤周作有兩張臉，一張嚴肅有余，一張滑稽過火，真是不一樣。兩張臉反差太大，遠遠超過了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與“猛志固常在”，幾乎是一個日本現代文壇之謎。文學史寫到他，列舉的一色是小說，如《海與毒藥》《沉默》《深河》，也就是嚴肅文學，這固然是文學史以小說為正統之故，但附帶說到以《狐貍庵閑話》為代表的隨筆，似乎克制之中也含有畢竟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

筑摩書房出版“現代文學大系”，堀田善衛(wèi)、遠藤周作、阿川弘之、大江健三郎合為一卷。遠藤周作是真名實姓，生于1923年。十二歲受洗，理由是不想讓離婚后信奉天主教的母親傷心。對于他來說，這信仰好似母親讓他穿的西服，長大了覺得不合身，不是袖子長就是褲子短，穿在身上很難受，幾次想脫下來丟掉。他的信仰不是與上帝之間的個人契約，而是和母親的契約。文藝評論家江藤淳獨具慧眼，指出小說《沉默》中遠藤的耶穌“顯然被女性化，幾乎是日本母親似的存在”。終其一生遠藤都是在確認信仰，認識到西服并非全部衣服，日本人穿合體的和服也能不乖離基督的教義。他批判宗教排他性，不否定日本人傳統的對象駁雜的信仰形態(tài)，認為各宗教殊途同歸，以至于神。作為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在日本罕見其匹。關于天主教文學，他這樣定義：“人具有選擇或舍棄上帝的自由，把這種人的自由傾注于文學就是天主教文學。”而文學“以凝視人為第一目的”。

遠藤自幼多病，幸免于當兵。1950年得風氣之先，赴法留學現代天主教文學，兩年余抱病而歸。1959年冬周游歐洲，研究薩德，歸來住院兩年多。1963年，人到四十，喬遷郊外。“這次患病期間，說來難為情，還是凈考慮上帝的事兒了”，結果就著手寫《沉默》。不過，世人先看見的卻是他在沉默中爆發(fā)：把新居的廂房命名為狐貍庵，自號狐貍庵山人或散人，寫起了狐貍庵隨筆（起初在雜志上連載叫《午后聊天》，結集出書時名為《狐貍庵閑話》）。而且，狐貍般的戲謔猶不能盡意，正當全民玩命把GNP搞成世界第二位的時候，他又大寫吊兒郎當，《吊兒郎當生活入門》《吊兒郎當愛情學》《吊兒郎當好奇學》，笑倒日本。狐貍庵？三島由紀夫問他為什么用這么老氣橫秋的名字，遠藤回答：你把筆名叫什么由紀夫，棒小伙兒似的，上了歲數怎么辦？三島拒絕老，一本正經，仿佛人與文如一，趕在老之前自我了斷，永葆四十五歲的形象。傳聞二人都候選過諾貝爾文學獎，遠藤標榜吊兒郎當，像是故意跟小他兩歲的三島作對，對三島的生活方式及形象是一個破壞。

文未必如其人，常常不過是其人把生活加以偽裝，貌似如其文。遠藤寫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就該有一種近乎其人，究竟是哪一種呢？周作，這是很有點載道的名字，大概用它寫小說便板起面孔，嚴肅地探討日本人與基督教的矛盾。日常生活里，據熟知其人的作家和編輯說，遠藤真像老狐貍，對什么事情都好奇，正經談文學時也會突然扯起淡來，津津有味地打聽女演員八卦的真?zhèn)?。他極有表演欲，從小夢想當演員，成名后組織了一個叫樹座的業(yè)余劇團，登臺演出（從劇照看，好像不大有表演才能）。亮出自己的真實一面，甚而漫畫化，不是為證實文如其人，用意何在呢？狐貍庵先生在隨筆《剪報簿》中寫道：

“近代文學之功，其一在于讓我們看見人心理背面的自私自利、虛榮心、無意識及其他種種，但我們的心理背面越來越復雜，難以捕捉，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能相信別人的真實一面了。別人什么樣的善意也會被我們認為那是‘這家伙想讓我覺得他好才干的’，或者習慣于解釋為‘哼，陶醉于美滋滋的自我滿足’。表面的臉后面還有另一張別的二重臉、三重臉在看著。這時我們陷于無力感，似乎自己和他之間沒有‘能互相溝通’的力量。

“我翻開剪報簿，好像相聲里說的這些蠢貨們露出傻傻的真實一面，故而能把握，所以一剎那感到跟那個人能互相溝通的愉悅，不禁一笑。但同時不能不考慮笑的貧弱，我們今天只有用這樣的笑溝通人的途徑嗎？關于這一點，日本的近代文學幾乎不曾給我們什么貢獻?！?/p>

可見，先生要借助笑，和人們溝通。寫《沉默》是認真的，寫《狐貍庵閑話》也是認真的。遠藤在京都嵯峨野建別莊，曾想讓尼姑作家瀨戶內寂聽題名，不叫狐貍庵，而是諧音為孤離庵，在他搞笑的背后浩茫存在的不正是孤獨與寂寞嗎？這種孤寂來自少年時父母不和，他討厭回家，放學后在街上游蕩，從小用淘氣或搞怪來遮掩不愉快的心情。在不大重視宗教的日本，恐怕他作為基督徒也感到孤立無援。

他說：“幽默不是從高處看，從劣等人的視點看東西時才會有幽默?！庇哪驉鹤鲃∫渤Ｊ侨跽邔娬叩奶魬?zhàn)和報復。當然，狐貍庵隨筆寫的生活也并非完全真實，他不是弱者，不是吊兒郎當的懶漢，把自己弄得很滑稽，那是他的人生策略。遠藤還著有一些被稱作輕小說的作品，譬如《我、丟掉的、女人》，介于《沉默》與《狐貍庵閑話》這兩類文學之間。他的嚴肅作品也搞惡作劇，不乏幽默，以至讓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討厭，說他不正經。

遠藤周作卒于1996年，享年七十有三。六十五歲時被評為日本國文化功臣，從那前后不再用狐貍庵的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