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間萬事塞翁馬

在我采訪曹可凡的過程中，他說的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大致的意思是說：“我的一生波折不斷，無數(shù)次幾乎窮途末路的時候，都幸有貴人相助，才能轉(zhuǎn)危為安。所以現(xiàn)在，只要是我能幫上別人的事情，我都會盡力而為幫助對方?！?/p>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曹可凡的人生軌跡是一帆風順的，既不像孟非那樣從社會底層苦苦打拼成名，也不像董卿那樣經(jīng)歷了職業(yè)生涯的大起大落，自1987年主持人大賽出道以來，他一直向上發(fā)展，并且不斷開拓新的領域，獲得更高的成就，這樣的人，究竟還會遇到什么樣的“窮途末路”呢？

隨著交談的不斷深入，我才真正發(fā)現(xiàn)，每一個風光無限的人物，其背后都有著無數(shù)的辛酸與坎坷。通往成功的大道永遠伴隨著亂石與荊棘，而不是燈光與紅毯。

特別對于曹可凡而言，在他讀小學、中學的歲月里，道路的坎坷曲折幾乎伴隨著他的每一次人生選擇。如果說3歲時的“批斗”、小學時的骨折只是轉(zhuǎn)瞬即逝的小小插曲，他在青少年時期經(jīng)歷的困擾，著實要比同齡人多得多。

這種波折，既是那個特殊時代的遺留物，又是家庭環(huán)境的必然，同時也與曹可凡天生的能力特點緊密相關(guān)?？偠灾?，他的少年生活，絕不像歌中唱的那樣“小小少年，很少煩惱，眼望四周陽光照……”

不得不說，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發(fā)展過程中變化最大、最紛繁復雜的二十年。在這段時間中，各種社會變革—新舊政策的交替、社會風向的轉(zhuǎn)變、潮流交替轉(zhuǎn)瞬即逝……反反復復地沖擊著每一個人的生活。

在這其中，有的人在應接不暇的新現(xiàn)象中忙忙碌碌、隨波逐流，有的人在復雜多變的社會思潮中翻江倒海、鉆頭覓縫，也有人被一扇又一扇開了又關(guān)、關(guān)了又開的大門撞得暈頭轉(zhuǎn)向、不知所從。

而對于少年曹可凡來說，他的生活注定不會像其他孩子那樣簡單懵懂。優(yōu)越的家庭條件，能為他提供多過普通孩子的人生選擇；高要求的長輩，向他施加了高過普通孩子的成長壓力。而當這一切遭遇紛繁復雜的時代環(huán)境時，又會產(chǎn)生無數(shù)計劃之外的突發(fā)與變故。

是該讀書，還是學手藝？是學文，還是學理？是出國留學，還是追求藝術(shù)？學習該怎么學，考試該怎么考，考不上大學是去工作還是復讀？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擅長的，什么又是自己適合的……

原本做夢都不敢想的幸運竟會在一日間變?yōu)楝F(xiàn)實，原本以為已經(jīng)牢牢在握的機遇又會在一夜間煙消云散。命運的洪流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不斷轉(zhuǎn)向再轉(zhuǎn)向，早早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漩渦，身處其中的少年曹可凡全然看不清自己的未來究竟在哪一個方向。

然而，幸運的是，每次在“幾乎窮途末路的時候”，都會有“貴人相助，轉(zhuǎn)危為安”。而對于少年曹可凡來說，所謂的“貴人”并不是某個特定的人、某件特定的事，而恰恰是“命運”本身。

無論是在前行的道路上被絆倒，還是被突然關(guān)閉的大門撞破了頭，或許當時的曹可凡被這些突如其來的意外傷得不輕，可回過頭看，每一次的挫折都沒有變成他成功路上的阻礙，反倒成了將他從歧途帶回正路的人生指引。

當我聽著曹可凡細細講述他青少年時代的成長歷程時，我不止一次地感慨，其中的戲劇性簡直比小說里的故事情節(jié)還要曲折；當我將所有的故事整理成線索清晰的文字后，我甚至產(chǎn)生了一種有些迷信的念頭—或許冥冥中自有天意，曹可凡命中注定就是要做主持人的—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命運”幾乎為他排除了所有的其他選項，只留下了唯一的這條最適合他的道路。

若是這樣想來，那他青少年時期所經(jīng)歷的一切挫折、一切苦楚，反倒是成年后最大的福祉、最大的恩惠了。

（一）恢復高考

從小學到中學，我一直都算不上是成績最優(yōu)秀的學生。說好不好，說差不差，始終就是在這樣一個中游水平徘徊?，F(xiàn)在想來，這和我當時比較頑皮、在學習以外花費的時間比較多有關(guān)系。相比起“學霸”們每天努力學習，認真完成作業(yè)，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看電影、看演出、學琵琶、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上，學習只是靠平常的小聰明勉強維持，因此始終處于班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

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整個國家對讀書、學習都不是很重視，雖然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沒有碰到過因為“停課鬧革命”之類的事情，教學秩序始終比較有序，但總體上大家對知識并不重視。那時候，工廠的工人是最“吃香”的，收入殷實、社會地位高、談戀愛找對象也更受歡迎，而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大學生，那是“臭老九”，只有被批判的分兒。

當然，無論社會主流觀念如何判斷，我父親心中的信念還是非常堅定的—終有一天，這個國家會重新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只有學習才能真正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國家的命運。

但即便有這樣的想法又能如何呢？“文革”期間高考被廢止，考大學不看成績看成分，只有出身“又紅又?！钡娜瞬庞锌赡苌洗髮W，像我這種“資本家”的孩子，就算學習成績再好也只有羨慕的分兒。

所以，我的父親才會讓我去學小提琴、學琵琶，掌握一技之長，而不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學校的課程上面。至于學習，那也是必需的，但是所學的內(nèi)容更多的是課堂以外的東西—歷史、文學、藝術(shù)、外語……這些知識都由父親手把手來教我，或是經(jīng)由父母創(chuàng)造條件讓我去體驗、感受，與學校所學的知識、學?？荚嚨膬?nèi)容關(guān)系不大。

1975年，我小學畢業(yè)。和錦園里其他的小朋友一樣，我們的初中幾乎也是就近分配的。我讀書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學，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學校，甚至說，用“普通”來形容，已經(jīng)算是對它的褒揚了。當時學校里，時不時會有學生因為打群架什么的，被送去“工讀學校”。足以見得這個學校的學習氛圍多么淡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看著長輩們歡天喜地的樣子，當時年僅13歲的我并不知道，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會對我們這一代人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

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頓時，我猛然發(fā)現(xiàn)，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一扇原本被鎖得死死的大門忽然打開了，我也可以像父親那樣，享受高等教育了！

這個消息對父親的刺激甚至比我更加巨大。一直以來，父親都希望我能努力讀書，像他一樣考上大學，成為高文化、高學歷、高素質(zhì)的社會棟梁。只是一直苦于所謂“家庭成分”的限制，這樣的“癡心妄想”只能默默藏在心中。而現(xiàn)在，大學之門終于又一次面向所有讀書人平等開放，這種過去想都不敢想的機會，怎能不去爭取，不牢牢抓住呢？

在那之后，父親對我學業(yè)上的要求明顯提高了不少。受此影響，我對待學習的態(tài)度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成績從原本的班級中游提升到了班級前列。然后，在中考的時候，我選擇了一條與錦園多數(shù)小伙伴不同的道路—離開學習了三年的上海市第十八中學，考到了離家較遠的復旦中學。

（二）高中偏科

復旦中學是一所創(chuàng)建于1905年的老牌學校。聽說今年學校正式升格為“市重點中學”，教學質(zhì)量應該比我當年就讀的時候又強了很多。當然，即便是在我上學的時候，它依然是上海老牌的“區(qū)重點中學”，起碼和我初中就讀的十八中學相比，無論是教學質(zhì)量還是學生生源都提升了一大截。

記得當時，我的中考成績還是相當不錯的。我們那一屆總共有11個班，排班順序基本按照中考成績來定—也就是說中考分數(shù)最高的學生在1班，次之的在2班……以此類推。而我，則被分在同樣算是不錯的3班。至于4班之后的成績，就比前三個班有非常明顯的差距了。

但進校時成績好，并不意味著永遠成績好。進了高中之后，我的成績一落千丈，才學了一個學期，成績排名就從原本的前百分之三十掉落到了后百分之三十。

客觀來說，當時成績退步的原因主要有這么幾個。

首先，是學校環(huán)境的變化。初來乍到，對新學校的氛圍總要有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從普通學校到區(qū)重點中學，學校層次的提升也意味著校內(nèi)競爭的加劇，再加上我所在的班級整體水平又在學校平均之上，這么一來，我過去的學習優(yōu)勢蕩然無存。

更主要的，是高中教學內(nèi)容的變化。在初中的時候，我的理科成績并不差，那時候總以為自己遺傳到了父親在學習方面的優(yōu)秀基因，中學這點知識學起來自然是輕輕松松。然而從高中開始，“數(shù)理化”課程的難度一下子提升了許多。這時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自己繼承到的只有父親在語言、文學、藝術(shù)方面的天賦，在理科方面真叫作是“有心無力”。初中的時候理科學得淺，靠仔細和小聰明還能應付，到了高中知識點越來越深、題目越來越難，于是就越來越吃力，越來越跟不上。

看到我這個情況，父親也非常著急。

那時候的父親在廠里從事化學、環(huán)保方面的工作。電鍍車間使用過的水中殘留著大量有毒有害的成分，過去人們不懂，就直接把廢水排進河道，到父親那時逐漸有了環(huán)保的意識，于是工廠自行組織科研力量，研究如何對污水進行處理，以確保排放的污水不會對環(huán)境造成危害。在那時，父親的工作絕對屬于高端的科學研究。

起先，父親也曾經(jīng)嘗試過在理科方面幫我做一些輔導?？墒且膊恢朗歉赣H的教授方法有問題還是我的接受能力有問題，無論怎么教，成績依然不見提升。更要命的是，一次次考試的挫敗使我對學習數(shù)理化興趣全無，甚至產(chǎn)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觸情緒。

盡管父親的學問淵博，可是“高射炮打蚊子”終究產(chǎn)生不了效果，于是父親決定轉(zhuǎn)變策略，從延安中學請了一位數(shù)學老師來給我補課。要知道，當時學生請家教補課之類的情況遠不像現(xiàn)在這般普及，延安中學又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市重點中學，一對一的學習效率顯然比在教室里上大課提升不少。然而，即便是高水平教師的一對一單獨指導，依然沒能“挽回”我那“無可救藥”的數(shù)學成績。

（三）硬著頭皮學理科

久而久之，學校老師也對我的理科學習失去了信心。在他們看來，像我這種學習“蹺腳”的學生，想要考大學那就只有一條路—老師們不止一次地向我以及我父親暗示：其實學校里還有一個文科班呢，你文科那么好，為什么不考慮呢？

對于這個提議，我個人是樂于接受的。在我看來，只要不學物理化學，什么都好。然而，父親卻對老師們的這一建議堅決反對，理由有兩點：

其一，父親認為學文科的人容易“出事兒”。對于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而言，他們見過解放前的戰(zhàn)亂，受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對于“因言獲罪”的事情看得太多。在他們看來，學文科的人大多關(guān)心政治與歷史，這些人受到風波牽連的概率遠高于學習理工科的人。所以，為了我將來的人身安全，父親堅決不允許我去學習“容易闖禍”的文科專業(yè)。

其二，父親認為學文科沒有必要上大學。作為一個學理科的大學生，父親在語言、文學、歷史、音樂方面都有著很高的水平，而這些都是他自學得來的。因此，在他十分傳統(tǒng)的學習觀念中，文科的知識只要自己感興趣，自學都可以學得很好，在大學學習文科完全就是浪費青春。

特別是當時老師們重點推薦的外語專業(yè)。在父親看來，外語就是一個工具，一個用來獲取其他資訊、學習其他知識的基礎工具，專門為了學外語而在大學里攻讀一個學位，是一件極其沒有必要的事情。如果在大學花費四年光陰卻只掌握了一樣工具，那就等于在大學什么都沒有學到—既沒有學到能夠改變世界的知識，也沒有學到可以自食其力的技能。

應該說，當時的中國，持有和父親一樣觀點的知識分子非常多，所以才會有“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說法。也就是在這樣的傳統(tǒng)觀念影響下，學理強于學文，理科生多過文科生的情況在中國各省各級中學持續(xù)了好幾十年，直到近幾年才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在父親的強烈堅持下，我便只能硬著頭皮繼續(xù)學習我完全沒有興趣、完全沒有自信能學好的“數(shù)理化”了。

就這樣，比起我在小學、初中階段自信、愉快、饒有趣味的學習經(jīng)歷，我的高中生活可謂是百無聊賴、苦不堪言。沒有了與小伙伴嬉戲玩耍的趣味，沒有了看演出、看電影的休閑，只有永遠答不對、做不完的數(shù)學題、物理題、化學題，還有來自父母、老師和自己的無形壓力。

當然，到今天再回過頭看當初的選擇，我還是要感謝我的父親。如果沒有那段學理科的經(jīng)歷，且不說我的人生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至少我不太可能做到像現(xiàn)在這樣邏輯清晰、思維縝密，用一個理科生的理性頭腦來“思考人生”。

書讀得不好，考大學的機會渺茫，那時的我，和現(xiàn)在許多學生的心思一樣，總希望能找出一條比讀書、高考更便利的捷徑，以逃開正在不遠處虎視眈眈的高考這座“獨木橋”。

在那個時候，擺在我面前的有兩個選擇。

（四）留學夢碎

第一個選擇是出國。

改革開放之前，出國留學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簡直是一件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到了1981年，一項新的留學政策正式出臺—國家允許個人自費出國留學。頓時，想要出國留學的普通學生也有了夢想成真的可能，特別是像我這樣有著“海外關(guān)系”的家庭，只要海外的親戚擔保，出國讀書的手續(xù)很容易就能辦成。

備注：

新中國的留學制度，從1964年至1981年，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964年，當時的新中國曾經(jīng)公派過一批學生前往歐洲各國留學，計劃培養(yǎng)一批精通外國語言的專門人才，為國家外交工作提供幫助。這批學生的選拔標準非常簡單—家庭出身要“根正苗紅”。至于語言天賦和外語基礎，并不在考慮范圍之內(nèi)。即便如此，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這批學生多數(shù)被急召回國“參加革命”，原本的學習任務全部終止。

“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樣是為了外交需要，國家再度零星選派了幾批學生出國留學。第一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的女兒叢軍，就是在“文革”時期送出去的第一批留學生。當時，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要求，在他們身上還背負著比出國學習更為重大的歷史使命—他們是維系中國與世界交流的紐帶。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國留學的大門才被重新打開。1978年6月，鄧小平同志對留學生問題做出了重要指示：“贊成留學生的數(shù)量增大……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彪S后，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每年都有數(shù)千名學生和學者公派出國留學。

1981年，國務院出臺相關(guān)文件指出：自費出國留學是我國留學工作的組成部分，自費留學是培養(yǎng)人才的一條渠道。自此，自費留學成為中國留學生赴海外學習的另一條重要通道。

解放前，我的祖父曾有意將他的兒子們陸續(xù)送到國外念書。作為長子的父親本應是第一個出去的，卻因為身體抱恙最終未能成行。這件徹底改變了父親命運的舊事，可以說是父親終生的遺憾?，F(xiàn)在國家終于對外開放了，出國的機會再次擺在了眼前。

在這種情況下，把兒子送出國，獲取國外更加優(yōu)秀的教育資源，實現(xiàn)父親當初未能實現(xiàn)的愿望，顯然是父親最大的念想。因此，對于我出國留學的打算，他是舉雙手贊成的。

于我而言，能夠出國讀書更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首先，出國留學不僅意味著我可以獲得更多、更好的教學資源與生活環(huán)境，更能幫助我擺脫痛苦不堪的數(shù)學、物理；其次，英文是我高中時僅有的“拿得出手”的科目之一，以我當時的英語水平，只要稍微沖刺一下，達到出國所需要的標準并非難事—起碼比學好數(shù)學、物理考高考簡單得多。因此，聽到這個消息后，我簡直是發(fā)了瘋般地想要出國，去美國讀書。

在家庭成員統(tǒng)一意見之后，父親立刻開始為我奔波聯(lián)系。當時對我家而言，最大的優(yōu)勢便是我的叔叔在美國定居。于是父親立刻與叔叔聯(lián)絡，希望叔叔能夠做我出國留學的擔保人。

和二叔合影（左三）

對于這樣的請求，叔叔欣然接受。他深知兄長在國內(nèi)遭受的苦難，任何能改善親人生活的事情，他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幫忙，盡自己的一份心意。再說，我是曹家的長子嫡孫，擔保我出國既是父親的請求，也是祖上的心愿，叔叔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

然而，就在我滿心歡喜地以為各項準備一帆風順，出國留學指日可待的時候，事情的進展卻出現(xiàn)了180度的轉(zhuǎn)變—其他親戚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獲得出國的機會，紛紛提出同樣的要求，這著實給我叔叔出了一個大難題。

最終，為了平衡整個家族的關(guān)系，出國的事兒還是“黃”了。出國夢的破碎令我產(chǎn)生了巨大的挫敗感，低落的心情、沮喪的情緒持續(xù)了好久才逐漸平復。

當然，現(xiàn)在看來，命運的這番戲弄反倒是將我?guī)狭肆硪粭l更加光明的大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十多年前，我去美國的時候，還特地和叔叔說：幸好那時沒去成美國，要不然現(xiàn)在過得肯定還不如在國內(nèi)呢。叔叔也覺得非常欣慰。他說，每次在中文報紙上看到我的消息時，都覺得特別高興。在他那里，還保存著一張刊有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訪華時期與我合影的英文版報紙。他常常會想，當初沒擔保我出來還真是“錯進錯出”，為曹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與譯制片結(jié)緣

第一個選擇沒能成功，我只得把逃避高考的希望寄托于另一個可能的選擇，而且這個選擇，既是我一生的愛好，更和我現(xiàn)在從事的職業(yè)有點兒關(guān)系，那就是當配音演員。

我從小聲音就很洪亮。小時候我就是大塊頭兒、大嗓門，再加上因為遺傳到了父親在語言方面的天賦，我的普通話在上海人當中也算是相當標準的。因此，我從中學開始就一直有一個特別的興趣愛好—讀報紙，或是跟著廣播念新聞。

老師發(fā)現(xiàn)我在這方面有特長，也非常支持?！拔母铩睍r期上課經(jīng)常要讀《毛選》、讀語錄，我總是老師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文革”結(jié)束，《毛選》不讀了，那就讓我領讀語文課文、晨讀。總之只要是張嘴的工作，我都是班里的不二人選。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相繼去世。那段時間，廣播里循環(huán)不斷地播放由夏青、陳醇這些老一輩播音藝術(shù)家們播報的訃告、悼詞、治喪委員會名單等。那時的我年僅13，在沉痛哀悼之余也會有意識地對照著報紙，跟著廣播里播音員的播報一起讀。

那個時候，夏青老師、陳醇老師都是我的偶像，我就像是一個小追星族一樣，瘋狂迷戀他們的聲音，不但喜歡，而且還模仿，反復推敲，拿捏兩位老師的發(fā)聲、吐字方法，播報時的風格技巧，時間長了，也算是模仿得頗有幾分相似。特別是學夏青老師的聲音，那時的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