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與洋人的交際史

利類思、安文思與《圣教入川記》

關于大西皇帝張獻忠的史料頗多，但正規(guī)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聽途說，良莠不齊。因為絕大多數作者，并沒有親見過張獻忠本人，更沒有置身大西宮廷耳提面命，領教“黃虎”的喜怒無常與歇斯底里。因此，法國傳教士古洛東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記》就凸顯出彌足珍貴的價值。用現在的話說，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關于張獻忠以及大西政權的非虛構之書，并不為過。

梓潼縣七曲山大廟里的張獻忠塑像

《圣教入川記》記錄了利類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經歷，尤以兩人在張獻忠陣營所待兩年多時間的親歷為貴，驚心動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類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島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門，取名利類思，字再可。崇禎十年（1637年）來到內地，在江南傳教兩年后，赴北京助修歷法，1640年入川傳教，創(chuàng)建成都教堂。這是天主教進入巴蜀的源頭，異域的教堂也隨之在天府之國相繼建立。利類思也撰寫有大量的傳講天主教的著作。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達20余種。利類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墓地，位于利瑪竇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諭旨。

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Magallaens，葡萄牙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來華，先住杭州，后入川傳教，崇禎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起義軍再度入川，攻克成都，兩位傳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區(qū)避難，不久即為張獻忠手下所獲，遂在起義軍中為大西政權制造天文儀器，并從事傳教活動。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在西充縣被一箭穿胸斃命，利、安兩人又為清軍所獲，被肅王豪格留在軍營，后隨軍到西安，順治五年（1648年）到達北京，先后受到順治、康熙皇帝的優(yōu)遇，允許他們傳教。豪格死后，利類思和安文思獲得自由，參與天文臺的工作，皇室賜給兩人一座宅院，他們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稱為東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號。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藝，善于制造機械，先后曾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制造過許多儀器，康熙帝稱贊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除了制造機械，他還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一文稱頌中國，后以《中國新志》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利類思創(chuàng)建的北京王府井教堂

王府井天主教堂是北京地區(qū)著名的天主教堂之一，本名圣若瑟堂，又稱東堂，位于王府井商業(yè)街中段東側，堂體占地面積約2387平方米。選自《舊京史照》，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安文思在北京傳教期間著有《張獻忠記》一書，敘述他和利類思在張獻忠大西宮闕當中的經歷和見聞。古洛東所說他在上海見到的耶穌會神父出示的抄本，當即與《張獻忠記》有關。他加以摘錄、編纂、注釋，寫成《圣教入川記》，從而保存了《張獻忠記》的主要內容。由此可見《圣教入川記》的親歷價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賜葬滕公柵欄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區(qū)北營房北街（馬尾溝）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樹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意大利人耶穌會士利類思受東閣大學士劉宇亮之助，入川來到劉宇亮在綿竹的老家傳教。劉宇亮為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屢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1637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劉宇亮短小精悍，善擊劍。居翰林時，常與家僮角逐為樂。性不嗜書，館中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得與。但劉宇亮聲望極大，熱心天主教，在他影響下，利類思在他老家住了8個月。他的家院里，“為利君將中堂裝飾一新，堂中懸救世主及圣母像，設祭臺，上置黃蠟燭臺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鐸常在此處，不獨向各紳宦講論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來游玩者亦為之講道（成都人士從未見經堂，聞風來觀者殊不乏人）。聽者皆樂而忘倦。于是進教者實繁有徒?！?（《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4頁）

四川人民出版社《圣教入川記［附五馬先生紀年］》，古洛東著。明末清初四川早期教會史料

一個被中土內陸省份視為“異物”的宗教，在尚未成為“異端”之前，人們總是報以稀奇、觀望的態(tài)度。利類思隨即在綿竹天官府講經布道，受洗者達30余人，這應該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隨后，利類思再到繁華的成都播撒上帝之愛。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達官顯貴中挑選了30位天主教徒，成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獻王后裔伯多祿（音譯）等人，率領家眷受洗禮。1642年耶穌會士葡萄牙人安文思從杭州來成都協助傳教，保寧、順慶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傳教經堂，四川逐漸成了重要的傳教區(qū)。隨著天主教在四川的傳播，造型特異的教堂也隨之在天府之國相繼建立，讓居住于山區(qū)、覬覦紅塵動向的道觀中人，大為不快。

《圣教入川記》屢屢提及為難天主教的“道黨”，乃是道教教徒。當時成都道教盛行，從教者廣泛，官紳較多。一見洋天主教吸引聽眾，他們立即采取了很多攻擊措施。四川武官閻督系明蜀王府禁衛(wèi)軍統(tǒng)領，皈依天主之后，奮力保護教眾，還在自己家中設立圣母堂，可見當時天主教對于絕望世人的影響之大。

本書里，顯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爭的狹隘立場，遠沒有寬厚仁愛的立場：“道黨種種暴行，攻擊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實，分別首從，將為首滋事三八嚴辦；余皆薄責，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輩，亦受應得之罰。因張獻忠占據蜀川，虐殺僧道，是其顯報也?！?span >（《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13頁）最后一句，不應該是真正得道者說得出口的話。

崇禎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日，張獻忠率領起義軍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記》記錄的張獻忠進入成都城的時間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無路，帶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內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淥也趕緊自殺；四川巡撫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渤、按察副使張繼孟等明朝派駐四川的主要官員因拒不投降，均被農民軍處死。張獻忠分軍肆虐，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區(qū)的州、縣。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農歷冬月十六日，張獻忠據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國，改元大順，稱帝，以成都為西京。

此時，躲避在綿竹縣劉宇亮老家的利類思與安文思，見到了從成都逃出來的教堂執(zhí)事安當先生，聽他講成都屠殺慘狀后，幾乎是面無人色。估計綿竹縣即將成為瓦礫，他們連夜墜城逃跑，來到幾百里之外的雅安天全縣。

鑄造、天象與《天書》

《圣教入川記》沒有交代清楚的是，兩位傳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們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風聞張獻忠雄才大略，“有勇有為，能任國事”；其次，在于曾經擔任成都縣令的吳繼善，已搖身一變，升任大西國的禮部尚書了。這個吳繼善是何許人也？他為什么要推薦兩位司鐸？出身江蘇太倉的吳繼善，乃是寫《圓圓曲》和《綏冠紀略》的著名詩人和歷史學家吳偉業(yè)（梅村）的族兄。崇禎十一年（1638年）進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認識被崇禎重用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吳繼善奉命到成都做縣令，離京前他與湯若望告別，湯請吳給利類思帶了一封書信，吳到成都接印視事后即到圣堂拜謁利類思，“暢談間，殊為相得”，遂成為朋友。

吳繼善向皇帝大力推舉兩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張獻忠早已知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與萬歷皇帝的交往，進呈自鳴鐘、《圣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貢品，加上崇禎皇帝重用教士湯若望，順勢而導之，奇技淫巧，令人腦洞大開。對此，張獻忠也渴望一睹為快。他下令，派遣禮部尚書立即請兩位洋人出山覲見。

見到禮部來人，不得有誤，他們星夜從天全縣趕往成都。當日黃昏，入住成都光祿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們來到蜀王府，見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當時，這兩個人都還算年輕，畢恭畢敬，他們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兩人穿著傳教士的黑袍，胸口掛十字架，手里還捧西文版《圣經》。

一名傳教士自我介紹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穌會士，中文名叫利類思，是意大利人?！?/p>

另一名傳教士也自我介紹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p>

兩人的漢語都說得不錯，為了傳教，他們下過很大的語言功夫。利類思道：“我們在澳門學了兩年的漢語，風聞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們就來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跟洋人留下好印象。再一想，這兩人膽子夠大，能夠進入正在戰(zhàn)亂的內陸積極傳教，可以說是明末時期最有冒險精神的兩名傳教士。他們對傳教的那份執(zhí)念，為了傳教所能做到的犧牲精神，讓久經沙場的張獻忠暗暗稱奇。

胸懷祖國的人，總是渴望放眼世界。張獻忠放低身段：“問泰西各國政事，二位司鐸應對如流。獻忠大悅，待以上賓之禮，請二位司鐸住成都，以便顧問。并令遵己命，同享國福。且許將來輔助教會，國家太平之后，由庫給貲，建修華麗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國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鐸唯唯而退?！?span >（《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20頁）

張獻忠是最求立竿見影的人，不喜歡口惠而實不至。兩位洋人前腳回光祿寺署，他已經派人送來了各色點心、數匹綢緞、60兩白銀，朝袍各兩件。兩人受寵若驚，翌日上朝拜謝。一見洋人沒有穿中國式朝衣朝冠覲見，張獻忠有些不悅，洋人解釋說早已絕世俗榮華，張獻忠對此發(fā)表了一通宏論：“吾固知爾等是傳教司鐸，已絕世榮世爵。吾賜袍之意，是出自愛慕之誠，非有任官賜爵之心。然按中國風氣，凡入朝見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褻瀆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爾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國政治，又是西國學士，吾當屢次請見。若衣素服在王前往來，與朝臣不同，令人詫異，非吾尊敬賢人之心，亦非顧問員之所為也二爾等勿得推卻。”

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話，思維嚴密，滴水不漏，這也成為革命學者們引為張獻忠“智識非凡”的鐵證。

兩位洋人理屈詞窮，只得領受了大西國的重禮——朝服。張獻忠一見，一箭雙雕，目的已經達成，不禁龍心大悅，封洋人為“天學國師”。每人每月獲得10兩銀子的俸祿。這就是說，他們已經是大西國的國師了。

張獻忠經常在金鑾殿求學問道，天文地理，民主選舉，表達出了好學上進的君子勢頭。洋人老實，豈能探之水深。

轉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間，傳統(tǒng)意義上的春節(jié)是指從臘月初八的臘祭一直到請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為高潮。費著《歲華紀麗譜》載，南宋的成都冬至，毫無例外的成為一個宴樂的由頭，當時成都地方長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設宴。

陜西也有冬至吃臘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為隆重。張獻忠決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過一個“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與賓客，“列筵豐美，堪比王家，賓客眾多，難以盡計”；宴會設在“宮內正廳，此廳廣闊，有七十二柱分兩行對立，足壯觀瞻”。這表明此時明蜀王府宮殿雖然經過政權易手，依是蔚為大觀，宏麗雄偉。

張獻忠下令，請兩位洋人升坐。張獻忠首席，閣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張獻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開始，張獻忠噓長問短，首先問及天主教以及傳教事情。他關心的是“西學”，問及算學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張獻忠每每聽完洋人的答復，轉身就與左右辯論，舌燦蓮花，出天文進算數，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他已經頗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認：“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他們暗暗稱奇，進而忘情山呼萬歲：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這一評語，已是一代明主轟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緊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話：“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看起來，反而讓我疑心，寫作者此時飽受刺激，頭腦已不大正常。

張獻忠重用傳教士的動機，首先在于鑄造天象儀、地球儀。這滿足了他極大的好奇心。

西漢時，蜀地奇才落下閎就提出了“渾天說”，是極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論，他認為整個天體渾圓如一個巨大的蛋，天如同蛋殼，而地就像蛋黃。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繞著南北兩極不停地旋轉。其可貴處在于承認宇宙是運動變化的，而且這種運動和變化是有規(guī)律的。他發(fā)明制作了渾天儀，用來證明“渾天說”。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儀器，是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天體觀測儀，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確地標刻在他的儀器上，儀器的轉動，能演示出它們在天空運行的軌跡。在落下閎提出“渾天說”之后一千六百年間，世界上一直沒有其他理論比他的想象說更為正統(tǒng)，地是中心，宇宙圍繞著地球轉。

對此，以革命為職業(yè)的張獻忠并非一竅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張獻忠給兩位天學國師下令：制造天球儀與地球儀。二司鐸接旨，立即繪制設計圖并指揮數十名工匠費時半年用紅銅鑄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邊彭州以及滎經縣、瓦屋山歷來產銅，但他們使用的銅應該不是來自銅礦，而是直接用搶劫而來的銅器皿、佛像熔鑄而成，這與大西國鑄造“大順通寶”和“西王賞功”近似。

大西政權禮部于大順二年五月鑄造的銅印

經歷8個多月的奮戰(zhàn)，兩個銅質儀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須二人圍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環(huán)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國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歷歷可數；經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具備。至于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星官與各度數，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蓖瓿珊螅耙娬吣环Q奇，獻忠尤為稱羨，視若異寶。飭令將天、地球儀排列宮中大殿上，以壯觀瞻。又令厚賞司鐸?！薄矮I忠深贊二司鐸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獨厚愛司鐸，即司鐸之傭人亦均賞賜?！?span >（《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23-24頁）

張獻忠不但睜眼看清了世界，而且還可以伸手撫摸宇宙。他終于發(fā)現“老天”的權力構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尋找上天入地的路徑了。

既然自己擁有了地球與宇宙，已經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論，就是“天言”，匯而成書，就是“天書”。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語錄編為《天書》一冊，“謂此書所言無人得知，惟天子獨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獨能解釋故也。此書多隱語，乃獻忠偽作?！薄短鞎返谋举|是預言之書，預示大西國未來諸事。任乃強先生指出張獻忠“初通文墨”，舉他的幾首順口溜為證，其實，他有意回避了《天書》的寫作，“張獻忠語錄”才是其本體論到方法論的集成。

張獻忠迷信甚深。在我看來，他熱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圖里，看到對于大西國運、個人氣數的預兆。他經常圍繞銅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憂思。他反復摩搓，紅銅越來越紅，突然，發(fā)出沖天血光。

自從擁有了天象儀與地球儀，張獻忠經常站在空曠的壩子里（現在的天府廣場）獨立向天，這分明是屈原“天問”的函授弟子。

某天，他似有所悟，發(fā)出圣旨：自己親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白约悍钌咸熘惶貫橹袊?，且將為普世之帝。隨令百官仰視天空，百官等一無所見。獻忠謂今日天不清朗，故爾等未能見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顯奇異，只令天子獨見，以便將來代天行之。”

由此可見，張獻忠這番話并非向天虛構，他極可能與晚期的洪秀全一樣，陷入了對“天”的極度癡迷與虔信。

天象儀、地球儀存列于皇宮大廳，宛如天外來客，凡人不可靠近。矛與盾一直圍繞著它們旋轉，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場“何以天圓地方”的形而上討論。憂思多日的張獻忠向兩位國師提出了這個終極問題。

洋人詳細闡釋地方天圓之理，并引多方證據：“地球非方形也?！?/p>

久走山路的張獻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線，羊腸小道。他非常詭詐地回答：“地球渾圓之說，吾亦信之。然據中國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國在中央，四方為外國，故名中國，其堅穩(wěn)可知。當有八百年之久長?！边@段話，表明張獻忠并非一無所知，他承認西方的科學知識，但又要維護國粹，問題在于，中國的穩(wěn)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學者說，大西皇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東方文化為世界中心的提倡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早實踐者。

呵呵，各位看官同意嗎？

張獻忠決定舉行一場辯論大會。他命令宮廷太監(jiān)與洋人進行學理駁難。真理，越辯越明嘛。

他突然插話：“外國有無菩薩？”

太監(jiān)們揣測旨意，大肆詆毀天主教。但張獻忠顯然更為宏闊，他不以褻瀆天主之言為意，反而頌揚天主真神。放聲高禱：“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黨，以救二位司鐸，因司鐸所傳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華人民固執(zhí)于惡，未能守之?！睆埆I忠手撫悵然，向司鐸云：“我今亦在教，謹守圣律，若將爾等之長須讓生我之頷下，必能成一善教友，與爾等無異。”這個話，讓洋人大驚。其實是他們沒聽懂。頭發(fā)長，見識短；老龍王，胡子長。張獻忠的意思是洋人見識多，學問淵博，如果他獲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張獻忠重用傳教士的動機，其次在于鑄造大炮。這極大地滿足了他的實用性。

張獻忠從兩個銅球的制作工藝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兩司鐸造一尊紅夷大銅炮。所謂紅夷大炮，乃是荷蘭人發(fā)明，原名叫“荷蘭雷”，因中國人稱荷蘭為紅毛國，故稱為紅夷大炮。

利類思說：“這種大炮的優(yōu)點是炮管長、管壁厚，而且從炮口到炮尾逐漸加粗，符合火藥燃燒時膛壓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處兩側有圓形的炮耳，火炮以此為軸可以調整射角，配合火藥量改變射程。設有準星和照門，依照拋物線來計算彈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發(fā)炮彈可傷人無數。西洋人的海軍橫行海上全靠此炮，我雖多次見過，但未學過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習算術物理，或許可以幫助你們制造。”

安文思承認：“本人沒有學過制造軍火之術。但軍火也是根據物理學原理制造出來的，要認真研究的話應該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準許我們傳教，為了大西國的國運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p>

當時成都尚有遺存的明軍火炮，兩位洋人依葫蘆畫瓢，摸索出紅夷大炮的原理，繪出了圖紙。原來那幫協助鑄造天象儀地球儀的工人已經熟門熟路，按圖施工，先鑄炮管，再造炮彈，最后將炮身裝載在炮車上。兩個月內，紅夷大炮鑄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縣（今彭州）傳來急報：彭縣民眾造反，叛民與南明殘軍聚結于關口（丹景山）、海窩子一帶的山寨，抗稅抗糧，抵抗大西軍。張獻忠決定牛刀小試，讓紅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車輪子大，加上車軸寬，一般道路根本無法通行。張獻忠命令沿途的鄉(xiāng)鎮(zhèn)修運車道，與成都街面同寬，直達彭縣。但兩位洋人畢竟不是軍人，由于沒有造好炮架子，發(fā)射時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費時費力。他們來到了一處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對抗大西政權的一處山坡上的堅固堡壘。因需要仰射，操作更為困難。最終是連炮帶騾子滾落下山溝，這是一次頗為丟臉的科學實驗。但張獻忠沒有重責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盤。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鑄造之外，張獻忠得隴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時講述的“箴言”翻譯為西文，寄往西方傳播，以揚其聰慧。洋人認為這是“諺語”，而且狂?；恼Q。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自古有“語錄”傳統(tǒng)，圣者之言，方為“語錄”。

張獻忠的這一番比熱烈擁抱地球儀還要狂悖的念頭，是依靠如下言論支撐的——

張獻忠說：“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p>

張獻忠又說：“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p>

張獻忠還隨口吟誦：“高山有青松，黃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黃花不如松?！?/p>

……

張獻忠口述完畢，“請洋人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弊⒁?，張獻忠使用了“請”字。這就是說，笛卡爾死于1650年，彌爾頓尚在奮力寫作史詩，如果真的把張獻忠的作品翻譯為西文，他們就是第一批張獻忠“語錄”的西方讀者。再假設一下，如果當時有諾貝爾文學獎，說不定張獻忠依靠“語錄”與《天書》兩本著作，就將首開華人問鼎之先河。

熱衷于天文研究與發(fā)表作品的大西皇帝，畢竟不是意氣書生。突然之間，張獻忠虎目圓睜。

“臉，突然就黃了?！?/p>

他怒不可遏，七竅生煙，人神皆不能當。簇新的宮殿開始搖晃。受到戰(zhàn)事不利消息影響，皇帝憤怒指出：兩個洋人均為奸細。

他們是誰的奸細？李自成的？還是清軍的？又或明軍的呢？

張皇帝目光如炬：“借傳教為名，暗行其私意，偵探中國底蘊，報知外國?！?/p>

這就是說，張獻忠提出了“國際間諜”的嚴重問題。這的確體現出張獻忠的國際視野，非同尋常。兩個洋人雙股戰(zhàn)戰(zhàn)，叩頭作揖，毫無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聽天由命。突然間，皇帝又和顏悅色，一派風和日麗，伸出巨手扶他們起身。

張獻忠的岳父是南京的一個老儒生，從洋人處得到一本利瑪竇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讀狂喜，再三索書，他們又把《天學實義》給了他，也是利瑪竇所著。張獻忠岳父一讀再讀，竟然產生了皈依之心。但張獻忠耳聽八面，知道洋人竟然還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書”，疑心大起。他以為司鐸尚有天文、算學諸書匿而未獻出，遂命令將各書悉數交出，以便檢閱。張獻忠檢閱各書，其中見有巨書一冊，書之第一篇有兩赤身兒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樣。“此乃西國風氣使然，凡學問之書多用圖畫，以醒眉目。獻忠見之，即詢其故。司鐸答以此書所言各事均以圖畫詳明，使人易為理會云云?！?/p>

張獻忠聞之，狂吼云：“真正野蠻！”言完，又索要天文書。

“野蠻”一詞出自張獻忠之口，歷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為什么屠殺四川人？張獻忠對洋人講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書》：“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因天前生孔圣宣傳圣道，早知川人弗從，故生孔圣于東省。而東省人民愛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厭之，并屢降災殃以罰之。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又遣爾等司鐸航海東來，到此四川傳揚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聽。若輩之罪，擢發(fā)難數，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罰之。”（《圣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34頁）

這是一番絕對虛構不了的話，恰在于其滔滔雄辯的殺人邏輯。替天行道，吊罪伐惡。反過來看，張獻忠堅持認為，自己與孔圣人是“同一個戰(zhàn)壕”的。某天，張獻忠正在對科考學子大開殺戒之際，成都的文廟突然起火。張獻忠疑慮，問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們殺這些讀書人哪？”汪兆麟是一踩九頭翹之輩：“不！這是孔圣人告訴我們，四川的文運走到盡頭了?！睆埆I忠哦哦幾聲，撫掌大笑，看來真理在我們一邊。

張獻忠繳獲了一面寶鏡，名曰“千里鏡”。他仰視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鏡”予以照射。大西國官員對此寶鏡的威力深信不疑：“能聞此異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聞者乃無福人也?！蔽夜烙嫞瑥埆I忠應該也使用“千里鏡”獨照過洋人，顯然，他的X光設備透射出了“赤膽忠心”，否則，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宮里的獒犬了。

張獻忠對各類天書具有一種病態(tài)的癡迷，尤其是湯若望的著作，皇帝起早貪黑誦讀不已。

大順三年（1646年）七月，為了北上陜西抗擊南下的清軍，張獻忠決定放棄成都，“盡殺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撲殺之?！彼麑O可望說：“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為人所擒，汝終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tǒng)，未必遽絕，亦天意也。我死，爾急歸明，毋為不義。大西軍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將軍，各率兵十余萬向陜西進發(fā)。九月間，張獻忠率部離開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無法帶走，他下令把皇宮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計，那兩個紅銅儀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p>

駐扎在南充軍營之后，張獻忠似乎并沒有如史家們所鼓吹的那樣全力準備“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宮廷中的天象儀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實在忍不住了，鑒于地球儀、日晷等一并制造費時費力，他必須具備鑒別主次的辯證法。他下令：“勞役兩位司鐸，令造天球一具，與前日在成都宮中所造稍為較小，凡各經星部位須按次排列，趕急造作，不分晝夜，不得有誤?！便~材、制造設備、人工，一時間就調度妥當。在我看來，天象儀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張獻忠急于從中窺視自己的劫數與宿命，窺破天機，從而找到破解之道。

兩位傳教士采取的辦法是，一人在帳篷里讀經，一人去作坊鑄造趕工，輪流工作。好不容易趕制出來，張獻忠叫來了一位中土的堪輿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嚴厲審視這一作品?？拜浵壬仨氾@示自己的門道與精湛法力，他指出，這個天象儀制作完全不對路，甚至沒有顯示太陽赤道，這是故意淆亂國家大運所為。天象儀預示著大西朗朗國運，而大西國眼下出現這么多亂子，顯然是這兩個洋人預以加害昌盛國運吶……張獻忠一聽，怒不可遏，吼聲如雷，但顯然已經不能聲震屋瓦，至多是聲撼帳篷。他終于認定，洋人故意胡亂制作，鬧亂國運，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國，且害己身。判決：將兩個洋司鐸處以極刑?；氐綒⑷松?，他的思維是嚴密的，考慮的是如下幾道身體工藝：時而欲活剮司鐸；時而欲鞭死司鐸；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盡骨消……洋人待在巨大的恐懼里，雙股戰(zhàn)戰(zhàn)，閃電雷霆加身，氣都不敢出了。

但張獻忠大喊：卻慢。姑且留下爾等狗命。

這些事情，一直到兩位司鐸隨軍到達西充縣也未消散?；实哿顑扇司妥≡讷I忠鳳凰山的老營（司令部）附近，說是以便顧問，實是監(jiān)督。這是因為兩位司鐸從在成都開始就在上層人物中發(fā)展信徒，張獻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勸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還有些宮女和軍官等數十人領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憶起鮮衣怒馬時候忽略的細節(jié)，現在一旦回想起來，張獻忠徒生疑心。他的老營附近天天殺人，兩位司鐸“飽受驚惶，坐臥不安”，決定上書陳情，請求讓他們離開部隊，返回澳門?！矮I忠閱書，疑為諷已”，他決定找一個出氣筒。他認定這些上書之舉，出自仆人之計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將其岳丈還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處死，只留下澳門人安當未殺，但須受鞭刑一百……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過：“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边@個道理，飽讀中外典籍的張獻忠，應該懂吧。

這一切，距離那一支飛撲皇帝胸口的利箭，僅有幾個時辰了。他是活到死、學到死的榜樣。

好了。我們就讓那一支利箭，多飛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