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習慣

夏天到了，我的閱讀習慣不得不有所改變，因為不斷在旅行。今年在跨洋飛機上驚詫地發(fā)現(xiàn)幾年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庫切的小說《恥》原來如此可讀，與他的早期作品《等待野蠻人》完全不同。庫切以善于描寫沉重的話題著稱。這部小說也毫不例外，描寫的是廢棄了種族歧視的新南非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嚴肅的社會問題就是性別歧視。主角大衛(wèi)·盧瑞是一位英語系的教授，因為與女學生有染而被學校勒令公開道歉。他無法忍受這一恥辱憤而辭職，然而等待他的卻是更大的恥辱，他的女兒被打劫而且遭遇強奸。幕后策劃這一慘劇的正是女兒的黑人鄰居彼特爾斯。如何訴諸法律？而正義又何在？庫切的勇敢在于他敢于挑戰(zhàn)體制。新南非表面平等的自由主義體制在他看來并無法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不平等的問題，白人在政治經(jīng)濟上的特權并不能靠幾個受過壓迫的黑人個體通過暴力得以削弱，財產(chǎn)上的不平等更不能通過買賣女人來得到彌補。庫切講的是超越社會體制的問題。他強迫讀者反思一些西方社會的最根本的觀念，比如平等、獨立，以及私有財產(chǎn)，等等。

本來毫不期待這樣一部嚴肅小說成為飛機上的休閑讀物，但是我一拿起來就放不下了。大衛(wèi)·盧瑞這個人物既可愛又可憐，作者又是那么不動聲色，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已經(jīng)從他的角度來看問題了。突然間暴力發(fā)生了，才覺得這個人的視角是那么有問題，可那時候已經(jīng)義無反顧地愛上他了。我在想，如果庫切寫的不是這樣重大的話題，而是毫不重要的瑣事，大概也能夠產(chǎn)生同樣的效果。語言好像是一個帷帳，把現(xiàn)實的世界隔在外面，里面的風景完全不同。

我雖然很喜歡這樣的閱讀體驗，但也知道邊走邊讀的時候，是不可以強求某一個固定的閱讀模式的。國內國外的不同，并不只是文化文本的不同，而且是人們對文本的體驗方式完全不同。就好像西方流行的東西不一定與東方的一樣。

中國文化的特點并不十分強調把某個人的視角發(fā)展到極點，這就決定了中國文本給予我們的閱讀經(jīng)驗經(jīng)常不具有私密性。曾有一本流行書《八十年代》，從形式到內容都在強調表演性和對話性，八十年代的風格好像就是動不動就能湊在一起玩兒。好像大家都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大段大段的思想，必須要找個人發(fā)泄出來。讀書是一種集體活動。由這本書引起的一系列回憶文章無一不涉及八十年代種種的集會活動，最有名的是趙越勝的沙龍，還有文藝批評家李陀和幾位作家之間極其不拘一格的交流方式，大半夜可以上門借書，經(jīng)常徹夜長談。真不知道他們的家人當時作何反應。

訪談錄實際上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品，作者可以掌控的空間是要與被訪人共享的，被訪人又不是小說里的人物，隨便你去塑造。因此這個形式表演性極強，好像有點像現(xiàn)在電視上的天才秀，雖然電視節(jié)目對于格式的規(guī)定非常嚴格，訪談當然要隨意得多。

我在想，懷念八十年代的人，是不是就是在緬懷某一種集體文化？雖然說這種集體文化當時已經(jīng)十分個性化。我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就是這樣的，雖然無緣被接納進這一集體文化，但是有幸在邊緣晃著，跟著不少人鬧哄哄地找地兒吃飯，喝咖啡。